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阶与高拱

嘉靖四十四年到四十五年间（1565—1566），内阁又起了变化。内阁中本来是徐阶、袁炜二人，嘉靖四十四年三月，袁炜病重罢归，四月，补严讷、李春芳二人；就在这年十一月，严讷又病了，内阁只剩徐阶和李春芳。李春芳是一个好好先生，一切都很安定。到了嘉靖四十五年三月，徐阶又举荐郭朴和高拱入内阁。郭朴从嘉靖四十年（1561）起，已经是吏部尚书，在资历上已应当入阁；高拱在当时是数一数二的人才，而且曾经做过裕王的侍讲学士。徐阶及早举荐高拱入阁，认为这是一种政治手腕。徐阶看定高拱对自己必定感激，至少也是政治上的友人，但是徐阶却看错了。

嘉靖皇帝经常住在西苑，商讨政事就差人传大臣。突然有一天，嘉靖皇帝对他们说，现在很多大臣都在西苑，文渊阁没人照看，应该有一个人长期照看文渊阁。

高拱极力想取代徐阶，就对徐阶说，您年纪大了，因此一直留守文渊阁吧，有事我们向您汇报就行。都是人精位高的权臣，徐阶立即明白了高拱的意图，非常生气。

嘉靖四十五年（1566），嘉靖皇帝更加衰老了，因为多病，斋醮得更积极，一切目标只是长生。户部主事海瑞委实看不过，决定上书直谏。一切直谏的榜样都在那里，嘉靖帝的朝廷里，充满了血腥。海瑞买好棺材，一边准备后事，一边吩咐妻子：“这条性命，就献给皇上吧！”他回头一看，书童和长随都跑掉了。大祸临头，他们平时伺候主子，现在用不到了，怎么会愿意陪主子坐牢呢！海瑞点点头，很明白这个道理。他上疏了。他还记得最激昂的几句：“陛下诚知斋醮无益，一旦幡然悔悟，日御正朝，与宰相、侍从、言官讲求天下利害，洗数十年之积误，置身于尧、舜、禹、汤、文、武之间，使诸臣亦得洗数十年阿君之耻，置其身于皋、夔、伊、傅之列，天下何忧不治，万事何忧不理！此在陛下一振作间而已。释此不为，而切切于轻举度世，敝精劳神，以求之于系风捕影，茫然不可知之域，臣见劳苦终身而终于无所成也。”

这不仅是一个刺激，简直是一个霹雳！嘉靖皇帝把海瑞的奏疏扔在地下，大声地说：“把他捉住，不要让他走了。”内监黄锦接着道：“奏明皇上，这人不会走的。”他把海瑞上疏以前的行为一一奏明。嘉靖皇帝待他把奏疏捡起，读了一遍又一遍，长叹了一声：“我虽不是纣王，此人可方比干了。”

这一年冬天，嘉靖帝的病势越来越重。十二月，嘉靖帝禁不住徐阶的忠谏，终于搬回大内乾清宫。就在这一天，在位四十五年的嘉靖皇帝驾崩。

皇帝驾崩以后，第一件事是发布遗诏。在明朝，遗诏常是大臣们的手笔。遗诏草成的时候，皇帝早已驾崩。于是一些大臣常常利用这个机会，把前朝的一切弊政，用遗诏的名义来一个总清算，因此在政治上，遗诏往往产生重大的影响。武宗逝世以后，杨廷和草遗诏：罢威武团练诸军，散遣入卫边军，守京城九门及南北要害，罢遣番僧，释南京逮系罪囚，放遣四方进献女子。这是一个最好的例证。

现在徐阶的机会到了。他就和张居正商量一切事宜，可是遗落了高拱。这下高拱就不乐意了。他倒不是妒忌张居正，而是恨徐阶。高拱心想，这事你徐阶怎么能不让我参与呢？怎么说我比张居正的资历也老多了，我又是隆庆帝资格最老的老师，你们借隆庆帝的名义起草诏书，收买人心，怎么能不经过我呢？所以高拱后来在徐阶下台后重新执政的时候，就“尽反阶所为”，也就是把当初徐阶、张居正进行的平反昭雪的工作全部推翻，概不承认。可见，高拱的气量真的不太大。

嘉靖四十五年（1566）十二月，裕王朱载垕即位，这是后来的穆宗。完全不同于嘉靖皇帝紧紧把权力握在手中，隆庆皇帝生性懦弱得很。他爹嘉靖皇帝把他晾了几十年，就是不立他为太子，弄得他提心吊胆、惴惴不安几十年，整天在惊恐与小心中度日，心理都有些变态了。他登基之后，最大的特色有两个：一是不管事，随大臣们怎么去折腾；二是好脾气，就算是有大臣公开指责他，他也一笑了之。他采取全面放权的形式，而当时徐阶、高拱、张居正这些顶尖大臣也确实可以治理好国家。他继位的时候，内阁大学士是徐阶、李春芳、郭朴、高拱四人，徐阶是首辅。

穆宗隆庆元年（1567），张居正由翰林院侍读学士，进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学士。侍郎是正三品。隆庆元年二月，张居正晋吏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入阁。同时入阁的还有陈以勤。二人入阁，都是因为曾为裕王府讲官的缘故。

隆庆元年四月，张居正晋礼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据《文忠公行实》，张居正的这次进官，是因为他重修《永乐大典》。就在这短短的时期里，内阁里发生一次阁潮。隆庆元年的内阁，实际是三个名臣的内阁—徐阶、高拱、张居正。

隆庆元年的三人组内阁，徐、高、张看似团结，但事实证明他们仨的组合并不是铁板一块。尤其是在徐阶和高拱之间，随着权力的稳定，开始出现间隙。张居正对徐阶是十分尊重的。高拱与徐阶处处作对，矛盾日益深化，逐渐成为继严嵩之后徐阶最主要的对手。

徐阶在扳倒严嵩之后，快速提拔了一些人，这其中就有高拱和张居正。有人可能会有疑问，高拱为什么如此心狠手辣，要对自己的恩师下手？其实，严格来说，高拱并不算徐阶的人，他们的关系非常微妙。

嘉靖末年，徐阶断定裕王最有可能是皇位的继承人，而谁会成为新皇帝身边的红人呢？那也毫无异议，就是侍读高拱。高拱与裕王虽为师生，关系却非同一般。在裕王的各位老师里，高拱无疑是分量最重的那块牌子。因为在裕王看来，高拱在自己身边时间最长，对自己最忠诚，屡次救自己于危难之中。就在严嵩几次陷害中，高拱都是挺身而出，以命相救裕王。在裕王最无助的日子里，高拱就像父亲一样给了裕王最大的依赖。裕王有一天做了皇上，势必重用高拱。

徐阶很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主宰未来政局的必定是这两人。于是他做了两手准备：一是将张居正安排进裕王府，做裕王的老师；二是拉拢高拱，将高拱拉到自己的阵营中来。

高拱也是一个政治嗅觉特别灵敏的人，见徐阶有拉拢之意，半推半就地入伙了。毕竟当时的大权还掌握在严氏父子手中，可对严氏形成威胁的只有徐阶。

张居正和徐阶、高拱都有相当好的关系，现在还没有到他崭露头角的时机，但是徐阶、高拱的对立正逐日尖锐。

徐阶与高拱的对立

高拱对徐阶与门生张居正瞒过同僚起草的遗诏不满，就散布流言，怂恿言官弹劾徐阶，说徐阶的次子多次走后门，家人横行乡里等，制造倒徐舆论。徐阶一边向皇帝申辩，一边以退为进，请求退休，引起舆论同情，朝中官僚对高拱极度不满，纷纷弹劾高拱。

第一个攻击高拱的是吏科给事中胡应嘉。嘉靖帝病重的时候，高拱从直庐偷偷地回去，准备搬家。因为他已经年过五十，却没有儿子，所以一有机会就回去与妻妾团聚。胡应嘉知道了，上疏弹劾。嘉靖帝在昏眩当中，一切不问，但是高拱认为胡应嘉和徐阶同乡，一定受了徐阶的指使，事态便扩大了。高拱有仇必报，本来谈不上容忍，一直都在等待机会扳倒徐阶。隆庆元年，吏部尚书杨博主持京察。京察是明代的制度，宪宗成化四年（1468），奏准京官五品以下，吏部会同都察院及各堂上掌印官共同考察。孝宗弘治十七年（1504）奏准每六年举行一次京察，因此六年京察的制度确定了。但是万历以前，有时还来一个特别考察，这便是所谓的“闰察”。在大臣手里的威柄，只是“京察”。这个威柄，照理握在吏部尚书手中。除了都御史可以随时过问外，不受任何人的干涉。现在权柄在杨博手中了，这一次的京察，连御史、给事中都降黜了，算得上雷厉风行。偏偏杨博的同乡——山西人没有一个降黜的。这样一来引发了御史和给事中的公愤。第一个攻击杨博的，又是胡应嘉。

胡应嘉弹劾杨博挟私愤，庇乡里。弹劾的内容是没有说错，可是恰恰错在胡应嘉的吏科给事中官职上面。在吏部办理京察的时候，吏科给事中应当参加，吏科给事中事前没有提出异议，事后偏要提出弹劾，因此穆宗下令内阁商量处罚胡应嘉。

内阁当中，郭朴和高拱是同乡，这一次首先发言的是郭朴。他毅然地说：“胡应嘉出尔反尔，全不是人臣事君的道理，应当革职。”

“应当革职为民。”高拱也说。徐阶看了看郭朴，再看高拱，没奈何，只得点点头。胡应嘉的革职，算是革定了。

“文死谏，武死战”，就是说文官要死于敢言直谏，武将要战死沙场，那才是死得其所，算是荣耀的事。明代的言官权力极大，还形成了一个专门的系统，叫六科给事中。他们的权力大到想说谁就说谁，就是没根据、没调查研究也可随便议论朝政、弹劾大臣。

六科给事中人多而且极其团结，大有唯恐天下不乱的架势，动不动就一窝蜂一起拥上，你动了一个，他们会来一群。于是都察院的御史、六科给事中一窝蜂地弹劾高拱，御史郝杰甚至直言不讳地说高拱“无宰辅器”。事态更加严重了，一切责任都推在徐阶身上。徐阶拟旨调胡应嘉为建宁推官，处分减轻了，但是言官们还不满意。欧阳一敬再劾高拱“威制朝绅，专柄擅国，亟宜罢”。高拱当然不能承认，便来一次答辩。事情又转到徐阶手里了。徐阶拟旨，一边慰留高拱，一边斥责言官。徐阶两头“哄”，满心以为从此结束了一件公案。

可是高拱没有满意。高拱希望徐阶拟旨，给言官们一次廷杖。高拱这一招非常毒辣，在对付言官的同时，也给徐阶出了一个难题：你同意，就要承担责任，到时候言官反弹，即使不是主要责任，也得有次要责任，正好找一垫背的，并且如果这事真不关徐阶的事，也要把你弄进来蹚浑水；还可作为试探，你不答应，那就证明你跟他们穿一条裤子，是你让人坑我，那好，我就以牙还牙，也不客气了。可是徐阶决定不和言官们结怨，没有答应，于是高拱更加怀疑徐阶与言官勾结，就指使手下言官弹劾徐阶。

胡应嘉被革后不久，高拱就指使手下言官齐康对徐阶提出一次弹劾。可是齐康这一次却犯了言官们的众怒。欧阳一敬弹劾齐康，齐康也弹劾欧阳一敬。于是徐阶和高拱的手下言官互相弹劾，乱作一团。但是齐康这一边人数太少了，终究抵不上欧阳一敬的气势。齐康被其他言官们痛骂不算，言官们又把矛头一齐指向了高拱，说他挟私怨报复胡应嘉，又莫须有地指使齐康攻击徐阶。这一下高拱犯了众怒，从此高拱成为众矢之的。但是射向高拱的最后一支箭，却是从南京射过来的。

京察的大权操在吏部和都察院手里。在京察的时候，得到贬黜处分的官员，连皇帝也留不得。隆庆皇帝以前，京察是无上的威权。五品以下的官吏，一经“察典”，便是终身的耻辱，于是就产生了另一个途径——破陈。自陈便是陈述个人的缺失，听候皇帝的处分。但是给事中、御史们，可以提出“京察拾遗”；经过“京察拾遗”的，官员便没有幸免的机会。这一次高拱和北京的言官闹翻了，因为要顾全身份，北京的言官到底不好提出拾遗，因此拾遗的责任落在南京的给事中和御史肩上。虽然有隆庆帝护着，可是一窝蜂的言官大有吃人的架势，高拱也不好意思在京城待了，于是提出辞职，回老家了。隆庆元年（1567）五月，高拱辞职。高拱辞职以后，言官对郭朴还是不断地攻击，到九月间，郭朴也辞职。这一次阁潮里，徐阶又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当然这是一次严重的阁潮，然而张居正毕竟度过了，在左右为难中，总算没有得罪老师，也没有得罪朋友。言官们的嚣张气焰，给张居正留下一个不可磨灭的印象。言官们得到徐阶的保障，议论逐日地激昂起来。隆庆帝感觉厌倦，吩咐徐阶惩戒言官，徐阶只是传谕言官，自行省改，事情又平息下去了。

隆庆二年（1568）正月，张居正加少保兼太子太保。这一年上半年，政局又发生了一些波浪。内阁里面，除了徐阶、张居正，只有李春芳、陈以勤，没有了互掐的机会。可是隆庆皇帝的贪玩又惹出乱子来了，徐阶一再谏阻，却惹来皇帝的反感，给事中张齐又给徐阶提出一次弹劾。徐阶终于也受不了了，加上年纪也大了，跟严嵩斗了十几年也算是看透政坛了，况且自己培养的接班人张居正也完全能挑大梁了，所以他急流勇退，提出辞职，彻底回家养老了。

因隆庆皇帝对高拱离去及徐阶以“国师”自居的姿态心怀不满，虽有许多朝中官员挽留徐阶，但隆庆皇帝还是立即批准徐阶退休。徐阶辞职了，回到江南的故乡。临行的时候，徐阶把朝廷大事和个人家事，一切都托付给张居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