庚戌之变

嘉靖二十九年（1550），张居正请假回江陵。他回京的时候，已在秋天，发生庚戌之变。

嘉靖二十九年六月，俺答侵犯。这一次俺答的军队本来打算多抢点东西，所以深入的程度就加大了一些。哪知道，明朝的军队根本没什么战斗力，俺答的军队突入古北口，明军一战即溃不成军。结果俺答乘势兵进通州，一下就对北京形成了包抄之势，史称“庚戌之变”。

巡按顺天御史王忬出驻通州，调兵死守，一面向北京告急。北京原是明代第一个要塞，一切都是取的战时体制。成祖设京卫七十二，计军四十万，加以畿内八府军二十八万，中都、大宁、山东、河南班军十六万，一共八十余万军队。但是成祖的规模已经不在了，京军由三大营改为十二团营，再改为东西官厅，额军由三十八万再减为十四万，嘉靖帝初年京营额军只剩得十万七千余人。并且军队战斗力严重下降。等到俺答逼到近郊的时候，兵部尚书丁汝夔清查营伍，只有五六万人，更加严重的是这区区几万人居然很多是临时冒充者，老弱病残极多。此时百官愁眉苦脸，长吁短叹。于是高层才知道事态的严重程度，都慌了手脚，嘉靖皇帝赶紧下诏勤王。第一个奉诏的是大将军咸宁侯仇鸾。他从大同带了两万大军入援，以后各地勤王军一共来了五六万，总算有了一点声势，可依然是一堆空架子。俺答军队到了北京城下，仇鸾不敢开战，派人和他洽谈，并承诺，只要俺答不攻城，什么条件都可以答应。

对于俺答提出的条件，嘉靖皇帝召大学士严嵩、李本和礼部尚书徐阶到西苑便殿，手持俺答求贡书，问他们的办法。

“这是一群饿贼，皇上用不着操心。”严嵩说。

徐阶郑重地说：“俺答的军队一直驻到北京城外，杀人和切草一样，不仅是饿贼了。”

嘉靖皇帝只是点头，一面问严嵩看到求贡书没有。严嵩也有一份，从衣袖里递出说：“求贡是礼部的事。”而当时主持礼部者正是徐阶。严嵩这一招棋从表面看相当高明，既推卸了责任，又给徐阶出了难题，因为按照正常思维这无论如何都是一个烫手的山芋。

夏言在倒台前，开始认识到严嵩的奸诈，可惜为时已晚，于是他快速提拔了一个正直而又可以在将来跟严嵩对抗的人，这就是徐阶。徐阶这个时候任礼部尚书，因为也擅长替嘉靖皇帝写青词，所以徐阶正逐渐受到嘉靖皇帝的重视和喜爱，因而严嵩开始想尽办法对付徐阶。

这次夏言没有看走眼。经夏言提拔的徐阶，在重回中央权力层之后，棱角突然都不见了，忍功的修养据说无与伦比。据史书记载，此时的徐阶“为人短小白皙，善容止。性颖敏，有才略，而阴重不泄”。在政治上，他正是严嵩的敌手。严嵩柔佞，夏言刚愎，柔能克刚，所以夏言失败了。但是一味地柔佞，柔到和水一样，便承担不起重任。大难临头的时候，柔佞的人只是推卸责任，这样最容易引起轻视。徐阶不是这样。他不是钢铁，也不是水，而是一方橡皮。橡皮是柔的，遇到坚强的压力，能屈服，能退让，但是在压力减轻的时候，立即恢复原状。

徐阶献计

按照常理，徐阶推卸责任也正常，因为如果把这么重的担子压在礼部身上本来就有点说不过去。可是徐阶的表现不是推卸责任，而是非常积极而且淡定地回应：“事是礼部的事，但是一切还请皇上做主。”徐阶不但没有推卸丝毫，反而把事情全部揽住。

“本来是和你们商议的。”嘉靖皇帝一听，心里顿时好感与感动无数。好嘛，终于有担事的了。

“敌人已经到了近郊。我方要开战，要守城，但什么都没有准备，因此目前只有议和；但是唯恐敌人要求无厌，这是困难。”徐阶的话逐渐具体了。

“只要于国家有利，皮币珠玉都给。”嘉奖皇帝慨然地说。

“只是皮币珠玉，事情便好办了，”徐阶说，“万一敌人还不满意，怎样处理？”

嘉靖皇帝悚然说：“卿可谓远虑。”

于是计划决定下来。徐阶主张，指出俺答的求贡书是用汉文写的，日后不能做讨论的根据，而且也没有临城求贡之理，只要俺答退出长城，改用鞑靼文写求贡书，再由大同守将转达，一切可以商量。当然这是一个缓兵之计。日子拖长了，四方勤王的军队抵达北京，朝廷便有决战的实力。日子拖长了，鞑靼的骑士掳掠已多，俺答也失去决战的热情。

徐阶这一招，看似微不足道，但深有玄机：一来想出了解决问题的具体可操作的办法，二又没得罪严嵩，三还让皇上觉得可以信赖。

张居正的选择

形势岌岌可危，张居正坐不住了，就打算找老师请命。同样都是自己的老师，可是张居正最后找的不是严嵩，而是徐阶。因为虽然两个人都欣赏张居正，可是张居正更清楚地知道严嵩虽然暂时权力极大，却是个奸臣，不是他心目中理想的老师；而徐阶一身正气，一心为国，虽然权势这时远不如严嵩，却让他心里更加踏实。

见着了徐阶，和他一番交谈之后，张居正全面了解了形势。可是俺答的部队已经在北京城下大肆抢劫了，而内阁首辅严嵩的态度居然是投降、献贡，以免北京城被攻下后后果会更惨。

张居正立即顶撞徐阶一番，愤怒万分，认为该拼死抵抗。可是徐阶却一语道破本质：你看俺答年年劫掠边境，每次满载而归，这一次虽然一直跑到皇城根儿来了，但他毕竟还是为了抢东西。我看就算是他们打下北京城，也没有在这儿一统山河的志向。俺答肯定也是在北京抢劫一番再回他们老家去。也就是说，这俺答并没有想改朝换代的志向，他只不过是一个要抢东西的强盗和贼而已。

而事实也正是朝着徐阶预测的方向发展。过了几天，徐阶的缓兵计果然奏效。俺答只在京郊地区大肆劫掠了一番就真的退回到长城以外去了，各地勤王的部队也赶来了。张居正对徐阶佩服得五体投地。

丁汝夔被坑

这时嘉靖皇帝正在接二连三地催促兵部作战。丁汝夔问严嵩，严嵩说北京和边疆不同，在边疆打了败仗，不妨报功，在北京近郊打败了，皇上没有不知道的，那时怎样办？严嵩决定等待俺答掳掠饱了，自己退出。丁汝夔居然相信了严嵩的判断。

可是嘉靖皇帝也决定趁此大变杀戮大臣，“振作纲纪”！俺答一退，丁汝夔立即被逮下狱。丁汝夔向严嵩求救，严嵩肯定地说：“我在，你绝对不会死。”然而嘉靖皇帝的决心没有挽回的余地，严嵩也没有援救丁汝夔的意志。直到弃市的时候，丁汝夔才知道被严嵩出卖了。从此以后，在政治倾向上，张居正算是彻底与严嵩决裂，走向了徐阶的政治阵营。

仇鸾失势

嘉靖三十年（1551），俺答依然对北京造成了巨大的威胁。可是大将军仇鸾不敢开战，只是设法避免战争，主张采取马市的办法。马市是由俺答岁进若干马，朝廷岁给若干币帛粟豆。在表面上是通商，但事实上，俺答所得的是生活必需的资源，明朝所得的是不能作战的马匹。嘉靖三十年三月，开马市。第一个反对马市的是兵部员外郎杨继盛。杨继盛奏言开马市的“十不可”“五谬”。可是结局却是马市打开，杨继盛被贬为甘肃狄道典史。杨继盛是徐阶掌国子监时的门生，但是徐阶看到仇鸾依附严嵩，隐忍着，一句话没有说。

马市开了，嘉靖一意听信仇鸾的话，仇鸾便成为严嵩的威胁。马市，对于朝廷毕竟是一种耻辱。更可气的是俺答并没有因为马市而履行承诺，继续不断进攻大同、怀仁。嘉靖三十一年（1552）三月，嘉靖皇帝一面派仇鸾赴大同巡视边防，一面用礼部尚书徐阶兼东阁大学士参与机务。徐阶看清嘉靖皇帝对于仇鸾的信任已经起了变化，首先便把仇鸾贻误大局的策略揭破。嘉靖皇五月召仇鸾入京，八月收仇鸾大将军印，九月罢马市，朝廷和鞑靼恢复作战的体制。

随着实力不断壮大，仇鸾开始与严嵩经常叫板，这让严嵩心里很不痛快。于是阴谋家严嵩又毫不犹豫地搞掉仇鸾。嘉靖三十一年（1552），仇鸾病逝，严嵩突然想起了年轻的杨继盛，想想敌人的敌人当然也就可以拉进自己的队伍里来，再加上杨继盛因为勇于弹劾权臣，弄得名声也很大，名头也很响，所以严嵩就开始刻意拉拢杨继盛。严嵩不仅把远在边远地区的杨继盛调回了京城，而且还在短短的几个月里给他连升了四次官。

杨继盛的气节

杨继盛便由狄道典史，一升山东诸城知县，再升南京户部主事，三升刑部员外郎，四升兵部武选司员外郎。从嘉靖三十一年到嘉靖三十二年，一岁四迁，严嵩心想这次杨继盛一定对自己感激涕零，偏偏杨继盛性格耿直，看清严嵩只是一个辜恩误国的权奸。到任一个月，刑部员外郎杨继盛向皇帝提交奏疏，弹劾严嵩十大罪状：一是破坏开国皇帝朱元璋定下的规矩；二是非法窃取皇帝大权；三是彰显自己，掩饰皇帝治国功勋；四是放纵邪恶的儿子窃取首辅职权；五是把朝廷军功据为己有；六是结党营私；七是贻误国家军机；八是胡乱任免官吏；九是让朝廷丧失了民心；十是贪赃枉法。

杨继盛上疏之前，斋戒三日，满以为一诚上达，为国除害。可是皇帝当时宠幸严嵩，因此在皇帝的眼里，这封奏疏就成了杨继盛指摘严嵩奸贼便是指责自己作为皇帝的错误。并且杨继盛犯了一个要命的错误，那就是要求皇三子裕王、皇四子景王出来揭发严嵩的罪恶。老奸巨猾的严嵩就向皇帝说杨继盛心怀叵测，挑拨皇帝与亲王的关系。嘉靖皇帝十分生气，写了批示，要求“着锦衣卫拿送镇抚司，好生打着究问明白来说”，要严刑拷打杨继盛，让他交代不良动机。虽经过廷杖一百，杨继盛却始终没有屈服，又在刑部狱中被关押三年，在牢中受到各种折磨，被打伤后得不到医治，伤口腐烂，惨不忍睹，后来被判处死刑。

于是，许多人开始想办法解救杨继盛。说起来杨继盛跟张居正还是同学，他们俩都是嘉靖二十六年（1547）的进士。这一年是明代科举史上赫赫有名的一年，因为在这个“二六级”录取的进士里，后来的能人特别多：有文坛盟主，有名垂青史的勇士，也有以文职镇守边关的封疆大吏，光后来进入内阁、成为名义上宰相的人就有一长串儿，更不用说张居正这样大明王朝的中流砥柱了。张居正也为此找过徐阶，可是迫于无奈，徐阶给予回绝。在嘉靖三十四年（1555），杨继盛被弃市。

作为那个名垂青史的勇士，临刑前，杨继盛依然大气凛然，写道：“浩气还太虚，丹心照千古。生平未报恩，留作忠魂补。”

张居正的仕途通达

随着徐阶地位的提高，严嵩看到嘉靖皇帝越来越倚重徐阶，就想着法子打压和迫害徐阶。不仅是徐阶，凡属于徐阶政治集团的人，严嵩都会进行打压与迫害。又因为严嵩权势熏天，所以当时官场上很多人都不敢跟徐阶走得太近，可是张居正却是这其中的一个特例。张居正一方面跟徐阶走得很近，另一方面跟严嵩的关系处得也很好，以至于严嵩虽然看到他跟徐阶的关系很近，可同时自己也很器重张居正。

张居正虽然从“庚戌之变”中认清了严嵩的本质，也从政治立场上与严嵩集团划清了界限，但他还是一如既往地与严嵩保持着良好的接触。逢年过节，甚至在严嵩生日的时候，他还是会写祝贺的诗文；甚至在明知严、徐矛盾的情况下，他也会很自然地向严嵩提起自己与徐阶的交往。这既让严嵩保持了对张居正的好感，也让严嵩错误地认为他与徐阶的关系并没有达到什么了不起的地步。

正因为张居正这种不凡的气度与行动能力，徐阶也特别欣赏张居正。周圣楷《张居正传》有这样的记载：“时少师徐阶在政府，见公沉毅渊重，深相期许。”这话也就是说徐阶看中张居正了，尤其是说“深相期许”，那意思也就是说徐阶很早就打算重点培养他了。尤其是在与严嵩长期的较量过程中，徐阶把他当作智囊，经常密谋策划于帷幄之中，把一些内幕与细节都告诉自己钟爱的这个学生。张居正后来在向万历帝汇报一些嘉靖朝重要的大事记的时候，曾经明确说过，徐阶的一些想法与内幕，“惟臣居正一人知之，诸臣皆不闻也”。

嘉靖三十六年（1557），告病三年的张居正从家乡回到京城，官复原职，继续在翰林院任编修。在徐阶的多方提携下，张居正仕途通达。

嘉靖三十七年（1558）三月，刑科给事中吴时来、刑部主事张翀和董传策同日上疏，弹劾严嵩。三人同日上疏，同样着重边防，很容易引起严嵩的猜疑。严嵩见吴时来、张翀都是徐阶的门生，董传策是徐阶的同乡，更加认定这次弹劾是徐阶的指使。于是严嵩进谗言，但嘉靖帝并没有为难徐阶，只是将三人贬谪。

嘉靖三十八年（1559）五月，徐阶晋吏部尚书。这是一个崇衔，因为实际的吏部尚书还有吴鹏。

嘉靖三十九年（1560），徐阶再从少傅晋太子太师。就在这一年，张居正从翰林院编修，升右春坊右中允，管国子监司业事，既主管与太子有关的事务，也是太学二把手。太学一把手为国子监祭酒，由高拱担任。后张居正又被调往裕王府邸，担任裕王讲读官。

到了嘉靖四十一年（1562），严嵩还是首辅，徐阶已经是仅次于严嵩的内阁次辅。不久，张居正就在徐阶的推荐下，成了实际上的太子——裕王朱载垕的讲席官，与高拱等人一起成为下一任皇帝的老师。徐阶这个安排明显是为张居正的未来铺路，同样赏识张居正的严嵩也没有阻挠。张居正没有辜负徐阶的期许，以才干深得裕王的赏识。

严嵩父子胡作非为

严嵩因为年龄大了，把权力都放给了他荒**无耻的儿子严世蕃，所以当时民间流传着“大丞相”和“小丞相”的说法，“小丞相”指的就是严世蕃。当时严氏父子把持着朝中官吏的任选、升迁。官无论大小，皆有定价，严氏父子不看官员的口碑、能力，一切都以官员的贿金为准。

一次，严嵩的义子赵文华从江南回来，送给严世蕃的见面礼就是一顶价值连城的金丝帐，还给严世蕃的二十七个姬妾每人一个珠宝髻。就这些礼物，严世蕃还嫌太少，心里非常不满，可见他的贪婪到了何种程度。

严世蕃利用各种手段大肆搜刮钱财，最触目惊心的是公然卖官，无论官阶大小，都明码标价，童叟无欺：御史、给事中，白银五百两至一千两；吏部郎中、主事，白银三千两至一万三千两。

有个刑部主事项某，向严世蕃行贿一万三千两银子，企图调任掌握人事大权的吏部任主事。消息传出，舆论哗然，讽刺他是“沈万三官”。

因家财富可敌国，严世蕃曾经得意扬扬地炫耀：资产在白银五十万两以上的巨富，全国不过十七家而已，其中山西三家，徽州两家，此外都是达官贵人。据说，严世蕃与妻子要将金银埋藏到地窖里，想起这都是仰仗父亲严嵩得来的，于是就请父亲来观赏。严嵩一见，数量之巨出乎想象，顿时目瞪口呆，隐约感到大祸将至。

严氏父子因其贪赃枉法，早就被正直之士痛恨，不断有人站出来弹劾他们。但是，因为嘉靖皇帝的偏听偏信、严嵩的奸猾狡诈，这些弹劾不但都没有奏效，那些上章弹劾他们父子的人还往往备受打击，丢官不说，有的甚至搭上了身家性命。严嵩排挤打击夏言时，就有言官弹劾严嵩，抨击他“背公行私，变乱国是”。严嵩以退为进，写了辞职奏疏给嘉靖皇帝。嘉靖皇帝反而写了两百多字的批示，谴责言官“攻击不已，不遵君上”，安慰严嵩安心供职，还经常帮严嵩说话立威，赏赐他“忠勤敏达”银质印章一枚，书写“忠弼”匾额。

沈炼曾是锦衣卫，嘉靖三十一年（1552），上疏弹劾严嵩“贪婪愚鄙”，历数其“受将帅之贿，边防弛备”“受诸王馈赠，干预宗室事务”“揽御史之权，败坏政纪”“嫉贤妒能”等罪状。嘉靖皇帝不但未将严嵩治罪，还认为这是沈炼诋毁大臣，下诏将沈炼廷杖、贬官。严氏父子并不罢休，几年后，指使党羽寻机陷害沈炼，导致沈炼被斩，沈炼的三个儿子，两个被打死，一个被发配到边疆。

嘉靖四十年（1561）春，俺答自河西踏冰入寇，七月犯宣府，九月犯居庸关。十一月俺答的侄儿吉能犯宁夏，进逼固原。十二月吉能的弟弟把都儿犯辽东盖州。这一年鞑靼的攻势虽不特别紧张，但是范围很广泛，正面的北方以外，东北和西北都受到他们的劫掠。

严嵩失宠

嘉靖四十年十一月，西苑大火，嘉靖皇帝所住的永寿宫被毁，只得暂住玉熙殿。他见玉熙殿又窄又小，和严嵩、徐阶商议。严嵩劝嘉靖帝仍还大内，不料触动了嘉靖帝无限的伤感。十九年前，也就是嘉靖二十一年（1542）十月的夜间，嘉靖皇帝宿在曹端妃宫里的时候，宫婢杨金英密谋，几乎把世宗勒死，幸亏方皇后来了，才把嘉靖皇帝救活。那时他在惊惶中，话都说不出来。方皇后传圣旨，把杨金英、曹端妃都杀了。嘉靖帝眼看端妃被杀，连申辩的机会也没有。端妃的冤枉，嘉靖帝是明白的，但是却怨不得救命的皇后。从此以后，他不再回宫了。

“那倒不必，”徐阶说，“最近重盖奉天殿、华盖殿、谨身殿，所余的材料很多，交给工部尚书雷礼，用不了很久，尽可重盖一座新殿。”

“就这样吧。”嘉靖帝高兴地说，一边加派徐阶的儿子徐璠为工部主事，负责督工。

嘉靖四十一年（1562）春天，万寿宫盖好了，嘉靖帝住进去以后，很得意，升徐阶为少师，兼食尚书俸，升徐璠太常少卿。从此严嵩的势力逐渐地低落，徐阶的势力便逐渐高涨。

有一个蓝道士，叫蓝道行，扶得一手好鸾，深得嘉靖皇帝信任。一天皇上问乩仙：“天下为什么不治呢？”

蓝道士写道：“贤不竞用，不肖不退耳！”

皇上吃了一惊，便问贤、不肖是哪几个。乩仙判着：“贤如徐阶、杨博，不肖如嵩。”皇上又问：“那么乩仙为什么不除他呢？”

乩盘上还是六个字：“留待皇帝自殛。”

于是嘉靖皇帝开始对严嵩父子产生警觉。不久御史邹应龙又给严嵩一个严重的打击。

一天夜里，邹应龙做了一个梦：在东风中，他带着随从出去打猎，远远地看见一座高山，他对准放了一箭，那箭飕飕地不知哪里去了。他骑着马迎着东风走去，见前面又是一座山，可是比第一座山小得多了，山旁一座楼，下面全是田。田里有一堆米，米上盖了草。他感到非常奇怪，于是又射了一箭。只听到哗啦一声，像天塌下一样，米堆倒了，楼倒了，小山倒了，连带大山也倒了。

于是他开始沉思，忽然醒悟： “山”字连到“高”字，正是严嵩的“嵩”！“好啊！”邹应龙拍着案，得到了新的启示，事情便容易了。东面的楼是“东楼”，他在桌上写一个“田”字，上面是“米”，“米”上加“艸”，明明是一个“蕃”字。他明白了，这一支箭，不让它飕飕地落空，一定对准了射去。于是邹应龙经过精心准备，搜集大量证据，开始弹劾严嵩父子。

嘉靖四十一年（1562）五月，严嵩彻底垮台。世宗一面降旨安慰严嵩，一面却叫他回籍休养；严世蕃交法司讯问，最后判决严世蕃、严鹄、罗龙文充军边远。

嘉靖四十二年（1563）是多难的一年：福建、浙江的倭寇不断地进攻，幸亏刘显、俞大猷、戚继光几个名将，打了几次胜仗，把他们堵住了；北方的鞑靼，正月里在俺答领导下进攻宣府，南掠隆庆；十月，把都儿和俺答的儿子辛爱破墙子岭入寇，北京戒严，直到十一月解严，其间他们大掠顺义、三河。嘉靖年间，北京经过几度戒严，这是最后的一度。

嘉靖皇帝还是没有忘情文物制度的事。正德十六年（1521），他从安陆州入都即位。嘉靖十年（1531），嘉靖皇帝升安陆州为承天府，命文学侍从之臣，为《承天大志》。徐阶任首辅的时候，再修《承天大志》，大学士徐阶、袁炜都是《承天大志》总裁。嘉靖四十二年（1563），徐阶荐张居正为《承天大志》副总裁。

严嵩倒台

严世蕃虽然判处流放雷州，却在半路就返回江西老家，继续作威作福。罗龙文也从流放的地方逃回江西分宜的严府，密谋翻盘计划。管辖分宜县的袁州知府衙门知道消息后，说严府“聚众练兵谋反”，报告给御史林润。林润曾经弹劾过严嵩，担心他们重新掌权后受到报复，于是在嘉靖四十三年（1564），再劾严世蕃，并将消息夸张，说严世蕃聚集勇士几千人，还勾结“倭寇”，准备谋反。于是嘉靖皇帝将严世蕃逮捕下狱。嘉靖四十四年（1565），林润上疏数严嵩父子的罪状，嘉靖皇帝命三法司审讯严嵩父子。

御史林润捉拿严世蕃后，给他定罪名成了一件难事。严世蕃得意地说：“任他燎原火，自有倒海水！”严世蕃计划，认定自己的罪状，只承认受贿的事，其余的罪状不难洗刷，最好在三法司上疏的时候，提到严嵩坑陷沈炼、杨继盛的事实。两人的被杀，固然是严嵩的策动，但是都经过圣旨。一提到严嵩坑陷沈炼、杨继盛，嘉靖皇帝想到前事，必然发怒。这样一来，一切的判决都推翻了，严世蕃不但会免罪，而且还有蒙恩的可能。计划好了，严世蕃的党徒在京城放烟幕弹造舆论：“啊，不好！要是三法司提起沈炼、杨继盛的前事，严世蕃没有活命了。”刑部尚书黄光升、左都御史张永明、大理寺卿张守直果然中计，他们正要上疏，把严世蕃父子陷害沈炼等的罪状痛快地数责一番。草稿起好了，三个人去拜访徐阶。

徐阶早知道此事了，问道：“三位的疏稿，可以看得吗？”

三位法司把疏稿递给徐阶。

徐阶一边说“法家的断案，再好没有了，钦仰得很”，一边领着三人到内室里去。

“诸位的意思，是要严公子死呢，还是要他活？”徐阶问。

“这是死罪，”三位都说，“当然要他死。”

“那么，办这件案子，”徐阶又问，“是杀他，还是救他？”

“在奏疏里，提到沈炼、杨继盛，正是给他定死罪的根据。”他们都说。

“话是不错，”徐阶慢吞吞地说着，“可是另外有一层道理。严氏父子杀沈炼，杀杨继盛，诚然是犯了天下的众怒。但是沈炼攻击严嵩以后，严嵩把沈炼的名字放在白莲教教徒的供词中，只算杀了一个白莲教教徒。这是圣旨。”

杨继盛因为疏中“召问裕、景二王”一句，严嵩认为“诈传亲王令旨”，圣上大怒，传旨定罪，成为杨继盛日后被杀的张本。这是皇上的特旨。皇上是最英明的，不会认错。三法司也确实把此罪列为头条，可是却被聪明的徐阶驳回。原来，严世蕃知道当年最终给杨、沈二人定罪的就是嘉靖皇帝，绝非自己所为，而嘉靖皇帝却是一个刚愎自用且极爱面子的皇帝，看到这些罪名肯定不会批准的，因为一旦批准，就意味着嘉靖皇帝要承认自己的错误，这是嘉靖皇帝所不能容忍的。

这一次，三法司愕然了，最后决定还是由徐阶主稿。于是，徐阶不提沈炼和杨继盛，只说严世蕃“交通倭寇，潜谋叛逆”，换了另外三条罪名：

首先，严世蕃和罗龙文（严党之一，确通倭寇）是哥们儿，而罗龙文勾结倭寇，严世蕃也就与倭寇挂上了钩。他们聚集海匪，并企图里通外国，逃往日本。

其次，严世蕃勾结江洋大盗，训练私人武装，图谋不轨。

最后，严世蕃占据土地修房子，而根据现场勘查，这是一块有王气的土地，严世蕃狗胆包天，竟然在上面盖楼，实在是罪大恶极。

这正好击中嘉靖皇帝的要害神经，因为嘉靖皇帝最痛恨的罪名正是“犯上”与“通倭”！三法司呈上罪名，严世蕃立即被定罪，与罗龙文同时被处死。

不久，严嵩也被抄了家，得银二百万两，在当时几乎和国家一年的总收入相等。有人称赞徐阶铲除大奸，徐阶蹙了眉头，慨然地说：“严惟中（嵩）杀夏公谨（言），惟中的儿子，又由我杀了，必然有人不会见谅，我的心境，只有上天知道吧。”因为徐阶知道，官场险恶，严嵩杀了夏言，自己杀了严嵩的儿子，以后必定有人记恨自己。严嵩完全没落了，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五月，严嵩被罢官，回了分宜老家。

内阁新气象

徐阶接任内阁首辅，整个政局都在徐阶手里。徐阶主政后，一改严嵩专恣擅权、倾陷异己的弊政，使朝中出现了一派祥和民主的气象。为此，嘉靖帝将原严嵩的直庐赐予徐阶。

徐阶在楹柱上写了三句话：以威福还主上，以政务还诸司，以用舍刑赏还诸公论。

意思是把权威和福祉归还皇帝，把各部的权力还给了主管部门，目的就是不想让权力集中在某一个重臣的身上，使各部门各负其责，权责分清，责任分明。

严嵩秉政时，对六部的事，事无巨细，无不过问，可以说是米盐无遗，大大限制了六部的权力，六部尚书束手束脚。徐阶任首辅后，一概放手让各部的大臣自己裁决，从不掣肘，官员奖惩权力归还公众舆论。在行动上，他推心置腹地邀请严讷出任吏部尚书，整顿吏治，任人唯贤，破格提拔人才，吏治一新。

“讷乃与朝士约，有事白于朝房，毋谒私邸。慎择曹郎，务抑奔竞，振淹滞。又以资格太拘，人才不能尽，仿先朝三途并用法，州县吏政绩异者破格超擢，铨政一新。”严讷与同僚约法三章：一是谈公务只在吏部办公室，不得在私宅；二是慎重选择吏部的郎中、主事等中层官员，杜绝开后门、通路子；三是吏部主管人事，选拔人才不拘泥于资格，即使是州县小吏，只要政绩优异，就破格提拔，使得吏治人事工作焕然一新。

严讷的各项工作得到徐阶的大力支持。徐阶为严讷的工作积极争取皇帝支持，多次在皇帝面前替严讷说话，说严讷主管吏治有方，为皇上守法，一概拒绝请托，不免遭来怨恨与诽谤，都要仰赖皇上圣明，明辨是非，保证吏治整顿工作顺利进行；还请皇帝颁布特别御旨，专门提出“唯才是用，勿专论资格”。多年后，严讷与朋友谈及徐阶，说道：“我掌管吏部两年，适逢徐阶主持内阁，大力支持，办事毫无阻力。”

徐阶的清廉也是很有名的。严嵩当政时，社会风气坏到极点，不接受贿赂的官员甚至被人看不起。有人前来贿赂徐阶，他一概不收，执政以后也是坚决杜绝贿赂。徐阶非常欣赏正直敢言的大臣，对那些揣摩上意谄媚奉承的人则敬而远之。

同时，徐阶还将用人权和处理权与朝臣们结合起来，广泛听取大家的意见。因此，徐阶推荐的人大部分是廉洁之士。嘉靖四十五年（1566）三月，徐阶举荐郭朴兼任武英殿大学士，又以礼部尚书高拱兼文渊阁大学士，一同入阁办事。

在此期间，张居正也成了最大的受益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