吏治主张

张居正首先是从整顿吏治开始改革的。

在张居正看来，“致理之道，莫急于安民生；安民之要，惟在核吏治”。他首先从“尊主权、课吏职、信赏罚、一号令”入手，大刀阔斧地进行政治改革。

“尊主权”“一号令”的关键在于克治明朝权力机构运行不畅的痼疾。尤其嘉靖后期，“政务偷玩，事无统纪”，朝廷诏旨被视为故纸，来往公文多至沉埋，统治机构几乎陷入瘫痪。

“盖天下之事，不难于立法，而难于法之必行；不难于听言，而难于言之必效。若询事而不考其终，兴事而不加屡省，上无综核之明，人怀苟且之念，虽使尧舜为君，禹皋为佐，亦恐难以底绩而在成也。”为了整顿吏治，以达到为官清廉，张居正于万历元年（1573）推行“考成法”。 所谓考成法，就是加大对官员的监管力度，督促一切政务的进行。具体方案是在各衙门分置三本账簿：一本是底册，记载一切发文、收文、章程、计划；把其中例行公事无须查考的剔除之后，其余项目再列成两本同样的账簿——一本送各科备注，完成一件，注销一件，定期检查，如果有积压未按时完成的，就由各科上奏候旨，另一本送到内阁备查。为使这一方案得以实施，张居正在明朝祖制六科控制六部的基础上，再以内阁控制六科，这样内阁——六科——六部，由内阁出政策，六部抓落实，六科抓监督，从而形成一个相互制约、相互监督的管理体系。

考成法的主要内容是加强内阁的行政和监察责任，提高吏、户、礼、兵、刑、工六科的监察职能。六科是对吏、户、礼、兵、刑、工六部百司相应而设的监察机构，张居正以六科督促六部，以六部督促诸司以及地方抚按，最后再由内阁直接控制六科，掌握对各级官吏的监察大权。考成法还对六部、都察院等具体行政衙门实施随时考核、事事责成的稽查制度等。这一严密而完整的考成系统，将宦官统率六科、稽查章奏权移交内阁，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宦官干政的可能，极大地提高了内阁的权威，使权力集中于首辅，从而加强了号令天下的中央集权。考成法提高了办事效率，减少了各部门的相互推诿、扯皮，为精简机构、节省政府开支提供了可能。稍后，张居正便下令裁减部院诸司冗官和各省司、府、州、县官，以提高官吏的素质和行政效率。为排除宦官干政，他告诫冯保“裁抑其党，毋与六部事”，从组织机构上保证事权归一，政令畅通。

考成法的作用

张居正的政治改革，通过整顿机构形成高度集权而又层叠有序的行政系统，并建立起相应的稽查问责机制，确保官僚机器高效运行。傅维麟在《明书》中赞扬：“万里之外，朝下而夕奉行，如疾雷迅风，无所不披靡。”

在这种层层施压与控制下，各阶层的官员都被纳入国家机器中高效运转起来。一旦哪个官员没有完成指定的任务，轻则降级，重则罢官。张居正对各阶层的官员实行了严格的“随事考核，事事责成”的稽查制度。据说有一年，地方官员反映下面的赋税非常难收，有些地方还有天灾，实在收不齐。于是张居正“法外开恩”，批准可以只收到九成，结果有个巡抚收到了八成八，还是被张居正给降职了。自此以后，各阶层的官员没有谁再敢拖延懒散，只要内阁下了命令，说什么时候完成就一定会什么时候完成。这些都为此后张居正推行各项改革奠定了基础。通过整顿吏治和精简机构，张居正获得了一个效率较高、得心应手的行政班子，为推动经济改革做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

考成法的缺陷

但考成法在执行过程中，也出现一些不容忽视的弊端，如考核方法和手段过于粗暴直接，不管任何原因和理由，只要你没有完成上面安排的差事，全部考核不合格，轻则降职，重则罢官；还有官员没有完成自己的业绩，绝对不会让他离职，就算离职了也会被叫回来继续完成任务。张居正还主张连带责任，如果县令没有完成任务，知府也有责任；知府没有完成任务，那么巡抚也有责任；巡抚没有完成任务，那么尚书也有责任。在这种层层连带的规定中，各级官吏无一幸免，全都如惊弓之鸟，夜不能寐。

在考成法的实施过程中，有两项标准是基础标准，那就是欠税是不是能够按时上缴，盗贼能不能及时擒获。由于张居正实行了简单粗暴的考核制度，许多官员为了完成追缴赋税的任务，在向老百姓收税的时候，不顾百姓死活，每次都把百姓家的粮食抢得底朝天；在执行擒获盗匪的任务时，官员们为完成任务，如果抓不到盗匪，往往拿良民百姓充当，造成了无数的冤狱，搞得民间百姓怨声载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