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的宦官系统

张居正与高拱的关系逐渐出现裂痕。高拱与隆庆皇帝的特殊关系，让张居正在与高拱的较量中一直处于劣势。虽然高拱和张居正都是隆庆帝的老师，可是性质完全不同：一个同甘苦共患难过，感情刚刚的；一个是后来半道出家，并且大有投机嫌疑。所以皇帝站到哪边，不言自明。高拱不能容人，一不小心张居正就有被挤走的可能。虽然善于自保的张居正一直把自己保护得很好，使得高拱始终没有让人向他开战，面临言官的集体弹劾，但张居正意识到自己的地位岌岌可危，于是急切地寻找政治同盟。找来找去，他找到了太监冯保。

明朝的宦官系统，机构庞大，位高权重，号称“内府”，共有二十四个衙门，即十二监、四司、八局。其中，权力最大的是司礼监，设掌印太监一名，秉笔太监、随堂太监四五名或八九名不等。地位最高的是掌印太监，人称“内相”，相当于外廷的内阁首辅；其次是秉笔太监兼东厂总督太监，相当于外廷的内阁次辅兼都察院左都御史；再下面的秉笔太监、随堂太监，相当于其他内阁辅臣或部院大臣。

司礼监的职责是协助皇帝批阅公文。在数量庞大的奏折中，皇帝往往批阅几本，剩下的都由司礼监太监批阅。以朱笔楷书批阅在奏折上，叫“朱批”，所以叫秉笔太监。他们与皇帝关系亲密，所以对宫内外动态了如指掌。

冯保，字永亭，号双林。冯保于嘉靖年间入宫，隆庆初年掌管东厂兼理御马监，也就是秉笔太监兼东厂总督太监。冯保有着较好的文化素养，深得嘉靖皇帝喜欢。他在司礼监监刻了《启蒙集》《帝鉴固说》《四书》等很多书；到了隆庆年间，他成为司礼秉笔太监，在太监中级别已经非常高。可是司礼监掌印太监才是明朝十二监中最具权势的太监职位，负责完成明朝国家决策中“批红”的部分。事实上，几乎所有明代的著名太监都出自司礼监。

可是高拱和冯保非常不对路。高拱入阁以后，司礼掌印太监出缺，冯保认为应由自己顶补，偏偏高拱因担心冯保权力膨胀，就推荐御用监太监陈洪代理掌印太监。陈洪对高拱感恩戴德，互相默契配合。可是陈洪是大老粗，没文化，后来被罢官外放。陈洪出缺了，高拱推荐掌管尚膳监的孟冲，让冯保又一次失望。

张居正与冯保结盟

因此冯保和高拱结下不共戴天的大仇，并且冯保这个人贪财不假，可是绝不至于像刘瑾、魏忠贤那样坏得一塌糊涂。他也有很多优点，平时对人比较和善，一般并不为难没有过节的人，但一旦有过节，他就会将人往死里整。因此冯保也想对付高拱，就与张居正结盟。但张居正这个人非常厉害，最厉害的功夫是隐身术，让人搞不懂他的动向。于是严嵩与徐阶争斗，他完好无损；徐阶和高拱的斗争，他也没卷进去；甚至和高拱关系不佳时，高拱也没撕破脸皮让人弹劾他。而此时，高拱还浑然不知这一切。

张居正经常将冯保的亲信徐爵招入自己家中，在书房商议要事。张居正的主张由徐爵转交冯保，再由冯保以皇帝批示形式发出，张居正则袖手旁观，佯装不知。隆庆五年（1571）十一月，殷士儋退休后，内阁只剩高拱和张居正两人。高拱担心万一有言官弹劾自己，需要回避，张居正就可以和冯保联手，用票拟和朱批方式，打着皇帝旗号对付自己。为了约束张居正，高拱向皇帝提议增添阁员。张居正就写了票拟交给冯保，用皇帝名义批示“卿二人同心辅政，不必添人”，高拱便不好说什么。可是隆庆六年（1572）三月，尚宝卿刘奋庸上疏，提了五个建议：第一条是皇上要保重身体；第二条是皇上要总揽大权；第三条是皇上要勤俭持德；第四条是皇上要自己看奏章；第五条是皇上要重用忠良之臣。这份奏疏含沙射影地指出皇帝把大权都交给高拱，且高拱不是忠良之臣。

张居正的幕僚曾省吾也授意门生、户部给事中曹大埜又上疏，弹劾高拱“大不忠十事”。

一是事上不忠。皇上生病了，所有的人寝食难安，他却谈笑风生，神情自若，还到姻亲刑部侍郎曹金家里饮酒作乐，对皇上的病置若罔闻，成何体统！

二是轻视太子。皇太子出阁读书，本为国家大事，该每日陪在左右，他却偶尔去一下，叩头而出，没有尽人臣之礼。

三是挟私报怨。自他复出以后，专门打击报复。凡是以前直言得罪过他的人，都被他降职罢免。

四是任人唯亲。自他掌管吏部以来，凡是他亲戚、乡里、朋友、门生，故旧，都被他破格提拔。

五是欺上瞒下。为了堵塞言路，每当选拔科、道官，他都在堂部训斥，不许说大臣们的过失，欺骗皇上，蒙蔽圣听。

六是结党为恶。如今朝廷的官多数是他的心腹，凡有奏折涉及他的罪恶，都隐瞒不报，甚至仗势逞凶，以致“内外皆知有高拱，而不知有陛下”。

七是专权放肆。以往嘉靖朝的内阁首辅严嵩只是总理内阁事务，未曾掌管吏部之政；而他久掌吏部，不肯辞退，升迁任免为所欲为，用人不当，排斥忠良，其程度更重于严嵩。

八是贪污受贿。昔日严嵩只是其子严世蕃贪财，而他却亲开贿赂之门。如董文采贿赂他六百两银子，他即升董文采为河南参政，其他行贿千金不计其数。

九是不顾律法。嘉靖时，沈炼弹劾严嵩。路楷为了巴结严嵩，受其唆使，诬陷沈炼勾结外寇，将其杀害。隆庆帝继位后，定路楷死罪。人人拍手称快，高拱却公然受路楷千金贿赂，强行免其死罪。

十是违抗圣旨，颠倒是非。原来的操江御史吴时来弹劾严嵩，是一个忠臣，而高拱为泄私愤，借机排挤吴时来。徐阶为老臣，高拱却百般加害徐阶。高拱还经常吹嘘自己的功劳等，且把蒙古俺答汗归顺朝廷的“俺答封贡”事件的功劳据为己有。

奏折中强调，请陛下不要忘记严嵩故事，开除高拱，另选贤能之臣，以掌吏部，则陛下虽静养宫中，而天下有泰山之安。

隆庆皇帝十分赏识高拱，将他看作股肱之臣，并且皇帝正重病缠身，心情不舒畅，十分生气，传出口谕：严惩曹大埜。冯保奉命拟旨：曹大埜，排陷辅臣，着调外任。拟旨后，冯保赶紧和张居正商量，张居正却改成极其缓和语气：曹大埜妄言，调外任。

高拱猜测有人背后指使，不肯罢休，便提出辞职，引起兵部尚书杨博等人的义愤填膺，请求皇帝挽留高拱。皇帝本就十分信任高拱，于是形势十分有利于高拱。高拱就策动言官抨击曹大埜。其中，御史张集在奏疏中大谈赵高假借秦二世的名义杀李斯，严嵩勾结太监为心腹，让皇帝相信自己是忠臣，含沙射影指出幕后指使人是张居正。

张居正的反击

张居正看到张集的奏疏十分生气，却也看出其中的破绽，提出这御史如何把皇上比作秦二世。冯保立即派传递奏折的太监到内阁传话：“万岁爷说，张集如何把我比为秦二世”，并且扬言皇帝动怒，要廷杖张集，“廷杖时我要问他，今日谁是赵高？”张集害怕了，每天胆战心惊地在朝房等待廷杖，还买了疗伤蛇胆和收尸棺材，吩咐家人准备后事。高拱的亲信言官十分生气，要弹劾张居正。

张居正的密友、郎中王篆劝张居正不要把事情搞大，免得无法收拾。于是张居正让王篆到朝房安慰张集，说：“张相公要我向你致歉，不会廷杖了，没事了，你可以回家了。”

考虑到隆庆皇帝正病重，高拱也不想把事情闹大，就在朝房约见言官，劝他们不必再提此事。张居正还专门到高拱府上道歉，说曹大埜的事情，要说自己一点都不知道，也不敢如此说；既然事已如此，请高公谅解。

高拱就训斥张居正一通，说我平时如此厚待你，你竟这样对我，你太忘恩负义了。

张居正自知理亏，发誓说，请高公原谅我的过错，我一定痛改前非，如果再忘恩负义，我的几个儿子必将同一天死去。高拱见张居正态度诚恳，就不再追究。只是刘奋庸和曹大埜都被贬官远谪，刘奋庸谪兴国知州，曹大埜谪乾州判官。

隆庆六年（1572）四月，高拱推荐前礼部尚书高仪入阁。当月，隆庆帝授高仪为文华殿大学士，入阁办事。

隆庆六年五月的一天，隆庆帝坐朝的时候，突然站不起来，随后不能说话，有了中风迹象。内监冯保与张居正赶紧上去扶他。隆庆帝随即召大学士高拱、张居正、高仪到乾清宫，当着皇后、皇贵妃和皇太子的面，由内监冯保宣诏：“朕嗣统方六年，如今病重，行将不起，有负先帝付托。太子还小，一切付卿等，要辅助嗣皇，遵守祖制才是对于国家的大功。”

不久，年仅三十六岁的隆庆帝因病驾崩，隆庆帝的儿子、十岁的朱翊钧即位。冯保传遗诏“阁臣与司礼监同受顾命”，与内阁首辅高拱、次辅张居正、高仪同为顾命大臣，而且张居正与冯保走得更近，彼此间或亲信往来，或传递书信，让高拱有大权旁落的危机感。于是，高拱很不爽，决定打垮张冯联盟，就决定先给冯保一点颜色看看，准备先发制人，打倒冯保。而冯保也积极利用与隆庆帝皇后、皇贵妃及小皇帝万历的亲密关系，策划驱逐孟冲，取代他任掌印太监。

高拱决定在小皇帝即位典礼上，提出扩大内阁权力、限制司礼监权力的施政设想。于是高拱先和张居正、高仪打招呼，寻求支持。高仪不愿卷入纷争，不置可否，敷衍一番：高公所说公允得当，自然是大丈夫的事业，然而祸福难料，所以我不敢赞成，也不敢反对。

然后高拱让心腹韩楫找张居正，张居正却说道，除掉冯保这个阉官，就好像除掉一个死老鼠一样容易，高阁老建立的功勋必将流芳百世。

可是韩楫前脚刚走，张居正立即向冯保通风报信，让他早做准备。

高拱失败

新的一场争斗很快就开始了。六月初十，小皇帝经过了一系列劝进、辞让的礼仪后，坐上了皇位。当天，高拱的第一封奏疏就到了，是《特陈紧切事宜以仰裨新政事》。

上疏共五条，从表面看是指点小皇帝上朝该如何做，见了群臣应说什么，奏章是如何一个处理程序，等等。奏疏中关键是三点：第一，要求“一切奏章俱发内阁拟票”；第二，如果有不经过票拟就“内批”了的，我们必须向皇帝问明白才执行；第三，一切奏本都应发下，如果有不发的，那么原奏事者就要面请皇帝发表一个明确态度。

这一下子就能看出高拱的奏疏是针对冯保的，但通篇又都是尽心辅佐之意，一句没提冯保。你只要发内阁票拟，我就拟“照准”，然后以皇帝名义发布全国，看你冯保今后还怎么跳？

只要这个奏疏一通过，就会有言官一拥而上弹劾冯保，内阁自然票拟“同意”。高拱的奏疏一上，高仪就告病，请假在家休息。张居正在天寿山考察皇陵用地中了暑，回来也歇下了，没来上朝。

冯保收到奏疏后，偏就是不发给内阁，自己替小皇帝批了六个字：“知道了，遵祖制。”这句话太深奥了，看似批了文字，实际上打了一通太极，什么也没说，玩起了空手道。这样一来，高拱的奏疏内容是什么，百官不知道；皇帝接不接受这些建议，没态度。

高拱毕竟是官场老手，立即第二手跟上，又上了一奏，请把前一奏赶紧发下票拟。

冯保被逼得没有退路，只好在六月十三，也就是第二道奏疏之后将《陈五事疏》发下。高拱立刻写上“俱依议行”，也就是全都按你们说的办！

然后在高拱的指示下，言官立即出动造势。第一波，以工科给事中程文为首，上疏弹劾冯保“四逆六罪三大奸”：进**诲之器、邪燥之药以损圣体，害死了先帝；矫诏爬上掌印太监位置，居心叵测；将隆庆遗诏以邸报形式公布天下，伪造最高指示；新皇帝登基，冯保立于皇帝身边，竟敢受文武百官朝拜，大逆不道。所列皆是滔天之罪，哪一条都够凌迟处死冯保了。

紧接着，吏科都给事中雒遵、礼科给事中陆树德等先后跟进，一责冯保僭越受百官朝拜；二责冯保升官遗诏为何在先帝弥留之后传出；三责原司礼监掌印太监孟冲并未免职，为何就有冯保突然任职，组织任免令何在？他们坚决要求将冯保交付法司究罪，以正刑典！

弹劾冯保的奏疏接二连三送进宫里。高拱为了防止冯保利用职权扣押奏折，事先要弹劾者把奏折的副本送给内阁，一方面可以在邸报发表，制造倒冯舆论；另一方面，利用票拟权力，草拟御旨，打倒冯保。这下冯保开始惊慌了，赶紧向张居正求助。在张居正的暗示下，六月十五日，冯保紧急面奏小皇帝、贵妃和陈皇后，将高拱曾在内阁说过的一句话“十岁太子如何治天下”篡改为“十岁的孩子如何做天子”，恶告了一状。

李贵妃与陈皇后闻言愕然，险些惊倒；就是十岁的小皇帝，也当场失色！冯保见有了效果，自会添油加醋。他又说，高拱欺负太子年幼，想迎立自己家乡开封的周王为天子，企图以迎立之功谋求封国公的爵位！

同时，冯保把金银散给两宫左右的太监、宫女，让他们也跟着学舌。两天里，后宫舆论滔滔。

六月十六日早朝时分，宫中传出话来：“有旨，召内阁、五府、六部众皆至！”

高拱兴奋异常，以为皇上要下诏开掉冯保了。众人立即齐聚会极门，没见着皇上，也没见有两宫，只见太监王蓁奉圣旨出来：“皇后懿旨、皇贵妃令旨：说与内阁、五府、六部诸臣，大行皇帝殡天先一日，召内阁三臣在御榻前，同我母子三人亲受遗嘱曰：‘东宫年少，赖尔辅导。’今大学士高拱揽权擅政，夺朝廷威福自专，通不许皇帝主管，我母子日夕惊惧。现令高拱回籍闲住，不许停留。尔等大臣受国厚恩，如何阿附权臣，蔑视幼主？从今往后洗涤思想，忠心报主，如再有这等的，典刑处之。钦此！”

当场宣布要高拱回籍闲住，不许停留。

这个结果看似意外，实际很正常。高拱虽然掌控内阁，并且在隆庆年间权力极大，可是不要忘了一朝天子一朝臣，现在时代完全不同了。冯保看似微不足道，可是却深受新皇帝身后的李贵妃信任，而皇帝年幼，李贵妃就代表皇权，相权是斗不过皇权的，所以高拱并未看透其中玄机。而张居正看到了，所以在这场争斗前就与冯保结盟。然而高拱一直被蒙在鼓里，甚至想得到张居正的支持，还和他说心里话，大肆排斥冯保，张居正一笑了之，却不知竟然暗藏玄机。

吏部左侍郎魏学曾看不得自己的老师被如此陷害，挺身而出，公然声称：“皇上新继位，为何就驱逐顾命大臣，且诏书出自谁手，不可不明示百官！”他又约诸大臣一起前往张居正家质问。诸大臣不愿去，张居正也以患病避而不见。后来，因这件事，魏学曾被降调南京任右都御史，最终辞职了。

还有张四维，当时正在外地公干，闻讯大惊，在返京途中走到北直隶的获鹿，即改道前往邯郸，见到了归家途中的高拱。老同事自是一番唏嘘。后张四维又数次给高拱写信，叮嘱老上级万万谨言慎行，官场险恶，什么事都难料。

张居正与冯保联手轻松打垮了高拱，却装出一副高风亮节的样子，与高仪联名上疏，极力挽留高拱：“臣不胜战惧，不胜惶忧。臣等看得高拱历事三朝三十余年，小心谨慎，未尝有过。虽其议论侃直，外貌威严，而中实过于谨畏，临事兢慎如恐弗胜……每惟先帝托付之重，国家忧患之殷，日夜兢。惟以不克负荷为惧，岂有一毫专权之心哉。”

意思是说我诚惶诚恐，看到高拱为三个皇帝供职三十余年，小心谨慎，没有大的过失。虽然高拱说话直接，外表严肃，其实这是十分谨慎，遇到事情担心无法胜任的缘故。希望考虑到先帝托付，请皇后、皇贵妃、皇帝收回成命，不要罢免高拱。如果内阁有罪，我与高仪愿与他一起承担。

高拱却察觉到自己的罢官与张居正有关。第二天一大早，高拱去宫门口象征性地向皇帝辞行时，张居正前来送行。张居正对高拱说已经请求皇帝恩准，他可以享受国家驿站的交通优惠特权，体面回乡时，高拱就挖苦他，张公不必如此，难道你不害怕“党护负国”的圣旨再次出现吗？

高拱乘坐一辆骡车，出宣武门仓促离京。冯保派来身穿红色号衣的骑兵，在后面督促驱赶高拱，把他的行李抢夺一空，随行的奴仆婢女也各自逃命。出京二十多里，高拱饥饿难耐，只得在一家村野小店狼吞虎咽一番。他们到了良乡真空寺后，有亲朋故友来接风送饭，并且张居正特地派遣的官员赶来送上驿站的勘合文书（通行证），改由驿站负责护送。高拱依然对张居正耿耿于怀，对前来的官员发泄不满，说张居正“又做师婆又做鬼”，却仍放弃骡车，登上驿站豪华的车辆。

卧病在床的高仪，听到高拱的遭遇后，担心自己受到牵连，病情加重，吐血三日而死。

争取冯保

万历皇帝宗继位后，冯保成了太监领袖，其实这背后是陈太后、李太后对冯保的信任。

也许是在与高拱以及前几任内阁的较量中尝到了外廷的厉害，所以对张居正有意识的拉拢，冯保并不积极，而是采取拖延战术，以静制动，暗中观察。冯保是一个非常谨慎的人，尽管之前两人已经有过合作，一起扳倒高拱，但那也是形势所迫。现如今，张居正已经是堂堂内阁首辅，竟然对自己毕恭毕敬，是何居心？

因此，对于冯保在李太后面前的得宠，张居正不像高拱那样只是一味地记恨和打压，而是相当尊重冯保，想以非常友好的方式感化冯保。

冯保也是明事理之人，对于张居正也是以礼相待。一次，张居正恰遇冯保的侄子冯邦宁酗酒闹事。冯邦宁虽官职都督，却名不副实，而且常常欺凌邻里。张居正早就对冯邦宁有意见，这回犯事，处置冯邦宁下地牢、发配边疆都不为过。但张居正没有这样做，只是要姚旷过去劝他停止胡闹，给对方道歉。

冯邦宁不但不听，反而粗鲁地扯坏了姚旷的腰带。这又给冯邦宁加了打官员的罪名，按理，这条罪名足以致死。

张居正遂写了个条子给冯保，让冯保自己去处理。冯保对这个不争气的侄子也没好脸色，大怒，命人打四十大板，夺去官职，停职反省。

像这样能严厉约束其家属的大宦官，在历史上也是不多见的。张居正要的就是这个效果。通过这件事情，冯保也意识到与前几任首辅相比，张居正是靠得住的人。

就这样，张居正不露痕迹，达到了借用冯保之力来建立自己政治小圈子、稳固朝中地位的目的。

在整个万历新政时期，冯保与张居正几乎没产生过什么分歧，还竭尽全力，处处配合，尊重而不巴结逢迎，辅助而不干涉。这两人结合在一起，对今后的政治形势产生了相当深远的影响。

正值年少无知的万历登上皇帝之位，张、冯两人鞍前马后，为新皇帝分担了不少国事，可以说张居正、冯保成了万历的左右手。黄仁宇所著《万历十五年》所述：“在两位皇太后之外，他所尊敬的人只有两个：一个是张居正元辅先生，另一个是冯保。”

取信于李贵妃

万历年幼，权力容易被母亲取而代之。张居正当然知道其中的利害。张居正正处于这样一个尴尬的境地：万历皇帝只有十岁，皇权最核心的部分控制在二十七岁的生母李贵妃手中。

李贵妃，名李彩凤，出身贫寒，出生于北京东郊（今通州）一个普通的家庭。父亲李伟是个泥瓦匠，家乡遭受虫害之后，便携家带口到北京城谋生，当时李彩凤只有十二岁。来京三年，生活依然没有着落，父亲便将李彩凤送往裕王府当一名使唤丫头。李彩凤进入裕王府邸，主要是服侍裕王的继室陈王妃。

李彩凤进裕王府的第三年，就为裕王生下第一个儿子，这就是后来成为万历皇帝的朱翊钧。两年后，她又为裕王生下第二个儿子，即是后来的潞王。当时裕王还有一房原配李王妃，生一男一女，但都早夭；继室陈王妃生有一个女儿，不久也夭折，从此再没有生育。

母凭子贵，凭着这两个儿子，李彩凤由一个卑微的宫女晋升为侧妃，但始终不受隆庆帝宠爱。裕王做皇帝后，陈王妃被晋封为皇后，李彩凤则被晋封为贵妃。

张居正要想有所作为，在政坛上大显身手，必须先取信于这孤儿寡母。小万历已经不在话下，因为万历皇帝对张居正十分尊重，从不直呼张居正的名字，甚至不称他的官职，不论人前还是人后都只称张居正为“先生”，而且不论是在私下还是在朝堂上都这样称呼。

最重要的是小万历不仅是在形式上尊师重教，而且在精神上完全能领会这位张老师所传的道、所授的业和所解的惑。

现在张居正就需要让李贵妃站到自己这边来。为此，他做了三件事。

第一件事：给贵妃一个太后的名号。

李贵妃心思敏感，生怕宫内外瞧不起她。张居正摸透了她意欲出头的心理，于是提议：李贵妃完全可以与陈皇后同升太后。按照大明祖制，新皇帝继位后，先帝正室还在的，皇后要被尊为太后。新皇帝的生母如果是妃子，就只能尊为皇太妃，等级上低了许多。两宫封后，违背祖制。张居正是怎么处理的呢？这就显示出他的聪明之处。原来他了解到了弘治朝（孝宗）皇帝生母也可以称太后，但只能是“秃头太后”，也就是太后两字前面不能加徽号；而嫡太后的前面，则尊加两个字的徽号，以示等级差别。说干就干，他马上吩咐礼部：“既同为太后，多二字何妨。”就这样，他把一个可能会引起轩然大波的举措轻松带过。吏部侍郎王希烈立即照办，于是“两宫并列”，陈皇后称仁圣皇太后，李贵妃称慈圣皇太后。

后来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论及此事，说张居正这样做，是“内谄慈圣，以为圆权也”。不管怎么样，隆庆帝没做成的事情，张居正做成了，并且两宫徽号不仅仅是名义上的，而是大大提高了李贵妃的地位，实现了与陈太后平起平坐，再不必像过去那样每日向皇后请安了。

两个字换来了李太后对张居正执政的无条件支持。

张居正做的第二件事，是在兴趣爱好上和李太后产生共鸣。李太后崇佛，经常要许愿和施舍。这可是要花大量钱财的事，尤其对她这种身份、地位的人来说。但张居正坚决不肯拿国家的钱来满足李太后的这种爱好。那怎么办呢？张居正眉头一皱，计上心来，最后他把属于皇室的宝和店划归到李太后的名下。这下既解决了李太后崇佛的资金问题，又减少了国家财政开支问题，可以说是一个双赢。

张居正做的第三件事情，是巧妙处理李太后父亲李伟事件。李太后得势以后，父亲李伟跟着鸡犬升天，晋升武清伯。但是这位前瓦匠贪心不足，串通内库官员，在承揽京营军士冬衣制作中偷工减料，引起了军士哗乱。司法部门不好追究，张居正就将此事先巧妙地推到李太后面前，叫人拿了渔网似的破军衣给李太后看。

李太后顿感大丢颜面，传谕内阁依法处置，绝不袒护。张居正在处理此事时，体现了高超的政治技巧：他革退内库官三十余人，重新发放合格军衣，平息了事件；然后又巧为武清伯开脱，说责任其实不在李伟，让李伟接受了一通皇帝的训斥完事；之后，再借此称赞李太后“至公无私，中外臣民莫不仰诵”。此举既制伏了武清伯，又给足了李太后面子。

从此，李太后、张居正、冯保这样一个牢不可破的“权力铁三角”就形成了。其时，万历皇帝朱翊钧尚小，凡事基本由他的监护人李太后拍板定夺。三人联袂登场，明朝也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