弹劾风波

张居正自执政后，与太后、冯保相安无事，小皇帝更是在其卵翼之下。在没有权力制衡之后，人性中恶的一面也十分易于滋长。张居正素有刚愎自用的特点，此时就更为独断专行。这也引起了一些言官的不满。从万历三年（1575）起，弹劾张居正的风波便先后不绝。

万历三年五月，南京户科给事中余懋学，上疏议事，批评考成法太过苛刻，并暗讽张居正是阿谀之臣。张居正看了奏疏，大怒。随后万历帝下诏，给余懋学扣了一顶“此必是受了富豪贿赂”的帽子，予以革职，永不叙用。

河南道侍御史傅应祯上疏，讽谏万历失德，实际是暗指张居正误国。他提出，王安石曾以“三不足”误宋神宗，皇上可千万不要自误。他还为余懋学喊冤，认为一个言官以忠言上谏，竟然终身不用，“远近臣民不悟，遂谓朝廷讳直言如此，其逐谏官又如此。相与思，相感叹，凡事有关于朝政者，皆畏缩不敢陈矣”。

傅应祯这下可惹火了万历，要动用廷杖伺候。张居正则表示反对，说圣旨一下，人心自当畏惧，就无人再敢于妄言了，劝皇上还是“行仁行义”。于是万历皇帝亲笔批示“着锦衣卫拿送镇抚司好生打着问了来说”，傅应祯被打成重伤，第二年被发配浙江定海充军。

御史李祯、乔岩毅然前往监牢探望傅应祯。两人均被锦衣卫告密，被贬官。

巡按辽东御史刘台，字子畏，江西安福人，隆庆五年（1571）的进士。张居正不但是他的会试主考、廷试读卷官，还曾举荐他当了巡按辽东御史。就在傅应祯被发往浙江一个月后，万历四年（1576）正月二十三日，刘台上了一道著名的《恳乞圣明节收辅臣权势疏》，不再拐弯抹角，而是直呼其名，谴责“大学士张居正作威作福，蔑祖宗法”。其言辞激烈，且条分缕析，把张居正执政以来的专横与不检点之处大加鞭挞。

自万历二年（1574）以来，倒张的力量就在积蓄。一部分言官因张居正弹压言路，产生愤恨，连他的功绩也一概抹杀。他们倒不一定是自身利益在改革中受损，但其言行却代表了一批反对改革的朝官。

次日，张居正依惯例递交了《被言乞休疏》，要求辞职，并在家等候处理。在递交辞呈时，张居正曾伏地痛哭。万历皇帝见恩师、股肱之臣这般委屈，慌忙将张居正扶起，说：“先生起，朕当逮刘台入狱，以谢先生。”在万历皇帝一再相劝之下，张居正暂时收起辞呈，回家去了。

二十五日，张居正再次上疏乞休。他说：“现在诸事未安，臣岂敢言去？但臣乃不得已也！臣所处之者，实乃危地也。”

万历皇帝当然不可能让张居正真的走，遂再次劝慰他。张居正跪在地上就是不肯起来，继续说道：“我所做的事都是代表皇上，所说的话都代表皇上。可这些人诬陷我事事作威，事事作福。虽然皇上圣明，不可能听他们的，但谗言日日喧哗于耳，不能让臣背负恶名，所以望皇上特赐罢归，以消除议论。皇上还是再选个德才兼备的人来担大任吧。”

万历皇帝是个优柔寡断的人，而且也觉得刘台的话也不是全无道理，有一个能制衡张居正的人也不错。但张居正还是想就此扳倒刘台，因此“逼迫”万历皇帝马上下速捕令。

另有阁臣张四维、吏部尚书张瀚，因刘台的“檄文”里将他们作为张居正提拔的私人，视为张居正的心腹，两人觉得脸上无光，也依例上疏要求辞职。万历皇帝同样没有批准。张居正仍待在家里不肯出来视事。

万历皇帝见三个辅助大臣同时施加压力，慌了神。在母亲李太后的提醒下，万历皇帝下决心让刘台当这个替罪羊。二十六日，万历皇帝派司礼监太监孙隆带着亲笔手敕和一些礼物去张府慰问，张居正才勉强出来上班。

几天后，刘台被从辽东械送京师，一路戴着枷锁押送过来，被打入诏狱。镇抚司审讯之后，拟了“廷杖、遣戍”上报。张居正虽然内心恨刘台入骨，但还是上疏请免用廷杖。最后刘台被削职为民，还归故里。张居正此后又派人去辽东及江西安福，追查刘台的所谓“贪赃枉法”旧事，企图加刘台以重罪。后来刘台果然因罪被遣戍广西浔州（现桂平市）。监督改造两年后，在戍所被诬再次入狱，受酷刑而死。

万历四年（1576），张居正以一品九年考满，在朝中的势力进一步扩展，再次升职，加左柱国，升太傅，官居一品。万历五年（1577），张居正的次子张嗣修会试高中进士及第，皇上特地照顾下诏为尚宝司丞、锦衣卫正千户。

左柱国，明文勋官名，属正一品，是明朝的极品勋爵。整个明朝历史上官居此位的寥寥无几，分别是洪武三年的李善长、徐达，正德年间刘健、李东阳、杨廷和、梁储、杨一清、申时行。太傅，皇帝的辅佐大臣与老师，位列三公，正一品位。

极度风光

张居正所做的贡献不必多言，仅仅从官职的分封上，就可以看出万历皇帝对其是何等器重和依赖。终明一朝，生前得晋太师之位的，阁臣中张居正是第一人；既晋太傅又晋太师者，唯张居正一人而已。

其实，最令张居正兴奋的还不止如此，而是万历五年儿子张嗣修会试高中，被钦定为一甲第二名进士及第，同时授予官职；万历八年（1580）他的大儿子张敬修、三儿子张懋修同为进士，而且张懋修为第一名状元。

当时，民间传言，张居正的几个儿子并没有真才实学，都是张居正暗中操作，并利用在朝中的影响力为儿子上下打点，才有如此大的成就。理由是，万历五年这年的考题是张居正亲自拟定的，同时他也是主考官。按照规定，儿子参加大考，作为主考官的张居正应该回避。

可万历皇帝对自己的老师十分信任，特别恩准张居正不必回避。“人谓乃父手撰策问，因以进呈”，如今儿子考取第二名，泄题的嫌疑怎么也洗脱不掉啊。这件事情多系当时人们的“臆测”，我们不妨也“毫无根据”地推理一番。

当时，与张嗣修同时参考的还有大才子沈懋学——状元。其时很多人认为状元这顶桂冠非张嗣修莫属。当张榜公布时，状元却意外的是沈懋学，张嗣修名列第二。如果真有内幕，张居正何不好事做到底，将状元直接点给张嗣修？

为了儿子，张居正可谓是绞尽脑汁，到处为他寻访名师。本来张居正有意请已经闻名天下的戏剧家汤显祖为师，但汤显祖婉言谢绝了。

后来张嗣修从师于颇负学名的沈懋学，即与张嗣修一起参加科考的当期状元，三年后，师生二人金榜题名。

夺情风波

张居正的父亲张文明却在万历五年（1577）九月十三日因病突然去世！

张居正立即面临一个重大的问题。按照大明的祖制，官员的祖父母或者嫡亲父母丧，要解职回乡守制三年，此谓“丁忧”。从闻丧之日起，不计闰月共二十七个月，期满才可以回来上班，谓之“起复”。

但先朝也有特例。宣德元年（1426）的金幼孜、宣德四年（1429）的杨溥、成化二年（1466）的李贤，这三位大学士，都曾因丧由皇上特批立即起复，穿素服办公，不用离职回家守孝。这就是非常罕见的“夺情”。

由于夺情不符合典制，所以从正统十二年（1447）起，有明令，所有官员丁忧通通要回家，一律不准夺情。

闻讣的次日，内阁的另两位辅臣吕调阳、张四维奏请，引用先朝杨溥等夺情旧例，请求皇上准许张居正夺情，继续任职。

几乎是同时又有御史曾士楚、吏科给事中陈三谟上疏请留首辅。南北各院部官员也纷纷跟进，大力吁请挽留，一时形成所谓“保留”风潮。

万历皇帝一开始只是例行公事，下诏表示慰问了张居正，并未提及“保留”。

到了十月上旬，万历皇帝才醒悟过来，自己哪里离得开张先生？于是万历皇帝公开表态支持夺情，宣谕吏部，准张居正过了“七七”丧期之后，便照旧入阁办事；同时又赐张居正办丧事的香烛等用品数以百计。

冯保也不愿意这位最大的政治同盟者离开。在闻讣之后，冯保马上就和张居正进行过密谋。夺情倡议一起，冯保立作呼应。二更天时，诸臣的“保留”疏从宫门递进，天不亮居然挽留特旨就从宫中传出来了，不可谓不快！

张居正的亲信、户部侍郎李幼滋最先意识到问题的举足轻重，索性捅开窗户纸，建议张居正夺情以保住权力。

按照旧例，在内阁办公室，首辅去职三天后，次辅就搬到原来首辅的位子上去坐，并接受同僚与下属穿红衣拜见。吕调阳是次辅，此次虽然没有迁座位，但坦然接受僚属拜见。

张居正已经感到很恐慌，可是事情还在争论。即使在张居正的阵营里，也有不少人建议张居正还是顺应舆论，丁忧为好。张居正的门客、贡生宋尧愈，蓟镇总兵戚继光，原大理寺卿陆光祖等，都劝张居正回乡。戚继光甚至提出可以让徐阶回来再做一段时间的首辅，反正徐老年纪大了，不可能久居其位，三年后把权还回来就是了。

李幼滋则坚决反对这种看法，斥之为“宋儒头巾迂论”。他认为张首一走，形势如何变化，根本就无法掌控。眼下百事待举，执宰岂可一走了之？

张居正此时进退两难，与冯保商量了之后，认为还是夺情最为稳妥。

吏部尚书张瀚是由张居正一手提拔上来的，平时唯张居正马首是瞻。冯保传出中旨（皇帝直接下诏），要张瀚带头倡议夺情。张居正在请归的同时，也跟张瀚吹风，让他赞同皇帝的挽留。张瀚故作不解，说：“元辅奔丧，那是应给予特殊恩典的，但这是礼部的事，与吏部何干？”张居正几次派出说客晓以利害，张瀚就是不为所动。张居正大不悦，于是拟旨切责张瀚，说张瀚是“奉谕不复，无人臣礼”。当时，廷臣们个个惊恐，都纷纷附和“保留”之议。张瀚拊膺叹息道：“三纲沦矣！”张居正益怒，指使言官弹劾这个“叛徒”。结果十月十一日，突然有诏，勒令张瀚致仕，吏部全体官员罚俸半年。

为了对舆论有个交代，从九月起，张居正就按照惯例接连上疏，表示要回乡守制。但是，他的奏本里却另有文章。他说：“臣闻受非常之恩者，宜有非常之报。夫非常者，非常理所能拘也。”然后他又说自己哪怕粉身碎骨也不能报答皇恩于万一，“又何暇顾旁人之非议，徇匹夫之小节，而拘于常理之内乎”！

万历皇帝与张居正又玩起了双簧：一个坚决走，一个非要留。连续三次上疏后，张居正便不再坚持要回乡，而于十月十三日提出了“在官守制”的折中方案。万历皇帝让司礼监的太监魏朝随张居正的儿子回江陵奔丧。张居正提出过了“七七”之后，自己不随朝议事，不参加朝廷庆典，只赴阁办公，并且不穿红色官服。

张居正为表示孝心，还提出守制期间，不领工资。万历皇帝就特批每月由有关衙门给张家送油盐柴米聊补困境。最荒唐的是，万历皇帝还让光禄寺每天送去酒饭一桌。

反对夺情的官员立刻发起攻击，且来势凶猛，这是万历和张居正事前绝对想不到的。

十月十八日，也就是张居正提出“在官守制”的五天后，吴中行首先向老师张居正发难。他的奏疏写得相当煽情，从人伦大义上对张居正施压。他说：元辅昼夜为公操劳，父子相别十九年。这期间，儿子的身体由壮而强，由强变衰，父亲由衰成头白，由头白成苍老，音容相隔开。现在父亲逝于千里之外，却不得临穴一哭，情何以堪！

吴中行很坦然，把奏疏递上后，又把副本给了张居正一份，表示此举是出于公心。次日，赵用贤也上疏，用语极其刁钻，建议张居正赶快丁忧，过段时间再由皇上开恩召回，此为上策。

第三天，艾穆和沈思孝联名上疏说：张居正若留下，那就是厚颜就列，遇到国家大典，是参加还是不参加？不参加吧，于君臣大义不合；参加吧，于父子至情不合。到那时不知陛下何以处张居正，而张居正又何以自处？

他们还公开指责张居正夺情违反道德，“位极人臣，反不修匹夫常节”，说他擅权无异于“宰相天子”，说他行为有类商鞅和王安石，道德和才学却远不如，说他是“愎谏误国，媚阉欺君”……

张居正决定，对他们几个人进行廷杖和充军。礼部尚书马自强知道事情要闹大了，忧心忡忡，亲自出面为吴中行等人疏通，遭到拒绝。翰林院掌院学士（院长）王锡爵，邀集了翰林院赵志皋、张位、于慎行、张一桂等数十位官员求见张居正，要个说法。张居正避而不见。

王锡爵一不做，二不休，自己去了张府，闯进灵堂，见到了张居正，当面激烈指责他。

张居正无言以对，取出墙上的剑，跪在王锡爵面前，边哭边拜：“皇上要留我，而诸位要逐我，我怎么办？怎么办？要杀我吗？”

翰林院的侍讲赵志皋、张位、于慎行、李长春、田一儁和修撰孔教、沈懋学等人，也上疏阻止张居正“夺情”的事情。张居正对吴中行等“门生造反”的行为尤为愤恨，暗中已经有话给锦衣卫，将几人往死里打。

然而，张居正这次采用的强硬手段，效果并不佳，反对意见仍未压制住。

十月二十四日，观政进士邹元标在四人受刑后毅然上疏，对张居正的人品、执政作风全盘否定，要求立即罢免张居正。邹元标也受到八十廷杖，发配极边卫所充军。而张居正在士人中的威望却急剧下降。

在这之后，布衣韩万言、南京浙江道御史朱鸿谟先后上疏为吴中行等人鸣冤，皆被严厉处置。翰林院侍讲张位、赵志皋等人也因论救吴中行相继被贬谪。又有芜湖生员王律托名海瑞，写了一篇声讨张居正的疏文。后南京操江都御史胡槚为巴结张居正，命太平府同知龙宗武予以严查王律。龙宗武将王律逮捕，严刑拷打，逼迫王律把无辜的吴仕期牵连进来，两案合并为一。案件审结后，龙宗武上报给张居正，张居正暗示他杀了王律。龙宗武便将吴仕期下狱，故意不给他饭吃。吴仕期饿极，将衣服里的棉絮吃尽，仍未死。龙宗武则命人以沙囊堵其口毙之，后王律也被虐待至死。

众人的反对，尤其是门生的背叛，让张居正更加一意孤行。有人对此评价张居正为贪恋权力。其实权力只是一把双刃剑，关键是如何使用。为了有效改革，张居正必须拥有权力，所以从这点讲，无可厚非，但致命的地方是他没有看到权力在带来荣誉背后埋藏的灾难。

从刘台发难到夺情风波，张居正失去了往日的稳重。《国朝献征录》说他“志意渐恍惚”。面对异己力量，张居正不再企图以德服人，而是“思以威权劫之，益无所顾忌”。《明史》也说他从此“闻谤而不知惧，愤戾怨毒，务快己意”。

张居正的死穴

人无完人，张居正在政治上纵然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他的死穴在于“徇私情”。在他执政晚期，这个问题一直被人诟病，表现最突出的就是他无底线地纵容自己的同乡、家人、家仆和亲信。

刘珠是张居正的荆州同乡，与其老爹张文明的同年诸生，典型的老学究，热衷于权力却久无功名。隆庆五年（1571），张居正主持会试，刘老学究此时已六十六岁，破天荒地高中进士。刘珠就把这头功记在这个小老乡身上，一心想找个机会好好报答一下张居正。

万历二年（1574），机会来了，张居正过五十大寿，刘珠前来祝贺，并特地撰写了一副对联：“欲知座主山齐寿，但看门生雪满头。”很明显，这是拍马屁，也难为刘珠的马屁拍得这么响亮，对此，张居正乐呵呵地笑纳。

张居正为亲属谋私，或者纵容奴仆，令很多官员和百姓大为不满。张居正有六子，依次为敬修、嗣修、懋修、简修、允修和静修。他对前三子寄予厚望，一心希望他们走仕途，在培养方向上就是科举。这三子也没令他失望，最后都金榜题名，其中懋修才学最高，为万历八年（1580）的状元。

正是这样，张居正戴上了“徇私”的帽子，况且他做得也过于明显。

万历二年（1574），张居正的长子张敬修会试落第，考官也没有买张居正的面子，给予张敬修名次。张居正为此很恼恨，竟决定当年不选庶吉士，对此世人曾有不少议论。

万历五年（1577），次子张嗣修进京参加会试，中二甲一名。万历皇帝经李太后授意随即将张嗣修的名次改成一甲二名，并当即加封其官职。当时这也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因为张居正的确动用了特权。因为大明法律明确规定，大臣在建功或考满后可以“荫子”。“文荫”，即让一个儿子进国子监读书，毕业后任尚宝司丞、尚宝司卿。很多人开始议论，张嗣修是不是因此而得一甲二名？不管张居正是不是有私情，还是动用了自己的权力，都无法堵住众人的悠悠之口。

万历八年（1580），三子张懋修终于及第，且中了一甲一名，状元是也；同时，两次落榜的张敬修也中了进士。一门两中，天下大哗。张居正为子弟上进，朝中权贵纷纷效仿，带坏了科场风气。

此后，张四维、申时行、吏部尚书王国光、侍郎王篆的儿子也都陆续科场得意。从这点讲，张居正确实没有树立一个好的榜样。此外，张居正的家奴也没给他争气。游七是张居正的心腹家奴，相当会看脸色行事。张居正任首辅后，游七与宫中的小太监、朝中的言官都有交情，相互称兄道弟，遭到了朝廷不少人非议。

在与人结交上，张居正与凡夫俗子无异，主持内阁的每个成员都是精心筛选的。然而，这些人要么是柔顺听命的仆人，要么是善于曲意逢迎的小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