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六事疏》

在徐阶的一路提携下，张居正官运亨通，仅仅一年多时间，就从一个五品的翰林院学士，成为内阁辅臣。张居正刚入阁时，内阁辅臣分别为徐阶、李春芳、郭朴、高拱、陈以勤、张居正。辅臣中，徐阶、李春芳这些前辈都谦虚恭敬，礼贤下士，张居正资历最浅，却摆出一副丞相派头，傲慢对待其他部院官员，话语都切中要害，所以官员们对他的忌惮超出了其他阁臣。

等到徐阶退了，次辅李春芳成了首辅。李春芳是一个四平八稳的典型官僚，抱负、才干都不如徐阶，阁员大多看不起他，他也经常叹息：“徐公如此能耐尚且被赶走，我哪能长久，就过一天算一天吧。”

隆庆二年（1568），张居正向皇帝呈报很有分量的《陈六事疏》，没有得到执行。《陈六事疏》是一篇政论文，针对国家现存弊病以及纠正方法进行了系统的陈述。本疏亦成了日后“江陵柄政”期间施政方针的蓝本，是张居正政治理念最重要的体现。

闻帝王之治天下，有大本，有急务；正心修身，建极以为臣民之表率者，图治之大本也；审几度势，更化宜民者，救时之急务也。大本虽立，而不能更化以善治，譬之琴瑟不调，不解而更张之，不可鼓也。恭惟我皇上，践祚以来，正身修德，讲学勤政，惓惓以敬天法祖为心，以节财爱民为务：图治之大本，即以立矣。但近来风俗人情，积习生弊，有颓靡不振之渐，有积重难反之几，若不稍加改易，恐无以新天下之耳目，一天下之心志。臣不揣愚陋，日夜思惟，谨就今时之所宜者，条为六事，开款上请，用备圣明采择。臣又自惟，幸得以经术，遭逢圣主，备位辅弼，朝夕与同事诸臣，寅恭谐协，凡有所见，自可随事纳忠，似不必更有建白。但臣之愚昧，窃见皇上有必为之志，而渊衷静默，臣下莫能仰窥；天下有愿治之心，而旧习因仍，趋向未知所适。故敢不避形迹，披沥上陈，期于宣昭主德而齐一众志，非有他也。伏乞圣慈垂鉴，俯赐施行，天下幸甚，臣愚幸甚。计开：

一、省议论

臣闻天下之事，虑之贵详，行之贵力，谋在于众，断在于独。汉臣申公云：“为治不在多言，顾力行如何耳。”臣窃见顷年以来，朝廷之间，议论太多，或一事而甲可乙否，或一人而朝由暮跖，或前后不觉背驰，或毁誉自为矛盾，是非淆于唇吻，用舍决于爱憎，政多分更，事无统纪。又每见督抚等官，初到地方，即例有条陈一疏，或漫言数事，或更置数官，文藻兢工，览者每为所眩，不曰“此人有才”，即曰“此人任事”。其实莅位之始，地方利病，岂尽周之？属官贤否，岂能洞察？不过采听于众口耳。读其辞藻，虽若灿然，究其指归，芒未有效。此其久也，或并其自言者而忘之矣。即如昨年，皇上以虏贼内犯，特敕廷臣，集议防虏之策。当其时，众言盈庭，群策毕举，今又将一年矣，其所言者，果尽举行否乎？其所行者，果有实效否乎？又如蓟镇之事，初建议者曰“吾欲云云”，当事者亦曰“吾欲云云”，曾无几何，而将不相能，士哗于伍，异论繁兴，讹言踵至，于是议罢练兵者，又纷纷矣。

臣窃以为事无全利，亦无全害，人有所长，亦有所短，要在权利害之多寡，酌长短之所宜，委任责成，庶克有济。今始则计虑未详，既以人言而遽行，终则执守靡定，又以人言而遽止，加之爱恶交攻，意见横出，谗言微中，飞语流传，寻之莫究其端，听者不胜其眩，是以人怀疑贰，动见诪张，虚旷岁时，成功难睹。语曰：“多指乱视，多言乱听!”此最当今大患也。伏望皇上自今以后，励精治理，主宰化机，扫无用之虚词，求躬行之实效。欲为一事，须审之于初，务求停当，及计虑已审，即断而行之，如唐宪宗之讨淮蔡，虽百方阻之，而终不为之摇。欲用一人，须慎之于始，务求相应，既得其人，则信而任之，如魏文侯之用乐羊，虽谤书盈箧，而终不为之动。再乞天语，叮咛部院等衙门，今后各宜仰体朝廷省事尚实之意，一切奏章，务从简切，是非可否，明白直陈，毋得彼此推诿，徒托空言。其大小臣工，亦各宜秉公持正，以诚心直道相与，以勉修职业为务，反薄归厚，尚质省文，庶治理可兴，而风俗可变也。伏乞圣裁。

二、振纪纲

臣闻人主以一身而居乎兆民之上，临制四海之广，所以能使天下皆服从其教令，整齐而不乱者，纲纪而已。纲如网之有绳，纪如丝之有总。诗曰：“勉勉我王，纲纪四方。”此人主太阿之柄，不可一日而倒持者也。臣窃见近年以来，纪纲不肃，法度不行，上下务为姑息，百事悉从委徇，以模棱两可谓之调停，以委屈迁就谓之善处，法之所加，唯在于微贱，而强梗者虽坏法干纪而莫之谁何。礼之所制，反在于朝廷，而为下者或越理犯分而恬不知畏，陵替之风渐成，指臂之势难使。贾谊所谓跖戾者，深可虑也。然人情习玩已久，骤一振之，必将曰：“此拂人之情者也。”又将曰：“此务为操切者也。”臣请有以解之，夫徇情之与顺情，名虽同而实则异，振作之与操切，事若近而用则殊，盖顺情者因人情之所同欲者而施之，《大学》所谓“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者也。若徇情则不顾理之是非，事之可否，而惟人情之是便而已。振作者谓整齐严肃，悬法以示民而使之不敢犯，孔子所谓“道之以德，齐之以礼”者也。若操切则为严刑峻法，虐使其民而已。故情可顺而不可徇，法宜严而不宜猛。伏望皇上奋乾刚之断、普离照之明，张法纪以肃群工，揽权纲而贞百度，刑赏予夺，一归之公道而不必曲徇乎私情，政教号令，必断于宸衷而毋致纷更于浮议。法所当加，虽贵近不宥，事有所枉，虽疏贱必申。仍乞敕下都察院查照嘉靖初年所宪纲事理，再加申饬。秉持公论，振扬风纪，以佐皇上明作励精之治，庶体统正，朝廷尊而下有法守矣，伏乞圣裁。

三、重诏令

臣闻君者，主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君不主令则无威，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则无法，斯大乱之道也。臣看得旧规，凡各衙门章奏奉旨，有某部看了来说者，必是紧关事情、重大机务；有某部知道者，虽若稍缓，亦必合行事务，或关系各地方民情利病，该衙门自宜恭酌缓急，次第题覆。至于发自圣衷，特降敕谕者，又与泛常不同，尤宜上紧奉行，事乃无壅。盖天子之号令，譬之风霆，若风不能动而霆不能击，则造化之机滞而乾坤之用息矣。臣窃见近日以来，朝廷诏旨，多废格不行，抄到各部，既从停阁，或已题奉钦依，一切视为故纸，禁之不止，令之不从。至于应勘应报，奉旨行下者，各地方官尤属迟慢，有查勘一事而数十年不完者，文卷委积，多致沉埋，干证之人，半在鬼录，年月既远，事多失真，遂使漏网终逃。国有不伸之法，覆盆自苦，人怀不白之冤，是非何由而明？赏罚何由而当？伏望敕下部、院等衙门，凡大小事务，既奉明旨，须数日之内，即行题复，若事了然，明白易见者，即宜据理剖断，毋但诿之抚、按议处，以至耽延。其有合行议勘问奏者，亦要酌量事情缓急，道里远近，严立限期，责令上紧奏报，该部置立号簿，发记注销。如有违限不行奏报者，从实查参，坐以违制之罪，吏部即以此考其勤惰，以为贤否，然后人思尽职而事无壅滞也。伏乞圣裁。

四、核名实

臣闻人主之所以驭其臣者，赏罚用舍而已。欲用舍赏罚之当，在于综核名实而已，臣每见朝廷欲用一人当事者，辄有乏才之叹。窃以为古今人才，不甚相远，人主操用舍予夺之权，以奔走天下之士，何求而不得，而曰“世无才焉”!臣不信也。惟名实之不核，拣择之不精，所用非其所急，所取非其所求，则士之爵禄不重，而人怀侥幸之心，牛骥以并驾而俱疲，工拙以混吹而莫辨，才恶得而不乏，事恶得而有济哉!臣请略言其概。夫器必试而后知其利钝，马必驾而后知其驽良，今用人则不然，称人之才，不必试之而以事，任之以事，不必更考其成，及至贲事之时，又未必明正其罪。椎鲁少文者以，无用见议，而大言不当者，以虚声窃誉；倜傥沆直者，以忤时难合，而脂韦逢迎者以巧宦易容；其才虽可用也，或以卑微而轻忽之，其才本无取也或以名高而尊礼之；或因一事之善而终身借之以为资，或以一动之差而众口訾之以为病。加以官不久任，事不责成，更调太繁，迁转太骤，资格太拘，毁誉失实。且近来又有一种风尚，士大夫务为声称，舍其职业，而出位是思，建白条陈连篇累牍，至核其本等职业，反属茫昧。主钱榖者不对出纳之数，司刑名者未谙律例之文，官守既失，事何由举，凡此皆所谓名与实爽者也。如此则真才实能之士何由得进，而百官有司之职何由得举哉。故臣妄以为，世不患无才，患无用之之道，如得其道则举天下之士，唯上之所欲为无不应者。臣愿皇上慎重名器，爱惜爵赏，用人必考其终，授任必求其当，有功于国家，即千金之赏，通侯之印，亦不宜吝，无功于国家，虽颦睨之微，敝袴之贱，亦勿轻予。仍乞敕下吏部严课之法，审名实之归，遵照祖宗旧制，凡京宫及外官三六年考满，毋得概引复职，滥给恩典，须明白开具称职平常不称职，以为殿最，若其功过未大显著，未可遂行黜涉者，乞将诰敕勋阶等项酌量裁与，稍加差等，以示激劝。至于用舍进退，一以功实为准，毋徙眩于声名，毋尽拘于资格，毋摇之以毁誉，毋杂之以爱憎，毋以一事概其平生，毋以一眚掩其大节。在京各衙门佐贰官，须量之才器之所宜者授之，平居则使之讲究职业，赞佐长官，如长官有缺即以佐贰代之，不必另索其属官，有谙练故事，尽心官守者，九年任满亦照吏部升授京职，高者即转本衙门堂上官，小九卿堂官，品级相同者，不必更相调用，各处巡抚官果于地方相宜久者，或就彼加秩，不必又迁他省，布按二司官如参议久者即可迁参政，从事久者即可升副使，不必互转数易以滋劳扰，如此则人有专职，事可责成，而人才亦不患其缺失矣，此外如臣言有未尽者，亦乞敕下该部，悉心请求条列具奏。伏乞圣裁。

五、固邦本

臣闻帝王之治，欲攘外者必先安内，书曰民为邦本，本固邦宁。自古极治之时，不能无夷狄盗贼之患，唯百姓安乐，家给人足，则虽有外患而邦本深固，自可无虞，唯是百姓愁苦思乱，民不聊生，然后夷狄盗贼乘之而起。盖安民可以行义，而危民易与为非，其势然也。恭惟皇上嗣登大宝，首下蠲恤之诏，黎元忻忻，方切更生。独昨岁以元年，蠲赋一半，国用不足，又边费重大，内帑空乏，不得已差四御史分道督赋，三督御史清理屯监，皆一时权宜以佐国用之急。而人遂有苦其搜刮者，臣近日访之外论，皆称不便，缘各御史差出，目见百姓穷苦亦无别法，清查止将官库所储，尽行催解。以致各省库藏空虚，水旱灾伤视民之死而不能赈，两广用兵供饷百出而不能支，是国用未充而元气已耗矣。臣窃以为天之生财，在官在民，止有此数，譬之于人，禀赋强弱自有定分，善养生者唯樽节爱惜，不以嗜欲戕之，亦皆足以却病而延寿。昔汉昭帝承武帝多事之后，海内虚耗，霍光佐之节俭省用，与民休息，行之数年，百姓阜安，国用遂足。然则与其设法征求，索之于有限之数以病民，孰若加意省俭，取之于自足之中以厚下乎。仰惟皇上即位以来，凡诸斋蘸土木**侈之费悉行停革，虽大禹之克勤克俭不是过矣，然臣窃以为，矫枉必须过正，当民穷财尽之时，若不痛加省节，恐不能救也。伏望皇上轸念民穷，加惠邦本，于凡不急工程，无益征办，一切停免，敦尚俭素以为天下先。仍乞敕下吏部，慎选良吏，牧养小民，其守令贤否殿最，惟以守己端洁，实心爱民乃与上考称职，不次擢用，若但善事上官，干理薄书而无实政及于百姓者，虽有才干局止于中考，其贪污显著者，严限追赃，押发各边，自行输纳，完日发遣发落，不但惩贪，亦可以为实边之一助，再乞敕下户部，悉心讲求财用之所以日匮者，其弊何在，今欲措理其道何由，今俗侈靡，官民服舍俱无限制，外之豪强兼并，赋役不均，花分诡寄，恃顽不纳田粮，偏累小民。内之官府造作，侵欺冒破，奸徒罔利，有名无实，各衙门在官钱粮，漫无稽查，假公济私，官吏滋弊。凡此耗财病民之大者，若求其害财者而去之，则亦何必索之于穷困之民，以自耗国家之元气乎。前项催督御史事完之后，宜即令回京，此后不必再差，重为地方之病。其屯监各差都御史，应否取回别用。但责成于该管抚按使之悉心清理，亦乞敕下该部从长计议，具奏定夺，以后上下唯务清心省事，安静不扰，庶民生可遂而邦本获宁也，伏乞圣裁。

六、饬武备

臣惟当今之事，其可虑者，莫重于边防，庙堂之上，所当日夜图画者，亦莫急于边防。迩年以来虏患日深，边事久废，比者屡蒙圣谕，严饬边臣，人心思奋，一时督抚将领等官，颇称得人，目前守御似亦略备矣。然臣以为，虏如禽兽然，不一创之，其患不止，但战乃危事，未可易言，应从容审图，以计胜之耳。今之上策莫如自治，而其机要所在，惟在皇上赫然奋发，先定圣志，圣志定，而怀忠蕴谋之士得效于前矣，今谭者皆曰吾兵不多，食不足，将帅不得其人，臣以为此三者皆不足患也。夫兵不患少而患弱，今军伍虽缺，而粮籍具存，若能按籍征求，清查影占，随宜募补着实训练，何患无兵。捐无用不急之费，并其财力以抚养战斗之士，何患无财。悬重赏以劝有功，宽文法以伸将权，则忠勇之夫孰不思奋，有何患于无将。臣之所患，独患中国无奋发励激之志，因循怠玩，姑务偷安，则虽有兵食良将，亦恐不能有为耳。故臣愿皇上急先自治之图，坚定必为之志，属任谋臣，修举实政，不求近功，不忘有事，熟计而审行之，不出五年，虏可图矣。至于目前自守之策，莫要于选择边吏，团练乡兵，并守墩堡，令民收保，时简精锐，出其空虚以制之。虏即入犯，亦可不至大失。此数者，昨虽已经阁部议行，臣犹恐人心玩遏日久，尚以虚文塞责。伏乞敕下兵部，申饬各编督抚，务将边事着实举行，俟秋防毕日，严查有无实效，大行赏罚。庶沿边诸郡，在在有备而虏不敢窥视也。再照祖宗时，京营之兵数十万，今虽不足，尚可得八九万人，若使训练有方，亦岂尽皆无用？但士骄惰，法令难行，虽春秋操练，徒具文耳。臣考之古礼，及我祖宗故事，俱有大阅之礼，以细武事而戒不虞。今京城内外，守备单弱，臣常以为忧。伏乞敕下戎政大臣，申严军政，设法训练，每岁或间岁季冬农隙之时，恭请圣驾亲临校阅。一以试将官之能否，一以观军士之勇怯，有技精艺熟者，分别赏赍，老弱不堪者，即行汰易。如此，不惟使辇觳之下，常有数万精兵，得居重而驭轻之道，且此一举动，传之远近，皆知皇上加意武备，整饬戎事，亦足以伐狂虏之谋，销未萌之患，诚转弱为强之一机也。伏乞圣裁。

《陈六事疏》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第一条针对官场遇事就议论，你一言我一语，个个长篇大论文采飞扬，却都是徒有其表的漂亮话，是没有任何操作性的大话空话，也提不出有针对性的解决问题的措施，于是事情久而不决，不了了之，即便议论出个思路，也没有严格执行。张居正提出少发议论，多干实事；谋划要依靠众人，决断却要独裁，一旦考虑周详，就要不折不扣地执行。

第二条针对官场上下姑息迁就，办事推诿，法律只对百姓起作用，有权势的却可以胡作非为。张居正提出加强法纪，统一号令；触犯法律者，即便是高贵而亲近的人，也绝不宽恕；受到冤枉者，即使疏远而低贱，也必须申冤。

第三条针对吏治败坏，对官员考成流于形式，朝廷的政令被各级政府看作一纸空文，根本不照办。张居正提出朝廷要慎重制定政令，一旦制定就要令行禁止，不折不扣地执行；特别向皇帝提出，指示六部、都察院等衙门，凡是大小事务，既然有明确旨意，就要按期答复，事理清楚的，应该做出决断，不得推诿给巡抚、巡按议论处理；交给地方政府办理的事项，要根据轻重缓急、路程远近，严格规定期限，由中央政府有关部门设立号簿，登记注销；有违反期限或者不报告的官员要严惩，吏部将此作为官员考成依据。

第四条针对人事部门官员借口天下缺乏人才，故意失职懈怠，导致人才选拔流于形式，良莠不分。张居正提出“核名实”，就是官员的任用和罢免，奖赏与惩罚，要通过综合考核名声和实务确定；特别提出“至于用舍进退，一以功实为准，毋徙眩于声名，毋尽拘于资格，毋摇之以毁誉，毋杂之以爱憎，毋以一事概其平生，毋以一眚掩其大节”，对于官员选用，要以事功和实绩为唯一标准，不要拘泥资格，不要听信舆论褒贬，不要掺杂个人好恶情感，不要因一件事概括全部，不要以一点过失掩盖个人大节，希望皇帝指示吏部，严格实行官员考核制度，京官三年一次，外官六年一次，必须有称职、平常及不称职的考核结果。

第五条针对连年财政入不敷出、民穷财经的现状，张居正提出朝廷要带头厉行节约，凡是不紧急的工程、没有益处的征办，一概停免，并且指示户部，悉心研究财政入不敷出的根源。

第六条针对北方蒙古的侵扰越来越严重，而边防废弛，张居正提出加强边防。

张居正的《陈六事疏》切中时弊，而且切实可行，皇帝颇为欣赏，做出“皆深切时务”的批示，要有关部门研究并提出方案。于是，都察院对“振纪纲”“重诏令”提出具体方案，兵部对“饬武备”提出具体方案，户部对“固邦本”提出具体方案。

前期工作大张旗鼓地搞完了，该落实时，却因内阁首辅李春芳是一个“一味甘草，二字乡愿”的人物，不想有所作为，只想明哲保身混日子，次辅陈以勤明白李春芳意图，也不置可否，于是张居正的治国理念最终付诸东流。

张居正蔑视李春芳的不作为，评价他“不足与有为”。不久，赵贞吉入内阁，排位在张居正之下，却以前辈自居，直呼张居正为“张子”，朝政中还动不动训斥“张子”，摆出一副长辈派头。张居正对李春芳、赵贞吉不满，就暗中与司礼监太监李芳等人密谋策划，鼓动皇帝重新召高拱入阁，并且兼任吏部尚书，来遏制赵贞吉，削夺李春芳的权力。

高拱复出

高拱和隆庆帝的关系十分亲密。在裕王府邸九年里，高拱为裕王讲授经筵，敷陈剀切，谨慎用事。裕王深受教益，二人建立了深厚的王臣、师生关系。高拱离王府后，“府中事无大小，（裕王）必令中使往问”，裕王还先后手书“启发弘多”“怀贤”“忠贞”等字赠赐高拱。嘉靖四十年（1561）景王入藩之国，裕王为嗣的地位开始明朗，因而高拱与裕王的这层关系，不仅使高拱的上司、同僚对他刮目相看、趋之若鹜，而且也奠定了以后他在政治上大大发挥作用的基础。

隆庆三年（1569）十二月，冷落了一年多的高拱接旨后，不顾腊月严寒，日夜兼程，直奔京城，官复原职，并且兼掌吏部。言官原多与高拱有隙，故人多不自安。胡应嘉闻高拱复出，被吓破胆而亡，欧阳一敬也在解官归田途中郁郁而死，一时人心惶惶。高拱通过门生心腹散布言论，安抚言路诸官，“徐阶昔日对我有恩情，后来因为小事不睦，不足以怨恨”“我自当彻底改变过去不好的思想和念头，与诸君共同治理朝政”。高拱言之凿凿，颇为大度，于是人心稍安。

这时候，老成持重的李春芳是内阁首辅，可是他并没有什么主见，只是充当好好先生，明哲保身。他很清楚高拱与隆庆帝的关系，也很清楚高拱的野心与为人，所以不久之后也主动辞职了。咄咄逼人的高拱把首辅李春芳挤走后，就成了内阁首辅。

高拱与张居正的关系非常微妙。高拱比张居正大十三岁，中进士也比张居正早六年，说起来，他应该算是张居正的前辈。高拱这个人很有学问，也很有能力，但因为人比较傲，从来不肯轻易依附于哪一个政治集团，所以一直也没得到过重用。他很早就被选到裕王府当侍讲，也就成了后来隆庆帝的第一个老师。张居正曾经在回忆中把自己和高拱的关系比作西汉宰相萧何曹参、丙吉魏相这样的好搭档，又说自己与高拱是“生死之交”。在隆庆五年（1571）十二月高拱六十大寿的时候，张居正还撰写文章，将隆庆皇帝比作周成王，将高拱比作周公，将自己比作召公，说“即余驽下，幸从公后……公每降心相从，宫府之事，悉以谘之，期于周、召夹辅之谊，以奖王室”。

徐阶在扳倒严嵩之后，快速提拔了一些人，这其中就有高拱和张居正。严格来说，高拱并不算徐阶这边的人。作为嘉靖末年的执政大臣，徐阶已经明显看出裕王不久即将接嘉靖皇帝的班，所以他早在几年前就把张居正也安排进了裕王府做裕王的侍读讲师。在隆庆帝的各位老师里，高拱无疑是第一人，因为在裕王最无助的日子里，高拱就像父亲一样给了裕王最大的依赖。徐阶很清楚隆庆对高拱的感情，所以早早地就把高拱引入了内阁。

但张居正的入阁就不一样了。嘉靖四十五年（1566），也就是嘉靖朝的最后一年，张居正虽然是嘉靖朝国立大学的副校长，但论官阶不过是五品的翰林院侍读学士；到第二年，也就是隆庆元年（1567）正月里，徐阶就把张居正越级提为三品礼部右侍郎；又过了不到一个月，到二月初，在徐阶的力主之下，张居正居然以才干了不到一个月的礼部右侍郎的身份突然就进入了内阁，成为副宰相了。这不只是连升三级了，这在整个明代都是很少见的。徐阶也说这是引用了“特进”之例，也就是特别情况特别对待。

高拱改革

高拱的行政能力可谓杰出。《明史·高拱传》里说他是“练习政体，负经济才，所建白皆可行”。也就是说，有什么事到高拱手上，绝对不会积压下来的，有工作高拱立马解决，行政工作效率非常高。除旧立新是高拱执政的基调。高拱复出后，力反徐阶所为，重新评价嘉靖皇帝，停止不加澄辨的平反，从而创造了良好的君臣关系和政治氛围，为进一步改革找到了支点和依据。在隆庆帝的支持下，内阁首辅高拱开展了整顿和改革。高拱认为，“法不能无弊，行之既久，其弊更不可胜言”，主张“法与时迁，更法以趋时”。因此，高拱执政后，誓言“先立规模”——改革体制、健全制度。在高拱执政的短短两年半里，高拱对吏制、军政、边政、财政、司法等制度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动作最大的当数吏治的整顿——大力精简机构、裁汰冗员，就连太医院也由十二科缩减为十科；严抓考核关，对官员任职资格、选拔、回避、考核、赴任、请假等各个环节，都进行了前所未有的革新。吏部的考核制度更加完善，每个官员每月的情况都要汇总，年终统一考核，不合格就要严办；且明确官员考核定等及升降理由，做到以事实为依据。高拱尽改徐阶旧制，“授诸司以籍，使署贤否，志爵里姓氏”；有官员被黜，高拱必亲“告以故”，黜者“无不慑服”。他将每个官员详细信息做登记，包括是否贤良，被罢免的官员也告知原因，让众人信服。官员的提拔，高拱也改了规矩，鼓励大批非进士身份的官员入仕提拔；同时，地方官员等职务，则交给年富力强的官员，而盐政、马政等以往被人轻视的职务也格外重视，着力提高相关职务的待遇，并选拔才干。这样一来，明朝的吏治考核状况大大扭转，官场办事效率提升。

与此同时，高拱还改革军政，建立军事指挥官储备、选调、升迁系统。高拱认为，军事是专门的学问，主管军事的兵部官员，要有特殊的资格，并建立储备、调动、升迁的特殊体系，而不再与其他部门官员经常互调，按常规拔擢使用。于是，朝廷陆续出台了相关措施，对兵部官员的选任、调动、升迁、待遇等做出规定。高拱以尚书陈希学、曹邦辅，侍郎王遴各率师背城列阵以待；以京尹栗永禄、南都御史护守山陵；又起御史刘焘在天津守通粮；而以总督王崇古、谭纶专征剿无内顾；以侍郎戴才理军饷。由于布置周密，防范严谨，蒙古兵未敢入犯大明王朝。

高拱重视理财，树立养民为先的政绩观；对理财官任用、升迁制度进行改革。高拱同时提出，生财自有大道，聚财断不可变成敛财。他在《议处欠粮欠谷官员以图实效疏》中推出了多项改革措施，核心是改革对天下州县一体以税收指标完成情况考核官员的制度。他指出，对原系地方凋敝、百姓逃亡、田地抛荒甚多之州县，若一味下指标，是逼州县长行苛政，导官吏重殃其民，故改为以存恤贫困、召集流亡、开垦荒田，换言之以疏民困的情形来衡量官员政绩。

他执政期间，在短短一年多时间内，即在很大程度上扭转了国库严重亏空的局面。据专家岳天雷统计，高拱当政的隆庆五年（1571），相比徐阶当政的隆庆元年（1567），岁入增长53％以上，支出减少42％以上。明朝军队逢战必胜，隆庆四年（1570），俺答汗之孙把汉那吉来降，授予指挥使官衔。高拱在南方两广、云贵边事上亦颇多建树。隆庆初，广西古壮族人韦银豹等据寨反明，有司多次前往抚剿，都没有效果。高拱荐殷正茂为总督往剿。殷正茂任法严、善战，但性贪。高拱说：“吾捐百万金予正茂，纵乾没者半，然事可立办。”其实，高拱在用殷正茂的同时，已着眼于提擢、培养本省人才，在两广郡县中“多除制科，宽其荐额，勿拘成数”，引导民风向上。不久，果然“乱民乐业而向化矣”。时人都以高拱为善用人。隆庆四年（1570），殷正茂征诸路汉土官兵十四万人，代替李迁镇压古田僮族韦银豹、黄朝猛之乱，分兵七道进，连破数十巢。黄朝猛死，韦银豹被手下人出卖，最终被捕。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张居正与高拱的关系还是非常好的：张居正和大太监李芳一起策划了高拱的复出；高拱担任首辅后，张居正和高拱在很多事上都是通力合作的。

徐阶遇险

高拱非常有才干，在首辅大臣的位置上尽心尽力，各方面表现都非常出色，可是他也有一个非常突出的缺点，就是心眼儿小。所以高拱复职后，曾经弹劾他的一些大臣开始坐立不安，胡应嘉甚至过度惊吓而死。但高拱却通过门生传播“华亭有旧恩，后小相失，不足为怨”等言论，言辞颇有大度之气。大家刚刚松口气，形势立即再次紧张，因为高拱很快对徐家开始了报复行动：将旧账再翻一遍。

隆庆元年（1567），高拱指使手下言官弹劾徐阶，揭发徐阶的弟弟和三个儿子横行乡里，有凭有据，这激起了受徐阶保护的言官的愤怒。他们纷纷把矛头对准高拱，弹劾一次接着一次，高拱实在撑不下去，只好于隆庆元年五月间辞官回乡了。直到隆庆二年（1568），徐阶致仕后，高拱才作为顾命大臣重回朝廷。

徐阶辞职，高拱似乎又看到了希望，蠢蠢欲动，欲重归朝廷。恰巧，张居正惜于高拱的才干，向隆庆帝上奏重新召回高拱。第二年，经张居正推荐，高拱再度入阁成为次辅，当时的首辅为李春芳。令张居正没想到的是，高拱一门心思复仇。此时的徐阶已经远居江南老家，高拱仍挖空心思实施报复。

恰巧在此时，孙克弘案发，高拱终于找到了机会。隆庆五年（1571），孙克弘按照官场规则，派家人孙五到京打点，并给当朝首辅李春芳写了一封问候信。李春芳与孙克弘私交甚好，原因是嘉靖二十六年（1547），李春芳会试一甲第一名，孙克弘之父孙承恩则是当年的主考官，因此两人结下了友谊。

恩师的家人前来京城，李春芳理应接待，这本来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没想到孙五刚刚来到京城，就被高拱的手下韩楫、宋之韩捕获。原来，高拱为抓徐阶的把柄，专门派人监视松江来京人员。

那么，孙克弘与徐阶又是什么关系呢？其实，两者没有直接的来往，问题就出在李春芳身上。孙克弘与李春芳私交甚好，李春芳与徐阶都是前朝重臣，上任以来“萧规曹随”，况且对徐阶十分拥护，严格执行徐阶拟定的政策，而高拱处心积虑加害徐阶时，李春芳早就看不下去了，几番表现出同情。

高拱这招叫无中生有，借刀杀人。

孙五被韩楫、宋之韩等人逮捕以后，随身所带都是些孙克弘写给亲朋好友的书信。苦于找不到徐阶指使的证据，他们就一连几日严加审讯孙五，要孙五交代自己就是徐阶派来的奸细。孙五坚决不承认，韩楫、宋之韩并不甘心，决定来个移花接木，将一起与之不相干的案子牵扯进来。

当时，正好有两个松江人——顾绍、沈元亨来到京城告徐阶的状，说徐府家仆诓骗、延误转运颜料银。颜料银是宫廷征收的捐税，是后妃用的脂粉钱，因不纳入国库，所以很难算得清。徐阶连后宫的脂粉钱都敢贪，这两案牵扯在一起，隆庆皇帝勃然大怒。

趁此机会，高拱授意韩楫等人要将此事深究细追。就这样， 孙五来京一事与徐府一案莫名其妙地联系到一起，并编造出一套说辞：顾绍、沈元亨来京告状，徐阶心里恐慌，特派孙五来京拦阻，并求重新起用。在韩楫、宋之韩等人的要挟下，孙五最终屈服于强权。

主审此案的京师巡城御史王元宾，受高拱、韩楫等人指使，对孙克弘大肆诋毁，最后孙克弘被罢免。

这还没算完，高拱从孙克弘案入手，顺藤摸瓜，趁机查封了徐府在城中开设的十余家布行，多名店工被逮捕，主要罪名是非法经营。徐阶多年经营的布行，在官场斗争中全部被查封。这也彻底摧毁了徐阶东山再起的可能性。

为此，朝廷还成立了“徐阶专案组”。这个“专案组”的组长，就是与徐阶有座主和门生之谊的蔡国熙。在蔡国熙的“努力”下，终于拟定“法办”徐阶三子——徐璠、徐琨充军，徐瑛革职为民，徐府家产全部充公。

徐阶由孙克弘案株连，栽了这么大一个跟头，元气大伤。

而徐阶的弟弟又去世了，经不住折腾，一向高傲的徐阶不得不低头给高拱写信，请他给徐家留条后路。可是高拱并未就此罢手，回信说，您年纪大了，就留守文渊阁吧，有事我们向您汇报就行。

徐阶立即明白他的意图，非常生气。张居正也无法忍受，出面极力劝说高拱，这场斗争才宣告结束。

没有彻底扳倒徐阶，高拱气还没出够，转而诬陷张居正，通过一些谣言，说张居正帮徐家是因为收了徐家三万两银子。对此，张居正十分气愤，当场指天发誓，予以否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