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最近的一项研究中，我提出了一个假设，即应该将时间视角与通常的空间视角放在一起，来研究延伸和体化。这样做意味着不考虑内部和外部的范畴，而考虑之前与之后的范畴—不那么以人类为中心—来提出问题。如果我们好好思考一下就会发现，延伸和体化暴露出一种有机体至上的态度，按照这样的态度，我们判断一个过程是延伸还是体化，是根据一个假定的界限。比如皮肤这个界限标志着一个边界：如同在前一节所讲的，所有发生在皮肤之外的为延伸，而所有潜入皮肤之下的，不管是物理上还是功能上的，都被称为体化。除了被一种以人类为中心的态度所损害之外，这种描绘现象的方式也是片面的，因为只有采取时间视角，我们才能观察到个体在其环境中的发育。因此，我的提议如下：媒介的时间划分产生了三种不同的时间—基因型时间（tempo del genotipo）、表现型时间（tempo del fenotipo）和个体的时间（tempo dell’individuo），它们的相互作用表现出了按照参考时间尺度的关系特征和反馈特征。

正如我们所见（《生态媒介》，第42页），演化发育生物学的任务是理解一个特定表现型是如何发展的，它不仅要考虑遗传程序的发生，还要考虑多种制约因素。最近，基因作用的分散化又迈出了一步，在重新审视有机体和环境的规范概念方面也取得了进展，这些变化催生了所谓的“生态与演化发育生物学”。这是一种解释进化与发育动态的模型，与演化发育生物学相比，它更强调那些被环境调节的特征。

生态与演化发育生物学的理论连接点有两个：共生发育（sviluppo simbiotico）和发育可塑性（plasticità dello sviluppo）的概念。前者对有机体和环境的范围提出质疑，因为两个实体并不总是可以理解为相互对立的。我们可以看看宿主与其共生体的例子，前者一般是体型较大的生物，它接纳了体型较小的后者。最常见的例子是奶牛，它由作为宿主的奶牛和奶牛胃里的众多共生体—细菌、真菌和古生菌共同组成。宿主和共生物的结合即全生物体，该全生物体（olobionte）的生命和发育是在共生（simbiosi）中进行的，因为宿主有机体实际上是共生有机体的环境。因此，这种分类使生物体和环境之间的区别相对化，并被认为是所有动物发育过程中的标准条件。在我看来，生态与演化发育生物学和以下观点是一致的，即参与到关系过程中时，实体与实体之间的边界纯粹是描述性的。

发育可塑性表现在不同环境条件下且没有基因型差异的情况，不同表现型的实现；已知的发育可塑性有两种：反应规范（norma di reazione）和多型性（polifenismo）。反应规范的一个例子是训练引起的肌肉肥大，得益于反应规范，我们可以管理肌肉系统的发展；在这种情况下，表现型变异仍然被限制在一个范围内，即基因组编码的潜在表现型范围。另一方面，多型性表示环境压力—温度、营养、重力、光照、危险情况的存在、同类生物存在与否—诱导不同表现型的能力，即使这些表现型属于同一物种。比如说迁徙蝗虫，它们根据所在种群的密度发育：发育出短小、绿色和均匀翅膀的表现型，表现出一种孤独行为；发育出较长、彩色翅膀的表现型，表现出一种群居行为。

现在，让我们暂且不谈共生发育，而重点说说发育可塑性。一个有机体是可塑的，意味着它对来自环境的干扰很敏感。但我们知道，环境实际上是一个媒介环境，因此在环境因素的列表中，我们必须要考虑到已成为环境因素的人造物。在前一章中，我介绍了“生态媒介”（《生态媒介》，第42页），该术语旨在强调人造物与环境之间的密切关系，即环境总是媒介化的环境，而媒介很多时候也被认为是真正的环境。因此，发育可塑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生态媒介的方面。但是，从共时角度来看，在时间中出现的属性和潜能是不可见的。为了充分掌握所有可能的因果关系的效应—实际的以及潜在的，这些效应可能影响可塑性—我们必须建立三个不同的时间种类：基因型时间、表现型时间和个体的时间。

至于基因型时间，生态与演化发育生物学的强势赌注在于，展示环境（以及其中的技术）不仅在可变性的选择中发挥着积极作用，且甚至有助于创造可变性。简而言之，生态与演化发育生物学旨在提供令人信服的证据，来证明从一代到下一代的可遗传特征并不一定是父母基因组中存在的特征，而可能是从同表现型的有机体身上获得的，并且在一系列情况下，稳定存在于该表现型所属的群体中。根据生态与演化发育生物学提供的模型，将环境导致的特征传给后代的步骤如下：发育可塑性是基础；如果这个特征稳定下来，就会参与到表现型调节（accomodamento fenotipico）的现象中。但是，想要该特征不随某个个体消失，就必须使之影响到该表现型所属群体的绝大部分（新变异的扩散），如果这种扩散与繁殖成功结合，则会产生基因调节（accomodamento genetico），其定义为“进化改变是由一个特定选择导致的过程，这个特定选择取决于多个因素，如调整、形态，以及环境所致特征的影响”。

再说表现型时间，其适用于“越早越好”的原则：一个体化（或内化）的发生，与环境因素施加影响的早熟（precocità）有直接关系。实验表明，若在鸟类胚胎发育期三天半时，将一片金箔插入到其胫骨和腓骨的前软骨母细胞中，可以看到两种效果：胫骨的缩短、随之而来的腓骨与胫骨之间的连接变化。同样的道理，天生缺少肢体的人可能会有一定概率的幻肢经历，但如果是截肢导致了缺少肢体，概率则会升高，且与截肢时间相对应：截肢发生的时间越近，经历幻肢的概率就越大。

最后，关于个体的时间，我们必须参考上一节。正如我们所见，工具的体化受到一些无法消除的限制。因此，从现象学的角度来看，延伸比体化更容易，因为我们可以延伸自己的身体如我们的超个人空间，而不用相应地调整我们的拥有感：要想更灵活地运用工具，我们不需要感觉到它是我们的一部分，而需要暂时性地延伸我们四肢可触及的空间。在这种情况下，时间视角的分析使我们能够避免空间视角中隐含的人类中心主义：当我们采取空间视角时，我们在一个描述性背景中拥有固定的位置—如内部和外部—其中的主体是决定可行性条件的唯一实体。相反，从时间视角来看，我们不必总设想是有机体在物体上延伸，因为有时候是物体在有机体上延伸，它可临时代理对象的准假体（quasi-protesi）。马拉弗里斯认为：“在构成物质介入过程特点的动态张力中，有时候是物体成为人的延伸。在其他时候，是人成为物体的延伸。在这个游戏中没有固定的施事角色；只有朝着‘最大获取’运动的不间断作用力。”

因此，在处理问题时，已经不只是要考虑物体在外部还是内部，物体是否延伸，物体被内化还是体化，而是要先问一问，什么是先有的：延伸，无论其表现出的方向如何，它始终在体化之前，是体化的初始阶段，也是其可能性条件。延伸（和外化）被认为是一个融合过程的初始阶段，因为它们不需要像体化和内化那样，要求很大的结构性牺牲。尽管如此，只有在发生延伸和外化的实例之后，引起内化和体化的结构性混乱才会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