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有一个认识论设想是作为跨学科事业而诞生的，那肯定是由认知科学所发起的设想。在行为主义计划遭到质疑后，在19世纪50年代后期，认知科学作为理解人类、动物和人工心智最适用的研究范式而出现在公众面前。计算机的隐喻启发了第一代认知科学，产生了人与物之间的平行论，据此，心智如同软件，就像大脑如同硬件。这种相似基于这样的想法，即由心智表征（rappresentazioni mentali）所鉴别的计算信息具有独立、非模态、对实现它的载体不敏感的逻辑结构。心智的表征和计算理论（teoria rappresentazionale与computazionale della mente），以及由此衍生的机能主义（funzionalismo）构成了文献中所说的经典认知科学（scienza cognitiva classica）的概念支柱。根据这种认识论模型，即对于认知科学来说，计算的、表征的、推理的和象征的机械十分重要，这个机械使得心智的启动成为可能，而不论是在什么载体之上。

然而，经典认知科学代表着哲学的严谨性和形式上的可变性，还不足以解释感质（qualia）即经验现象学，是如何呈现给主体的。

从约翰·希尔勒（John Searle）的“中文房间”[17]（stanza cinese）实验到大卫·查尔莫斯（David Chalmers）的“困难问题”[18]（problema difficile）观点，再到丹尼尔·丹尼特（Daniel Dennett）的“他者现象学”（eterofenomeologia），我们不仅需要理解心智的结构，还需要了解心智在主体身上产生的经验，这种需求促成彻底的范式转变。如今，对认知科学的关键概念进行全面审视的浪潮—很可能从休伯特·德莱弗斯（Hubert Dreyfus）的研究开始，这些概念强烈地吸收了现象学的实例—导致了所谓的4E认知的诞生：认知可以被体化（embodied）、延伸（extended）、嵌入（embedded） 或生成（enactive）。这些标签每一个都试图提出对人类认知的看法。这显然是一种简化结果，可能的标签还可以有更多，这些标签无疑构成了一种有效的综合法，这种综合法考虑了争论的细微差别。事实上，一直以来不断有人尝试统一这些观点，因为所有的理论都非常相似，但争议至今仍然没有结束。让我们来详细了解一下。

体化认知（Embodied）。20世纪90年代中，在认知科学中越来越广泛地流传着这样一个观点：心智不借助身体就无法被解释。简单地说，大脑不足以解释我们认知活动的展开方式，想要完整地了解身体的运作，就必须诉诸身体。为了让大家了解经典认知科学通常如何理解身体，我们可以参考电影《黑客帝国》中成功复制心智的实验。哲学家希拉里·普特南（Hilary Putnam）建议我们想象以下场景：如果我们的大脑从身体上移开，并连接到一台能够完美再现我们认知活动的超级计算机上，我们还能否认识到自身的状况？比如说，我们能否说或者认为自己是处在“缸中的大脑”？这个实验的设想是为了测试，一个假设的缸中大脑能否将其世界的表象联系起来，因此假设（postula）了一种独立于身体的心智存在条件。正如迭戈·科斯梅利（Diego Cosmelli）和埃文·汤普森（Evan Thompson）所言，该实验建立在一种概念性的抽象之上，而没有考虑到人体生物学的限制。

想要让身体获得更重要的地位，需要真正的范式转变。安娜·博尔吉（Anna Borghi）和法乌斯托·卡卢阿纳（Fausto Caruana）认为，该转变的两个“基石”是在对所谓的“三明治认知模型（modello a panino della cognizione）”和“心智—软件”类比的否认过程中发现的。第一个比喻将认知视作一个三明治，上层和下层分别是感知和行动，中间层则是认知处理。在体化认知的倡导者们看来，这种将认知活动划分为不同阶段的方式，以及因此将行动理解为一个感知行为结果的方式，并不能反映人类认知功能的真实面貌。相反地，接受我们在第一章中提到的实用主义和现象学实例（《认知主体》，第6页），体化转变颠覆了这一观点，赋予行动和身体性一个共同的构成性作用，以在时间上与认知处理相吻合。

然而，对第二个比喻的质疑进入了心理表征格式的实质。根据哲学家阿尔文·戈德曼（Alvin Goldman）和弗雷德里科·德·维涅蒙特（Frédérique de Vignemont）的说法，这些表征并非总是具有一种抽象或非模态的格式—正如经典论点所言—但它们可以是行动导向的（action-oriented）或是身体格式的（B-formatted），也就是说，它们可以具有一种直接取决于行动的可能性和身体的格式，因而具有相对的内容。身体格式化表征的一个典型例子是镜像神经元表征，这类神经元是由来自帕尔马的一群神经科学家发现的，它监督同一目标导向动作的处理，不管是在动作被实施时还是在被一个主体观察时。得益于镜像神经元，我们可以进行一种体化模拟（simulazione incarnata），这种模拟是基于对他人的运动状态的即时和预反射性理解。从本质上来说，身体格式化的表征是“与身体以及其空间、时间和生物力学限制的关系”。多年来，镜像元神经的实验性和哲学性故态复萌迫使人们对认知的许多方面，从社会认知到自闭症，从艺术到道德判断和同理心，进行了深刻的重新审视。

如果说直到大约15年前，我们还可以把体化转变说成是一场与第一代认知科学形成鲜明对比的革命，那么今天，我们可以毫无惧色地说，大脑与身体之间的关系及它们不可分割的概念，是全世界标准实验性研究的基础，也是与之伴随的哲学反思的基础。4E认知中的第一个，似乎已将自身确立为参考范式，因为认知内部仍存在的分歧主要是术语性质的次要方面。

延伸认知（Extended）。20世纪90年代末，当身体获得了认知的中心地位，有两位哲学家提出了一个更大的挑战：如果心智不仅包括身体，还包括世界的某些部分呢？安迪·克拉克（Andy Clark）和大卫·查尔莫斯（David Chalmers）提出的延伸心智理论，在其最初版本中涉及心智在功能等效原则上的延展可能性：如果一项技术能够执行发生在头部且被我们称为“认知的功能”，那么那项技术也可以被认为是认知的。对此最经典的例子当数“奥托和尹加”的心智实验笔记本。我们设想这两个人—奥托和尹加都想去看现代艺术博物馆的一个展览，尹加思考了片刻，记起这家博物馆位于53街，于是便去了。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在尹加到达意识的界限，也就是信念本身成为必需的时刻之前，她的信念就已经是受她支配的（可支配的信念）。奥托由于患有阿尔茨海默病，总是将他认为有用的信息都记录在一个随身携带的笔记本上：他在笔记本上找到了博物馆的地址，于是他也顺利抵达了博物馆。因此，奥托的笔记本可以被看作他心智的认知延伸，因为它有效地替代了奥托的记忆功能。

延伸心智的假说自首次出现以来，就引发了一场持续至今的巨大争论。它的成就很可能就在于，它认为认知实体既不在脑袋里也不在身体里这个挑衅性的思想，以及随之引起的强烈对立态度的事实。在最能体现这种态度的批评家中，弗雷德·亚当斯（Fred Adams）和肯·埃扎瓦（Ken Aizawa）不得不提。在他们的表述中，有两个论点尤其给延伸心智理论带来了严肃的挑战：认知的标记（il marchio del cognitivo）与结合—构成的谬误（fallaccia accoppiamento-costituzione）。

第一个反对意见是关于我们能够视为认知的条例，或者换句话说，是一种界定规则，能够让我们确定什么是认知的，什么不是。如果某些物体如计算器能够被认为是认知的，那么如何建立一条分界线，来防止一切物体都被认为是认知的呢？汽车是认知的吗？我们佩戴的眼镜是认知的吗？前一个延伸了我们的运动能力，而后一个延伸了我们的视觉敏锐度。显然，对于亚当斯和埃扎瓦来说，没有什么是认知的，奥托的笔记本也不是（更别提汽车和眼镜了）。在他们看来，心智真正的特点是它具有非衍生表征（rappresentazioni non-derivate）的能力，或者说指代主体的内部状态，如思想、经验和直觉表征的能力。因此，在奥托的例子中，我们不能接受认知在笔记本上延伸的观点，因为对于博物馆位置的信念是来自笔记本的。

第二个反对意见是有关结合—构成的谬误：尽管外部媒介物能够执行一种功能，来替代认知活动（如奥托的笔记本），但这在任何情况下都是纯因果关系（pura causazione），而非构成性的（costituzione）。换句话说，如果一个技术设备帮助我完成了一些认知任务，并不自动意味着该设备可被认为是认知事件的构成因素，而至多是原因。

我认为这两个反对意见给该理论带来了严肃的挑战，同时我也认为，它们之所以如此，在于延伸心智理论产生的理论体系：认知的标记和结合—构成的谬误只在内部主义心智的观点内部起作用，这种观点建立在认知产生中，一种对身体和环境相对不敏感的表征主义的基础上。安迪·克拉克长期以来一直试图反驳这些反对意见，但并未说服他的反对者们。

总之，这两个反对意见都是指发生在次人格层面的认知过程，即经典认知科学通常用表征性术语描述的那些过程。只要停留在这个描述层面上，延伸心智的支持者们就很难回避反对意见。如果我们不是从次人格层面，而是从有机体层面来谈及认知活动，那回避就会容易得多。这种操作在于评估与有机体现象学有关的延伸可能性，而不与促成该现象学的过程有关。马克·罗兰兹（Mark Rowlands）在这一点上一直非常坚持，这位哲学家宣称，许多与视觉相关的认知过程，的确发生在远低于意识界限的层面上，更重要的是，涉及了绝大多数人永远不会知道其作用的机制。然而，视觉是我们作为有机体，响应我们自身需求和目的而驶向（dirigiamo）他们的过程，因此在这个层面上，我们可以实事求是地提出可延伸性的问题：“个人层面的认知过程，指那些自身功能是使信息为主体可用的过程。次人格认知过程，指那些自身功能是使信息仅为后续处理操作所用的过程。”技术设备的存在改变了主体的审美条件或感性认知条件，而不仅仅是某些心智成分。从这个意义上说，延伸的论点变得更容易被接受：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其定义本身就已经存在问题，延伸不是像心智一样具体的事物，而是主体的整个现象学条件，是其对环境的整体审美可行性。

如果我们从次人格层面转移到个人层面，那么就意味着我们不再是指经典表述中的延伸心智的范式。意识相关物的外部论，事实上不能支持延伸心智的理论，以至于安迪·克拉克本人也否认意识可以像心智一样延伸的可能性。实话说，预测一下，促使研究从次人格层面转移到个人层面（或生物、有机体、动物的层面）的举动，是受到现象学和实用主义影响趋势的一部分，这种趋势在体化转变中找到了空间，但通过容纳延伸的实例而进一步相互连接。如果我们把体化和延伸原则彻底结合起来，那么我们会得到另一个E，即生成认知。这种比较的结果在第三个E之前我们暂且不谈，而会在下一节中阐明。

嵌入认知（Embedded）。第三个E是最难处理的，原因有两个：“嵌入的”一词可以描述为一种与延伸论相对立的方法，因此对于延伸论来说是对立、反动的；或者，“嵌入的”有时候可以用作“支架的”（scaffolded）或“分布式的”（distributed）的同义词，这两个单词的意思在概念上接近延伸概念，但同时又在某些方面与之拉开距离。出于篇幅考虑，我将不讨论这个词的反动词义，于此做出最详细解释的应该是哲学家罗伯特·鲁伯特（Robert Rupert）：一般来说，延伸心智理论识别认知朝着世界的各部分传播，而鲁伯特的论点是，虽然主体与环境之间存在着密集的交流网络，但我们应该想象的关系仅是一种纯依存关系（而非构成关系）。

然而，正如我所说的，在E的狭隘范围之外，“嵌入的”一词也可以描述一些方法，它们并不与延伸概念对立，但使用不同的概念性装置，来描述认知过程停留在环境上、利用环境特点的方式。从支持、支撑的意义上来说，“支架心智”（scaffolded mind）即被搭架的心智的论点设想，将环境视为一种能够被主体永久利用的资源，以减轻、释放甚至创造有机体的功能，而不一定是认知的功能。例如，由金姆·斯特林提供的方法提到了我们在生态媒介中遇到的生态位构建的模型，以说明支架环境的假设如何得出一种更加详尽的关于主体利用周围环境之方式的描述，尽管延伸心智的理论并未被丢弃。从延伸消化的例子（展示了食品加工和烹饪技术，是如何减轻消化过程对环境的负担），到真正的生态学支持认知的案例，斯特林指出，延伸心智在解释性层面的作用不大，支架的方法可以更有效地解释延伸现象。安迪·克拉克在他最新的一本关于预测处理（predictive proccessing）的书中，用了一整个章节来说明支架预测（scaffolding prediction），并认为这与他关于延伸心智的原论相符。认知依靠环境来完成任务的方式，可以用棒球接球手必须接住球的例子来说明。在功能上运行至接收并使自己处于接球状态时，接球者不需要进行复杂的计算来确定球的落点，而只需忽视掉宇宙在加速的光学幻觉：只要跑到接收位置上，抛开球的飞行速度远快于接收者的奔跑速度这种直觉，而没有什么可计算的。简而言之，一切都在于将一个推理性的和假设性的认知问题转化为一个可感知、直接、可见的任务。

“嵌入的”一词还可以用一种略微不同的方式来理解。1995年，也就是克拉克和查尔莫斯的论文发表的三年前，埃德温·哈钦斯的开创性作品提出了关于认知过程如何在人与人之间，以及物与物之间分布的详细论据。案例研究是关于航海的：依靠直接观察，哈钦斯展示了认知的许多方面是无法被理解的，除非把人与物组成的系统而不是单个个体，作为分析单位。多年来，哈钦斯的提议已经形成了真正的认知生态学，它激发了一种关于认知传播的研究，这些研究不是基于延伸心智理论提出的功能等效原则，而是基于互补性（complementarità）原则。根据这个原则，认知可以延伸到某个物体上，不仅是因为该物体执行了通常被分配给大脑的认知功能，且因为它补充、增强或扩展了主体的机会。

正是在等效原则到互补原则的转变中，约翰·萨顿（John Sutton）确定了支持分布式认知论（distributed cognition）的标准。如同延伸心智一般，如果分布式认知论也支持这种观点，即人造物或者其他人能构成认知过程实例化的实体，那么它并不需要诉诸一个过程来建立一个“心智的形而上学”，而是提出了一种考虑到具体的媒介互动的方法。换句话来说，对于分布式认知来说，每一次相互作用都呈现出不同的特征，不仅是因为人工制品都不一样且不会以相同的方式影响认知，而且因为时间性的接触会使个例之间产生巨大变化。因此，需要能够掌握不同类型和时间需要的“多维框架”（frameworks）。另一个可追溯到嵌入星系的理论是理查德·梅纳里（Richard Menary）多年来得出的认知整合理论（cognitive integration）。这一理论的优点在于，通过认知实践（pratiche cognitive）概念的提出，可以将多种时间观点以及主体和人造物之间不同程度的互动结合在一起。认知实践是“具有认知性质的文化实践”，即身体模式或运动程序随着文化的接触、经过学习过程而发生转变。

生成认知（Enactive）。最后一个E是最为激进的一个，因为它对认知科学的基础提出了质疑。人们一致认为，在专题文献中，意识生成理论的奠基之作当数弗朗西斯克·瓦雷拉（Francisco Varela）、埃文·汤普森（Evan Thompson）和埃莉诺·罗奇（Eleanor Rosch）三人的合著之作，还有一些记述了生成认知的认识论概况的书籍。

除了在多篇论文中可寻找到的方法上的特定差异，在我看来，有以下两个理论上的举动似乎不仅获得了所有推动者的共同支持，而且更能体现出生成认知与其他三种认知之间的差距：对表征概念的质疑；环境对解释意识的构成作用。我们可以暂且不谈第一点（将在第124页《视觉的图像》一节中谈及），而将第二点进行深入分析，因为它可以提供给我们一些关于媒介化过程的信息。

“To enact”在英语中可能意味三种不同但有共性的行为：颁布法律、将一个想法付诸实践，以及扮演一个演员的角色。在所有三种情况下，都是赋予某个东西实质内容的行动。生成理论（因为意大利语中没有类似的术语，因此该理论的意大利语翻译仅为直译）指的是该单词的第二个意思：认知不是发生在我们头脑中的东西，而是我们在环境中以构成关系的方式与身体一起进行的活动。那么，不仅是身体，还有环境决定了代理的意识经验，因为认知主要是对世界的行动和干预。我们不难看出，为什么生成模式对于以环境被彻底影响为导向的媒介理论具有吸引力，如我们已看到的那样，这个环境始终是一个媒介环境。它之所以特别适合媒介学的探讨，是因为它并不以一个实验主体的本体论为前提，而是使本体论产生于有机体与环境之间的平等、对称的循环。在前三个E把认知—无论是体化、延伸、整合的还是分布性的，都无关紧要—作为对外传播的中心时，生成认知并没有确定任何中心，而是设想了一种系统的关系性，也就是说，它把认知的出现归结为关系的过程。

这种方法与上一章最后概述的理论性态度有很多相同之处，因此需要进行更深入的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