获得严嵩好感

夏言突然被严嵩扳倒，而且遭到的不是什么勒令退休或者罢官的命运，而是杀身之祸，以内阁首辅的显赫身份被绑赴西市斩首，这让当时的官员们吃惊了。所以当严嵩取代夏言之后，依附严嵩的人一下子就多了起来。

夏言死后，严嵩又排挤了新任首辅翟銮，如愿以偿地担任了内阁首辅，开始了长达二十年的专擅朝政时代。张居正与严嵩有着极其微妙的关系。当时内阁大学士严嵩兼任翰林院院长。在明朝有个惯例，内阁首辅同时兼任翰林院院长，杨廷和、严嵩、徐阶皆是如此。因此，严嵩也名正言顺地成为张居正的老师。翰林院里设内阁公座，严嵩一切公务皆在此办理。

严嵩对张居正在翰林院的表现一直是赞赏有加，甚至让他充当自己的秘书。比如，严嵩的《圣寿无疆颂》《得道长生颂》以及《代谢赐御制答辅臣贺雪吟疏》，都是张居正代笔写的。

历史记载，在张居正的《张太岳集》中有十几篇为严嵩父子写的赞美诗，还有一些文章，有的是为了严嵩的生日庆贺，有的是过节的时候写的庆贺诗文，还有一些是代严嵩写的上奏朝廷的贺表。张居正最早的诗文就是始于这个时期。

从庆贺生日的诗文，到一些无关紧要的日子也要写庆贺诗文，再到严嵩后来甚至让年轻的张居正代自己写上奏朝廷的贺表，这可以看出张居正与严嵩的关系是越走越近的，而且严嵩对张居正也比较欣赏。

张居正因文学才华出众，帮严嵩起草过一些青词，得到严嵩的器重。嘉靖二十九年（1550），严嵩七十大寿，张居正还写了一些贺词，以及“声名悬日月，剑履逼星缠。补衮功无匹，垂衣任独专”“履盛心逾小，承恩貌益虔。神功归寂若，晚节更怡然”之类的打油诗。在严嵩失势以后，分宜县知县替张居正经营丧事，张居正对知县说：“闻故相严公已葬，公阴德及于枯骨矣；使死而知也，当何如其为报哉？”（书牍一《与分宜尹》）

张居正第一次上书

正当严嵩春风得意、如鱼得水之时，张居正也开始在官场上崭露头角。张居正在翰林院担任编修——负责编写国史和实录的七品官职，度过了前三年庶吉士生涯，第四年，也就是嘉靖二十九年（1550），开始入朝议论朝政。张居正上朝的第一年，满怀报效国家之志，写了洋洋洒洒几千字的《论时政疏》，指出了朝廷政治的病症，关键在于皇帝沉溺道教，不理朝政，拒绝大臣的批评，导致政局日趋紊乱。他在奏疏中写“今之事势，血气壅淤之病一”“群臣百寮不得望陛下之清光已八九年”“大臣虽欲有所建明而未易进，小臣虽欲有所献而未敢言”。张居正指出当时存在五大积弊：“曰宗室骄恣，曰庶官瘝旷，曰吏治因循，曰边备未修，曰财用大匮。”张居正针对上述存在的问题，提出全面改革主张。

他还进一步指出官吏“考课不严，名实不核”，边境守备“虏骄日久，迩来尤甚，或当宣达，或入内地，小入则小利，大入则大利”，财政“国赋所出，仰给东南，然民力有限，应办无穷，而王朝之费，又数十倍于国初之时”。虽然他对改革还没有完全清晰细致的谋划，却已成为日后改革的端倪。

更重要的是他提出的问题都切中时弊，如权贵巧取豪夺聚敛财富。正德年间，大学士梁储之子在广州顺德因与人争田百余顷，杀二百余人；大学士焦芳在河南泌阳营造府第，劳役数郡百姓。嘉靖年间，将严嵩抄家后得银二百万两以上，几乎相当于国家一年的总收入；还有黄金三十万两，其他珍品无数。在江南，有的大地主占田七万顷。在朝廷，大学士徐阶一家就占田二十四万亩。明朝中叶，兼并土地的情况相当严重，突出的表现是皇族、王公、勋戚、宦官利用政治特权，以投献、请乞、 夺买等手段，大量占夺土地。全国纳税的土地，约有一半为大地主所隐占，拒不缴税，严重地影响了国家收入。贵族大地主疯狂地掠夺土地，封建剥削进一步加剧，租种官田的农民生活极苦，有“一亩官田七斗收，先将六斗送皇州，止留一斗完婚嫁，愁得人来好白头”和“为田追租未足怪，尽将官田作民卖，富家得田民纳租，年年旧租结新债”的歌谣。农民产去税存和田居富室、粮坐下户的情况多所发生，处境悲惨。明朝中期后，政府的财政危机逐渐加重。洪武年间， 夏秋二税米两千四百七十三万石，麦四百七十一万石。到正德初年，土地集中，赋役不均，人口流移，地方买嘱书吏，隐匿赋税，政府每年公征米两千二百一十六万石，麦四百六十二万余石。嘉靖后，税收更降到米一千八百二十二万余石，麦四百六十二万余石。但政府的支出却与日俱增。特别是嘉靖二十九年（1550），蒙古俺答汗进逼北京，政府因添兵设饷，军费大增。据户部统计，嘉靖三十年（1551），各边饷银达五百二十五万两，修边、赈济等所需又八百余万两，两项合计约一千三百余万两。而正税、加派、余盐贩卖，加上其他搜刮，总共才九百余万两。隆庆元年（1567年）底户部统计，太仓仅存银一百三十万两，而应支官军俸银一百三十五万、边饷银二百三十六万、补发年例银一百八十二万，三项通计总支出银需五百五十三万两。以当时的现银当之，只够三个月的开支，京仓存粮也只是够支在京官军月粮两年余。明王朝的财政拮据到了可怕的地步。蒙古、女真时常掠夺边塞，南方叛乱时作。黄河屡次决口，动辄漂县数十。官员倾轧，争权夺利，尸位素餐。

内阁是明朝最重要的机构，上达天子，下领百官，明朝的官员都以能进入内阁为荣。然而，在明宪宗成化年间，内阁所有大臣都被称为“纸老虎”，做事畏首畏尾。这不是因为他们害怕皇帝，而是惧怕太监导致的。不但当时的内阁大臣是这个样子，连六部大臣也是如此。当时的内阁是首辅万安、大学士刘珝、大学士刘吉。万安之所以能当上内阁首辅，不是因为他有多少拿得出手的政绩，主要是因为他巴结献媚的本领。他的主要巴结对象，就是最受皇帝宠爱的万贵妃。有了万贵妃为他吹枕边风，他的仕途一帆风顺。他不仅当上了文渊阁大学士，没过多久还成了内阁首辅大臣。万安虽然成了内阁首辅，为官却不怎么样。当时，汪直任御马监掌印太监、西厂提督，深受明宪宗信任，连禁军指挥权都掌握在手，可谓是真正的位高权重，一手遮天。汪直嚣张得不得了，看谁不顺眼，就让谁滚蛋回家去。万安的原则就是尽量不去招惹大太监汪直，任由他胡作非为，朝中大小事也都是看他脸色行事。首辅尚且如此，大学士刘珝更是大事不管、小事不看，是尸位素餐的典型。刘吉更是不得了，脸皮是最厚的。他是靠巴结皇帝、勾结宦官而混进内阁的，办事不行，多次被弹劾。但是他压根不予理睬，我行我素。所以，当时的人们讥讽内阁是“纸糊三阁老”，六部是“泥塑六尚书”。在 “纸糊三阁老”的带领下，六部尚书也成了徒有虚名的人，纷纷学习阁老们的生存“精髓”，正事不都干，一时间，朝纲崩坏，朝政乌烟瘴气。

为了让嘉靖皇帝接受意见而又不因嘉靖皇帝反感而引来祸端，张居正颇费心思，语重心长地写道：“臣听说英明的君主不会憎恶臣下言辞危机的进谏，因而青史留名；仁人志士不回避杀身之祸而向皇帝直言进谏，使国事避免失误，因而功勋流芳百世。”这显示出了张居正极高的智慧，也初步显露出其强大的政治手腕。

在这封奏章中，年轻的张居正提出当今朝廷一共存在着六大弊病：一，皇亲国戚等宗室过于骄横、贪腐，同时占用了太多的资源，使得国家不堪重负，而且有尾大不掉之势，希望皇帝可以遏制宗室的力量（张居正的第一条就指明了宗室的问题，可能和他儿时与辽王的过节有关，不过这种弊病基本上还是存在的，并非无中生有）；二，官吏的任用不合理，大量官位被并不适合的人占据；三，官员贪污腐化，尸位素餐；四，朝廷的国防实力太差，北方边境的防备明显不足，鞑靼人随时都可能突破边防四处抢掠，甚至兵临北京；五，奢靡过度，贪腐不堪，国家财政入不敷出，每年都出现巨额赤字，许多重要的朝廷事务由于缺钱而无法办理；六，言路闭塞，不能及时获知朝野之中的弊病。最后他希望皇帝可以及时采取措施，改革弊政。应该说这封奏章还是比较客观的，基本较为全面地总结了当前的弊政，而且措辞比较和缓，不会引发什么政治争端，可以说是张居正试探性地上疏。

其中最醒目的是张居正向皇帝提出了自己关心已久的宗藩问题。这段文字是这样的：

臣闻今之宗室，古之侯王，其所好尚，皆百姓之观瞻、风俗之移易所系。臣伏睹祖训，观国朝之所以待宗室者，亲礼甚隆，而防范亦密。乃今一二宗藩，不思师法祖训，制节谨度，以承天休，而舍侯王之尊，竞求真人之号，招集方术通逃之人，惑民耳目。斯皆外求亲媚于主上，以张其势，而内实奸贪**虐，陵轹有司，朘刻小民，以纵其欲。今河南抚臣又见告矣。不早少创之，使屡得志，臣恐四方守臣无复能行其志，而尾大之势成，臣愚以为非细故也。所谓宗室骄恣者此也。臣闻才者材也，养之贵素，使之贵器。养之素则不乏，使之器则得宜。（节选自《论时政疏》）

这是张居正在政治生涯中第一次试手，显示出了独到的政治眼光和非凡的政治才能。刚上任，张居正打响了第一炮，得到嘉靖皇帝的嘉许。

这篇奏折说的宗藩问题，句句说到大明王朝的根上。明初朱元璋为加强对全国的统治，大封藩王，要其镇守各地；而且藩王只能是朱姓子孙，即将自己的众多儿子外派边疆，戍卫国土。然而，自从朱允炆执政后，这成了最棘手的问题。很多藩王拥兵自重，占地称王，对中央政权直接构成了威胁。尽管朱允炆大力削藩，从洪武三十一年（1398）七月到建文元年（1399）四月，先后削掉周、齐、湘、代诸王的王位，将其贬为庶民，可终究还是被强大的燕王朱棣反掉。朱棣依靠藩王势力当上了皇帝，从此改变了大明朝的命运。

朱棣执政后，他的首要大事也是削藩，因为他最清楚藩王的潜在危险。

经过几代皇帝的努力，到了嘉靖时期，藩王的势力已经大为减弱，威胁基本消除，再也没有藩王可以同皇权抗衡，也没有燕王朱棣那样的藩王存在。俗话说“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张居正的奏文再次提醒嘉靖帝：宗藩问题不可小觑。因为就在自己的堂哥武宗朝时期，藩王造反就有两次，最大的是宁王朱宸濠的叛乱。

朱宸濠为宁王的第四代继承人，朱元璋五世孙，宁康王朱觐钧庶子。第一代宁王，因为军功卓著得到了大宁这片封地（今北京以北草原一带）。这是军事上一个重要的前哨基地，宁王被派往这里也是为了戍卫边关。1399—1402年的内战中，明成祖朱棣怀疑这位亲王对自己的忠诚，将其迁移到了北京，剥夺封地，将其原封地赐给了三个蒙古王，后又将宁王重新安置在江西省。天顺时期（1457—1464），第三任宁王因牵连进一桩谋反案，被朝廷剥夺了拥有卫队的权利，而且后来再也没有恢复。

弘治十年（1497），朱宸濠嗣王位成为第四任宁王。朱宸濠仗势欺人，无恶不作，随意杀戮地方官员，抢占民田。如果仅仅这些事情，他尚不足以毙命，更要命的是，他还觊觎皇位，恢复宁王已裁撤的护卫，蓄养亡命之徒，蓄谋造反。

正德二年（1507），他先后贿赂太监刘瑾、佞臣钱宁、伶人臧贤等人，希望靠奸诈之臣得到皇位。朱宸濠不是一个军人，相传他有几分文学才能，是个文艺爱好者，追求享乐。因此，他纵然有野心，但缺少策略，直到最后他依靠的仍是诡计和阴谋，军事力量甚微。

宫内太监、没落的举人都是他收买的对象，他的军队主要是南昌城内的守军。当他的阴谋被识破后，他便决定孤注一掷，起兵发难。当时，汀、赣巡抚兼佥都御史王守仁得知朱宸濠起兵叛乱，即与吉安知府伍文定等急檄各府州县，派兵前来会剿。1519年8月9日，王守仁率领部队前去镇压，计划首先攻占南昌。先头部队在1519年8月13日晚抵达南昌，次日发起猛攻。

之后王守仁在长江与宁王的主力交战。王守仁推断宁王将赶回去保卫南昌总部，但到那时宁王的部队将是虚弱而疲惫的，在激战中将处于不利地位。8月20日晨，宁王企图乘船逃跑，明朝军队赶上了他的船队。小船被烧着。宁王逃走，随即被俘，叛乱只持续了四十三天。

到了明世宗时期，宗室的骄恣有所减弱。世宗的两兄弟——徽王朱厚爝和辽王朱宪，与世宗一样迷信道教，整天与一群道士厮混，没有什么远大的志向，无法对自己构成威胁。世宗封朱厚爝为太清辅元宣化真人，封朱宪为清微忠教真人。

但嘉靖是个疑心十分重的人，生怕有人起来造反。这时如能有人站出来重提这个问题，说明有人替他分忧。因此，张居正此举得到嘉靖的赞赏还是讲得通的，毕竟事关朱家王朝。意外的是，严嵩父子等一帮奸臣也一致大力支持削藩，这点就有些不可理解了。

严嵩是最爱打击异己的，凡是有才华之人，无论旧臣还是新人，无不受到他们的迫害。张居正初出茅庐便开始“抢风头”，如何逃过这一劫呢？这只能说是严氏父子居心叵测：鼓动嘉靖加大削藩力度，打压太子。当然了，当时的张居正是无从知晓严氏父子的阴谋的。

在世宗一朝，张居正作为一个七品翰林院编修上奏这样的奏章，这是他初次也是最后一次阴差阳错地牵动了各方的利益，引发重重矛盾。庆幸的是，他自己没得罪嘉靖帝，更没有得罪严嵩，暗流涌动终归又趋于平静。于是张居正对于仕途的热情变成失望。此后在嘉靖时代，他除了例行的奏章和必要应酬，不再有所作为。应当说的已经说了，可是也并未起到什么好的效果，张居正开始再次将主要精力用于朝章国故的探索，对于时政便不置一词。

这一次上书，指出当时政治的症结，充分表现出张居正的政治才能，也得到徐阶的高度赞赏。徐阶评价“居正为人，欣面秀眉目”“勇敢任事，豪杰自许，然沉深有城府，莫能测也”，称赞他是国家的栋梁之材。

休假三年

嘉靖三十二年（1553），张居正二十九岁，正是意气风发、斗志昂扬的年龄，一心想干一番大事。他有诗《拟西北有织妇》，透出志在宰辅的抱负。

西北有织妇，容华艳朝光。朝织锦绣段，暮成龙凤章。投杼忽长吁，惄焉中自伤。绵绵忆远道，悠悠恨河梁。远道不可见，泪下何浪浪!春风卷罗幙，明月照流黄。山川一何阻，云树一何长。安得随长风，翩翻来君傍。愿将云锦丝，为君补华裳。

然而，时代允不允许他的才能得到施展呢？答案是不允许，因为当时朝廷的实际情况很糟。

嘉靖皇帝不理政事，一意修道。严嵩大权在握，把持朝政大权。徐阶却是精心结撰青词，一副两耳不闻窗外事的悠闲。再加上新崛起的政治势力严世蕃胡作非为，朝廷被搅得鸡飞狗跳。

因为与严嵩的这层师生关系，张居正对严嵩的一些丑事还是有所耳闻的，却又对严嵩的为人、为政极为不满，隐忍敷衍中希望有人能有所作为，因此把最大的期待放在徐阶身上。徐阶此时也显得极其善于阿谀奉承，把自己的文学才干用于为嘉靖皇帝写青词，得到嘉靖皇帝的青睐和宠幸。他经常被皇上单独召见，并长时间交谈，而他的才干又高过严嵩，自然引起严嵩的猜疑和警觉。徐阶在升任礼部尚书后，不少政见与严嵩有极大分歧，却虚与委蛇，甚至近乎讨好般将自己的孙女许配给严嵩的孙子。

张居正已经意识到，这些所谓的理想和抱负已经将自己压得喘不上气来，原本心怀一腔热血、立志干一番大事，此时愈加彷徨， 深感极度苦闷压抑。他对皇帝，对身居高位的内阁大臣，对一群阿谀逢迎、攀龙附凤的文武百官失去了信心。心灰意冷的他甚至感到身体不适，在嘉靖三十三年（1554）上疏请病假辞去官职返回家乡江陵休养。他在上疏中写道：“既得请归，则卜筑小湖山中，课家僮，锸土编茅，筑一室，仅三五椽，种竹半亩，养一癯鹤，终日闭关不启，人无所得望见。唯令童子数人，事洒归，煮茶洗药。有时读书，或栖神胎息，内视返观。”

看来，张居正是决定从此远离官场，回乡下过闲云野鹤的生活。

有趣的是张居正在离京前还给徐阶写了一封长信，题目叫《谢病别徐存斋相公》。他先是极力赞扬徐阶：“相公雅量古心，自在词林即负众望三十余年。及登揆席，益允物情，内无琐琐姻娅之私，门无交关请谒之衅，此天下士倾心而延伫也。”然后他又话锋一转，委婉批评起来：“况今荣进之路，险于榛棘，恶直丑正，实繁有徒。相公内抱不群，外欲浑迹，将以俟时，不亦难乎？……夫宰相者，天子所重也，身不重则言不行。近年以来，主臣之情日隔，朝廷大政，有古匹夫可高论于天子之前者，而今之宰相，不敢出一言。何则？顾忌之情胜也。”这段话的意思也就是说您文采出众，进入内阁荣获好评，不搞关系不走后门，人们对您期望极大。可是当今皇帝与大臣关系疏远，内阁首辅不敢讲一句话。面对如此不堪的时局，老师您应该有所作为。可是作为我最敬重的人，您怎么能也顾忌权位，不敢讲一句话呢？

休假获准后，张居正回到了老家。休假的这段时间内，他最多是去拜访故友。镇山朱公朱衡、浔阳董公董份都是他的好友。这时与他来往较密切的还有辽王朱宪。尽管政见不一、志向不同，但毕竟是从小认识的朋友，两人经常赋诗饮酒。

除了拜访故友，他还经常去游山玩水。他游过衡山、南台寺、方广寺，每到一个地方都会诗兴大发，提笔就作几首诗。这时，他似乎已经不再关注那些所谓的国家大事。

其诗《宿南台寺》写道：“一枕孤峰宿暝烟，不知身在翠微巅。寒生钟磬宵初彻，起结跏趺月正圆。尘梦幻随诸相灭，觉心光照一灯燃。明朝更觅朱陵路，踏遍紫云犹未旋。”

《出方广寺》写道：“偶来何见去何闻，耳畔清泉眼畔云。山色有情能恋客，竹间将别却怜君。瘦筇又逐孤鸿远，浪迹还如落叶分。尘土无心留姓字，碧纱休护壁间文。”

最令他难忘的还是衡山之游。嘉靖三十五年（1556）十月，他携应城李义河、湘潭王会沙、汉阳张甑山，一同游览了著名的衡山，并写下了《游衡岳记》《后记》等十多篇诗文。

在《游衡岳记》中，他这样写道：“余用不肖之躯，弱冠登仕，不为不通显。然自惟涉世酷非所宜，每值山水会心处，辄忘返焉，盖其性然也。夫物唯自适其性，乃可永年。要欲及今齿壮力健，即不能与汗漫期于九垓。亦当遍游寰中诸名胜，游目骋怀，以极平生之愿。今兹发轫衡岳，遂以告于山灵。”

这篇诗文表面表达了张居正无意功名之意，其实真实心境恰恰相反，这正是他壮志未酬的真实写照。他这是借“景”消愁，在诗酒往还中消磨岁月。“欲骋万里途，中道安可留？各勉日新志，毋贻白首羞!”这样的诗句并不像是单纯地因游美景有感而发。什么是“万里途”“日新志”？当然不会是“遍游寰中诸名胜”之志，而是发自内心地为国家的前途担忧。

其实，在这一时期的作品中，他都或多或少地有些许不得志的情绪隐含其中，表面上已经放下，其实都郁积在胸中，只是还没爆发而已。他已经退出政治生活，一边请告回籍，一边还认定“欲骋万里途，中道安可留”!请病假的是他，自称“齿壮力健”的也是他；号称“闭关不启”的是他，约李义河游山的也是他。这就是这一时期张居正的纠结人生。

在告假回乡后不久所作的《登怀庾楼》里，他写道：“但恐濛汜夕，余光不可留。风尘暗沧海，浮云满中州。目极心如惄，顾望但怀愁。且共恣啸歌，身世徒悠悠。”他既为奸臣当道而苦恼，又充满忧心如焚却无可奈何的心态，却只能借酒浇愁。

张居正难以忍受老师徐阶的不作为，愤然离开朝廷，回到故乡江陵，开始了田园隐居生活。他在小湖山里面修筑了一处茅屋，种了半亩竹子，养了一只仙鹤，终日闭关不出，不去会见宾客，只带着几个童子煮茶采药。据张居正的儿子张敬修说，张居正就是在这茅屋里修身养性，博览群书，甚至游走于山水，沉迷于《庄子》。

当时的明朝风雨飘摇：土地兼并、皇室特权、苛捐杂税；北方，蒙古人不断地骚扰劫掠，边境屡屡吃紧；南方，倭寇侵袭东南沿海，愈演愈烈。张居正写了《闻警》诗句：“初闻铁骑近神州，杀气遥传蓟北秋。间道绝须严斥堠，清时哪忍见毡裘。临戎虚负三关险，推毂谁当万户侯？抱火寝薪非一日，病夫空切杞人忧。”他既忧国忧民，又为事不关己的“杞人”之忧而无奈。

他也担心“长安棋局屡变，江南雨檄旁午，京师十里之外，大盗十百为群，贪风不止，民怨日深，倘有奸人乘一旦之衅，则不可胜讳矣”，特别是贪赃枉法风气和民怨积累后，倘若有人聚众造反，局面将不可收拾。

“十年此地几经过，未了尘缘奈客何。官柳依依悬雨细，客帆渺渺出烟多。无端世路催行剑，终古浮荣感逝波。潦倒平生江海志，扁舟今日愧渔蓑。”张居正身在江陵，心在北京，始终心系国民，关心政治时局，也更加深入了解民情，真正地体验到了底层人的艰辛和疾苦。面对皇室宗藩乱政，地主兼并土地，平民百姓失业，商人机巧变诈，他的改革主张也在不断完善。

他意识到，若想改变这一切，只有施行法治。但是作为一个在野人，尽管有心加以制裁，也有心无力。他在《学农园记》有过这样一段文字描述：“每观其被风露，炙熇日，终岁仆仆，仅免于饥；岁小不登，即妇子不相眄；而官吏催科，急于救燎，寡嫠夜泣，逋寇宵行；未尝不恻然以悲，惕然以恐也。或幸年谷顺成，黄云被垄，岁时伏腊，野老欢呼，相与为一日之泽，则又欣然以喜，嚣然以娱。虽无冀缺躬馌之勤，沮、溺耦耕之苦，而咏歌欣戚，罔不在是。既复自惟，用拙才劣，乏宏济之量，惟力田疾耕，时得甘膬以养父母，庶获无咎。”

这段话的意思是：那些农民们冒着风霜雨雪，冬寒夏暑，终年劳碌，最多只能免于饿死。年成稍微亏欠些，而官府催逼租税跟催命一样，他们就只能哭天叫地。就算幸运遇上了丰年，他们也不过欣然欢呼，搞一些庆祝活动。除了农民本身的辛苦，张居正还看到了苛捐杂税的繁重。官吏不断额外加收各种名目，而地方上的豪强也仗着权势，把本该自己缴纳的租税转嫁到一般民众头上，进一步加重他们的负担。民众被繁重的苛捐杂税压得死去活来，动辄破产。针对此，在野文人张居正建议，应该先压缩政府开支，降低租税，以培养民间元气；等老百姓富裕了，再合理征税，细水长流地收钱，国家财政自然也就宽裕了。

张居正还仔细考察了故乡江陵一带的历史和现状。经过实地分析，他认为，明朝建立后最初一百年左右，江陵的情况还是比较好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辽王之类的皇亲贵胄势力越来越膨胀，田地的赋税分担越来越不公平，国家征税越来越困难，大量百姓的土地被豪强兼并，百姓因此而沦为难民或者农奴。江陵的情况，其实也就是整个大明朝现状的缩影。国家不断败坏衰退，再这样下去就是死路一条。

“休言大隐沉金马，且弄扁舟泛碧浔。他日紫阁如相忆，烟水桃花深更深。”因此，他要做“大破常格，扫除廓清”的“磊落奇伟之士”，才能以雷厉风行的手段，惩戒奸恶之徒，破除弊端陋习，让社会走上正轨，让全国的民众承担更加合理的税制；让那些饿得奄奄一息、冻得瑟瑟发抖的人，都能吃饱饭、穿暖衣。

内忧外患，民不聊生

事实也是这样，在朝廷大政没有清明的时候，要在外省找一片净土是不可能的。此时的大明朝内忧外患，不能不令张居正担忧。

嘉靖三十三年至三十五年间（1554—1556），北方俺答不断南侵，大掠通州、大同一带；东南方面，倭寇侵扰更加频繁。倭由太仓夺海船再入江北。海盐、嘉兴、嘉善、松江、嘉定等地倭寇流窜严重，邻近的山东危矣。

总督浙福南畿军务张经、巡抚浙江副都御史李天宠积极防御倭寇。而嘉靖皇帝却听取严嵩义子赵文华“倭寇猖獗，请祷祀东海以镇之”的荒诞策略，奉命南行，沿路骚扰。同时，赵文华还上疏弹劾张经，不肯办贼。

其时，张经正在调兵杀敌，并于嘉靖三十四年（1555）五月在王江泾大破倭寇，斩贼一千九百。张经却被逮入京，同时李天宠也被逮，不久二人被弃市。杨继盛上疏反对严嵩和赵文华，也被杀。

面对东南和西北方面来敌的进攻，朝廷却大肆残杀有抱负、有主见、有办法的人才。与此同时，朝廷内部的大战也上演了，严嵩和徐阶的矛盾走向公开化。徐阶蛰伏几年后，实力大增，而严嵩在皇帝面前日渐失宠。徐阶意识到这是将严氏父子赶下台的最好时机，于是朝局再次暗流涌动。

嘉靖三十六年三月（1557），张居正假期满，奉命回朝。从嘉靖三十三年请假病归，到三十六年销假，为期三年，而按照张居正自己的说法却是六年。他在《先考观澜公行略》自称：“甲寅，不肖以病谢归，前后山居者六年，有终焉之志。”

六年是指从嘉靖三十三年到三十八年，是一个大概的计数。无论如何，张居正亲自见证了这场惊心动魄的权力角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