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厚友谊

高拱与张居正志趣相投，又是多年的好朋友，同朝为官，有过一段和平共处的时光，曾经都为彼此感到骄傲和自豪。

在翰林院共事期间，有一天，天高云淡，高拱突然来了兴致，与张居正相约到郊外香山秋游。

一路登上香山，来到最高处香炉峰，高拱指着远山近林对张居正说：“太岳，你看如此大好江山，却国势衰颓，江河日下，真是令人扼腕叹息啊!”

张居正不像高拱那么多愁善感，只凝重地点了点头。高拱看张居正没说话，转过头对着张居正说：“太岳，我看你和我一样，胸中自有沟壑，定非久居人下之人。你说，我们能为这国家做点什么呢？”

张居正年龄比高拱小，却显得老成持重一些，沉吟了一下，想起了诸葛亮的一句话，面对群山，手捻长髯，坚定地说：“若他日身肩国事，定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高拱听了击掌叫好，说：“好一句‘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诸葛武侯虽然当年‘出师未捷身先死’，但终究不负此生，应该无憾了。”

两人击掌为誓：他日登阁入相，定当勤力同心，振兴大明王朝。所以，《明史》上说他俩是“相期以相业”。

高拱出生于河南新郑的一个官宦世家，自幼颖敏勤奋，“五岁善对偶，八岁诵千言”，关注时政，胸怀大志。这一点与张居正十分相投。他们常常以“国器”自命，励志做房玄龄、杜如晦、司马光式的贤臣良相，甚至要超越这些人。两人志趣相投，初次相见，就有相见恨晩之感。闲暇之余，二人共同切磋治国安邦之道，每谈到默契处，不禁拍手称奇，相得甚欢。他们坚信自己能力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当时就有人说，数风流人物，还看“高、张”。起初，他们的通力合作，对于稳定隆庆初期的政治、社会还是起了很大作用的；最重要的事情还体现在辽王削藩时，面对外人对张居正的攻讦诋毁，高拱力挺张居正。

辽王被废

嘉靖二十九年（1550），是张居正踏入官场的第四个年头。嘉靖二十八年，张居正被授了个七品翰林院编修的职务时，他写出的《论时政疏》中专门提到宗室骄恣：

臣闻今之宗室，古之侯王，其所好尚，皆百姓之观瞻、风俗之移易所系。臣伏睹祖训，观国朝之所以待宗室者，亲礼甚隆，而防范亦密。乃今一二宗藩，不思师法祖训，制节谨度，以承天休，而舍侯王之尊，竞求真人之号，招集方术通逃之人，惑民耳目。斯皆外求亲媚于主上，以张其势，而内实奸贪**虐，陵轹有司，朘刻小民，以纵其欲。今河南抚臣又见告矣。不早少创之，使屡得志，臣恐四方守臣无复能行其志，而尾大之势成，臣愚以为非细故也。所谓宗室骄恣者此也。

在嘉靖的时候，要说宗室骄恣，就有点夸张，所以结合朱宪对张居正的种种行为，事情就变得耐人寻味起来。

隆庆二年（1568），在张居正进入内阁一年多之后，御史陈省弹劾辽王朱宪，诏令削去“清微忠教真人”名号，隆庆皇帝没考虑就直接应允下来。后来，巡按御史郜光先再弹劾辽王犯有十三条大罪，其中一条就是谋反罪。谋反罪是每个皇帝都十分重视的，这次张居正也感觉到事关重大，谋反罪怎么可以如此轻易就定罪。于是接到弹劾后，张居正建议必须派人前去调查一番，了解清楚再处置。隆庆皇帝就派了刑部侍郎洪朝选作为钦差大人直接到江陵去查这件事。

朱宪是冤枉的，可事情往往弄巧成拙。朱宪看朝廷竟然如此重视，还派了钦差大臣来，内心十分恐惧，居然惊天动地地鸣冤，还在府中竖起面白旗，写着“讼冤之纛”四个大字。这就是毫无政治头脑了，正好被陷害朱宪的那些人抓住把柄。朱宪本是鸣冤，但架势却像造反，这样一来事情便更复杂了。按察副使施笃臣正在江陵，认定辽王造反，立刻调军遣将，迅速调集五百个兵士，把辽王府围住，直待刑部侍郎到来。

这件事情还没结束，朝廷内部风波又起——有人诬陷这是张居正在为朱宪开脱罪名，因为当初直接剿灭辽王多好，现在按察副使施笃臣发兵江陵，说明谋反已是事实。此时的隆庆帝也有点犹豫，自己重用的张爱卿怎么成了反贼呢？无论是与不是，还是先将张居正看押起来吧，平叛以后事情自会真相大白。关键时刻还是高拱站了出来，替张居正求情， 说明事情原委，才打消关隆庆帝押张居正的念头。

同时，前去江陵调查的刑部侍郎洪朝选还算正直，搞清事情真相后，认为朱宪没有反意，坚持不肯上报朱宪是造反。但朝廷最终还是废了朱宪辽王的封号，并将朱宪贬为庶人，永远软禁起来。后来，这位曾经自以为牵着张居正鼻子走的辽王朱宪就在高墙下度过了惨淡的余生，而辽王府竟成了张居正家在江陵的府第。辽王被废，所有辽府诸宗一概改属楚王管辖，由广元王管理辽府事。

内阁闹剧

复出后，高拱不但陷害徐阶，而且排挤其他大臣。这时候的内阁，只剩下三个人了。高拱赶走陈以勤、赵贞吉，原来的首辅老好人李春芳看到高拱势头太猛，自己很识趣地坚决辞职，把首辅的位置让给了高拱。次辅是张居正，还有一个叫殷士儋。隆庆五年（1571）的冬天，内阁中发生了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

这一天，按照规矩，是个“会揖”的日子。明代的官僚制度，特别重视监察系统的作用。内阁成员作为实际上的宰相，主管国家行政系统；而都察院作为最高监察机构，主管各科给事中，也就是那些言官。给事中的官职虽然不高，一般也就是七品，但他们不仅可以风闻言事，也就是听到点风声，也不搞调研就可以议论朝政；另外，他们还可以越级言事，就是不管是内阁首辅还是各部尚书，哪怕当朝一品、二品大员，可以直接弹劾。

因为言官的地位这么重要，所以明代规定，每逢初一、十五，给事中们都要到内阁跟大学士们见个面。因为给事中们一般比较年轻，所以会见的时候，他们往往要给那些年纪较大的阁老作揖，所以就叫“会揖”。

本来从制度上看，这种会揖是对监察制度的一种修正，但因为官场上帮派林立，给事中也是分跟谁的，所以这种会揖最后也就只是个形式。

这一天刚好是会揖的日子，给事中们就到内阁来见这些宰相了。高拱这时候是“一股独大”，给事中大多是他那个帮派里的人，所以大家的热脸都往他那儿贴。可殷士儋却看不过去了，尤其当他看到一个叫韩楫的给事中在给高拱行礼的时候，他的火腾地一下就上来了。殷士儋是山东人，并且也很有才学，是当时的名士，曾经在隆庆帝继位之前做过裕王府的讲师，也就是跟高拱、张居正一样，做过隆庆帝的老师。隆庆帝继即位后，殷士儋看到高拱、张居正，包括当时同在裕王府当讲师的陈以勤都入了阁，自己就很着急。

他看高拱势力大，就以当年同事的关系来走高拱的门路，可是高拱就是不买账。因为高拱这时候刚好想提拔一个叫张四维的亲信进入内阁，好不容易挤走了内阁中原来几个跟自己不对路的人，不能再放一个脾气倔的殷士儋进来了。

可是殷士儋却走通了大太监陈洪这条路，并且很快于隆庆五年（1571）初也进入了内阁。于是高拱非常看不起他，动不动指使手下言官弹劾他。

高拱让手下言官弹劾殷士儋的理由居然是说殷士儋入阁是由太监陈洪帮忙，这怎么能担当国家宰相呢？根本不应该让殷士儋参政。

在几篇弹劾文章之后，殷士儋上疏抗辩，说自己身正不怕影子斜。看到前面的人没把这个殷士儋扳倒，给事中韩楫就放出话来，说那些都是小场面，我这个重量级选手要出招了，这次绝对一击必中，上一道奏章，让殷士儋立刻滚蛋。这话京城里已经传遍，所以殷士儋一看到韩楫，就不由得怒火中烧。

殷士儋看韩楫拜见完高拱，正好转过身来脸冲着自己，立马笑眯眯地一拱手。因为是会揖嘛，互相参见问候那是规矩，再加上他又是阁老，韩楫不得已，只得拱手弯身施礼，说了句：“殷阁老！”

可是殷士儋的耿直脾气上来了，带着冷笑看着刚刚直起腰来的韩楫说：“听说你韩楫对我不满意啊，还放出狠话来要怎么怎么的。对我不满意没关系，可你姓韩的也犯不着给别人当枪使啊！”

这边韩楫倒没想到殷士儋这么直，一下就愣住了，脸憋得通红。他愣了一下，刚想解释两句，结果还没等他说话呢，高拱就先忍不住了，一下站了起来。

因为高拱也是个直脾气，立即一拍桌子站起来喊道：“不像话，太不像话了！这成什么体统了！”

这一下，殷士儋也忍不住了，指着高拱的鼻子就骂开了：“什么体统不体统！你高拱还好意思谈体统？！驱逐陈阁老的是你，驱逐赵阁老的是你，驱逐李阁老的也是你！你现在为了提拔亲信张四维，如今又来挤对我。难道这个内阁就永远是你一个人的吗？”

这还不打紧，殷士儋说完一撸袖子，上来一把揪住高拱的衣领子，就要揍他。这下高拱傻眼了。他虽然是内阁首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平常跩得很，但论打架，他一个快六十岁的小老头，哪打得过山东大汉殷士儋呢？这时候各给事中也傻眼了，虽然有不少是高拱的人，但是这是副宰相跟宰相打架，他们想掺和也没资格啊。眼看就要上演一场闹剧，并且还准能传出笑柄，堂堂宰相居然和副宰相在办公的地方干上了。这时候张居正出手了，把殷士儋紧紧抱住，于是高拱才免挨了一顿揍。有人认为张居正要是存心害高拱，或者存心要高拱难看，完全可以假意相劝，先让高拱挨顿揍，出丑出够了再说，这样殷士儋和高拱两个人的脸面就都丢尽了，谁也不好意思再在官场上混了，张居正自然就可以渔翁得利，内阁就可以只剩他一人了。可是细细推敲，这是行不通的，因为张居正是个大智慧者，绝不会用小孩过家家的方式处理问题，并且他非常沉稳，所以即使有意见也不会表现得那么突出，这个招式太烂了，他肯定干不出来。再说，事情不是高拱挑起来的，并且高拱又有皇帝护着，高拱怎么都占理，高拱干吗挨了打还要回家啊？再说高拱他这人极其贪恋权力，会那么容易放弃权力？还有一点，当时有资格劝架的只有张居正，到时候一问起来，张居正怎么解释？能混到那个层面的都是人精级别的人物，真伪一眼就能辨出，骗不了任何人，所以张居正劝架的行为十分正常。

殷士儋继续将高拱一顿痛骂，发泄完毕后立即很跩地回家，写了奏疏，请求辞官返归故里。隆庆帝旨准并赐给殷士儋道里费，仍领薪俸。

殷士儋回济南后，选定元代万竹园故址为栖身之处，筑室于泺水之滨，取名“通乐园”，在园内垒山叠石，疏泉筑亭，构舍植花，着书讲学，从者如云。他居家十一年，于万历九年（1581）去世，葬于历城党家庄东凤凰山南麓。朝廷追增殷士儋为太保，谥号“文通”，后改谥号为“文庄”。

张居正的危机

时间过去三四年，经过一系列事件后，张居正发现现实并没有当初两人相约时那么美好。对于官场人来说，在权力面前最能看清楚一个人，张居正也逐步看清了高拱的为人。他们并不能和睦相处，无论从人品还是性格上都是两条车道上的车。

徐阶败了，李春芳也被挤走。隆庆三年（1569）十二月，高拱利用和内廷宦官的关系，以及与隆庆皇帝的特殊关系，没过多久官复原职，并且兼掌吏部，咄咄逼人地成了内阁首辅，一时间大权独揽。高拱与张居正的关系也变得微妙起来。

高拱这个人很有学问，然而，回朝为官的高拱做了些什么呢？他公报私仇，打击异己，独揽朝权，这与当初的严嵩有什么区别？

张居正虽然看不惯高拱的种种行为，也想与之抗衡，建一个清明世界，但他想清楚了，在目前这个权力中心，大明王朝并不稳定，皇帝软弱，内阁争斗，边关危机……很多人期盼着大明的权力系统能出现张、高二人同心同德、共辅明主的美好局面。

因此，他不会像殷士儋那样简单粗暴地去对抗，更不会像昔日的徐阶与严嵩那样公开斗狠，宁愿放下个人恩怨，团结高拱，治理大政。

张居正不想与高拱搞得太僵是出于大义，因为此时的大明帝国处在一个关键时期：首先是这个帝国的权力核心隆庆皇帝担不起治理国家这个担子，更多的是需要内阁大臣精诚团结。

隆庆皇帝的尴尬

万历帝在位四十八年，嘉靖帝在位四十五年，隆庆皇帝朱载垕主政六年，对于两个长达四十多年的执政期，短短六年如白驹过隙；再加上隆庆皇帝从父亲嘉靖皇帝朱厚熜手中接过权柄时已经三十岁，长期生活在嘉靖皇帝的阴影之下，人生处于一种灰色状态，继位后也没有什么突出贡献。

历史上仅仅把隆庆帝看成是帝国皇权递延的一个过渡式人物。

朱载垕智力平平，笨口拙舌，优柔寡断，经常沉默不语。正因为如此，有的大臣甚至以为皇帝是哑巴，还有的大臣认为皇帝是一个智力迟钝的精神病患者。

这与隆庆帝的生存环境息息相关。朱载垕是嘉靖皇帝的第三个儿子，前两子和后四子都夭折，最后只剩下他和皇四子朱载圳（封景王，嘉靖四十四年去世）。然而，作为皇长子的他并没有被立为太子，即便后来被立为太子，也是迫于形势，因为嘉靖帝其他几个儿子相继去世，就剩下他这个独苗苗。

尽管如此，嘉靖皇帝也从来没有表现出对自己这个将来的接班人应有的恩宠，因此，这个太子也从没享受到一个太子应有的待遇。以至于有官员私下里议论，朱载垕只是一个挂名太子，最后能不能顺利完成权力的交接还是未知数。

嘉靖四十五年（1566），在漫长的等待过程中， 朱载垕终于登基，是为明穆宗，年号隆庆。

他虽登基了，却没有表现出一个国家领袖应有的魄力和底蕴，常常以隐形人的姿态示人。在朝廷上，他甚至连场合上该说的套话都无法说完，干脆让大学士们代他发言。有时文官们想让皇帝在百官面前树立一个正面的形象，就会拉他参加一些场面盛大的典礼。但是朱载垕的表现往往让他们大失所望，他压根不愿做一个场面上的政治人物。

或许是误打误撞，也或许是故意为之，隆庆皇帝在政治上表现出来的无能，或不愿干预朝政的超然态度，并没有令大明陷入绝境，而在某种程度上使得手下那些有能力的文官放手去行使朝廷赋予的权力，收到超越正德、嘉靖两朝的治理效果，偌大的一个国家依然井然有序，进入相对稳定和繁荣的时期。

此时的大明虽呈现出短暂的中兴迹象，但犹如回光返照，并不代表隆庆帝的无为而治是正确的，恰恰相反，朝政被操纵在一批政治狂人手里。当时，内阁人才辈出，无论是大学士徐阶，还是紧随其后的高拱和张居正，哪一个不是精明强干？

隆庆皇帝在位的六年时间里，所推行的政令可以用“简单”二字来形容。皇上不作为，大臣们才有了放手干的权力，大大解放了朝廷上那些有才华的人。但是，这也为大明的权力运行埋下了太多隐患。

比如内阁之争，辅政的各大臣之间争权夺利，互相倾轧，就连宫中那些掌权的太监也都裹入其中。隆庆三年（1569）十二月，内阁迎来了一场大风波。吏部尚书杨博致仕，高拱入内阁。高拱能够入阁，完全是宫中太监从中周旋的结果。太监孟冲、陈洪都与高拱有密切来往。

朱载垕是个宽厚之人，但是因为他和大臣平日里联系极少，所以在关键时刻能够左右他的思想与行为方式的往往是那些伺候在他身边的内监。隆庆初年，最得朱载垕信任的太监是腾祥、孟冲、陈洪这帮人。他们有事没事就喜欢领着朱载垕吃喝玩乐，消磨皇帝的意志。

陈洪虽然没什么才能，但善于用奇技**巧赢得皇帝信任，一度是宫廷要人。这难免不让人联想起唐文宗时期的当权宦官仇士良。仇士良是一个穷凶极恶之人，杀二王、一妃、四宰相，把持朝政二十余年，将坏事做尽，却依然能够享受到皇家的礼遇。陈洪被高拱拉拢之后，对于高拱巩固地位、扩大势力起到了很大作用。

高拱还兼任着吏部尚书，这也预示着从此以后，内阁和吏部的大权将集中到高拱一个人手里，成为名副其实的首席内阁大学士。

高拱最大的缺点是人比较傲，谁也不放在眼里，所以以前没有得到重用。他一生最成功的地方就是忠诚于隆庆帝。当隆庆帝还是一个无权无势的皇子时，他就陪伴左右，并且甘愿为裕王出生入死；隆庆帝继位后，他终于有了出头之日；再加上隆庆帝生性软弱，对他言听计从，十分尊敬，甚至有点畏怯。

入阁后，首辅徐阶与高拱的矛盾逐渐呈现出来。在隆庆初年，两人虽共事一处，但貌合神离，矛盾逐渐白热化。张居正不想让自己卷入无休止的争斗中，尽管双方都有意拉拢他，但他从来不做任何重要政治决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