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上位

张居正入仕是在历史上著名的嘉靖皇帝时期。明世宗朱厚熜，是明宪宗朱见深之孙、明孝宗朱祐樘之侄、兴献王朱祐杬之子、明武宗朱厚照的堂弟，明朝第十一位皇帝，年号为“嘉靖”。

世宗朱厚熜原来只是兴王，正德十五年（1520），南巡江南的明武宗在回京途中不慎落水，一病不起。正德十六年（1521）正月初九，监察御史郑本公上疏明武宗尽快选定继承人执掌东宫，以免朝廷动**。农历三月十四日，明武宗于豹房驾崩，年仅三十一岁。

本来父死子继，可是武宗没有儿子，于是第一个程序——正常继承被阻断，只能走第二种程序——兄终弟及，而武宗唯一的弟弟朱厚炜幼年夭折，于是继承人问题成为摆在内阁面前的棘手难题。

内阁首辅、吏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杨廷和援引《皇明祖训》：“凡朝廷无皇子，必兄终弟及，须立嫡母所生者。庶母所生，虽长不得立。若奸臣弃嫡立庶，庶者必当守分勿动，遣信报嫡之当立者，务以嫡临君位。朝廷即斩奸臣，其三年朝觐，并如前式。”于是上推至武宗的父亲明孝宗一代。孝宗是明宪宗的第三子，其两名兄长都早逝且无子嗣，遂以孝宗四弟兴王朱祐杬的世子朱厚熜入京即位。这就是历史记载的“廷和举《皇明祖训》示之曰：‘兄终弟及，谁能渎焉。兴献王长子，宪宗之孙，孝宗之从子，大行皇帝之从弟，序当立。’”于是朱厚熜十六岁的时候，张太后（明武宗的母亲）和内阁首辅杨廷和决定，由朱厚熜自安陆兴王府入京继承皇位。

嘉靖帝即位后下令群臣议定正德帝的谥号、生父的主祀以及封号。以内阁首辅杨廷和为首的朝中大臣援引汉朝定陶恭王刘康（汉哀帝生父）和宋朝濮安懿王赵允让（宋英宗生父）先例，认为嘉靖帝应该将兴献王改称“皇叔考兴献大王”，母妃蒋氏为“皇叔母兴国大妃”，祭祀时对其亲生父母自称“侄皇帝”。嘉靖立即拒绝，坚持遗诏只是嗣皇帝，不是嗣皇子。嘉靖即位以后，为了追尊父亲兴献王的事情，和大臣发生许多争执。

大臣们都觉得按照朝廷的礼法，嘉靖人虽然依照兄终弟及的祖训，被拥立为皇帝，那是没办法才让你来当这个皇帝的。原本是把你看作先帝弘治皇帝的过继子，而不是将皇权让给你这一脉，因此你必须按规矩出牌：要跟着武宗皇帝，尊孝宗为父，也就是嘉靖的伯父，尊其为太上皇，称嘉靖自己的生父为叔父。

可是嘉靖听了大臣们的意见后不干了。按他的逻辑来说，只要我是皇帝，我爹当然就是太上皇！很多大臣都觉得如果按照嘉靖的搞法，得乱了祖制，反对声音最大的是首辅杨廷和。于是，嘉靖就跟这帮大臣们拧上了，导致君臣之间矛盾日益尖锐，新皇帝与旧大臣进行了一场持久的较量。在僵持中，嘉靖见软的不行，就来硬的，整出一种叫“廷杖”的刑罚，也就是在朝廷之上把反对的人脱了裤子打屁股。谁跟他较劲，他就打谁屁股。不过他越打人屁股，跟他较劲的人就越多。

张璁脱颖而出

年轻的小皇帝一心想把自己的老爸立为太上皇，可说服不了大臣，此事也办不成。光靠怄气、打嘴仗，就像小孩过家家，他如何奈何得了这些大臣？!所以，他想笼络一帮赞成自己的人，依靠这些人与反对者抗衡。

俗话说“天无绝人之路”，正当小皇帝苦于孤立无援时，老天为他送来一位排忧解难、治国安邦的异人——张璁。历史上评价张璁就是靠着这件事情登上历史舞台的。顶着破坏祖制的帽子，冒着身败名裂甚至杀头的危险，张璁力挺嘉靖皇帝的决定。

张璁（1475—1539），字秉用，号罗峰，浙江温州府永嘉三都（今温州市龙湾区）人，明朝嘉靖年间重臣，“大礼议”事件中的重要人物。嘉靖初年新科进士，属于大器晚成，耗费二十余年，连考七次而不中。功夫不负有心人，或许他坚持不懈的毅力感动了苍天，第八次赶考，他终于金榜题名。可岁月不饶人哪，这时他已是四十七岁，快到了知天命的年龄。按照正常的管制升迁程序，他因擅长礼学被派往礼部“实习”，以谙练政体，成为观政进士。

张璁绝非安分守己之人，在仕途上本来就比别人晚了一步，如果整天再跟一些二十来岁的小伙子一样，希望熬出点什么，几乎毫无希望。

为此，张璁进礼部不久就开始寻找机会，琢磨是否有一条快速升迁之路。这时，适逢嘉靖皇帝因“大礼议”之事与群臣们较劲。皇帝毕竟是万人之上，大臣们再反对也很难扳动皇上。尽管皇帝与大臣暂时像个死结一样僵在一起，但僵局一旦被打破，一场暴风骤雨马上来临。他预感到局势一触即发，缺少的正是一个引爆点，那自己就做这个引爆人吧。

他在朝上公开说，你们这帮大臣都太迂腐了，皇上不就是要给他那死去的爹一个太上皇的封号吗？封号不过就是个漂亮的外号。你说你们这帮大臣放着国家大事不做，跟皇帝较什么劲呢？同时，他还带着席书、桂萼等一群中下级官员支持嘉靖帝。

正德十六年（1521）七月初三，新科进士张璁揣摩上意，上《大礼疏》支持嘉靖帝。他认为嘉靖帝即位是继承堂兄武宗的帝位，而不是伯父孝宗的帝位；是继承皇统，而非继承皇嗣，即所谓“继统不继嗣”。张璁建议嘉靖帝以生父为考，在京师为兴献王立庙。嘉靖帝得疏后大喜，并立即下令尊己父为兴献皇帝，母为兴献皇后。张璁还说“皇上此举是大孝，如今您继承了大统，就应该这样做”。对礼学深有研究的张璁急于表现自己，不惜拿出了自己的看家本事，不费吹灰之力就写了这样一篇奏折，从礼、孝方面来鼓动嘉靖。此言正中嘉靖下怀，为自己找到了思想武器。嘉靖想，这下我终于有法子对付这些老顽固了。一天，嘉靖在张璁、桂萼、方献夫等人的协助下，与反对派们展开了激烈的争论，由此开始了以内阁首辅杨廷和等为一方，以嘉靖帝和张璁、桂萼等为另一方的“大礼议”之争。

起初，在内阁、言官的联合施压下，新登基的嘉靖帝不得不妥协，尊孝宗为皇考。史载：“无何，帝御文华殿召廷和、冕、纪，授以手敕，令尊父母为帝后。廷和退而上奏曰：‘《礼》谓为所后者为父母，而以其所生者为伯叔父母，盖不惟降其服而又异其名也。臣不敢阿谀顺旨。’……帝不得已，乃以嘉靖元年诏称孝宗为皇考，慈寿皇太后为圣母。兴献帝、后为本生父母，不称皇。”但嘉靖帝并没有死心，这为以后他翻旧账埋下伏笔。

杨廷和辞职

由于风头太盛，暗流涌动中，一个巨大的潜在危机正在向张璁靠拢。张璁也马上遭到一些旧臣抨击，很多人想置他于死地。一个新科进士竟敢与朝廷重臣叫板，在官场混迹多年，这些文武大臣岂能那么容易善罢甘休？带头倒张的是首辅杨廷和。

杨廷和（1459—1529），字介夫，号石斋，四川新都人。其父杨春，官曾高居提学佥事。杨廷和自幼聪慧，读书用功，十二岁举于乡，明宪宗成化十四年（1478）殿试居第三甲，赐同进士；先后为官宪宗、孝宗、武宗、世宗四朝，可谓四朝元老。在武宗、世宗时期，杨延和担任内阁首辅，权倾天下，嘉靖也忌惮几分。杨延和也不是盏省油的灯，他抓住一切机会，利用手中权势排斥异己。

这个初出茅庐的张璁也许会成为他日后的绊脚石，这次何不乘此机会除掉以断后患？他授意吏部把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家伙调离京师重地。

将皇帝身边的红人调离京师，这是需要皇帝点头的。这样一件难事，在一班权势旧臣手中很快达成了；再加上一些软骨头慑于杨廷和的权威，害怕受到权臣排挤，因此唯杨阁老马首是瞻，极力排斥张璁等人。

尽管张璁有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冲劲，毕竟势单力薄，后来留都南京，做个清闲的刑部主事。

张璁临行前，杨廷和特意前来相送，其实是向他公然挑战：“你本来没资格去南京做官的，多亏我雍容大度。姑且安静等待，别再拿礼议之说和我为难!”

嘉靖三年（1524），羽翼渐丰的嘉靖帝召还三年前被杨廷和贬至南京的张璁、桂萼等人，形成了以张、桂为中心的支持、奉迎嘉靖帝的“议礼派”。他们将此事当作起家的政治资本，因而重新挑起议礼之争。湖广总督席书、吏部员外郎方献夫等也上疏提出“继统不继嗣”之论，嘉靖帝遂正式下令恢复旧称，伯父仍称伯父，父亲仍称父亲。

无奈之下， 杨廷和以致仕作为最后的抗争，以辞职来威胁嘉靖皇帝。这招是他的撒手锏，曾多次以辞职威胁在位皇帝。武宗由于长期不理朝政，只顾到处游玩，大同、宣府、延绥总有皇帝的身影，致使朝廷大事多有缺失。杨廷和多次相劝，不停地上奏，但武宗一概听不进去。杨廷和因此而心情忧郁，产生怠意，几次称病请求告老还乡，武宗都不答应。

而此时的嘉靖皇帝可不是以前的武宗。他执政果敢、雷厉风行，有明太宗朱棣的影子。自登基以来，他早已经厌恶杨首辅的处处牵制，此时地位已稳，便顺水推舟同意杨廷和的辞职。

杨廷和这次是赌输了，“赔了夫人又折兵”。就这样，他于嘉靖三年（1524）正月离开了宰相之位，回家养老去了。

杨廷和罢归故里后，嘉靖并没有怠慢他，毕竟他没犯什么大错，按照常例供给他车马、钱粮、护卫人员。嘉靖八年（1529）七月二十五日，杨廷和卒于老家四川新都。

张璁上位

杨廷和罢归故里引起旧臣的恐慌，他们聚在一起商量，干脆除掉张璁：“这小子在朝，我大明必将暗无天日。诸位元老，我们必须设计用酷刑弄死佞臣!”在嘉靖的竭力保护下，张璁逃过一劫。

嘉靖三年七月十二日（1524年8月11日），朱厚熜诏谕礼部去掉父母尊号中的“本生”，十四日为父母上册文，祭告天地、宗庙、社稷，群臣哗然。

群臣开始给嘉靖帝施压。七月十五日，包括九卿二十三人、翰林二十人、给事中二十一人、御史三十人等共二百二十多名朝廷大小官员跪伏于左顺门，声嘶力竭地吼着“千古纲常和国家命脉，濒于毁灭”。他们的话还没说完，就放声大哭，据说金銮殿上的瓦片都被巨大的哭声震得颤动。

吏部左侍郎何孟春愤慨道：“宪宗朝，百官争慈懿皇太后葬礼而痛哭于文华门，宪宗听从，这可是国朝过去的规矩呀!” 杨廷和之子、翰林院修撰杨慎也称：“国家养士百五十年，仗节死义，正在今日。”

刚执政没几年的嘉靖皇帝哪见过这等场面，先是好言劝慰，命司礼监太监传旨：“众位爱卿别太激动了，回家休息吧，明天还要上朝呢!”没想到，群臣不吃这套，仍跪伏喧呼，企图迫使皇帝屈服。皇帝被他们折磨得失去理智，勃然大怒：“给朕逮捕哭声最大的官员，投入锦衣卫诏狱，廷杖伺候!”

在僵持中，嘉靖帝见软的不行，就来硬的。此次有十六人被活活打死；幸而不死者众多，但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惩罚：轻则革职为民，重则流放充军。

七月十六日，嘉靖帝为母亲上尊号“本生圣母章圣皇太后”。七月二十日，嘉靖帝下令将“左顺门事件”中四品以上的官员停俸。“左顺门事件”成为“大礼议”的转折点 ，此后反对议礼的官员纷纷缄口，为时三年的“大礼议”终以嘉靖帝获胜而告终。同年九月，嘉靖帝更定大礼，改称孝宗为皇伯考，生父为皇考。嘉靖五年，为“献皇帝建世庙于太庙之左”。嘉靖七年，颁布《大礼集议》和《明伦大典》，备述议礼诸臣建议始末，以垂戒后人，并定议礼诸臣之罪。嘉靖十五年，将世庙改称“献皇帝庙”。嘉靖十七年，为其父上尊号“睿宗知天守道洪德渊仁宽穆纯圣恭简敬文献皇帝”，又尊封祖母邵氏（明宪宗贵妃）为“寿安皇太后”，孝宗皇后张氏为“昭圣慈寿皇太后”，武宗皇后夏氏为“庄肃皇后”，“大礼议”事件至此最终结束。

强权压倒纲常，事情进展很顺利，结果也很满意，嘉靖在张璁、桂萼、方献夫等人的协助下，与反对派诸位大臣争论了若干年后最终取得胜利。张璁因支持皇帝议礼有功，其忠诚令嘉靖皇帝十分满意，因而得到重用，很快登上了人生巅峰，官居一品，入阁拜相，六年之内就走完别人二十年都未必完成的奋斗历程。与此同时，张璁的左膀右臂——桂萼、方献夫也追随他的脚步，以吏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入阁参与机务。

尽管张璁在这场政治斗争中比较投机，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但他作为新晋官员，尚未在官场大染缸中沾染陋习，具有革除弊政的勇气。他秉公办政，锐意进取，辅佐嘉靖皇帝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都推行了一系列革故鼎新的政策，并因清廉奉公，被赐称为“太师”。

后来的张居正与他颇有相似之处，提倡的一些政治、经济改革措施也都是张璁政策的继续贯彻和执行。可见，张居正受张璁的影响很大。

明末文豪李维祯对此有这样一段言论：“继公（张璁）而兴，阁臣有江陵（张居正）与公姓同、谥同，元辅相少主同，锐意任事同。公得君诚专，为众所侧目，杌陧不安。身后七十余年，名乃愈彰。”

说说嘉靖皇帝

“大礼议”以嘉靖帝的皇权高压而结束。在议礼的过程中，嘉靖帝逐步体会到了皇权的至高无上，皇权专制得到加强；而自仁宗、宣宗以来不断强化的内阁权威被削弱，此举也使得嘉靖帝独断专行，严重动摇了明朝的统治基础。此后士风渐趋圆滑，朝政日益腐败，也将嘉靖皇帝复杂的特殊性格展现得淋漓尽致。

嘉靖帝在书法和文辞修养方面都有不错的造诣，在位早期也十分勤奋，批阅奏书、票拟经常到后半夜，且英明苛察，严以驭官，宽以治民，整顿朝纲，减轻赋役，对外抗击倭寇，重振国政，开创了嘉靖中兴的局面；后期虽然好道教，不侍朝，二十多年避居西苑，练道修玄，却始终牢牢掌控着整个明朝的政治、财经、军事和民生大权，掌控着朝廷官吏。有人说他“有不世之奇谟六，无竞之伟烈四，而又有震世之独行五”，巩固了明代的统治，为隆庆新政与张居正改革奠定了基础。嘉靖帝为“中兴之主”，性格又是集任性、倔强、聪明和敏感于一体的结合体，做他的臣子也就需要面临高风险，掌握高技巧，甚至连内阁首辅也更迭频繁，随时面临灾祸降临的风险。

严嵩的飞黄腾达

严嵩给人的印象可谓一塌糊涂，可是真实的严嵩并非如此不堪；更不为人知的是，在他年轻的时候，他也是一个正直的人，在书法方面也有一番造诣。

严嵩是袁州府分宜县人，明孝宗弘治十一年（1498）乡试中举，弘治十八年（1505）会试考中二甲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授翰林院编修，旋丁忧归里，在其家乡钤山之麓建钤山堂，隐居读书八载。

但隐居十年之后，他终究还是答应了一个人的邀约，再次出山为官。并非他出尔反尔，只是因为这个人他无法拒绝。此人就是当时的内阁首辅杨廷和。在严嵩看来，杨廷和是朝廷的支柱；在杨廷和看来，严嵩是难得的人才，而更为重要的是，十年前的那场会试，杨延和点中严嵩的卷子，对他赞扬有加，并成为他的老师。

正德十一年（1516），严嵩还朝复官。复官之初，严嵩对朝政多持批评之论。对于武宗的许多做法，他也持批评态度。正德十六年（1521），世宗即位几个月之后，严嵩升南京翰林院侍读，署掌院事。嘉靖四年（1525），严嵩升国子监祭酒，又由南京回到北京。在最显贵的翰林院任职，严嵩不再棱角分明，开始变得圆滑内敛，态度审慎。与批评正德朝政相比，这时的严嵩在为官做人方面有了明显的变化——他将利禄看得重了，常说起“禄不逮养，学未有成”之类的话。

嘉靖七年（1528），严嵩以礼部右侍郎步入上层官僚的行列，被嘉靖帝派往湖广安陆（今湖北钟祥）监立显陵碑石。还朝后，严嵩上了两道奏疏：一道奏疏叙述了河南灾区的情况，另一道奏疏叙述了途中所见祥瑞。一呈祥瑞、一报灾异，反映了严嵩既有阿谀圣上的一面，又有关心民情的一面。两篇奏疏都得到了好的结果。

此后的几年里，严嵩先后改任户部、吏部侍郎。嘉靖十一年（1532），严嵩升南京礼部尚书，两年后改南京吏部尚书。嘉靖十五年（1536），严嵩赴京朝觐，被嘉靖帝留下，任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由于嘉靖帝对议礼的重视，礼部尚书在部院大臣中地位尤其显赫，往往成为进入内阁的阶梯。严嵩和嘉靖帝的接触变得频繁起来。

严嵩的文笔也好，早年与文坛上著名的“前七子”（李梦阳、何景明、徐祯卿、边贡、康海、王九思和王廷相）互相唱和，还特聪明，十分用心琢磨皇帝喜欢的青词，后来终于写出一手漂亮的青词，再加上他又特别听话，勤勉加上温顺，自然博得了嘉靖帝的好感。之后他就成了内阁次辅，也就是副宰相，直接由南京调任北京，从此他的权力达到了巅峰。

严嵩能取得嘉靖皇帝的好感，除了善于阿谀逢迎，表现得特别听话、勤勉温顺外，其文采也为他添了浓重的一笔。

对夏言先攀附后打击

严嵩的这些行为令当时的内阁首辅夏言非常不满。在夏言眼里，严嵩就是个不入流的小人物，只会吟诗赋词讨好皇上，就和宋代高俅踢球当上太尉一个德行，让人不服。

夏言，正德十二年（1517）考中进士，史上有言“豪迈强直， 纵横辩博”，即夏言是个天才，口才好，文笔好。夏言初授行人，后任兵科给事中。兵科给事中主要是按照内阁首辅大臣杨廷和的指示，清查北直隶皇亲国戚霸占民田的劣迹。

嘉靖帝继位后，夏言疏陈武宗朝弊政，得到嘉靖帝的赏识。在“大礼议”事件中，因和张璁等人力挺嘉靖而受宠，升至礼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入参机务，不久又擢为首辅。

夏言以正直敢言闻名朝野，最著名的有三次进言。正德以来，皇上很少亲自批阅大臣的奏折，大都是内阁代为批阅，因此逐步形成了内阁权力过大、皇权被一步步束之高阁的尴尬局面。为了解决这一弊端，在嘉靖继位之初，夏言立即上书进言，要求皇上每天亲自批阅奏折，说：“自正德（1506—1521）年间以来，上下消息不通已达极点。现在陛下刚开始办理各项政务，请于每日早朝以后，亲自到文华殿批阅奏章，召内阁大臣当面商量决定，如有关重大利害的事情，则下达给全体大臣集中商议。不应和身边宦官商量后就直接从宫中发出圣旨。即使是陛下所做出的取舍，也定要下到内阁，经讨论后实施，以杜绝为人蒙骗或弄虚作假的弊病。”

第二次进言，是他认为皇帝身边的侍卫过多，和平年代不需要那么多的守卫人员，为给国库减负，他建议皇上首先裁减身边的侍卫及京城卫队的冗员。为此，他先后多次上书，陈述九条意见。正是在他的建议之下，当时京城的守卫人员首次裁汰达三千二百人，京城治安秩序因此得以稳定。

在弹劾贪官污吏上，他也是敢于直言的。他和御史樊继祖等外出清理庄田，发现宦官赵灵、建昌侯张延龄肆意侵吞民产。返朝后，他就上奏，要求严惩元凶，前后上书七次。对此，嘉靖帝大为赞赏，他的这些意见都被采纳。

夏言受赏识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嘉靖热衷道教的程度越来越严重，近乎痴迷，平常不上朝，也不住皇宫，而是住在一个叫西苑的地方，整天就琢磨着怎么长生不老，经常要搞祭天的仪式。在这个祭天的仪式中，有个重要内容是要火化青词。如果要评选明代最难写的文章，答案绝不是八股，而是青词。

青词的文体特点是全用赋体、词句华丽，写作难度极高。因为写作时要使用专门的青藤纸，所以叫青词。青词是修道祭天时用的，具体方法是写好后烧掉，主要内容除了陈述个人愿望外，还兼议论叙事，其笔法十分玄乎，经常搞得人莫名其妙。不过内容看不看得懂也无所谓，反正是写给神仙看的，写完就烧，也不留档。

青词就像是嘉靖帝向玉皇大帝或者太上老君写的思想汇报。但这个汇报可不好写，要有隐语，因为天机不能明说；还要写得特别美，用诗化的韵文语言，所以特别难写。但夏言文笔好，对青词这种命题作文也很在行。这样的一个人，嘉靖是离不开的。

顾鼎臣（与严嵩同年科举，夺得状元）虽然写青词也写得很好，却是一个不懂政治的人。他虽然入阁，却完全无法和夏言对抗。嘉靖二十六年（1547），内阁大学士只有夏言、严嵩二人。

原本夏言与严嵩的关系没那么僵，因为他俩年龄相仿，同出江西，算得上同乡，而且夏言进内阁早，对严嵩还有提携之恩。夏言于嘉靖十五年（1536）入阁，不久成为首辅，还保荐严嵩接任礼部尚书。

严嵩虽然受恩于夏言，但没有一丝感恩之心。他们的关系十分微妙——看似平静，实则危险。对此，两人心知肚明。严嵩机深谋远、能屈能伸、能荣能辱、能人能鬼，有时谦卑到令人作呕。严嵩表面上对夏言百般讨好，其实背后经常给夏言下绊子。

而夏言性格疏放、态度倨傲，几乎有点不近人情，视严嵩如草芥，根本不把他放在眼里。据《明史》记载，严嵩请夏言赴宴，亲携书启到相府，夏言不让他进门，他就跪在门口，将邀请函高声诵读一遍。

夏言虽然很清楚严嵩的为人，但从来不把严嵩放在眼里。

《明史·夏言传》里说他平常在内阁，对严嵩是“直陵嵩，出其上，凡所批答，略不顾嵩”，也就是他非常鄙视严嵩，什么国务公务，自己说了算，就当严嵩不存在。夏言曾经在官场上三起三落，可每次官复原职后都能成为严嵩的顶头上司，这让严嵩感觉很憋屈。

严嵩平时显得低调，骨子里却是睚眦必报。他表面对夏言很恭敬，但面对夏言这个“拦路虎”，他痛下决心要彻底移开，一心寻找种种机会陷害夏言。这样的机会终于来了。

嘉靖帝在一次祭天仪式中用荷叶做了几顶香叶冠，祭祀完后，就把香叶冠分别赐给了严嵩和夏言等众臣。第二天上朝，严嵩就戴着这顶香叶冠来了。为了向嘉靖献殷勤，他还在香叶冠外面裹了层细纱。

嘉靖看了很高兴，转头就问夏言：“你的呢？”

夏言可不会搞这一套，就像平时一样照常上朝，不但没有回答嘉靖的问题，反而对严嵩怒斥道：“堂堂朝廷，居然搞得个个道士般，成何体统。”严嵩受到批评后，不敢多言，但发现皇上也有些不高兴，便认定皇上对夏言也有怨气。

嘉靖皇帝疏远夏言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对于青词，夏言写着写着就烦了，恶心了，于是开始随便糊弄。这正好给了严嵩可乘之机。

严嵩一逮着机会，就在皇帝面前狠狠打夏言的小报告，并且无中生有，大肆添油加醋。嘉靖皇帝本对夏言有些不满，经过这样的挑拨，开始疏远夏言。就这样，严嵩告了夏言几次黑状之后，嘉靖就开始不喜欢夏言了。

还有一次，夏言随嘉靖微服出巡，却没有按时到。严嵩又一次收买皇帝信任的道士，煽风点火。于是夏言被撤职，严嵩成了首辅大臣。可是由于严嵩的行为太嚣张放肆，引起嘉靖的警觉，于是嘉靖很快又将夏言官复原职，将严嵩降为次辅。

夏言的明显缺点是高傲，在朝政波谲云诡，尤其内阁一片混战互掐的环境中，后果是致命的。他连严嵩都看不起，就更看不起那些内廷的宦官了。而严嵩对皇帝身边的人就很会巴结。皇帝身边的太监到严嵩那里传个旨什么的，严嵩都会很热情地接待。他不仅经常塞钱贿赂太监，而且还跟这帮太监称兄道弟，所以皇帝在皇宫的动向他都摸得一清二楚。

在这一点上，夏言刚好与严嵩相反。他最看不起那帮不算男人的太监，彻头彻尾地把他们当奴才看；再加上严嵩偶尔不经意地一挑唆，所以这帮太监也很恨夏言。

明朝的官僚系统内，有一个非常有喜感的官职——言官。言官，顾名思义，就是说话的官，属于监察系统，在大明王朝，他们的力量庞大，尤其是到了明朝后期，他们的骂功特别强。这些人都是饱读诗书之辈，骂人的功夫极高，骂人也有典籍来历，出自某典某条。于是也有人把这些人称为“骂官”。

实际上，他们是明朝监察制度的产物。朱元璋建立明朝初期，仿照元朝制度，建立了御史台。到了洪武十五年（1382），朱元璋将其改名为都察院。都察院的长官是左、右都御史，这个官名大家在电视上经常可以听到，而都察院的主要骨干是都察御史。这些都察御史共有十三道，以当时的十三个省区分，共有一百一十人，这些人权力极大，什么都管。由于他们平时并没有什么具体的事务要处理，就整天到处转悠，不是去兵部查吃空额，就是到刑部查冤假错案，办事的官员看到他们就怕。

朱元璋在创立国家机构的时候，考虑到丞相权力太大，撤销了丞相，将权力交给六部；朱元璋连睡觉都要睁只眼，后来一琢磨，觉得六部权力也大，怕人搞鬼，又在六部设立了六科，这就是后来的六科给事中。六科的领导，叫作都给事中，俗称科长，下属人员也不多，除了兵部给事中有十二个人之外，其余的五个部都在十人之内。这帮人的品级也低，科长才七品，下面的人就更不用说了；但他们的权力却大到让人匪夷所思的地步。都察院的御史就更不得了，一天到晚找碴，从谋反叛乱到占道经营、随地大小便，只要是个事，就能管。

为了防止他们徇私枉法，朱元璋想了一些很绝的方法来规范御史的行为：首先，挑选御史的时候，专门找那些书呆子、认死理的道学先生去干这行，因为这工作得罪人，捞不到钱，而道学先生是最合适的人选；其次，用以小制大的方法，这些御史都是七品官，可以说是芝麻官，赋予他们监管长官的权力，就使得长官不敢过于张狂。有个官名叫八府巡按（周星驰电影里出现过），大家乍一听，八府的巡按，官一定很大，其实这就是个芝麻官，往往是朝廷临时委派监察御史担任的，就相当于所谓的特派员，官极小，但权极大。

如果他们认为以皇帝名义发出的敕令有不妥之处，那么他们可以将敕令退回！而皇帝交派各衙门口办理的事件，由他们每五天检查督办一次，倘若有拖延不办或是动作迟缓者，他们就要向皇帝打小报告，各部完成任务，还要乖乖地去六科销账；此外官员年终考核，这些给事中进行审核。

自古以来，就有言官的设置。他们不管具体事情，任务就是提意见，而历来的封建王朝也形成了一个传统—不杀言官。历史上无论多昏庸的皇帝，也很少有胆量敢杀言官的。所以在朝堂上经常出现这样一种情况：言官在下面说皇帝的不是，一点不给皇帝留面子，而皇帝也拿他们无可奈何。

在严嵩的一系列运作下，这些言官竟然也站到了反夏的阵营。

夏言被处死

此时的夏言已经岌岌可危，一股涌动的暗流随时可能把他吞没。夏言虽然有些刚愎自用，但是在经过几次事件后，也开始提防着严嵩，甚至面对风谲云诡的局面，预感形势已经不可逆转，为了对抗严嵩，决定把徐阶拉入内阁。徐阶也不是个简单的人物，在嘉靖年间的内阁政坛争斗上也是不可忽视的一个人。

夏言毕竟是个光明磊落、心直口快的人，不想暗箭伤人，也不想用阴谋诡计，加上一心为国事而操心，并没觉察到嘉靖对自己态度的变化，也没想到严嵩的工作已经做得很深入。

夏言还是一如既往、兢兢业业地做他的宰相工作。在追尊父亲兴献王的事情上，嘉靖皇帝虽然得到夏言支持，但这件事却使嘉靖帝以为大臣都是故意和自己对立，加上性格多疑，对夏言并不是百分百信任。其实，在高度集权的封建社会，君臣关系的敏感变化并不新鲜，比如宋神宗开始极力支持王安石，最后却发生动摇。而夏言与嘉靖皇帝的关系远远达不到宋神宗与王安石的亲密程度。可是夏言的光明磊落让他自己忽视了这些君臣之间敏感关系的变化。

自明代开国起，直到神宗中世，国家的边患只在北面的元代后裔。最初鞑靼骑士未入河套，英宗天顺六年（1462），鞑靼进入河套，将河套作为给养地，并从河套出击，进攻明朝边境。孝宗弘治十年（1497），设总制领陕西三边（陕西省甘肃、延绥、宁夏三边）军务。第一任三边总制王越曾经主张以十五万大军穷搜河套，没有得到实施。武宗正德三年（1508），三边总制杨一清主张收回河套，也没有落实。嘉靖十九年（1540），改总制为总督。嘉靖二十一年（1542），曾铣任兵部侍郎，总督陕西军务，以数千之兵拒敌塞门，命参将李珍偷袭敌军马梁山大本营，俺答腹背受敌，溃不成军。曾铣上《请复河套疏》，修筑大同西路、宣府东路边墙，主动出击河套，俘敌千计，拒绝俺答求和。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秋，被夏言一手提拔上来的陕西总督曾铣，提出武力解决鞑靼屡次侵犯河套地区的问题。夏言对此很支持，并上书嘉靖。嘉靖帝对收复河套信心不足，首辅夏言支持曾铣再上《重论复河套疏》。

与此同时，夏言的岳父也提出出兵河套、收复失地的想法。这是因为夏言的岳父和曾铣私下里是很好的朋友，知道曾铣决心收复失地的迫切之心。

嘉靖听了翁婿俩的意见，表示支持。但由于自英宗以来明王朝被鞑靼给打怕了，所以在这件事情上嘉靖表现得反复无常，最终也没拿定主意。

严嵩知道这件事情之后，敏锐地看到机会来了：这不是要聚众造反吗？曾铣、夏言以及他的岳父，这是什么关系？到时候，他们钱、权、兵都有了。于是，严嵩便抓住这一点大做文章，在嘉靖面前煽风点火。

他通过太监做内应，了解到嘉靖始终没有下决心出兵收复河套，之所以没直接拒绝就是不想驳夏言的面子。就在嘉靖摇摆不定时，严嵩抓住这个机会，为置政敌夏言于死地，向嘉靖进言收复河套会“轻启边衅”；并串通败将仇鸾，诬告曾铣掩败不奏，克扣军饷巨万，贿赂夏言，意求加官晋爵。严嵩乘机诬告夏言与曾铣内外勾结，是要借收复河套谋取私利，陷国家于危机之中。嘉靖似乎恍然大悟，说辞尽管如此荒谬，嘉靖仍信了。

嘉靖二十七年（1548），曾铣先以误国、通敌、贪污等罪名被抓。此时，蒙古军队进入河套，声势浩大。严嵩趁机进谗言：这次蒙古军队进入河套，完全是曾铣挑衅引起的。严嵩心腹仇鸾与万镇诬告曾铣欺上瞒下，克扣军饷。嘉靖十分生气，下令处死曾铣。

其实，这确实是夏言犯了一大忌。封建社会，皇家大权独揽，最害怕重臣联合起来反对自己。夏言联合亲信、岳父，还要兵马，是何居心？对此，皇帝再英明也难免会起疑心。可是夏言的光明磊落让他忽视了这些。

曾铣被处死之后，蒙古军队**，继续南犯。严嵩仍不松口，继续诬陷夏言，说这一切都是夏言导致的，因为夏言暗中联合曾铣收复河套，引起外敌进犯。严嵩上书要求速捕夏言。

当时，夏言正在回北京的途中，刚刚走到通州就收到了嘉靖要捉拿自己的消息。当来人围上去时，他并不慌张，端坐在自己的马车上，显得异常镇定：“我的罪名是什么？”

“图谋不轨。”带头的军爷厉声说道。

当他听到这四个字时，意志彻底崩溃，从马车上摔了下来，喃喃道：“我死定了!”直到此时，他才完全意识到自己的糟糕处境，可一切都晚了。

回到京城的夏言试图辩解，却没有收到任何效果。嘉靖二十七年（1548）十月，曾铣和夏言的结局被最终确定：曾铣，按律斩；夏言，弃市。弃市为死刑的一种，自商周时即有。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出土的竹简显示，秦时死刑种类众多，如车裂、腰斩、枭首等，其中亦有弃市。至汉朝，汉承秦制，而略加简约，死刑常法只三种，其一即为弃市。弃市为常法一直延续到南北朝时期。至隋，第一次将死刑常法定为斩、绞，无弃市。至此，弃市退出死刑常法，但仍然用于处决某些罪大恶极者。

他们的妻子流放两千里外的广西，子孙全部削职为民。曾铣和夏言以这样的结局含冤而死。

夏言和严嵩的斗争，作为新科进士的张居正是无法完全领悟的，更没有参与其中，只是在听说这件事情后为夏言感到惋惜。尽管张居正与这样的大忠臣同朝，但对其事迹还只是耳闻，没有耳提面命的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