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演奏乐器、开车，你们可能至少有过其中的一种经历。让我们以开车为例，当我们成为老司机时—我指的是能够熟练且轻松驾驶汽车的人，会发生两件事情。第一件是我们在刚学会开车时执行迟缓且小心翼翼的一系列动作，变成了一个动作、一个整体的行为。第二件是汽车变成了我们身体的延伸，变成了一个假体元件，假如车门蹭到我们曾发誓要躲开的那根柱子上，我们自身也会痛苦不堪。在开车这个例子中发生的情况，对于吉他和网球拍同样适用，即乐器的持续使用改变了我们神经元的态度，神经元开始将这件乐器视为我们身体的一部分。乐器因此不再是我们之外的其他东西，而成为我们的一部分。我们稍后将看到的一些实验，提供了关于身体如何被事物改变的线索，并为以下假设提供了一个实验支撑点，即主体和世界的界限不是清晰、稳定的，而是根据有机体所处的生态媒介条件而发生变化。

在“延伸和缩减VS外化与内化”中，我们看到了通常在研究背景中具体化的双重二分法，在这种背景中，调查的重点恰恰是身体与人造物之间的关系。在本节里我将继续探讨延伸的概念，并深入研究一种特殊类型的内化，即体化的过程。这个术语通常用在认知科学领域，我打算用它来明确定义一个工具变为身体一部分的过程。体化与内化的区别—我要再次强调，体化构成了一个特殊情况—在于所涉及的组件，即依附在身体上的东西的物质性。简而言之，这不是一个书写被内化为过程的问题，而是随着特定的神经生理学和现象学反应，将我手臂的可及范围进行延伸的工具，因为这个工具被有机体吸纳（体化）了。

现在，延伸和体化并不是两个对立的过程，相反，它们之间肯定存在着张力和部分重叠：如果一个工具改变了主体的运动行为，那么意味着这个工具成为身体的一部分。但这也许是一个角度的问题：事实上，我们可以说，身体在工具上得到了延伸。我们试着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想想普通的近视眼镜：戴眼镜所得到的视觉体验是这样一种体验，想要有效，必须做到不需要眼镜本身，即镜片必须对观察者不可见，那么观察者的唯一视觉对象就仍只是现实。只有镜片从观察者的视野中“消失”，它才能发挥功能。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说，身体通过眼镜延伸了自己，因为这使得观察者的原始生物状态得到了增强。因此，我们也可以说，眼镜被有机体体化了。

然而，这种体化是不稳定的：只要系统正常工作，眼镜就会成为我的一部分，因为我忘记了它的存在；出现意外时，如我累了或者镜片脏了，延伸的组件依然存在，但体化的感觉却消失了。从这个简单的例子中，我们可以确定一个与使延伸和体化对立的二分法相对的角度：延伸似乎比体化更容易获得且更持久，体化则需要更多的实施条件。具体而言，要想实现体化，延伸工具必须消失，但要想让它消失，必须满足其一系列关于我们身体的现象学的具体条件。

鉴于这些考虑，我们何时可谈论体化和延伸呢？这个问题在文献中得到讨论，即使并没有达到其应有的广泛程度，尤其是考虑到它可能会带来巨大的治疗和康复意义。对概念阐明最有条理的尝试来自研究者海伦娜·德·普瑞斯特（Helena De Preester），她主要从神经科学研究、体化认知和现象学出发，邀请我们思考两个实质性的要点。首先，这位学者提出了一个双重并置，即体化相对于假体、延伸相对于工具。其次，她建议将这种细分应用于我们能够认为是现象经验的三种一般能力，即行动、感知和认知。让我们从行动开始。

在美国哲学家肖恩·加拉格尔（Shaun Gallagher）于体化认知领域所做的贡献中，身体基模（schema corporeo）和身体意象（immagine corporeo）的定义及区分，对理解延伸和体化的动态起着重要的作用。加拉格尔首先重建了这场辩论，强调了经常伴随这两个术语的定义的概念性混乱，然后他提出了一个准确的区分：“身体意向的概念有助于回答关于身体在感知领域的外观问题；相反，身体基模的概念则有助于回答身体形成感知领域之方式的问题。”因此，身体意象是我们对身体的表征的集合，不仅是我们对身体的视觉感知，且是我们对身体的社会、文化和刻板印象的表征；身体基模，则是主体相对于环境所经历的感觉运动可能性的集合。让我们暂时忽略身体意象，而集中于身体基模和一个在某种程度上与环境相对应的概念上—超个人空间（spazio peripersonale），即由我们的有机体附近的身体基模的存在而定义的空间。

从对猕猴进行的研究开始，我们知道超个人空间是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空间，之所以有这样的现象体验，是因为负责构建它的运动地图是由双模态神经元形成的。双模态神经元指的是，这些神经元既回应视觉刺激也回应触觉刺激。实际上，这些触觉刺激对触摸的感觉进行编码，例如手的触摸，而视觉接收区也对与手所占据区域有一定距离的空间进行编码：这意味着，存在于F4区域的双模态神经元，对身体的区域进行触觉映射的同时，也对与有关的身体部位邻近的空间区域进行视觉映射。因此，身体周围的空间与双模态神经元每一次提供的坐标均是相对而言的。

尽管这个边界的辨别已是与身体牢牢挂钩的，但如果使用工具，这个边界就会发生变化。日本神经生物学家入来笃史（Atsushi Iriki）与其同事们进行的开创性实验显示，如果训练猕猴使用耙子来取回食物，通常参与手臂映射的体感接收区也包括了耙子。更准确地说，这些学者们发现，当刺激物靠近手时，视觉接收场的神经元并没有被激活，但当其靠近耙子的末端时，神经元却被激活了。实际上，设备的使用完全地延伸了猕猴的超个人空间，使其适应了耙子带来的新的运动可能性。通过这一开创性的研究，人们得到了这样的想法，即设备的使用，通过身体基模对于空间的重新配置，可以决定对周围空间的重新映射。

对于超个人空间、身体基模和工具使用（tool-use）的研究，不仅证明了身体对于理解认知的不可或缺性，也证明了将我们与我们所使用之物辨别开来之边界的灵活性。这个争论仍在继续，因为这些术语的定义本身就存在争议，对实验数据的解读也不总是明确的，但有一些实验证据支持了现象学的直觉—比如梅洛-庞蒂的盲人手杖的经典案例—我们与之建立假体关系的物体被我们的认知特殊对待，即把它们当作我们身体的实在部分。

理解这些现象的可能性（及局限性），有助于确定我们能在多大程度上将这些现象的直觉转移到媒介学领域。例如，体化现象可以仅通过想象使用工具就能发生：在想象使用工具获得一个物体后，主体的手动抓取这一动作的执行，显示出手腕的移动因工具的“存在”而降低了速度。有一项实验报告指出，本体感觉对于设备在身体基模中的体化发生至关重要。对患有“传入神经阻滞”—一种临床症状，即体感接收体信号无法被规律性地传送—的病人进行的测试表明，患者未将设备体化来适应已存在的运动程序，而是创造了一个全新的运动程序。这个说法可根据以下事实推论得出：患者没有发展出手臂运动的典型运动学反常（病变），而这对于那些非患者是会发生的。但反过来说，只要观察到一个设备的使用情况，就足以引发体化现象，但前提是观察者持有同样的设备。换句话说，如果一个主体看到另一个主体使用某个特定工具来抓取东西，那么观察者这个主体一旦拿起同样的工具，就会对自身的超个人空间进行重新调整。另一项研究指出，使用工具的形态决定了所产生体化的类型，因此如果工具是手或手臂形状的，身体表征的变化将分别发生在手或手臂上。

因此，在某些情况下，技术既可以通过变为假体而被体化，也可以作为纯粹的工具而延伸；所有这些都与我们的运动、感觉或一般认知能力有关。但是，是否总是且必须是这样呢？假设我们要去一个未知空间寻找某个东西，我们可以使用一个工具，或者直接使用双手。我们会怎么做？例如黑猩猩使用双手来打开装着食物的盒子，而用工具去打开它不知道内部是什么的盒子。为了更好地理解这种态度，我们必须在关于体化认知的辩论中引入两个与身体基模和身体意象同等重要的核心概念—身体归属（body ownership）和主体性（agency）。我们拥有的体化经验以这两种不同现象为特征，据此我们感觉到我们的身体属于自己，同时也是我们所做事物的创造者。在正常的经验中，这两种方式同时发生，但在某些病理或实验条件下，它们可能是分离的。在我们的案例中，即使一个工具可以延伸主体性，但它不一定必须作为有机体的一个组成部分来体验。为了说明这种情况，弗雷德里科·德·维涅蒙特提议区分工作的身体基模（schema corporeo di lavoro）和防御的身体基模（schema corporeo di difesa），前者负责的是以在世界上完成某事为目的的运动，而后者负责为保护自己不要受世界影响的运动。延伸和体化可以被视为与这两种工作基模相对的现象条件，因此即使我们可以被工具延伸，但工具也不一定要成为我们的一部分，仍可保持与我们不相容。这就是为什么用棍子探索未知区域具有优势。

然而，延伸和体化可以由其他原则支配，而不是立即归因于监督它们与有机体结合的实际目的。如今很著名的橡胶手错觉便是一种展示我们身体的假体融合程度的状态。这种错觉的基础在于使接受实验测试的主体像体验自己的手一样体验一只橡胶手。通过一系列的措施，包括隐藏被测试者自己的手，该手受到外界刺激的同时，一只出现在被测试者视野内的橡胶手也同样受到刺激，由此，实验者可以诱导被测试者产生对橡胶手的拥有感（ownership）。通常，实验者们会用触觉刺激这两只手（生物手和橡胶手），使受测试者看到橡胶手受到的刺激，而感受到自己的生物手的刺激（但他看不见生物手）。最后，多重感官的融合引导受测试者相信，自己感受到了橡胶手受到的刺激。

很多约束会导致错觉的出现：首先是多重感觉融合，但涉及橡胶手物理特征的局限性，这些物理特征必须服从其体积、空间、姿势和解剖学的限制。希腊心理学家马诺斯·萨科里斯（Manos Tsakiris）认为，存在一个身体—模型（body-model）来规范什么可以或不可以被体化，并以绝对和相对的方式来控制该过程：在第一种情况下，可参考先天性约束，如肢体的形状应该被替换掉；在第二种情况下，应更多考虑的则是前后关系方面，如橡胶手相对于手臂的方向或侧面性。不过，争论是开放的，因为已经证明，拥有的感觉可以同时在两只橡胶手上得到体验，或在大理石材质的手上，或在机械手上。

至于感知的延伸和体化，我们需要往前追溯整整五十年。事实上，在1969年，美国神经科学家保罗·巴赫-利塔（Paul Bach-y-Rita）证明，通过使用设备，可以将来自一个感觉通道的刺激转化为通常不基于这些刺激的体验。换句话说，感觉替换装置允许人们通过其获得视觉或听觉，这种技术通常被用于康复目的，使聋人或盲人能够通过其他渠道获得缺失的感觉。这个因巴赫-利塔而为人所知的仪器，利用了一种触觉刺激器的模式，这种模式根据设置在主体头上的相机所拍摄的内容而产生各种配置：适当排列的特富龙[19]针，根据拍摄内容相应地刺激主体的背部。一段时间的练习后，受试者便能够“看到”各种各样的物体，并表现出对一个平面上物体之间的重叠和相互位置现象的敏感性。

我简单介绍的这个实验，无论是在实验应用中还是哲学辩论中，均产生了非凡的影响。对于前者，新出现的数据是关于大脑可塑性的，即大脑皮层根据有机体的新需求进行自我调整的内在能力，而无论这些需求是由生态压力、生理变化还是生活经验造成的。可塑性的概念至关重要，除再可塑性的意义及与自创生的关系中遇到过以外，我们还会在下一节里继续遇到。在很多情况中，可塑性的概念往往伴随着其他定义，这些定义想要说明，大脑能在多大程度上为尚未明确进化的主体（意义构建）产生意义和目的。意大利神经科学家维托里奥·加莱塞（Vittorio Gallese）就此提出了神经利用的假说，以证明为感觉运动融合而进化的镜像神经元系统是如何被利用来获得社交和语言能力的。文献中还提出其他的理论提议，如共享电路模型和神经元再循环，但只有最近的一个提议—神经重用试图将皮层在生态环境改变后重新自我重组方式的不同观点统一起来。无论具体差异如何，科学界一致认为，大脑是一个能够进行可塑性适应的器官，它能够极尽所能，不会过于僵化地服从既定的遗传程序。

同样地，感觉替代现象也被从哲学的角度进行了深入的讨论，主题涉及了与替代过程的现象学含义相关的众多方面。当一个皮层区接收到通常刺激其他区域的感觉源的输入时，会发生什么？主体的经验是由皮层区决定的还是由感觉源决定的？这两种情况都可能发生，取决于是否存在皮层主导和皮层服从，前者决定了皮层的主导特性，因此以第一人称体验的原因归结于此；后者在体验的发生中优先考虑感觉源。比如说，在盲文阅读中会发生皮层服从，因为视觉区域是通过触觉刺激来激活的；而在幻肢的例子中，皮层主导则被非常有效地显现出来（请参考《双重的起源》中，第147页）：在没有真实刺激的情况下，主体依然能够感觉到已缺失肢体的存在。

另外，可塑性适应的活动可以越过这种二分法，并成为以前不可能的新认知操作发生的条件。让我们思考一下，如果大脑是可塑的，且能够融合新的输入源，那么是什么阻止它获取新形式的经验呢？如果就行动的各个方面而言，体化似乎受限于严格的限制，而就感知而言，阻碍则似乎较小。为了方便起见，我们可以明确指出感知角度通过工具被调节的三种方式：模态内（intramodale）、模态间（intermodale）与模态外（extramodale）。模态内关系是最常见的，涉及的是停留在同一模态内并调节感知可能性的工具。镜片的例子就属于这一类，因为镜片调节（放大或矫正）一个特定的感知模态，即视觉。模态间关系是涉及感觉替代工具的典型情况，其中一个模态的缺失（视觉或听觉）可以通过另一种模态（触觉）来恢复。第三种关系，即模态外关系是最雄心勃勃的，也是在纯理论范围里最具挑衅性的关系，因为其引入了这样一种观点，即从一个给定的感觉渠道中，人们可以获得一种全新的体验，而这种体验与我们所掌握的任何感觉模态都无关。

这是两位美国学者大卫·伊格曼（David Eagleman）和司各特·诺维奇（Scott Novich）的目标，为此他们发明了一种“触觉—听觉”替代仪器，取名为VEST（versatile extra sensory transducer，多功能额外感觉传感器），并为之申请了专利。这个VEST是一件实在的背心（vest在英语中恰好为“背心”“马甲”之意），它通过对背心穿戴者的上半身进行触觉刺激传递信息。该背心的最初几次公开展示大获成功，为他们赢得了一些私人投资，使得VEST不再仅是一个实验性项目，并且发展为一个商业项目。事实上，VEST最初的治疗目标又被转移到两个手环上，这两个手环使用相同的原理，能够帮助聋人重新获得声学信息。我们这里讨论的是通过皮肤传递信息这个原理：如果震动触觉信号的传播方式能够使主体分辨不同的构造，那些同样最初缺乏意义的构造也将会开始获得意义。开发该项目的首要问题是了解最大的“皮肤振幅”，即我们身体传递可辨别信息范围最广泛的器官的生物能力在哪里。这两位学者确定，利用皮肤传递信息能力的最佳方式，是使用在空间和时间维度上扩散的刺激；也就是说，刺激来自一个3×3的网格，网格中所有的圆柱体能够以三种不同的方式振动：一次一个、多次激活的配置（空间维度）或动态配置（时间维度）。确立了这个参数后，剩下的就是测试大脑的可塑性要有多大，才能保证模糊的触觉刺激流变成一种重要的体验。

负责开发这类产品的NeoSensory公司决定重新定位VEST，将其从模态间反馈领域转移到更具未来主义的模态外反馈领域。比如呢，通过感受飞行干扰来操控无人机、强化游戏体验、感知只包含某个特定标签的推特内容！在所有这些情况下，都是通过利用“身体—背心”系统的（再）可塑性，将明显无序的一般输入转换为有意义的延伸体验，最终丰富人类的知觉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