从历史上看，从最薄弱处撕开缺口，几乎是索罗斯的一大特长。早在20世纪60年代末索罗斯在美国纽约F.M.梅尔公司工作时，就利用自己的特长，发明了一种新的交易方式。

读者知道，此前索罗斯在英国伦敦混得并不好，但这段经历使得他对欧洲金融市场十分熟悉；而当他到了美国纽约后，发现纽约市场上这样的人才极其匮乏，所以索罗斯原来的那些经验就成了他与同行相比非常有用的竞争优势。索罗斯是在同事介绍下，于1956年6月来到纽约的。在纽约梅尔公司科恩的帮助下，他根据公司实际情况和自己的特长，提出了一种“认股权凭证交易市场”的操作方式。这是他的特长，却是别人的弱点。

在当时，认股权交易并不热门，因为认股权凭证的价值并不为人所知。所以索罗斯发明了这种交易方式后，主动权多半掌握在自己手里。

当时加拿大有一家名叫北班铀矿（Northspan　Uranium）的公司，想筹集资金开发新矿，所以发行了一种可转换认股权债券。

索罗斯想，可转换认股权债券在经过一段时间后就可以转换成公司股票了，如果能想方设法把债券卖给客户，客户再交换一种凭证、保证在转换期间交出股票，这样让债券和认股权分开进行交易，就能形成一个认股权凭证交易市场。

索罗斯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当时他认识一位在大券商贝尔·史蒂恩斯（Bear　Stearns）公司套利部门工作的交易员、28岁的格林伯格（AlanC.Greenberg），两人经常通过专线电话讨论构想。如果构想也得到格林伯格的赞同，两家公司就一起买进、共同操作。

在这段时间里，索罗斯除了吃饭睡觉，整天考虑的就是这件事，为公司赚了不少钱。而这位格林伯格，后来一直做到该公司执行长。

接下来，索罗斯又发明了一种从市场薄弱之处开拓经济增长点的渠道——建立海外套头交易投资，排斥美国客户（这时候的索罗斯已经是美国公民了，但他个人例外，即他是可以作为其中一员的）。

具体地说，就是把美国人这时候普遍流行的套头交易投资用在海外投资中。由于这是一项开拓性工作，所以非常具有冒险性。也就是说，如果试验失败，索罗斯在这个行业里就可能永远抬不起头来，也就意味着他的职业生涯会被提前结束。

但本书前面多次提到，索罗斯小时候的经历决定了他喜欢这种冒险行为，无疑，这次他又取得了成功。从人才学角度看，这是胆商在起作用。

索罗斯在回忆当时的情形时面带微笑地说：“在20世纪60年代初，人们对欧洲证券市场一无所知。所以，我得把我所想得到的利润寄希望于我所紧随的欧洲公司，这真是瞎子给盲人带路。”听听看，这是不是很有点像中国人常说的“瞎猫捉到一只死老鼠”？既自谦，又自豪。

从索罗斯发动的亚洲金融危机看，最早是从泰国开始的。这泰国在索罗斯眼里就是打开东南亚市场的薄弱点，事后证明他是对的。

1992年，泰国政府义无反顾地对外国资本开放金融市场，结果引来国际游资纷纷以低利率的美元贷款形式进入泰国。

泰国金融业一看有这么多低息贷款进入，转手之间，就把它们以年息30%的价格贷给房地产市场，很快就推高了泰国房地产业的经济泡沫。随着泰国房地产业的盲目发展、供求关系严重失衡，很快就又出现了泡沫破灭，许多银行贷款根本无法收回，金融资产质量严重下降。

在这样的背景下，索罗斯向部下明确发出“国防动员令”：泰国正在玩火自焚，随时准备出击。

1997年6月，索罗斯明确指示开始抛售美国国债，目的是要筹集资金，准备向泰国泰铢发动猛烈攻击。

现在回过头来看，索罗斯手下的量子基金正是在那个时候达到了最大的规模，投机活动也达到顶峰阶段。

再看1994年索罗斯对墨西哥比索发起攻击，也是因为他看准墨西哥此前的经济增长是建立在过于依赖中短期外资贷款基础之上、不堪一击的。

具体情况是：过去的墨西哥比较穷，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全球投资热潮中，它非常想借助于自己位于美国南部这样一个优越地理位置，顺道发展经济，于是分别与美国、加拿大签订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该协定于1994年开始生效。

墨西哥政府希望这一协定能够促进国内经济发展并没有错，但由于宣传过了头，让国内民众觉得墨西哥很快就要成为发达国家似的，这反而引起了国内的强烈不满，认为墨西哥在这个协定中的付出大于所得，不划算；并且更严重的是，从此以后墨西哥将融入全球经济，受美国的牵制太大。

伴随着这种思潮，墨西哥国内民主运动风起云涌，总统候选人遇刺身亡，墨西哥政府本来还想宣布货币贬值的，这时候更不敢了。由于经济开放后外资大量涌入，墨西哥国内发生严重通货膨胀，墨西哥货币比索汇率高估，所以不得不用美元来支付外债，但这种局面不可能一直维持下去。

1994年12月20日，面对庞大的外资流出、外贸逆差、外汇储备大幅度下降，墨西哥政府不得不宣布比索兑美元汇率的浮动幅度扩大到15%。而实际上，这就意味着比索立刻贬值15%！

但显而易见的是，这时候的这种贬值措施已经太晚了。一方面是墨西哥的外汇储备已经没有了，另一方面是墨西哥的外债都是以美元计价的，一旦外资撤退必将造成惨重损失。

事实正是这样，比索与美元挂钩的当天就下跌25%，学术界称之为“比索危机”。

这一切被索罗斯看得一清二楚。早有准备的索罗斯对此发起了猛烈攻击，墨西哥不得不仓促应战，原来的一点外汇储备很快就被消耗一空，于12月22日不得不放弃与美元的汇率连动，实行自由浮动。

汇率自由浮动的结果是什么？很容易想到，原来被高估了的汇率迅速下跌，在墨西哥国内造成比索贬值和股市崩溃，索罗斯的量子基金把墨西哥逼到几户要砸锅卖铁的地步，它自己却因此获得巨额投资回报。

不用说，表面上看这是索罗斯在乘人之危，而实际上墨西哥危机的真正原因是比索贬值——是经济改革开放步伐太快、经济结构失衡、经济发展过分依赖外部资金流入、政府决策失误、政局不稳综合造成的结果。

资料表明，墨西哥危机造成的损失是GDP下跌6.9%，失业率从3.2%上升到6.6%，经济损失至少450亿美元，10年来的改革成果基本被抹平。

历史不会重复，但往往会有惊人的相似。1994年墨西哥的这一幕，很快就出现在东南亚国家和地区，尤其是其中的泰国、马来西亚、韩国等国。这些国家长期依赖中短期外资贷款来维持国际收支平衡，汇率偏高，并且基本上维持与美元或以美元为代表的一揽子货币。

这种固定汇率或联系汇率，实际上就等于向国际游资宣布：你们如果进来进行炒作，必将会得到预期结果。不用说，国际游资最喜欢攻击这样的国家及其货币了。在这其中，索罗斯的量子基的金表现得最为抢眼。

1997年7月24日，泰铢兑美元的汇率就已经下降到32.5∶1，创下历史新低。

在完成了对泰国泰铢的攻击后，索罗斯又把目光瞄准东南亚最大的国家印度尼西亚的货币印尼盾。印尼盾大幅度贬值，使得印尼国内出现了抢购美元狂潮，并且从1997年7月21日以后汇率大幅度下跌，同样创出了历史新低。

连克两城，索罗斯感到意犹未尽。因为他很清楚，既然形势已经发展到这一步，那么这场战火就必定会从泰国、印度尼西亚蔓延到其它国家。因为这些国家的金融市场不但具有紧密联系，而且颇具同质性。只要一鼓作气，就可以不断扩大战果，把战火烧遍东南亚。

在这样的背景下，索罗斯首先从受泰铢贬值造成多米诺效应冲击最大的菲律宾、缅甸、马来西亚等国货币开刀，同时不放弃继续对泰国、印度尼西亚的战场打扫。

归根到底，无论一个企业、地区、国家，如果经济发展根基可靠，抵御这种金融风暴的冲击能力就会显示出“我自岿然不动”来。

这方面比较典型的是香港李嘉诚的和记黄埔企业。要知道，和记黄埔公司在香港股市总市值中所占份额高达十分之一，就在1997年10月21日索罗斯拼命进攻港元、香港股市遭受有史以来最严重的打击，香港恒生指数猛跌23.34%、总市值在4天内贬值近四分之一的情况下，和记黄埔公司依然没有受到太大冲击，并且在金融危机过去后还不断创造出惊人业绩来。以至于五年后的2002年，该公司发言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还特别建议大家去读一读1997年末李嘉诚在该公司周年晚宴上的致词，说，“所有奥秘即在其中”。

那么，这“其中”又在哪里呢？这就是李嘉诚在致词中所说的：“过去几个月来亚洲发生的金融风暴是史无前例的，但集团根基良好、稳健，业务多元化、国际化，所以与其他一般公司相比，影响较为轻微。”

意思是说，和记黄埔公司之所以受冲击较小，最重要的因素是李嘉诚一贯奉行的“发展中不忘稳健，稳健中不忘发展”的经营之道。

举个例子来说，欧洲几大电信巨头包括英国电信、法国电信、德国电信当时都因为购买3G牌照而负债累累，与它们相比，实力更逊一筹的和记黄埔公司也参与购买3G牌照，就遭到许多非议，被认为是一种冒险。

可是这些人不知道，和记黄埔公司与前者相比不同之处在于，前者都是用银行借贷来购买3G牌照的，可是和记黄埔公司却完全是利用出售2G业务的资金来支持3G业务发展，两者之间有着本质区别。

具体地说，和记黄埔公司用当时出手Orange换回的1000多亿港元资金，足可以买下全球所有3G业务，包括执照费、设备费、利息、开拓消费群体等费用。而现在它只需要用到这总费用中的一部分，又哪里来的风险呢？与前面的几大电信巨头相比，这完全是两码事，而且具有绝对竞争优势。所以任凭金融危机冲击，净资产不会受到真正的损失。

有了这种稳健经营策略，该公司的业务多元化和外向型在索罗斯冲击港元的背景下，就被降到了最小损害的程度。因为港元交易在和记黄埔公司中所占比重并不大，索罗斯冲击港元对它的影响当然也就大大降低了。

1997年时和记黄埔公司的海外业务营业额在总营业额中占39%、海外业务盈利占总盈利的31%。尤其是在亚洲金融危机刚刚过去后的1999年，该公司由于在出售Orange方面的经典操作，当年海外业务盈利占整个集团总盈利的比重高达97%，在当年全球所有单一企业中盈利额最高。直到现在，这个比例仍然在60%左右。

庞大的海外业务，使得和记黄埔公司在亚洲金融危机中实际上处于风暴眼之外，当然受影响就小了。

这也给我们一种启发：经济国际化能够有效抵挡国际游资和金融危机的冲击；越是闭关自守，就越经不起冲击。

再来看和记黄埔公司的五大核心产业中，只有电讯业属于所谓的新经济类型，其他四大产业都属于传统业务；并且，该公司在1989年时就已经很清晰地勾勒出了五大核心业务。在这其中，电讯业是该公司净资产和推动股价上升最快的部分，港口及相关业务、地产及酒店、零售及制造、能源及基建则在抗击金融风暴时基本上不受影响，这样也就大大增强了整个公司股票的抗跌能力。

具体地说是，1994年该集团和记黄埔港口公司成立后，很快就在全球经营30个港口，营业额占集团总营业额的17%。在索罗斯的冲击下，香港楼市缩水一半以上，和记黄埔的地产和电讯资产缩水也达200亿港元，但由于和记黄埔公司的港口业务和零售制造业务稳住了阵脚，所以始终能够确保整个集团公司有盈利。

索罗斯2009年6月访问中国时在接受中央电视台记者采访时说，2008年他攻击港元时之所以没能取得成功，是因为香港政府的做法很对。10多年过去后再回过头来看，他的做法并没有错，也没有什么值得内疚的地方，因为这是市场功能决定的。也就是说，他没有“斗得过”市场。

没有“斗得过”市场是什么意思？说穿了还是最通俗的“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如果一个市场、一个国家、一种主权货币没有“薄弱”之处，或者“薄弱”之处不够“薄弱”，就不怕受到外力来攻击。

例如，这几年全球清洁技术行业发展很快，各种风险投资纷纷关注该领域，索罗斯也非常看好这一点，这是不是说明这个行业是未来的“薄弱之处”呢？2009年9月索罗斯在哥本哈根参加联合国第四次气候变化谈判会议时公开表示，他将投入10亿美元用于清洁能源技术。他说，“这次的投资会十分谨慎，不仅要取得盈利，还要力争解决全球环境问题。”或许，这又是这条金融大鳄从中嗅到了什么？

怎样从薄弱之处撕开投资缺口？索罗斯的经验主要有：

一是抓住“最佳和最差”两头

投资有各种方法，索罗斯喜欢从宏观经济、社会分析出发，在全球范围内对某个行业或企业的“两头”进行投资。

通常的做法是，他会在某个行业中选择一家最优秀的企业和最糟糕的企业进行投资，忽略其它企业。虽然从表面上看这是一种典型的“套头”行为，可是索罗斯的本意不在于套头，而是发自内心地相信这两种股票都会有较好的业绩表现——最优秀的企业当然会因为其经营业绩好，给股东创造不菲的回报；可是最糟糕的企业一旦浪子回头，其业绩增长速度也是非常惊人的，索罗斯要赌的正是这种“浪子回头”。

全球对冲基金行业中的领先出版物《阿尔法》杂志，每年会在全球范围内评选“年度最赚钱十大对冲基金经理”榜单，索罗斯及其索罗斯基金管理公司以年收入29亿美元位居2007年第二位，主要依靠的就是这种投资方法。

二是专门投资不稳定状态

索罗斯认为，投资市场上永远存在着不稳定状态，只有在这种不稳定状态中抓住时机买入卖出，才能获得高于平均水平的获利回报。

而对这种时机的把握，关键在于寻找超出投资者预期的市场发展趋势，在超越投资者预期的时候进行操作，在这种预期与现实差距缩小（势态得到控制）的时候（金融市场上称之为“盛衰”现象）收手不干。

普通投资者对此可以理解为，市场越是波动就越意味着存在机会；当市场波澜不惊时，就暂时休息。这和现实中的表现是一致的。

三是选对投资工具

不同的人应当选择不同的投资工具，索罗斯的工具就是对冲基金。对冲基金是所有投资工具中盈利率最高的，当然投资风险也最大，并不适合所有人，甚至并不适合绝大多数人，但却是索罗斯的最好选择。

因为索罗斯惯于精准判断市场趋势，并且具有良好的心理素质。就好比说，什么大风大浪都过来了，也就很好地具备了驾驭期权、期货、掉期等金融衍生产品的本领。尤其是对冲基金可以在多头和空头两面下注，更让喜欢追求刺激的索罗斯们如鱼得水，畅游其间。

四是恰如其分地选择杠杆率

对冲基金主要是利用杠杆作用来扩大投资收益的；当然，与此同时也会相应增加投资风险。收益大皆大欢喜，风险大则要竭力避免。在这个过程中，如何恰当选择杠杆比率是一门高深学问。

索罗斯在利用杠杆率的时候有一个最大好处，那就是不受束缚，因为它是私募基金，这是他在股市中能够快速进出的主要原因之一。

当然，这时候对基金操盘手的胆量和坚韧毅力是一个极大考验。因为既要确保投资获利，又要在投资杠杆上保持平衡，确实需要高超的技巧和自信，特别是做空股市的时候。而这正是索罗斯擅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