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信息之于投资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而任何信息及其传播都是不对称的，谁要是能抓住其中的主动权，谁就能确保投资盈利万无一失。

深知信息重要性的索罗斯，为了达到投资安全的目的，对信息的掌握可谓具体入微。众所周知，他1994年9月就向我国海南航空股份有限公司投资2500万美元，从而成为该公司第一大股东。虽然他直到2005年10月15日才第一次踏上海南岛，为海南航空公司组建我国第四大航空公司大新华航空再次注资2500万美元，但实际上，索罗斯的航空顾问罗纳德·德莱克（Ronald　Drake）每年都会来海南一趟实地考察经营情况；而海南航空公司则每个月都要向他做一次书面汇报。这次索罗斯亲自来海南航空公司实地考察，他更要求所有人要用英文与他交流，他听得还相当认真，不时地会做些记录。由此可见，他对这样的“小投资”也不是漫不经心的。

这种认真和严谨，全球都看得很清楚。就在2004年初外界对海南航空公司负债率、资金链颇多质疑时，一看到2004年1月30日索罗斯拥有的1.08亿股非上市外资股允许在沪市B股流通时并没有立刻套现，几乎所有人都吃了一颗定心丸：索罗斯对海南航空公司的内部信息掌握得最多，至少这时候的索罗斯是看好海南航空的！当天，海南航空B股应声涨停。

那么，索罗斯又是如何掌握海南航空公司信息的呢？除了上面所述以外，还可以从另一角度来说明问题。该公司1989年成立之初只有省政府拨给的1000万元人民币，等到两年后几经周折拿到航空运输经营许可证时，这些钱差不多已用光了。1993年该公司完成股份制改造，成为国内首家股份制民航企业。为了解决资金问题，该公司1994年到1995年间10次奔赴美国华尔街，与索罗斯控股的美国航空投资有限公司谈判。

为了让对方放心，该公司重金聘请全球著名的中信永道会计师事务所编制财务报表，把所有涉外合同交给美国一家大型律师事务所把关，并且聘请美国最权威的民航业评估机构进行评估，然后安排美国航空投资有限公司专家组在海南进行两个多月的经营和财务考察。最终，美国民航业评估机构认为海南航空公司很有发展前途，值得投资；而美国航空投资有限公司也认为，这是一家可以信赖的合作伙伴。

正是有了这样的基础，美国航空投资有限公司才于1995年9月27日与海南航空公司签署合同，以每股0.2449美元的价格认购总股本25%的股份，这已经是我国政府允许外资参股民航业的上限了。

也正是有了这样的基础，索罗斯控股的美国航空投资有限公司虽然是第一股东，可是在公司董事会的9个席位中一直只占2个，并且没有介入海南航空公司的日常经营管理，只负责每年参与分红就放心了；并且，公司董事长和总裁也由中方担任。

一向善于抓住信息不对称漏洞的索罗斯，正因为在与海南航空公司的合作中完全掌握信息主动权，所以表现得非常“乖”。

当然，海南航空公司给索罗斯的回报也绝对不薄。从1995年到2005年这10年间的数据看，包括现金和红股在内，年综合投资回报率超过30%；更不用说，索罗斯还可以从中得到更加可观的资本收益了！

在信息市场不对称中掌握主动权，这样的优势并不是从天而降的，而是索罗斯勤奋学习的结果。

例如，1973年索罗斯和罗杰斯组建索罗斯基金时，索罗斯比罗杰斯大12岁，按照中国人的说法，两人都属马，并且正好相差一圈。

当时，公司里订阅了30多种杂志和报纸，收集了1500多家美国和外国公司的金融财务记录。他们的主要工作就是每天要研究二三十份财务年报，从中寻找投资信息，尤其注重从杂志封面上寻找有价值的信息和内容。一旦发现投资机会，两人就一起商量，如果意见一致马上就行动；如果意见不一，就立刻放弃。

与此同时，他们与美国国内的几百家企业、国外的上千家企业有业务往来，平时关心的话题也不仅仅局限于投资方面，还包括社会价值和文化价值方面，所以他们掌握的信息要比其他投资者包括基金公司多得多，很容易获知别人看不到的内部行情和潜在信息。

罗杰斯事后回忆说：“如果我们的意见出现冲突的话，我们便不会贸然行动。当然有时也会有例外发生。如果某一项计划谁特别想去做的话，便可以行动。在交易完成的时候对与错就自然分出来了。然后我们会总结一些经验会达成一致的看法。但是通常情况下我们都有着独立的思考，不然的话情况会比较的糟糕。”

这种独立思考也是在信息不对称中掌握主动权的主要途径之一，另外它能更加全面、客观、辩证地掌握信息，带来切切实实的投资利益。因为如此这般一段时间下来，回过头来就能很清晰地看出原来的哪些决策是正确的、哪些决策是失误的。但毋庸置疑，这种双方的独立思考也是后来两人分道扬镳的原因之一，因为意见无法统一。

不过话说回来，在索罗斯和罗杰斯合作的10年中，没有哪一年是失败的，他们成为美国华尔街上的“梦幻组合”。为此，1975年5月28日《华尔街日报》头版头条还重点报道他们两人的事迹，文章这样写道：“在过去的这些年里，在购买股票方面，索罗斯和罗杰斯这对黄金搭档表现出了过人之处，他们在股票不受大众青睐的时候买入，而在股票涨到高点时卖出。他们一般不理会共同基金、银行信托部以及其他机构投资者普遍持有的股票，除非进行卖空交易！”

索罗斯和罗杰斯为什么会“不理会”主流观点呢？说穿了就是因为他们通过阅读掌握了更多的有用信息，在投资中掌握着主动权。这一点，几乎是所有顶尖投资者的共同秘诀。沃伦·巴菲特、彼得·林奇等投资大师，无一不是如此。

由于掌握了不对称信息中的有利一面，所以索罗斯最喜欢寻找市场规则漏洞，也能够找到市场规则漏洞；一旦找到，就从中撕开缺口。毫无疑问，任何市场规则都有漏洞，哪怕法律再健全，在监管机构方面也会有漏洞的，只要做个有心人就能做到这一点。因为完备的法律是一回事，法律监管机构是否愿意尽心尽力去监管又是一回事，更不用说监管效果了。

从全球发展趋势看，通过这次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西方国家进一步加强了市场监管，尤其是对对冲基金的监控比过去任何时候都严格，这就使得全球对冲基金开始纷纷从西方发达国家迁移到新加坡、香港这两大亚洲金融中心。

专家预测，2011年至2012年内，亚洲资产管理公司的基金资产规模（不包括日本）增长速度将达到70%，全球有一半以上的基金公司资产规模会加速增长。

正如法国EDHEC风险和资产管理研究中心主管Lionel　Martellini所说，在欧洲加强了对对冲基金的审查后，德国和法国的对冲基金颇为灰溜溜的。虽然这次全球金融危机是美国引起的，可是德国和法国各界也对他们的这个行业颇多指责，使得它们纷纷想外流。而对冲基金管理公司Man　Investments亚太地区董事总经理Tim　Rainsford表示，全球各国对新兴市场关注度的日益提升，客观上在推动对冲基金转移到亚洲方面起关键作用。

这两方面一推一拉能看到，全球资本流动的方向是亚洲；全球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中国以及亚洲货币对全球贸易的日益重要性，都在吸引着它们奔赴亚洲来冒险。

作为对全球政治、经济形势了如指掌的索罗斯，对这些又岂能体会不深？所以这时候，索罗斯利用他的信息优势精准判断市场是很自然的，2010年他在香港设立办事机构，就可以看作是对上述信息利用的最好诠释。

从过去的经历看，索罗斯紧紧抓住金融市场信息不对称弱点，牢牢地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里，是一大重要特点和秘诀。

信息战在任何战争中都至关重要。缺乏及时有效的信息沟通，就会两眼一抹黑，任人挨打。索罗斯深知这个道理，并把它用得滚瓜烂熟。

具体到金融攻击来看。金融系统在经济系统中的特殊性，决定了金融系统运作主要是靠资金流动。在正常情况下，富余的资金应当从储户经过银行流向生产性投资领域。虽然其中也会有一些非流动因素在内，并且保持多元平衡，但这是主流。也就是说，从整个社会来看，多余的钱应当主要流向生产领域，而不是其他如投机领域。否则，这种金融体系（经济体系）必定要出问题。

不用说，在这种正常流动过程中，银行之所以会赚钱，主要也是利用的信息不对称。也就是说，流出资金的一方（储户）与吸纳资金的一方（企业）双方信息是不对称的，否则它们双方就有可能会跳过银行中介直接进行交易。这种信息不对称有可能会导致道德风险，或逆向选择，但总体来说是可以控制并允许存在的。如果双方信息完全对称，银行的运作空间也就被大大压缩了。

而现在，引爆金融危机的原理也正是在这里。从某种意义上说，金融危机爆发的主要原因之一，就在于这种道德危机和逆向选择严重到一定程度，单靠金融体系本身已经无法解决；或者说，全社会的富余资金已经无法正常流到生产领域继续创造价值了，这时候问题就来了。

这种问题的恶化，可以从金融资产负债表上得到表现。从历史上看，每一次金融危机爆发前，相关国家中央银行的金融负债状况都很不好看，具体表现为国家信用扩张速度远远超过GDP增长速度。这说明，这个国家和地区的信贷规模扩张出现了畸形增长；而这种畸形增长必然会因为信贷规模增长速度过快产生风险，留下将来造成贷款损失的隐患。

而进一步探讨这些国家信用扩张速度加快的原因，又主要是两方面：一方面是实行金融自由化，导致国外资本流入规模猛增；另一方面是，这些资金流入后一定要寻找出处，所以国内相应地会放松利率管制和借款类型限制，也就是说，本来属于正常的金融管制放松了。两者结合，在信息不对称的背景下很容易出问题，也很容易遭攻击。

例如，索罗斯在引爆亚洲金融风暴之前看到的就是这样一种局面。当时东南亚国家金融自由化后，已经程度不同地出现了过度风险，可是这些国家依然浑然不知并盲目自信，面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专家的忠告，一副满不在乎，这从某个角度激起了索罗斯要教训他们一下的念头。

索罗斯看到的这种过度风险其实一点也不神秘，普通读者也能观察得到。更具体一点，索罗斯看到的上面两个症状表现为：

一是随着金融自由化程度加大，金融机构的贷款风险管理随之放松，包括主观和客观两方面。从主观上看，没有认识到这种风险管理放松所造成的严重后果；从客观上看，金融机构在风险评估系统、放贷员训练有素方面没有及时跟上。

二是金融体系的规章制度不健全，而这不仅包括银行系统，也包括政府部门对银行的监管力度，从而使得这种金融体系中的不安全因素越来越多。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一方面是因为政府看到经济发展速度快而沾沾自喜，自觉不自觉地放松了这方面的要求；另一方面是因为这些资本多是从国外流入的，流出国政府和金融机构会对流入国政府施加某种压力和蛊惑，诱使贷款流入国为了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而放松监管要求。

可以说，以上两点在各次金融危机爆发之前都很典型，也很突出，关键是政府和银行体系是不是意识到这一点；或者在意识到这一点后，有没有力量及时加以解决。如果两者都不具备，发生危机是迟早的事。

从东南亚国家的情况看，1993年到1996年间每年的资本流入量高达500亿到1000亿美元。随之而来的是，这些国家的银行体系出现了明显膨胀，银行资产负债状况急剧恶化、银行贷款损失急剧上升，这一比例一般要占到15%至35%。

在这样的情况下，金融系统为了阻止负债状况进一步恶化，必然会限制贷款范围，以提高资本充足率。这个过程如果调节得不好，就可能会直接导致全面爆发银行危机，促使许多银行无法偿还债务，反过来进一步削减金融系统的贷款能力，形成恶性循环。

与此同时，伴随着银行负债状况恶化的是货币危机。这时候如果一旦遇到国际游资冲击，中央银行必然会提高利率水平来吸纳资金流动性，捍卫汇率水平。可是这样做，又很容易因为资金到期日不一致或发生经济衰退，进一步加大原有的银行信贷风险。因为新兴市场国家的债务合约期限通常很短，并且通常是用外汇计价的。政府为了应付随时到期的债务合约，以及因为提高利率增大债务规模，常常会弄得筋疲力尽。而越是出现这样的慌乱，就越是会加重原有的信息不对称，致使昏招迭出。

可是如果不这样做呢，又很难维持原有汇率。如果汇率维持不了，那么显而易见的是离爆发金融危机就不远了。因为在汇率下跌的冲击下，卖空本国货币的预期获利非常吸引人；这种获利预期会进一步诱使更多国际游资加入，造成金融体系崩溃。

索罗斯等人正是抓住这一要害，从以下三方面来把握进攻时机的。因为以下三方面会更加加剧金融市场的信息不对称，使漏洞变得更大：

一是货币贬值在企业资产负债表上造成的影响

当货币贬值（汇率下跌）时，以外币计价的债务合约必定会加重企业债务负担，这一点藏也藏不住。与此同时，由于这是货币贬值增加的债务负担，所以实际上这时候并没有增加企业资产，从企业净资产角度看，企业的净资产是减少的。这样就加重了上面所说的这种逆向选择。也就是说，这时候企业净资产的减少会相应降低银行对企业的贷款，企业运行风险越来越大，从而降低企业投资规模和经济活动水平。

例如在1995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中，印度尼西亚货币卢布在短时间内就贬值75%，这时候用外汇计价的债务就相当于在原来基础上增加3倍，这对企业的打击是致命性的。仅仅因为这一点，许多企业包括资产负债表良好的企业，也会走向倒闭或濒临倒闭的边缘。

这时候索罗斯们进行攻击，能起到墙倒众人推的作用，变得相对容易。

二是货币贬值对通货膨胀的影响

一般来说，货币贬值会推高通货膨胀，这是输入型通货膨胀的主要表现。但货币贬值在推高通货膨胀方面所起的作用是不同的，这主要取决于国家金融政策的开放程度和外汇储备多少。所以，从这个角度可以观察一个国家或地区的金融体系是否牢固，是否值得信赖，是否经得起冲击，便于确定什么时候发动攻击才是最佳时机。

例如墨西哥1994年发生金融危机后，1995年的通货膨胀率高达50%，这就意味着几乎什么东西的价值都是“拦腰一半”。这还只是一种现实的通货膨胀，潜在的通货膨胀预期有多大更是难以预测。

所以，借用这种现实通货膨胀和预期通货膨胀的相互作用，趁此发动金融攻击，很容易动摇民心，从而乱中取胜。

从相互关系看，金融危机和通货膨胀往往相互交织在一起，从而使得问题越来越严重——通货膨胀加剧，必然抬高银行利率；而银行利率的抬高，又会使得企业因为短期债务和利率上升的交互作用大幅度增加利息支出，彻底压缩流动资金、恶化资产负债表。从全社会来看，这时候的银行信贷和经济活动都会大幅度减少，表现为金融危机的进一步恶化。

三是货币贬值对银行业危机的影响

如果说上面所述的货币贬值还只是从企业角度而言的话，那么这种影响必定会传导给银行业，触发银行业的大面积危机。不用说，银行业危机与金融危机之间的联系更密切，甚至可以说是浑然一体的。所以从这个角度看，银行业危机的发生时间和轨迹对发动金融攻击的影响更大。

原因在于，企业和银行之间的这种传导都是基于同一点：以外币计价的短期债务。企业中以外币计价的短期债务，从整个国家角度看，实际上就体现为这个国家银行体系中以外币计价的短期债务。当发生货币贬值，企业以外币计价的短期债务规模大大增加了，也就意味着银行业资产负债表上这一块大大增加了，这样就势必会严重压缩银行业的资金流动性、降低银行资产净值。如果问题比较严重，许多银行就会因为资产状况恶化被迫关门，而这实际上就意味着这个国家的经济崩溃即将到来。

综合以上三方面可以看出，这种信息不对称是必然存在的，谁能真正掌握其中有利的一面，就会占据先机；这时候如果有足够的实力发动攻击兴风作浪，从中获得的利润是非常可观的。因为你面临的毕竟不是某一家公司或某个行业，而是某个具体国家的财富。

这就是我们看到索罗斯几次挑动金融危机的操作路径之一。

顺便说句题外话，怎样才能避免这种悲剧发生呢？可以总结出以下几条对策来堵塞索罗斯的漏洞：一是政府在必要时必须干预金融市场，确保金融系统相对稳定，经得起国际游资冲击；二是外汇管制虽然对抵抗金融危机有帮助，但这不是根本原因，不能从根本上杜绝金融危机爆发，金融市场开放是主流、是必要的；三是保持适当的汇率弹性，不要轻易实行盯住汇率制度，盯住汇率更容易引发金融危机；四是政府要注重发展实业经济，合理地把社会富有资金引导到产业中去，避免投资和资产领域经济泡沫过重，否则容易给国际游资炒作创造良机。

在这其中，尤其对新兴市场国家来说显得特别重要。因为这些国家的短期债务多是以外币计价的，容易受制于人；并且，这些国家的中央银行在应付金融危机时缺乏应有对策和措施，甚至没有起码的能够确保抵御国际游资炒作的外汇储备实力，一旦发生金融危机，经济复苏过程更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