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为某个物体会是什么感觉？细心的读者可能会注意到，这个问题与托马斯·纳格尔提出的那个关于成为蝙蝠的问题很类似（《认知主体》，第6页）。这个问题是伊恩·博格斯特（Ian Bogost）在尝试建立异形现象学（alien phenomenology），即解释成为一种完全不可及的物体是什么感觉这种哲学问题时提出的。博格斯特的问题看似荒诞，但其目的是解决一个对媒介研究具有重要意义的问题，他邀请我们考虑对象的体验方式，摈弃对象只能是生物的想法（Shaviro）。只有通过对象本体论（OOO，Object-oriented ontology），我们才能摆脱“人类中心主义”（往往是当代研究的特征），将研究的对象从我们身上移开。

一段时间以来，在人类学、媒介学和考古学还有其他学科领域，我们看到人类作为主要因果或至少相关因素的作用逐渐降低，我们可以将这个因素定义为“能动性”（agentività）。在我看来，这种渐进式的离心力是围绕一些关键概念建立起来的。其中第一个概念我们已经简短地提到过，即物质性（materialità）的概念：实体的物质性和事物的物质性，相对应的是意义、话语的符号及语言需求的模糊性。第二个离心推进器可以用平等性（parità）的概念来综合说明：在人的物质性与物的物质性之间，即在有机体与物体之间，不存在主次关系。第三个是时间性（temporalità）的概念：当代媒介让我们置身于时间尺度中，无法触及我们的意识，但能够调节我们的生活；此外，有机体和物体之间的关系只有通过共时性和非共时性、个体时间和物种时间的结合，才能被理解。显而易见的是，这些解释性的需求并没有单独表现出来，而是在研究计划中相互交织。这些研究计划有时候是相当异质的，且由于认知论混合的能力而聚集在一起。

为了建立一些秩序，我将尝试通过认知考古学，在兰布罗斯·马拉弗里斯发展的物质介入理论（material engagement theory，下文中将简称为“MET”）为例的描述中，主要（但并非完全地）探讨这三点，因为在我看来，这是迄今为止关于有机体和物体之间关系的跨学科理论综合最兼容并蓄的模型。这将会出现一个与其他方法的相似之处，即媒介考古学以及人类学家卡罗·赛维里（Carlo Severi）提出的建议，即对阿尔弗雷德·盖尔（Alfred Gell）二十年前提出模式的激进化。

物质性。MET在其定义中包括了物质性。其基本观点是：“如果存在一个人类能动性，那么就存在一个物质能动性；人类能动性和物质能动性是没有方法理清的。”实际上，在马拉弗里斯看来，整个人类现象学是由与物体的不断介入（engagement）来决定的，因此很难想象存在着没有包含世界万物的人类活动。马拉弗里斯的论点分为三个关键理论步骤：扩展的心智、生成的符号、物质的能动性。扩展的心智，我们将在下一章节（《4E认知》，第79页）中看到，这是人类心智向世界延伸的想法：简而言之，它是早已被讨论过但最终诞生在认知领域的延伸版本。

目前，我们最感兴趣的是第二个理论步骤，它具体说明了在MET视角下，物质性是如何发挥主要作用的。生成的符号（enactive sign）的意义不是由它可能的表征或符号维度来赋予的，而是由它的物理特性赋予的。当我们认为，一个陶瓷花瓶的表达和一个真正的花瓶具有同样的属性，我们就犯了马拉弗里斯所定义的“语言符号的谬论”，也就是说，我们已经假定了花瓶及其定义表达的是同一事物。在方法论上，这种表达采用了一种认为“物质文化如同语言或文本”的视角。物质符号以其任何代码都无法还原的物理属性，将自己作为一个物质锚，将意义实例化，而不是将其符号化：简单地说，物质符号有助于将一个概念过程转化为一个感知的和物理的过程。马拉弗里斯借用格雷戈里·贝特森（Gregory Bateson）的观点为例来阐明这一点：如果特拉法加广场[14]（Trafalgar Square）的狮子是木制的，那么它们对于19世纪英格兰的文化基础将传达出什么讯息？

对于媒介考古学来说，理解物质性同样至关重要，甚至在某些方面更为深入。这不仅仅是一个从其衍生的符号化的物理层面分析的问题，而且对物质性本身的概念提出质疑，并将其扩大。物质性涉及数字网络、电磁能量、废料残渣，以及存在于一个常被利用但未被相应理解的媒介自然（medianatura）不同层中的连续性（continuum）。

平等性。从能动性参与构成的物质性的认识中，几乎自动得出了一种观点，即物体与人类之间存在一种对等的关系。这种原动力（prime mover）的缺乏转化为两个截然不同的理论结果。第一个结果涉及人工制品的生产。人工制品并不是作为一个既定意向项目的物质具体化，而是作为潜在的可被利用的基础元素，以及构思新意义或新能力的机会发生作用；行动意图只有通过与对象的相遇才能发生作用（我们会在《旧石器时代的画家》一节中再次讨论这一点，第131页）。第二个结果与我们关系更为密切，它促使马拉弗里斯提出了一种分布式的物质能动性模式，其中物体在决定社会—技术过程中发挥着与人类同等的作用。通过与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的理论进行比较，这位认知考古学家试图说服我们：“权力、意图和能动性不是孤立的人或者孤立物体的属性，而是一系列关联的属性。”为了有效地概括事物与认知之间的共构过程，马拉弗里斯利用英语中动词“思考”（to think）与名词“事物”（thing）的相似性，创造了新词“thinging”，表示：我们的心智并不仅仅指事物，而是与它们一起且通过它们被塑造。

在媒介方面，理查德·格鲁辛（Richard Grusin）所编辑的书中，阐述了一个朝这个方向发展并总结了技艺现状的提议。他定义了非人类转向（non-human turn）的特征，即理论上为异质的思辨行为，应该能够意识到人类或至少是与另一个实体的对等的实体，在当代背景中的逐渐边缘化。

人类学家卡罗·塞维里重读了阿尔弗雷德·盖尔的模式，建构了一种仪式理论，该理论说明了由对象到对象—人的变化，即通过一个外展过程获得主观性的对象。换句话说，在仪式中，一系列复杂的变形被激活，这些变形改变了所涉及的（人类的和非人类的）实体，以及它们的心智和行动空间。在介绍芳人[15]（Fang）歌曲的案例研究时，塞维里写道：“在开始仪式后，歌手和他的乐器、言语和声音，还有歌唱的故事本身，变成了一个实体。事实上，这三个都被称为‘mvet’。于是，在此产生了一个包括工具、词语和表达者的复杂存在。”但是，对于塞维里来说，主观性的分配只是实体与仪式之间的复杂关系的一个方面；参与者的心智空间的规则也应该改变，以适应“对象变得有生命”的需求。总之，在这种心智空间中产生的真理条例是一个不断协商的结果，参与者们在协商中不断被识别：“当人与雕塑或迷恋物之间形成这些复杂的联系时，物体和生物就获得了同样的本体论条例：如此，在生物体的宇宙和其他任何形式的经验之间建立了一个形式/背景的关系。这就是物与人的博弈，也是使之变得可能的信念纽带所采取的形式。”

时间性。当我们探索过去时，我们将一种被称为“时间统觉”[16]（cronestesia）的意识形式付诸实践，它能使我们意识到它的存在。认知考古学和MET与时间有关和通过时间运转，这是不可避免的。归根结底，认知考古学的目的是在现代心智被转化为人工制品的条件下，调查现代心智的起源。此外，当涉及从历时性层面“上升”到共时性层面时，认知考古学必须能够从理论上驾驭进入考古探索中的不同的时间性。不仅如此，它还必须能够识别出不同的历时，比如那些标志着表现型发展动态的历时，不同于那些影响物种的遗传性历时。总之，对于MET来说，时间既是目标也是研究工具。

仔细观察，在任何一个研究人类意识的知识领域里，时间都是一个不可避免的变量。在最新的一部作品中，媒介学家马克·汉森（Mark Hansen）指出了我们与当代媒介互动方式的原因和时间性相关的方面。这位美国学者试图说服我们，21世纪的媒介在我们人类无法感知的时间尺度上运行，却决定了我们的“世俗感觉能力”，而且增加了这种能力。汉森提出经验的前馈（feedforward）模式试图证明，新媒介以其无处不在的存在和计算的普适性，呈现出一种出现但不可见的特征，改变了经验的结构。这种改变源于感觉能力和它们存在而引起的感知之间的一次分离：新媒介在影响感觉能力的同时，对感知是不可见的。也就是说，它们融入了我们的感觉接收结构，但我们却没有意识到。那么，感官知觉和意识都是被先于它们的一种感觉能力“前馈”了的，它们是“更原始的感觉或世俗感觉事件的影响”。

媒介考古学与认知考古学一样，都是关于时间且与时间一起运转的。说实话，正是在这一领域，对时间性的反思带来了创新的理论解决方案。西格弗里德·齐林斯基（Siegfried Zielinski）的工作是该视角的典范，因为他提出了关于媒介“深层时间”考古学研究，这个深层时间无法以其设想的线性来感知—如果带着对断裂和非连续性时间的关注来追溯—它可以显示出意想不到的一致性。这种为寻找“偶然的发现而非徒劳寻找”而进行的时间性徘徊，事实上产生了一种“混沌考古学”（anarcheologia），其中不存在产生一切的统一普遍原则，但“关注的中心，在这些中心中，可能的发展方向均已被尝试过，范式已经发生了转变”。

在我看来，以上提出的三个概念—物质性、平等性和时间性，是上一小节中探讨的内/外关系二分法的有效替代。并不仅在于理解有机体如何通过作用于对象的假体来改变自己，而更在于表明有可能不存在一个绝对理由，来对任何有关始于有机体的现象进行解释。更简单地讲，有机体只是系统本体论的一种，后者还包括其他事物，这些事物“重获”其物理性并“要求”在仪式实践中拥有积极作用。当然，这并不需要牺牲延伸星系的概念，因为它们启发式的重要性保持不变，只是要提防以人类为中心的习惯，不要把人类自己视为最重要的系统变量。

在下一小节中，我将再次尝试将该情况激进化，并引入这样一种可能性，即不仅仅是有机体不应该构成互动力量的分支中心，而且生物体/环境的二分法本身就是一个产生这种实体过程的结果。那么，有机体和生态媒介将是先于它们的某物的结果，这种关系或这种媒介作用的结果并非发生在任何一端，而是在这些实体之间的具体相遇中明确被阐明的。因此，我使用的术语装置将再次涉及MET、由理查德·格鲁辛提出的激进媒介作用及技术哲学家西蒙栋的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