驭人观点
驭人向来是一门很深的学问，张居正的著作《驭人经》分为“驭吏”“驭才”“驭士”“驭忠”“驭奸”“驭智”“驭愚”“驭心”等八卷，提出针对不同的人采取不同的驾驭之道。其中，《驭吏》卷尤为精彩：
吏不治，上无德也。吏不驭，上无术也。吏骄则斥之。吏狂则抑之。吏怠则警之。吏罪则罚之。明规当守。暗规勿废焉。君子无为。小人或成焉。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
你的下属如果没有治理好，那是因为你的道德形象树立得不够。如果不能好好地驾驭下属为你所用，这说明做上司的没能力！当下属骄傲而目中无人的时候，你就要斥责他；当下属狂妄而忘记分寸的时候，你就要抑制他（不要等到他羽翼丰满而无法驾驭）；当下属现出怠慢的颜色时候，你就应该警告他；当下属犯了错误的时候，你就一定要责罚他。明文规定的制度，作为领导者应当带头遵守；如果有潜规则，你也没有必要把它废除。君子的做法有时候取得不了理想的结果，用小人的方法会取得意想不到的效果。
除了精辟的理论，张居正还将此项主张有力运用于实践。
改革政策的执行需要有一套自己的班底，因此这就涉及用人的艺术。张居正曾在《答奉常陆五台论治体用刚》中言“仆一念为国家为士大夫之心，自省肫诚专一，其作用处或有不合于流俗者，要之，欲成吾为国家士大夫之心耳。仆尝有言：使吾为刽子手，吾亦不离法场而证菩提。又一偈云：高岗虎方恐，深林蟒正嗔。世无迷路客，终是不伤人”。张居正本着大公至诚的自信用人才，要求“能办国家事，有礼于君者”。
对于张居正的用人艺术，熊召政概括为六条：
一是“毋徒眩于声名”，不为人的空名所迷惑，而考察其实际才能与成绩；二是“毋尽拘于资格”，不为资历、资格所限，而看有无生气与发展潜力；三是“毋摇之以毁誉”，不要轻易地被舆论的褒扬贬斥所左右，要实地考核，决定弃取；四是“毋杂之以爱憎”，评判人才时不要掺杂个人爱恶的感情；五是“毋要以一事概其生平”，不要因一事一时的成败评判一个人，而要看全面与发展；六是“毋以一眚掩其大节”，人无完人，难免有过，不要因一次过错而全盘否定。
而郦波在《风雨张居正》中的概括同样精辟：第一，用新人，也用旧人；第二，用干事的人，不用说话的人；第三，用稳重的人，不用极端的人。
看人：克服六大误差。张居正的名言是“世不患无才，患无用之道”，他在著名的《陈六事疏》的“核名实”一篇中，专门论述了用人方略。其间，他总结了前后主持十年国事的用人经验，提出看人容易出现的六大误差：徒眩于声名、尽拘于资格、摇之以毁誉、杂之以爱憎、以一事概其平生、以一眚掩其大节。就是说，不听名声而看行为，不问资历而看潜力，不听闲言而看功实，不凭好恶而趋理性，不以一事论英雄，也不以一错定平生。
用人：讲究考核检查。考核与检查必须双管齐下。目前，企业管理者往往在考核和检查中有意无意地倾向于一种，有的倾向于考核，凭借人力资源部出台一套考核方法，实现用人以功的管理。有的管理者倾向于检查，即以过程监督为主，进行事中管理而不是事后总结。张居正则认为这两种方法必须兼顾。
调人：轮岗是一种提拔。巧用而不是滥用平级调动，把岗位轮换当成一种提拔员工的方式，可以化平凡为神奇。一般而言，岗位轮换都有其目的性，不外乎三个目的：一是锻炼人才，提高其综合素质，尤其到基层负责是一般的上升通道，因为这样符合中国人的老规矩“名将出身行武”；二是瓦解帮派，任职时间一久就形成了习惯势力，不便于全局管理，按明朝当时的祖宗旧制，“三、六年考”是规矩，也就是三年就有可能岗位轮换了，比现在通常使用的四年制任期还短；三是利用新人的加入产生新的制衡关系，以利于最高领导控制全盘人马。因此，岗位轮换成为许多决策者的御人大法。
重用循吏，慎用清流
张居正用人，打破了君子与小人的界限。总结他用人的经验，最核心的一点就是重用循吏，慎用清流。循吏，就是脑子一根筋，只想把事情做好，把结果放在第一位，而不会有道德上的约束；清流则不同，总是把道德放在第一，说得多，办成的事却少。
为了调动官员的办事积极性，张居正大力改革吏治，设立考成法，对官员进行定期考核。张居正在考察中裁撤了大批冗员，奖励廉能。万历九年（1581），一次就裁革冗官一百六十九名。在他当政期间，裁革的冗官约占官吏总数的十分之三。与此同时，张居正广泛地搜罗人才，把那些拥护改革、政绩卓著的官员，提拔上来，委以重任，信而用之。万历四年（1576）十月，万历皇帝审览了关于山东昌邑知县孙凤鸣贪赃枉法的奏章后，问张居正：“孙凤鸣进士出身，为何这样放肆呢？”张居正说：“孙凤鸣正是凭借他进士出身的资历，才敢这样放肆；以后用人，当视其才，不必问其资历。”万历皇帝赞同了他的意见。这样，张居正又以圣旨为令箭，打破论资排辈的传统偏见，不拘出身和资历，大胆起用人才。起用人才时，他主张“论其才，考其素”，对才能和品德进行全面考察。同时，他又注意到每个人的长处和短处，用其所长，避其所短，被他选中的文武官员都在改革中发挥了骨干作用。
殷正茂等曾受到高拱的赏识和重用，但并未因此而影响张居正的选择。他任命殷正茂为广东提督，平息了地方动乱和海盗的侵袭。张佳胤是高拱最得意的门生之一，此时是应天巡抚，但由于非常正直，张居正上台了他也没惊慌。可是棘手的问题却出现了：徐阶教子不严，导致三个儿子仗着老子的权势在地方上胡作非为。当初高拱抓住了徐阶儿子们的把柄，把徐家往死里整——先是把徐家大片的良田没收充公，又把徐阶三个儿子中的两个先后定罪发配到边疆去了。张居正实在看不下去，站出来“从容为拱言”，也就是为徐阶辩护，再加下天下人的非议，高拱才收手，没折腾徐家老三，给徐阶留了个儿子在身边。
可这个老三也不消停。他看高拱一倒台，他爹的得意门生张居正掌权了，立马就又耀武扬威起来，又霸占了别人家的田地。这主家就到应天府把徐家老三告了。
张佳胤本来是要秉公办案的，但一看被告是徐阶的儿子，就为难起来：秉公办理吧，弄不好会得罪张居正，那可是他恩师的儿子啊；徇私枉法吧，又要毁掉一世英名，有负社稷和黎民。纠结了一阵后，张佳胤打定主意，与其进不得，退不能，夹在中间难做人，不如干脆回家算了，就把辞职报告打上去，收拾好包袱，准备走人了。
张居正同时收到了张佳胤的报告和徐阶的信。张佳胤的报告里倒没提徐家的案子，只说是自己能力不够，所以想辞职。可徐阶的信里把这事说得清清楚楚。张居正那是多聪明的人啊，一看就明白张佳胤是因为徐家的案子才要辞职的。
开诚布公
张居正想，解决这个案件最好的办法是开诚布公。
张居正想救杨继盛的时候，就直接去找徐阶，明知徐阶不会答应，还要做道义上的努力；他要搭救徐阶的时候，就直接去找高拱，明知高拱气量小，还要“从容为拱言”。张居正最会用的手段就是面对问题不回避，不绕圈，直接面对，单刀直入。
张居正同时写了两封信：一封给徐阶，一封给张佳胤。
给徐阶的信里，张居正先叙师生恩情，承诺为徐家平反昭雪那是一定的事儿，把大事答应下来之后，笔锋一转说到徐家老三的案子，摆明当前的政治局势，说明这桩民事诉讼案现在已经不再是一起简单的案子，那可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牵了“张佳胤”这“一发”，可就动了“官场人心”这个“全身”！老师您也是当过首辅的，也教过我要以国事为重，所以这个时候居正我绝不能因事废人。换了老师您，我想也会这么做的。
这话说得在情在理，据说徐阶看了之后惭愧不已。但张居正帮徐家平反昭雪的事承诺下了，徐阶最大的心病也就了了。
给张佳胤的信，张居正一句点破，说张佳胤的顾虑还是在党派之间的成见，然后话锋一转，透露了个小秘密：“自公在郎署时，仆已知公，频年引荐，实出鄙意。不知者，乃谓仆因前宰之推用为介，误矣。”
这小秘密就是你以为你的提升是因为你的老师高拱呀，事实上我现在可以告诉你了，那是我张居正很多年前就发现你是个人才，虽然没和你结交，但是我反复在组织部门面前推荐，你才得以被重用的。要较真起来说，你张佳胤应该算我张居正的人！
张居正紧接着说：“天下之贤，与天下用之，何必出于己？……区区用舍之间，又何足为嫌哉？”
不论是谁推荐的你，那都是为了国家而起用人才，这是公理。我张居正在这个位置，和你张佳胤在那个位置，我们都是为了国家才不辞辛劳、勇担重任的。君子立身为国，当坦坦****，又何必心存芥蒂，分谁是谁的人呢？如果只执迷于此，又如何对得起自己心中那满腹的才学呢？
张佳胤看到信之后，心中也不由得一阵惭愧。张居正在信最后对张佳胤提出的“愿努力勋名，以副素望”的殷切期望算是真正打动了张佳胤。张居正接连去过两次信劝慰，张佳胤才打消疑虑，认真为朝廷办事。从此他安下心来，秉公断了徐家的案子。张居正收服了张佳胤的心，可以说也就收服了中层官僚中那些摇摆不定的高派官员的心。这一下，张居正要在人事上进行大清洗的谣言也就不攻自破了。
张居正任用张学颜为户部尚书，让其主持会计，实施田亩清丈，颇有成绩。张居正心胸宽大，不计个人恩怨。他曾说过：“为国家爱养人才，不敢以私意用舍。”这一点体现了张居正的精明。
万历六年（1578），桃源北崔镇的黄河决堤，导致淮安、扬州两府之间的高邮、宝应等地都被大水淹没。张居正为了寻求治理黄河水患的方法，没少动脑筋。朝廷里与此有关的河道大臣与漕运大臣之间争吵不断，而张居正又非专业人士，所以也拿不定主意。
张居正虽然在水利上不专业，但他在人事上很专业，所以他不管河、漕大臣之间的争执，私下里去寻找能治理黄河水患的专门人才。经过多方打听，张居正知道工部有一个叫潘季驯的低级官吏，多年参加黄河与漕运的治理，相当有经验，但他的方法往往不为上层所重视，所以一直屈居下僚。张居正亲自登门向潘季驯请教。
张居正一进门就看到潘季驯模拟黄河水道做的一些研究模型，就知道这是一个实践型的人才；再听了潘季驯有关治理黄河的见解与观点，从谈吐中更加确定了这是一个能干事的循吏。所以张居正下定决心，越级提拔潘季驯来主持黄河治理的工作。
疑人不用，用人不疑
同时，为了保证不让官场上的扯皮和纷争给潘季驯造成不必要的麻烦，张居正又上奏万历帝，把两个相关的职能部门——河道与漕运合并成一个，让潘季驯来总理河漕。
所谓“疑人不用，用人不疑”，张居正赋予潘季驯治理河漕的最高权力，并亲自为其开展工作肃清了一切障碍。
潘季驯誓死以报张居正的知遇之恩，殚精竭虑，制定“塞决以导河”“固堤以杜决”的方针，用一年多时间完成两河治理工作，筑堤岸一百七十余里，塞决口一百三十多处，又筑遥堤五万六千余丈。此后数年，河道无大患。潘季驯以大智慧解决了黄河水患，并因此在万历朝受到百姓的爱戴与朝廷的嘉奖。
当时得到重用的还有抗御倭名将戚继光、谭纶。
倭寇是16世纪令中国沿海居民闻之色变的恶魔的代名词。这些由日本人、朝鲜人和少数中国人组成的海盗，乘坐着长达一百尺、宽达三十尺、船壳厚达七寸的战船，从海上而来。他们先是走私，继而发展到杀人越货，再后来则登陆于岸，攻城略地。这些倭寇中的日本武士主要来自山口、丰后、大隅、萨摩和博多湾以及对马和五岛列岛。他们的初衷不过是想通过和中国海盗联合，以军事行动迫使中国政府开放对外贸易，给他们一个发财的机会。他们中的头目甚至幻想能通过明朝的招安而在明帝国谋得一官半职。
戚继光是一名罕见的将才，从军“三十年之间，未尝一日不披坚执锐，与士卒共命于矢石之间”，《明史》上也说“戚继光用兵，威名震寰宇”。嘉靖三十一年（1552），戚继光应考山东武举，在数百人中脱颖而出。次年夏，戚继光被提为山东都指挥佥事，参与当地的防海抗倭。此后十余年间，戚继光辗转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再到广东，所到之处皆留下“戚家军”赫赫威名。
可是最初戚继光和倭寇还没有正面交手，就差点吃了个大亏。那是嘉靖三十六年（1557），倭寇犯乐清、瑞安、临海，戚继光支援不及时，遭言官弹劾，被免职。
犯了错误受了处分的戚继光改守浙江沿海。到了浙江，戚继光深知那些卫所的军队要和身经百战的倭寇作战无异于驱羊喂虎。这时，他想起了岳飞的岳家军，决定创建一支戚家军，以便和倭寇决一死战。戚继光所招的兵源主要是浙江的金华、义乌等地的农民。他一生坚持这样一个准则：进他的队伍的兵，必须是农民，决不收城市市民。他认为来自城市的人多半是奸猾之徒，远不如纯朴的、吃苦耐劳的农村青壮年。戚继光自嘉靖三十八年（1559）开始征兵，当年征了三千，两年之后，增加到六千，到嘉靖四十一年（1562）则增加到一万。这种几乎完全由将领个人进行的征兵和练兵方式，在极度集权和武将地处下位的明代是极其罕见的。
戚继光时代的明朝政府军，多年不事征战，加上待遇又低，武将看不到前途，士卒更看不到希望，空有一支二百万人左右的庞大军队，却屡受倭寇和北边瓦剌侵扰。戚继光要重振军备，首先是建立一支能征善战的队伍。
这时鸟铳、火枪和大炮都已经进入实战，戚继光以一个军事家的极度敏锐的眼光看到了这一点，因而在他的部队里，他强调的不是个人武艺的高低、手中挥动的大刀的重量，而是一种协同作战的团队精神。戚继光将他的三千军队分为几百个战斗小组，每一小组由一名队长、一名后勤和十名战士组成。十名战士则各有分工，其中四名手操长枪作为攻击的主力，他们的前面又有四名士兵—右方的士兵持大型的长方五角形藤牌，左方的士兵持小型的圆形藤牌，用以抵敌作掩护；之后则有两名士兵手持一种叫狼筅的武器，即连枝带叶的大毛竹，长一丈三左右；长枪手之后，另有两名士兵挥舞放置有火箭的镗钯。在这种名叫“鸳鸯阵”的战斗组合中，很明显，个人武艺的高低并不是起决定作用的，相反，参战者的协同配合和严明的纪律才是胜利的根本保证。
倭患既除，东南沿海为之一清。这时，蒙古军队屡犯北边，给事中吴时来上疏请召同为一代名将的俞大猷和戚继光北上戍边。但最终成行的却不是在当时名望比戚继光更大的俞大猷，而是“操行不如”的戚继光。
张居正看到，蒙古诸部也不是铁板一块，各部时合时分，彼此也有攻杀，这就完全可以分而制之。张居正的策略，简略地说就是“东制西怀”—拉住一个打一个。 西怀，就是对俺答诸部的怀柔。
张居正批准戚继光把在浙江时所练的士兵二万人调到蓟州。为了赋予戚继光统筹北部边关的权力，张居正创立了一个叫总理蓟州军务的官衔。这是为戚继光特设的一个职务，以示和其他地区的总兵相区别，本意是能让他带更多的兵，但因和三镇的总兵官权力划分不清，“诸将多观望”；并且把蓟州境内的其他高级将领调往别镇，以免他们可能成为戚继光的绊脚石。同时，张居正的另一位心腹谭纶又非常及时地向皇上提出：蓟州等边地的文官不得干预军事，并且主张戚继光在三年的练兵期内可以不受言官的批评。
于是兵部将戚继光调任蓟州总兵官，能实际控制一镇的军队。可是这样一来，名衔却有所降低，戚继光为此怏怏不乐。张居正那时还只是内阁的普通辅臣，不能直接改变这一状况，便说服隆庆皇帝改任戚继光为总理练兵兼镇守，可以节制其他两镇总兵，使之便于练兵。
戚继光初到北边，见北地边军纪律松弛，就与谭纶一起调来三千浙兵。浙兵都由戚继光一手训练而成，纪律严整，可充军中骨干。刚到北边那天，正逢大雨，三千兵伫立雨中不动，从早至暮，犹如树林。北方边军看见，无不震骇。
戚继光到北方后，轮训三镇边军，使其声威稍壮；又从沿海招募贫民屯垦，解决了军粮问题；然后修筑空心敌台。原北京一带边墙是明初大将徐达所筑（并非秦长城），嘉靖年间陆续修过，但年年有所损坏。戚继光认为，蓟镇边防绵延两千里，只要一处有缺口，则整个边墙都是废的，年年修，年年有塌陷，纯属浪费。他提议，最好跨墙修建空心台，也叫作“敌台”：高五丈，中空，里面三层，上有雉堞（枪眼），内可宿百人，里面铠甲、器械、粮草俱全。
张居正对此给予了极大的支持，亲自督促建造。历时三年，从居庸关到山海关，共修了一千二百个空心台，又从后方调来浙兵九千人负责防守。
但戚继光刚刚北调时，有的督抚和兵部的一些人看不惯戚继光。他们无法否认戚继光的平倭战绩，就说南兵不适合北边。张居正明确表态说，戚继光“才智并非拘于一局”，在南方行，在北方为何就不行？
张居正任首辅以后，把与戚继光惺惺相惜的谭纶调为兵部尚书，又怕戚继光受朝官们欺负，特意安排梁梦龙担任戚继光的直接上司—蓟辽总督。为此，他还写信安慰戚继光说，梁梦龙是其门生，他们的师生关系最好，由梁梦龙担任蓟辽总督，决不会对戚继光不利。
对戚继光性格上的弱点，张居正可说是如父如兄，每每去信予以劝导，反复告诫“愿足下自处，务从谦抑”，劝他不要与人争功，不要无谓冒犯上司。
戚继光也没有让张居正失望。他出任蓟州总兵三年，蒙古俺答汗便和明政府盟约，从此不再入侵中原，双方开设边贸互市。
戚继光的军事才能在镇守蓟州期间再次得到了充分的发挥。他根据蓟州的地理条件和同蒙古骑兵作战的特点，从实战出发，加紧军事训练，整饬边防。在他镇守蓟州十六年间，蓟镇一带出现了难得的升平景象——长城内外烽火不燃，老百姓们安居乐业。
李成梁是朝鲜裔人，自幼生长在辽东，深谙鞑靼土蛮部的虚实。隆庆元年（1567），土蛮部进犯永平府，他援救有功，以参将升副总兵，协守辽阳，从此崭露头角。隆庆三年（1569），他斩敌酋张摆失。隆庆四年（1570），俺答的儿子辛爱大举入侵辽东，大明总兵官王治道战死，辽东全线告急。李成梁继任总兵官，坐镇辽阳。他临危不惧，积极修工事，选将校，招健儿，稳住了局势。
《明史》上说他“英毅骁健，有大将之才”。此言不虚，他确实有一番奇谋。自此后他便转守为攻，于隆庆五年（1571），夹击来犯之土蛮部于卓山，斩首五百八十余级。万历六年（1578），他率军趁夜出塞，长途奔袭二百余里，直捣泰宁部与土蛮部进犯大军的营地—劈山营，斩首四百三十级，此为劈山营大捷。万历七年（1579），土蛮与泰宁部的速把亥两部合驻红土城，分兵进攻锦州、义州，李成梁趁夜出塞二百里，直抵红土城，斩首四百七十余级，此为红土城大捷。万历八年（1580），鞑靼千余骑从永奠入侵，李成梁又出塞二百余里，斩敌人七百五十人，尽毁其营垒。
李成梁也有其缺点。史载，他“贵极而骄，奢侈无度”，对辽东的军费、马政、盐业、政府采购无不包揽，以此中饱私囊，以致“全辽商民之利尽笼入己”。在战功方面，他也有虚报，仗着边地遥远不易核查，经常谎报战功；若敌人已从别处突入内地，他则拥兵观望，并不出手；有时甚至掩败为功，放纵部下杀良民以取首级冒功。
张居正对这个桀骜不驯的武夫，有着清醒的认识。首先，他极其清楚李成梁的存在，对辽东防务乃至大明的安危都有重要意义，所以从未动过撤换之心。鉴于大局高于一切，张居正对李成梁的污行劣迹做了不少让步，但对李成梁的所有动向均了如指掌，决不放松。
万历三年（1575）五月，李成梁报称土蛮部拥兵二十万来犯，前锋已至近边的大凌，“请兵请粮急于星火”。辽东巡抚张学颜连忙飞报兵部，兵部闻讯张皇失措。
张居正却保持了异常的镇静，对局势做了估计：此时正当暑天，又大雨连绵，不利于骑兵作战，根本不是北虏进犯的恰当时机，土蛮部不大可能愚蠢若此。他一方面令戚继光严密防守并派兵应援，一方面让宣府巡抚吴兑探查敌情。
结果事实正如张居正所料。张居正接报大为震怒，请旨对兵部和李成梁严词申斥。他批评兵部“彼己虚实茫然不知，徒借听于传闻耳，其与风声鹤唳、草木皆兵者何异？似此举措，岂能应敌？”张学颜与兵部尚书杨博都是张居正素所倚重的大臣，但张居正并未稍做宽容，同时对李成梁也狠狠敲打了一下。
在西边，张居正先后任用以“勋著边陲”的王崇古、“才略明谋”的方逢用镇守大同、宣府。他们修边墙，开屯田，加紧练兵，大大加强了明朝的防御力量。
人员调整
同时张居正又对不满意的人员进行了大幅度调整。出于政治局势上的需要，张居正确实要对原来高拱手下的那批言官进行一次清洗。
在明代，言官的品级一般不高，像六科的给事中，一般也就是七品，那在京官里也就是最低的。但由于他们的身份比较特殊，所以高层官员一般都注意拉拢他们；反过来，有高层的拉拢，这些言官为了将来的仕途考虑，也愿意找个强大的后台。于是言官就分成了帮派。
高拱手下原来的那帮言官跟张佳胤这些人不一样，他们是铁了心跟高拱的，身上的政治帮派标签最为鲜明。张居正不只开除了属于高派成员的这些言官，还把一些好斗分子、好争吵分子趁机也都给清洗掉了。
张居正说过：“二三子以言乱政，实朝廷纪纲所系，所谓‘芝兰当路，不得不锄’者，知我罪我，其在斯乎！”
张居正对海瑞的态度
海瑞是历史上有名的大清官。海瑞的清官之名不仅得益于他的清廉和反贪污，更得益于他大胆耿直的性格和特立独行的做事风格。让他在官场上崭露头角的事并不是他的工作业绩，而是他作为一个六品低级官吏，居然敢抬着棺材上朝去骂嘉靖皇帝。嘉靖皇帝看了海瑞的万言书，虽然气极了，却没杀海瑞，只是把海瑞给下在了大狱里。刑部尚书认为海瑞大逆不道，应该论斩。可嘉靖皇帝这个素来睚眦必报的人居然把海瑞的案子压下来不批，但也不放他，就关在大牢里不闻不问。嘉靖皇帝死了以后，徐阶把海瑞从监狱里放了出来。
鉴于海瑞的名声，徐阶决定予以重用。他让海瑞到江南当了应天府的巡抚，管南京周围几个最富的州府。可海瑞的工作风格和他的人一样太极端，整天只关注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要么如何节约办公用纸，要么清查手下有没有人拿回扣，要么就整天在田间地头帮农民跟地主要地。所以他到哪儿上任，当地的富户就紧闭大门，连富裕的商户也不敢开市交易。海瑞在南京搞了两年，大户人家都跑了，没有了税源，结果当地的赋税减了三分之二。他自己倒是非常清廉，八抬大轿也不坐，骑驴子上班。这样，他班子里的其他官员很不满意，因为他是一把手，既然他骑驴子，那二把手岂敢坐轿？因此官员们都想办法调走。富人都很怕他，穷人和富人打官司，不管谁有理，肯定是富人输。海瑞是一个非常理想化的人物，但他对行政管理的确缺乏经验。工作搞不上去，海瑞气得骂“满天下都是妇人”，愤而辞职。
在生活上，海瑞他也这样。据说海瑞在那个时代是唯一一个从不接受贿赂的人，但明朝官员的工资又很低，这是明朝官员腐败的一个重要因素。因为穷，所以官员们就想办法搞钱权交易，而清朝雍正的养廉制度就高明很多。不可能又让马儿跑，还让马儿不吃草，怎么办，就让你吃饱，然后好好干活儿。朱元璋也早看到这个问题，所以官员的田地可以不交税，可是却导致官员乱占耕地。所以对待官员的待遇应该是在基本物质保证满足后，制定一套监督与实施相结合的防贪与反腐的机制，有丰厚待遇就不应再贪心，否则就往死里打击，明朝却一样都没做好，无论主观和客观都是一个败笔。
其实这个传统要从朱元璋开始说起。朱元璋给一品大员一年一千零四十四石米，往下递减，正七品知县一年只有九十石米。以知县为例，管理一个县的县官一个月的工资只有七点五石，请注意，这些收入他要拿去养老婆孩子，还有一大批人。知县管许多事，打赏下面的小吏是免不了的。他手下还有一大堆的长随，按等级分为大爷、二爷。大爷有门政大爷（看门的）、稿签大爷（签押房磨墨的），下面是一群二爷，包括发审、值堂、用印等人，这些人是知县签押房里的办公人员。此外县的重要部门知县都会派人去看着，知县还会带着自己的厨师、师爷。这一大帮子人都是县官的手下，全部要他养活。一个月只有七点五石的俸禄，大家就只好去喝西北风了。
朱元璋时期的宏文馆学士罗复仁，为人十分老实，家里很穷，但朱元璋对他仍不放心。有一天朱元璋跑去他家里看。罗复仁买不起好房子，只能在郊区买间破房子度日。朱元璋东拐西拐，终于找到了地方，见两间破瓦房外，有一个人正提着桶刷墙。朱元璋见此人灰头土脸，粉迹满面，以为是给罗复仁干活儿的民工，便问他：“罗复仁住在这里吗？”
没想到，刷墙的这位听到有人问他，回头一看，大惊失色，慌忙跑过来跪拜，说道：“我就是罗复仁！”
朱元璋这才看清他的脸，原来这个人真是罗复仁，再看他的打扮，一手拿着刷子，一手提着桶，衣衫褴褛，和叫花子没什么区别，顿时哭笑不得。朱元璋半天才憋出一句话：“你怎么住这样的房子？”
罗复仁赔着笑说：“臣家穷，只能将就了。”
在六部中，以吏部的地位最为重要。吏部尚书吴琳为官清廉，后退休回家，朱元璋派使者去打探他的近况。使者到吴琳家乡，考虑到他当过大官，应该有很大的房子，便去寻找，但转了一圈，没有见到什么大房子。使者便在路边找到一个正在插秧的老农，问道：“请问吴尚书住在哪里啊？”谁知那老农抬头对他说：“我就是吴琳。有什么事？”
当官的还要迎来送往，逢年过节到处走动，俸禄是远远不够的。可是就连这点俸禄也打了折扣。洪武年间，一到发工资的时候，县官就找人提着米袋去拿自己的工资，七点五石米，还算是按时发放，到成祖时候，就只能领到俸禄的十分之六，其余的部分发纸币。明朝初期，纸币通行全国，按说给纸币也没什么，但我们接着往下看就会发现问题了。成祖时，十贯钞可以换一石米，到了仁宗时，二十五贯钞才能换一石米。于是种种捞钱新花样纷纷出炉。官员们主要用的是两招：第一招是折色火耗。大家可能听说过火耗这个词。当时交赋税往往是实物，如谷物、丝织物等，但有时也会改征银两和铜钱，而熔锻碎银时可能会有损耗，官府就用这个名义来征收多余的银两，这些多征的赋税就称为火耗。其实到底有没有损耗，也只有官府自己知道，这不过是一个多收钱的借口。这一招是官府说了算，要征多少自己规定。
另一招叫作淋尖踢斛。这十分值得一提。百姓交纳粮食的时候，官府是用斛来装的，百姓将粮食放进斛里，再称重，计算自己完成的粮食份额。谷堆要按尖堆形装起来，会有一部分超出斛壁，就在百姓为交完公粮松一口气时，意外的事情发生了。官吏用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对准斛猛踹一脚！此时超出斛壁的部分谷粒会倒在地上，老百姓慌忙去捡，此时官吏会大声叫喊：“别捡，那是损耗！”这就是淋尖踢斛，踢出的部分就是所谓粮食运输中的损耗，这部分就成为官吏的合法收入。那么老百姓呢，只能回家再送粮食来。这一招最关键的就是踹斛这个动作。在交粮这一天，官吏们准备好，一旦斛已经装满，便拼命一踹。
所以海瑞很穷，一年只买一次肉，就是在他母亲过生日的时候。他最后的官职是南京右都御史，这是个二品官，相当于监察部部长，可以说是文官中俸禄最高的人之一了。但他家里请不起几个仆人，什么事情都要自己动手，吃得也不好，长期营养不良。他死后，佥都御史王用汲来处理后事，一进门看见海瑞的家便痛哭失声。他想不到海瑞临死竟然如此凄惨，家里到处吊着旧布帘子，用的箱子破烂不堪，家里人都穿着补丁衣服：用家徒四壁来形容毫不过分。更让他难以置信的是，海瑞家连办丧事的钱都拿不出来，棺材也买不起，出殡的钱还是大家凑起来的。
海瑞到了三四十岁，还跟母亲睡在一个屋里。而且，一旦他的老婆跟母亲有矛盾，他就无条件地休妻。前面有两个老婆因此被休掉了，到了第三个老婆，她和海瑞当时的一个小妾在一个月内接连暴亡。有官员曾经就此事上本弹劾海瑞，说这两个人是被海瑞逼死的。虽然海瑞申辩说小妾是上吊自杀，而老婆是暴病身亡的，但当时人都认为这和海瑞的恋母情结有关。
海瑞不仅对老婆这样，对孩子也这样极端。
有一次海瑞发现自己五岁的小女儿在啃一个烧饼，就很奇怪，问哪里来的，女儿回答说是家里的仆人张三给的。
海瑞一听，勃然大怒，说：“女子岂容漫受僮饵，非吾女也，能即饿死，方称吾女。”
那意思就是说张三是个男仆，你一个女孩子怎么能从男人手里拿东西吃呢？男女授受不亲，你要是我海瑞的女儿，就应该去饿死，这样才能洗刷你作为一个女人的耻辱！
据说这个女儿听了这话之后，绝食七日而死。
在隆庆朝，海瑞就因为与高拱不合，也因为跟同事的关系比较恶劣，最后被停职闲用了。
张居正当了首辅之后，让每一个三品以上的大臣都向朝廷推荐人才，其中有不少人写信推荐海瑞。当时的吏部尚书杨博就这个问题还专门找了张居正，希望张居正起用海瑞，但张居正虽然不断当众说海瑞是个好人，可就是不用他。为什么呢？张居正觉得海瑞是一个很好的人，做人没有话说，道德、自律都很好，但好人不一定是好官。好官的标准是上让朝廷放心，下让苍生有福。海瑞做官有原则，但没器量；有操守，但缺乏灵活性，因此有政德而无政绩。这一点，张居正看得很清楚。张居正不用海瑞，还有一层原因：海瑞清名很高，如果起用，就得给他很高的职位，比他过去的职位还高，这才叫重用；如果比过去的职位低，那就证明张居正不尊重人才。话又说回来，如果给他更高的职位，他依然坚持他的那一套搞法，岂不又要贻误一方？张居正想来想去，最后决定不用海瑞。
张居正在给海瑞的亲笔信里说：“三尺之法不行于吴久矣。公骤而矫以绳墨，宜其不堪也。讹言沸腾，听者惶惑。仆谬忝钧轴，得参与庙堂之末议，而不能为朝廷奖奉法之臣，摧浮**之议，有深愧焉。”意思给你官做可以，但以后一定要改变自己为官的方式方法。
张居正死后，吏部拟用海瑞为左通政。万历皇帝向来器重海瑞的名望，给他以前职，召为南京右佥都御史，在道上改为南京吏部右侍郎。在任上，海瑞多次上疏言衰老垂死，愿意效仿古人尸谏。其意思是想力主严惩贪官污吏，禁止徇私受贿，并劝皇上采取酷刑惩治天下贪官：“陛下励精图治，而治平教化不至的原因，在于对贪官污吏刑罚太轻。诸臣都不能说到其原因，反而借待士有礼的说法，大家交口而文其非。待士有礼，而平民百姓则有什么罪呢？”他举明太祖时期剥人皮装上草制成皮囊的说法，来说明现在的法律过于仁慈。意思是只有皇帝用暴虐刑法，才能天下太平。皇帝认为海瑞言论有过失，不予采纳。
此时，有人弹劾海瑞的上疏是错误的，治国应该按照儒家思想。御史梅鹍祚就是其中之一。尽管皇帝认为海瑞言语有过失，但也很清楚终究他是忠诚的，因此继续将他留任。海瑞也多次上疏请求退休，皇帝下诏慰留，不允许。直到万历十五年（1587），海瑞死于任上。海瑞再次上任后的做法，说明张居正坚持不用海瑞是正确的。就海瑞的执政方式而言，很难取得一方太平。
才位匹配
张居正有一同年叫汪伯昆，安徽人，和另一位同年王士祯一起成为当时诗坛两大领袖。汪伯昆在湖北当了几年巡抚。张居正当了首辅后，把他调到北京当兵部左侍郎，也就是国防部副部长。汪伯昆履任之后，张居正给了他一个任务——巡视整个西北的军事设施，也就是北京、蓟辽、陕西、山西这一带。汪伯昆的巡边之旅，第一站就是蓟辽。当时的蓟辽总兵是大名鼎鼎的戚继光。汪伯昆到了之后，首先不是听汇报、探讨军事问题，而是和当地的文人在一起吟诗作赋。张居正听到这个消息后有点不满。
汪伯昆回到北京，给皇上写了一份奏章，汇报自己视察边境军事的情况，字斟句酌，是一篇非常优美的散文。张居正看了奏章以后，批了八个字：“芝兰当道，不得不除。”兰花芝草，都是最好的花草，但它长得不是地方，长在高速路上，路是车走的，不是花园。芝兰既然长错了地方，就得铲掉。你汪伯昆是优秀的诗人，就到诗歌协会去，军部是搞军事的地方，不是你吟诗的地方。就这样，张居正把汪伯昆免了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