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居正是中国历史上最有争议的人物之一，可谓毁誉参半。几百年来，世人对他的评价往往处在两个极端：称赞他的人夸大他的功劳，诋毁他的人看重他的过失。有的说他廉洁奉公，有的说他中饱私囊；有的说他赏罚分明、公正无私，有的说他偏袒亲友、敌我分明；有的说他面对社会经济凋敝、民不聊生，果断提出了改革，并取得了很大的成效，有的说他“救世宰相难救世”“改革名臣未改革”。

张居正成为争议最大的历史人物之一就在于他的两面性。这表现在他既是提倡改革的政治家，又是投机取巧的政客；既有公开示人的一面，又有隐私见不得人的一面。

首先，他作为一个政治家，体现在敏锐的政治眼光和独特的治理方式上。王安石变法，为了争取上层人群的支持，将《周礼》作为改革的理论支持，最终结果呢，所有措施都很难推行下去。而张居正秉承的是法家“不法古”“不循礼”，革故鼎新，雷厉风行，尽管得罪了不少达官贵人，但从改革的成效、对社会发展的促进上来看是正确的。任何改革都离不开政治手段，张居正需要铁腕政策的保证才能在政治上推行“考成法”，大力整顿吏治，力求构建“朝下令而夕奉行”的氛围，使得“大小臣工鳃鳃奉职，中外淬砺，莫敢有偷心”，改变官场“一味甘草，二字乡愿”的颓靡习气；在经济上排除万难，坚持清丈耕地，整理赋税，揪出了一大批隐税的耕地强权势力，继而将在南方部分地区出现的“条顺法”推广到全国，使赋税和徭役货币化，人头税向土地税转移，一手“惩贪污以足民”，一手追查逃税、漏税增加国库收入，力求两手并举。

然而，张居正还有政客的一面。据《明实录》记载，张居正“偏衷多忌，小器易盈，钳制言官，倚信佞幸”。言官江东之对他也有批评，“才太高，性太拗，权太专，心太险”。为什么江东之对张居正会有这样的评价呢？这是因为张居正是个铁腕人物，在权力斗争中常常不择手段，有一套自己的官场“嫌怨有所弗避，不拘泥于常理”的政客作风。

张居正的政客作风在“王大臣案”与“附保逐拱”中流露得淋漓尽致。“王大臣案”之前有详细的阐述，“附保逐拱”现在特地讲一下。

隆庆六年（1572），明穆宗去世，内阁首辅高拱与司礼监掌印太监冯保的争斗日益激烈。高拱为将权力收归内阁，发动众多言官对冯保进行猛烈的弹劾，企图将之罢黜。在这一轮权力博弈中，张居正选择了支持冯保。

按理说，张居正作为内阁次辅，应该全力支持内阁首辅，打击太监势力，加强内阁权力。然而，张居正的考量非常功利主义：如果支持高拱打倒冯保，那么自己依然是第二把手；如果支持冯保打倒高拱，自己就可以由第二把手上升为第一把手。于是乎，他表面上敷衍高拱说什么打倒冯保就好比除掉一只死老鼠那么容易，暗地里却与冯保密谋策划，把高拱在内阁中的牢骚话——“一个十岁的孩子如何治得了天下”传到后宫，讲给当时的两宫太后听，希望利用他们孤儿寡母怕失势的心态，一举端掉高拱。

在三人内圈中，张居正的地位举足轻重，他偏向谁，将会决定最终的胜利属于谁。直到两太后召开御前会议之前，高拱始终认为张居正是支持自己的，会议召开之际，高拱还天真地认为今天的会议定就是冯保倒台。结果，太监宣读：“高拱专权擅政，把朝廷威福都强夺自专，通不许皇帝主管。不知他要何为？我母子三人惊惧不宁。”这时，高拱才意识到被蒙在鼓里的是自己。

要知道，这是当时的两宫太后与皇帝联名签署的圣旨，翻身怕永远也不可能了。随即高拱受到处分：当即回籍，不得停留。

在贪赃枉法、贿赂横行的明朝官场，张居正也不能免俗。他虽然不随便接受官员的贿赂，大贪也算不上，但也善于使用钱财去贿赂他人，善于使用手中的权力去敛财，为人所诟病。万历十年（1582），张居正死后，有很多人出来弹劾他收受贿赂，这也不是一点儿依据没有。

万历十年（1582）二月，直隶巡抚王国在弹劾冯保的奏疏中说：“辅臣张居正病故，保令徐爵索其家名琴七张、夜明珠九颗、珍珠帘五副、金三万两、银十万两。”这说明，张居正曾经以三万两黄金、大批珍宝贿赂过冯保。

张居正不受贿，但行贿，这也是腐败啊!张居正这一弱点也是不容否定的。

此外，张居正生活腐化，个人也留下了道德瑕疵。在江陵老家，他建造太师府第，从开工到完工历时三年，耗资达二十万两白银。张居正虽名义上坚决不收礼，但地方官暗中相送，张居正十之八九也坦然接受。万历皇帝亲笔为他书写了堂匾、楼匾、对联，而且还拿出一笔内帑，作为建造资金。皇上都赏赐张首辅了，地方官员也纷纷上行下效，尤其是楚广两地官员出资纳贿最多。在京师，他也建有一座同样豪华的官邸，其壮丽虽然远远比不上严嵩、冯保的府邸，但派头也超出了正常范围。张居正并非世家大族出身，明朝官俸又极薄，皇上所赐有限，他何以能够过上奢侈的生活，个中缘由是不言自明的。

如果想做个清官，想以清廉标榜自己，就要洁身自好。唐朝时的卢怀慎是中宗、睿宗、玄宗三朝元老，虽然贵为卿相，但一向注重官德，清廉谨慎，节俭朴素，不但不收受贿赂，还经常将所得的俸禄和赏赐周济亲戚朋友。他住的房子因年久失修而不蔽风雨，便拿帘子遮挡，每天的饭菜不过蒸豆两碗、蔬菜数盘而已，穿的衣服和用的器具没有金玉等图案装饰。

像张居正这样大造府院，妻妾成群，奢侈无度，难免留有口实，就很难独善其身。

皇帝不能当儿子养

张居正是万历皇帝明神宗朱翊钧的老师。万历皇帝继位时才十岁。这位老师对小皇帝是忠心耿耿、一心为主，而最后换来的却是死后家破人亡，差点被“剖棺戳尸”。从这个角度看，作为帝师，张居正是失败的，而且是彻底的失败，因为他费尽心血、精心抚养的万历皇帝不但没有成为一代明君，还落得个荒唐、好色、冷酷的名声。

为什么会这样？张居正太把自己当回事，对万历皇帝要求非常严格。很多时候，一大早万历皇帝睡得正甜时，张居正就强迫其起床读书；当皇帝读错字时，他又是声色俱厉地批评皇帝。万历皇帝从来不敢喊张居正的名字，即使已经亲政，仍是恭恭敬敬地称“元辅张先生”，这不是尊敬，而是一种畏惧。

小万历恨透了这个严厉的老师，却又不敢反抗。据说，十多岁的万历皇帝经常拷打身边的宦官和宫女，直到拷打至死。可见，张居正当时给这个十多岁的孩子心理造成多么大的压力。

其实，万历皇帝的压力远远不止来源于此，还有“保姆”冯保和母亲李太后。冯保主管小万历的日常起居，要求也极为严格，俨然与张居正严格的学习生活遥相呼应。有一次，一个宫女知道小万历特别喜欢鸟，就抓了一只送给他，被冯保制止：“不能给皇上玩这个，玩物丧志。”如此小的孩子，玩个鸟就能丧志？估计当时的万历皇帝杀他的心都有了。万历皇帝还有一个压力来自他的母后李太后。李太后出身贫寒，是从王府丫鬟一步步艰难爬上太后之位。先是被裕王朱载垕看上，朱载垕即位后被封为贵妃，再被张居正阴差阳错地请封为太后，大半生被人看不起，看尽了人间冷暖，因此，她特别希望儿子能成器，望子成龙的心态颇重。因此，她从小就对万历皇帝要求严格。

由于李太后的信任，张居正一直从严执教小皇帝，再加上性格本来就有强硬的一面，几乎什么事情都是靠强硬手段去推行。据说张居正对待自己的儿子也十分严格。然而，压得多了必然会有反抗，小万历的蛇蝎性格恐怕就是在这个时候养成的。

管皇上怎么能像管儿子一样呢？本来张居正作为老师这个角色就有点尴尬，在朝廷里是大臣，要听命于皇帝；在私下里是老师，要严格要求皇帝。这两种角色常常会产生冲突，而这个冲突在张居正身上体现得更为集中。因为，他兼任着内阁首辅等多个官职，希望自己是个好大臣，又是好老师。

也许他永远不会明白，他失败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他没有摆正自己的位置。在封建社会的君主政治中，臣子无论多么呕心沥血、居功至伟，都只是统治者的一个工具。张居正一生功高震主，无异于为自己埋下了隐患。

张居正改革中犯的那些错

作为一位改革家、政治家，张居正是成功的，青史留名。当国十年，张居正辅佐幼主，大刀阔斧地改革，推行“万历新政”，力图中兴大明王朝。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士商互动”已成为明代中晚期不可逆转之势，“商与士，异术而同心”早已成为社会道德生活中的常识性认识。很明显，与传统的单纯强调皇权的价值观相比，张居正提倡的农商并重的价值观更有利于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然而其中也潜藏着重重矛盾，这是封建社会的特性造成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因此是张居正自身无力化解的。

第一，道德权威的错位。在中国传统的价值体系中，道德权威的承担者必须具备某种“绝对”“永恒”的属性。董仲舒的“天”，程朱理学的“理”，都是如此。而在王阳明心学风行天下的明代中晚期，张居正无力建构出某一道德权威主体来与王阳明所确立的“心”相抗衡，因此他只能以政治权威代替道德权威。他通过强化“内阁”的政治权威来实现对社会道德权威的确立，就等于在政治权威与道德权威已经错位了的基础上，制造了更大的错位。张居正死后，遭到清算的最重要的理由是“钳制言官，蔽塞朕聪”，“罔上负恩”就是对这种“错位”的直接表述。

第二，价值标准的单一。中国的皇权政治是依托于儒家士大夫“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一价值追求的基础上的。而在王阳明心学引导下的一些“讲学者”，孜孜于性命义理，汲汲于修身养性，却自觉不自觉地放弃了“治国”“平天下”的责任担当。缺少了“治国”“平天下”的价值追求，作为皇权维护者的官僚士大夫群体也就失去了赖以维系的精神支柱。明代空前绝后的“党争”，就是最好的注释。张居正“毁书院、禁讲学”的重要目的就是力求为官僚士大夫群体确定一个基本的价值准则。但囿于传统儒家的思想视野，他只能简单地固守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一价值导向。

第三，触动了统治阶级保守势力的利益。守旧势力的干预和反对，是张居正改革无法真正得以实施的主要原因。因为张居正的改革正是在大明王朝艰难的时期，吏治腐败、经济萧条、军备废弛，这样的窘境长期得不到改善。尽管他改革的目的是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的长远利益，但这一部分人的既得利益必然会打破，因此势必会遭到保守势力的反对。地主阶级以及社会上保守的势力，为了维护和扩大既得利益，对改革大肆阻挠、诽谤和攻击。比如，清丈土地、实行“一条鞭法”、推行均平赋役，便得罪了朝野一大批的官僚地主；推行“考成法”之后，严格的考核使得官吏们不得不如履薄冰，埋头工作；破格用人，选拔了人才，却得罪了那些无德无才只凭资格升迁的人；裁减冗官，减轻了国家的财政负担，却敲掉了不少人的饭碗，从而引起相当一批士大夫的不满；整顿驿站之后，官员不能私自使用公家的交通设备，而不得不自己掏腰包，自然使得他们怨声载道。这些，都让张居正陷入了两难境地。

最根本的一点是发展模式的脆弱。商品经济作为社会发展的强大推动力，张居正给予了较充分的重视。然而他仍然无力化解商品经济与皇权政治之间的矛盾。正如他在为社会构建基本价值体系所必须面对“士人身份重新定位”这一至关重要的因素时，他在推动商品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也必须面对皇权政治与商品经济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

张居正力主“农商并重”，但中国封建社会长期以来都是重农抑商，尽管明朝中后期商品经济发展较快，但长期挣扎在皇权政治与“权力经济”夹缝之中的商业经济，犹如畸形儿，没有一个健康的发展环境。皇权通过各种手段来掠夺工商业者的财物，或“和买”，或“采办”，或“抽分”，或“加耗”等，名目繁多。而皇亲贵戚借其特权直接参与商业经营，在牟取暴利的同时还恣意欺凌普通商贩和平民小户。

正如顾炎武所指出的那样：“自万历以后，天下水利、碾硙、场渡、市集，无不属之豪绅，相沿以为常事矣!”一切似乎都表明，在皇权专制的制度下，商品经济只能以病态的形式发展，而且这种病态的经济形式非但不能促进社会的进步与发展，相反是侵蚀社会进步与发展的毒瘤。这也注定张居正农商并重的发展模式是很难生存的。无法化解皇权政治与商品经济之间的矛盾冲突，却又努力地确立“商农并重”的发展模式，结果只能适得其反。

张居正纵然不乏瑕疵，但一生中积极因素始终占据主体。张居正贵为帝师、内阁首辅，兴复百业，整饬废弛，“促成万历初年的天下大治局面”。

张居正死后，“一条鞭法”虽然还在执行，但清丈已全部停止。最富庶的江南一带，富户与官府重又勾结，隐瞒土地，降低户等。有的里甲有田千亩；有的里甲仅有数十亩，赋税摊派仍是按照里甲。这又是穷者税重、富者税轻，以致贫户“家**亡者十之八九”。

贫户不堪压迫，只得破产逃亡，土地兼并死火复燃。常有一州一县的土地，为王府所占达七成，军屯占二成，民间仅占一成！

张居正执政期间，收支平衡，且年年有盈余。万历皇帝刚一亲政，就入不敷出，亲政当年就超支五十四万余两，第二年超支一百七十六万余两，以致“计十余年之积，不足为二年抵补之资”。

宫内开支再无人限制，钱不够用，就搜刮国库与州县。户部的年收入，三分之二收入内库；州县则“尽刮库藏，尚不足用”。

万历十二年（1584），那个把张敬修给逼死的丘橓，忍受不了官场的腐败，上疏痛斥不正之风：“下官多以广交为能，或明送于公门，或暗投于原籍。上官又多以不取为拙，或充囊橐以自肥，或括金币以为赂。”丘橓万分感叹，说如今“国与民俱贫，而官独富，况以官致富，又以富买官”。万历十四年（1586），南京给事中孙世祯上疏，说：“承运库买金珠宝玉至十九万有奇，若少减数万，即可活数万垂死之命。”

天启元年（1621），邹元标再次被起用，当上了左都御史。次年，有感于时事，上疏称“居正功不可没”。天启皇帝遂为张居正恢复生前原官，并给祭葬礼仪，张府房产尚未变卖的一并发还。

崇祯三年（1630），礼部侍郎罗喻义等再论张居正事，崇祯皇帝下诏，发还张居正亲属官荫及诰命。

崇祯十三年（1640），崇祯皇帝又应张居正之曾孙张同敞之请，恢复张居正谥号、荣衔，恢复其子孙锦衣卫袭职。

张居正是个有争议的历史人物，几百年来世人对他的评价往往处在两个极端，称赞他的人过于夸张他的事实，诋毁他的人又使人看不出他本来的面目。张居正的一生经历了明中叶嘉靖、隆庆、万历三朝。他既是帝师、内阁首辅，位极人臣，又是一位杰出的改革家。终明一朝，生前得晋太师之位的，阁臣中张居正是第一人；既晋太傅又晋太师者，唯张居正一人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