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我之见，为了更好地理解生成理论的重要性，以及它对认知主义导向媒介学可能起到的作用，我们必须从它的认识论根源出发。这个根源，毫无疑问是由洪贝尔托·梅图拉纳（Humberto Maturana）与弗朗西斯克·瓦雷拉提出的“自创生系统论”（autopoiesi）概念。自创生系统论诞生于新控制论的转折之后，表示具有生命体特征的活动，自我生产（自创生），与由他人设计和构建的他创生（allopoietici）系统相反。简单地说，自创生将有生命机器与无生命机器区分开来。梅图拉纳和瓦雷拉提出了一个自创生机器的定义：“一个自创生机器是这样一个机器（定义为一个单位），它被组织成一个生产（转换和分配）组件的过程网络，生产以下组件：（1）通过它们的相互作用和转化，持续地再生和实现产生它们的过程网络（关系）；（2）通过明确在网络中实现它的拓扑结构，将它（机器）构成它们（组件）所在空间的一个具体单位。”

如果我们尝试分析自创生系统论的明确定义，将可以阐明一些方面：自创生机器是一个单位；它自主地生产组件，这些组件的目的是使生产它们的组织保持完整，并在一个限定的空间内识别该机器。有生命的机器和它的单位是由一个组织保证的，同时该组织的物理具体化被定义为结构（struttura）。组织构成了一个“关系的（构造的、特异的、有秩序的）封闭域”，这些特点一起定义了自创生机器：一个自创生的机器，是一种在环境不断失衡情况下仍力求保持自身完整的机器。

但是，自创生机器是如何知道避免分裂的办法的呢？即它在组件不断更新的过程中，如何保持其结构的完整性？梅图拉纳和瓦雷拉立即排除了目的论的假说，即生命系统（通过遗传密码）获得信息，且被导向一个特定的目的（成熟状态），这种假说足以解释自创生机器运转。事实上，这种目的性只存在于外部观察者（osservatore）中，后者可以识别它并将其归因于完全不知其存在的系统：“目标和功能的概念，在它们声称要阐明的现象学领域里没有任何解释性意义，因为它们丝毫不涉及在任何现象产生的运作过程。”机器在时间上的关系发展是唯一真正能提供信息的过程，因为维持特定组织状态的实施条件，完全是由自创生过程中发生的偶然关系所决定的。

正如我们在上一节最后看到的那样，以自我保护和系统封闭为其独特特征的机器模型怎么可能成为激活有机体和环境之间绝对循环性的生成论之起源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将把我们直接带到媒介学问题的核心。诚然，自创生是一种使生命系统在外部世界的干扰下仍然能自主产生其组件的活动，但实际上也是一种必须保持组织完整，而非结构完整的活动：“一个机器的组织，独立于它任何一个部件的属性，一台特定的机器可以有许多不同种类的组件，以许多不同的方式制造出来。”在同一个组织内部接收多种结构的可行性是由个体发生的可塑性保证的，这种可塑性会引起保守或创新的变化：“第一种情况中，引起变形的内部和外部相互作用，并不会导致以自创生实现方式发生的任何变化，系统在自创生空间中因组件不变而仍处于同一位置；相反，在第二种情况中，相互作用导致了以自创生实现方式发生的变化，也导致了系统在自创生空间里发生位移，因为其组件发生了变化。因此，第一种情况意味着一种保守的个体发生，第二种情况则意味着一种同为特定自创生规范过程的个体发生，这种特定自创生的决定，必然是这样一种功能，它不仅负责系统组件的可塑性，且决定组件之间的相互作用。”

这段较长的引文揭示了之前提到的三种关系的差异。构成关系表现出一定的刚性，特异性关系和顺序关系，则使具有相同构成关系的不同自创生机器在结构（可塑性）和发展中都能区分出来。举一个实际的例子，如果说构成关系为所有人类的形成提供了基础，那么特异性关系和顺序关系则将张三和李四区别开来。然而，我们在下一节将会看到，可塑性还包括构成性关系被环境改变的可能性。所以，即使自创生机器表现出组织上的封闭性，但也具有可塑性，使其可被进行结构性改造。很可能是这个假设导致了马克·汉森（Mark Hansen）发展了一个与我在本文中提出的十分相似的提议，这个提议旨在于通过自创生的直觉和安迪·克拉克、凯瑟琳·海耶斯（Katherine Hayles）、吉尔伯特·西蒙栋这三人的理论的结合，来定义系统—环境的混杂物（ibridi sistema-ambiente），直到他又认为，自创生的封闭性无法解释媒介污染的问题，从而导致他远离了自创生理论，转而投向了一种几乎完全关注吉尔伯特·西蒙栋研究的方法。

如果我们不考虑从自创生理论的最初提出到当代生成理论的转变，这种远离（也许）是可以理解的。事实上，正是在对自创生模型的完善中—要把它看作是一种丰富而不是重新阐述—我们可以发现一些面向认知的媒介理论的充满前景的机会。我所说的完善过程中，主角是一条生成认知线路的解释者们。该生成认知继承了瓦雷拉的研究遗产（请参考《认知主体》一节中第9页），并从对圣地亚哥学派理论的关键假设之一—生命与认知之间的同一性—的质疑出发：“生命系统即认知系统，活着的过程就是认知的过程。对于有没有神经系统的所有生物而言，这种说法都是有效的。”因此，对于智利生物学家们而言，所有能够解释系统对环境干扰做出充分反应的能力的特征，都包含在简单的自创生理论之内。

然而，从认识到这种同一性的不足开始，埃泽奎尔·迪保罗（Ezequiel di Paolo）和埃文·汤普森提出了更进一步的概念，解释了一个自创生机器—由系统关系生成的非目的论机器—能够对它周围的世界产生意义，且显然不需要借助经典认知科学的大脑中心论表征概念。瓦雷拉尝试做同样的事情，他（重新）引入了内在最终目的的概念，即一个自创生机器发展产生意义是因为它通过自我构成而产生了一种视角，这种视角不可避免地通过一个创建意义（意义创造，sense-creation）的活动，将一般环境转化为一个被赋予意义的世界（以冯·于克斯屈尔的方式）。

如前所说，这一举动对迪保罗和汤普森来说并不足够，因为自创是一个要么意味着一切，要么毫无价值的过程，它仅规范了操纵守恒的规律，别无其他。为了使一个自创生机器能够发展出它的生存意义，汤普森从瓦雷拉那里借来了“意义构建”（sense-making）这一词来指代这一原则，除了单位与环境之间的结构耦合原则，还必须加上另一个操作原则。对于迪保罗来说，这个概念就是适应性（adaptivity）。适应性是指自创生系统通过给自创生基本过程调节的趋势给予一个意义，来防止潜在危险情况的能力。为了更好地理解两者的区别，我们必须记住，自创生系统是一个产生其自身、捍卫其统一性不受环境干扰的机器。依迪保罗来看，在这种动态中，没有什么是对机器有意义的，因为当机器不限制自身打开或关闭与环境的交换通道以维持自身，但能够通过识别行动中的趋势，并据此采取行动来监控（monitorare）自创生产生的守恒状态时，这种动态就会出现。简单地说：自创生能够保持系统完整（守恒）；适应性可以调节其与环境的关系（稳态）。

得益于意义构建，机器可以通过识别规律性和发现隐藏的关联来赋予事物意义，但意义构建也意味着在缺少意义的地方创造一个意义，如创造新的关联。适应性则兼而有之：“意义构建由适应过程网络的重新组织和可塑的协调，以一种依赖经验的方式被激活，从而通过有机体的个体发生，产生了新的观察参数和对这些参数变化的新回应。”正是在这里，很自然地提到一个媒介理论：从自创生到生成认知的转变，标志着从一个含糊地将环境设想为构成性的理论，向另一个明确这个系统关系方式的理论的转变，并恢复自创生理论最初表述中已经表达过，且在意义构建过程中详细解释的可塑性概念。环境变得重要，前提是有机体彻底适应它、认识到它的关系规律性并据此改变自身。

瓦雷拉学派生成理论称作的“意义构建”，吉尔伯特·西蒙栋早在之前三十年就已在精神个体化领域将之理论化：“个体，存在于对其且在其中产生意义之物。”更确切地说，意义的产生决定了从个体化（individuazione）到个别化（individualizzazione）的过渡，即从由预个体产生的个体的具体化，到一个回应感知刺激的特定主体的实现，该主体的操作决议决定了意义的构建。简而言之，自创生之于个体化，就如同意义构建之于个性化，前一对概念描述了个体的绝对起源，后两者描述了个体进行精神个别化过程的方式：“个别化，即一个个体区别于其他个体的过程。该个体一旦被个别化，便在其内部创造一个新的结构。思想体现为个体之个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