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嵩父子的最后狂欢

嘉靖二十七年（1548），严嵩再任首辅时，已经年近七旬，年迈体衰，精神倦怠。这时，他还要日夜随侍在皇帝左右，已经没有时间和精力处理政务。他如遇事需要裁决，多依靠其子严世蕃。他总是说“等我与东楼小儿计议后再定”，甚至私下让严世蕃直接入值，代其票拟。票拟就是内阁在接到奏章后做出批答，再由皇帝审定，是阁臣权力的重要体现。严世蕃的票拟多能迎合嘉靖帝的心意，因此多次得到嘉靖帝的嘉奖。严嵩干脆将政务都交给严世蕃，严世蕃一时“权倾天下”。

严世蕃号东楼，长得短颈肥白，是个大胖子，与其父“瘦削长身”的外貌正好相反。他狡黠机智，博闻强记，熟习典章制度，畅晓经济时务，而且精力旺盛，尤其善于揣摩皇上的好恶喜怒。

严世蕃不是经过科举走上仕途，而是借他父亲的光，先入国子监读书，后做官，累迁至尚宝司少卿和工部左侍郎。据说，他还颇会揣摩别人的心意，跟人谈话，对方说上句，他就知道人家下句要说什么，而且他看人极准，无论对方是老奸巨猾还是天真烂漫，都逃不过他的眼睛。

嘉靖皇帝有一回夜传圣旨，询问某事当如何处理，票拟颇难。严嵩与大学士徐阶、李本在值班房仔细商议，每人各写一帖，提出处理意见，可是经过反复斟酌修改，三人仍觉不妥，始终不敢誊清呈进。严嵩只好派人飞马向严世蕃求教。时间已过四更，太监索取票拟几次了，说皇上“嫌迟滞，有怒容”，要求立刻回报。不得已，三人只好将商议的票拟誊录上呈。太监将三人所拟揭帖拿回，只见皇帝朱笔在上面涂抹了好多处，令重新拟过。恰在这时，严世蕃的回帖来了。太监将其票拟上呈之后，皇帝顿时满意，依拟照办。徐、李二公才真服了。自此，皇上时有要务难题，严嵩等阁臣谋之困窘不能作答者，即交于严世蕃，严世蕃则引经据典，参综陈说，每每能获得皇帝的嘉奖。

嘉靖皇帝喜欢观经史诸书，遇有不解其意的，便用朱笔写在纸片上，令太监交于严嵩等值班阁臣讲解，立等回话。一天晚上，类似的询问之旨又到了，可严嵩与徐阶等值班阁臣皆不晓其义，都惶恐无措。严嵩安慰众人说：“无过虑！”随即密录皇帝所问，令人从西苑宫门门缝中传出，飞马送至相府，要严世蕃立马作答。严世蕃当即指出此语在某书第几卷第几页，做何解释，立即回报。严嵩等人找来该书翻检，果然如此，遂按其解释并附书呈送，嘉靖皇帝很高兴。

裕王的困境

嘉靖皇帝有八个儿子，其中五个儿子早夭，熬到成年的只有次子朱载壡、三子朱载垕、四子朱载圳。嘉靖十八年（1539），嘉靖皇帝立朱载壡为太子，朱载垕为裕王，朱载圳为景王。十年后，也就是嘉靖二十八年（1549）三月，载壡太子去世，谥号庄敬。按照嫡长制度的继承原则，太子的位置该给裕王朱载垕了，偏偏嘉靖皇帝认为册立太子是一件不吉利的事，所以就耽搁下来。当时得宠的道士陶仲文又提出二龙不能见面之说，因为皇帝是龙，太子当然是小龙，所以嘉靖皇帝索性不立太子，裕王、景王也看不到他们的父亲。在太子的地位没有确定以前，裕王、景王都是有力的竞争者。于是这个悬念一直保持着，可是裕王终究命更加硬气，也更加耐熬，熬着熬着，到了嘉靖四十年（1561），景王归藩，四年后景王也去世了。但是从嘉靖二十八年到嘉靖四十年（1549—1561），裕王的地位始终充满着变数。

可是不知什么原因，首辅严嵩对待裕王相当冷淡。裕王应得的岁赐，一直拖欠了三年。他当然不敢和父亲嘉靖皇帝提起，并且也没有什么机会，只得由左右先送银一千两给严嵩的儿子严世蕃，才能获得补发的岁赐。

严世蕃居然还不断向人夸耀：“天子的儿子尚且要给我送银子，谁敢不给我送银子？”

可是严嵩对于裕王，还是很不放心。一天严世蕃对裕王讲官高拱和陈以勤两人说：“听说裕王殿下对于我家大人有些不满意，是怎么一回事呀？”

幸亏陈以勤的反应足够敏捷，立即平静地回答：“国本久已决定了。裕王殿下的讳字，从后从土，明明是土地之主，这是皇上命名的意思。亲王讲官，旧例只有检讨，但是裕王讲官，兼用编修，和其余诸府不同，这是宰相的意思。殿下常说唯有首辅才算得社稷之臣。请问不满意的话从何而来呀？”

陈以勤的回应相当得体，并且听起来又无懈可击。这一席话，打消了严嵩的顾虑，保全了裕王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