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尔·哈维森（Neil Harbisson）是一位色盲患者，他只能看到灰阶色彩。对他来说，世界就像安塞尔·亚当斯[9]（Ansel Adams）的摄影作品一样，在其中只能靠光线决定万物的轮廓。不过，内尔·哈维森也是一位表演者，还是第一个被正式认可的生化电子人[10]，因为在他护照的照片上，出现的不仅仅是他本人，还有他的电子眼（eyeborg），一个从枕骨顶部突出并投射在他眼前的天线。多亏了这个电子眼，颜色通过振动发出声音，从天线的底部传播到他的整个头部：他通过技术获得了延伸。但是，内尔不能用耳朵听到他眼睛看不见的颜色。事实上，我们甚至不能说他能听到：他只是通过与天线的结合开发了一种新的感觉，增加了他的感官。

马可·唐纳鲁马（Marco Donnarumma）是一位意大利表演艺术家。他最近的实验研究是基于“Xth Sense技术”的，这项技术能够使他利用生物反馈（biofeedback）的原理，通过肌肉收缩来创作音乐。更准确的是，在体机结合中，他的身体不仅是技术的直接控制者，且是真正的音乐来源，因为肌肉收缩产生的声音会被一些传声器录下来，并被用作直接的音乐来源和数据处理源。

自从生化人运动从科幻小说的气氛中走出来，通过唐娜·哈维拉[11]（Donna Haraway）的宣言而进入现实的想象中以来，延伸和融合的隐喻也具有了表演和社会的性质，而不仅是学术性。不过，关于延伸概念的研究和探讨要出现得更早，19世纪时学者们对这一主题的关注就已经非常敏锐了。在研究媒介的领域中，该术语的首次使用通常被归于德国哲学家恩斯特·卡普（Ernst Kapp）。众所周知的是，是马歇尔·麦克卢汉在其最著名的作品中为这个术语确立了决定性的地位：媒介是人的延伸，它麻痹并取代有机体的功能。《理解媒介》（Understanding Media）这本书整个第一部分都是麦克卢汉学说成熟又令人震撼的宣言，其萌芽可追溯到50年代初的《探索》（Explorations）期刊中。麦克卢汉的论点引起了巨大的争议，一方面是因为它们是绝对原创的，是在媒介生态学运动和英国新批评（new criticism）中孵化的一般分析性革新中阐明的；另一方面是因为这些观点具有挑衅性，有时甚至是怪异的。因此，对麦克卢汉世界的探索远远超出了本书的范围：尼古拉·本特科斯特（Nicola Pentecoste）对其整个知识轨迹进行了绝佳的批判性解读，没有落入一般爱好者和激进批评家之间的划分中。同时，其美学问题则由雷纳托·巴里利（Renato Barilli）进行了研究。

也就是说，在这个无边际的世界中，我只想讨论延伸（estensione）概念的含义。在媒介生态学领域重新提出了延伸隐喻的是另一位作者爱德华·霍尔（Edward Hall），他写道：“如果不以明确的某种方式改变其环境，任何有机体都无法生存。环境的改变可以分为两个互补的过程—外化（sternalizzare）和内化（interiorizzare），这两个过程无处不在、持续不断，且标准无异。”在这里，这位学者告诉我们，外化有一个与之互补的过程，即内化，它平衡了前者。霍尔又继续深入到外化的过程中，但随意地使用了术语“延伸”，就好像两者是完美的共同延伸。他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延伸还有别的作用：它让我们检验和完善脑袋里的东西。一旦某件事物被外化，你就可以对其进行观察、研究、改变、完善，同时学习到关于自身的重要东西。”霍尔在把“延伸转移”（extension transference）确定为使延伸与延伸过程混淆的惯常做法时，表现出了严谨的分析态度，对他来说，延伸和外化实际上是两个几乎无法区分的术语。

霍尔的简短解读提出了两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第一个是关于可用来指代主体扩展（allargamento）过程（延伸、外化）的术语装置（apparato terminologico）；第二个问题则涉及此过程中伴随的假设的双向性（bidirezionalità），霍尔将其指为内化。内化则不像之前的外化一样，它没有备选术语。如果我们分析这些用到的单词就会发现，术语的贫乏是不对称的：外化有与之对应的内化来平衡，但缺少一个与延伸相互补充的术语。为了弥合这种不对称性，我们借用伊德提出的现象学结构（《技术美学》，第36页），稍加修改，便可以将延伸与缩减（riduzione）一词配对，用后者来指代与前者互补的活动。因此，出现了这个双重二分法，我们可以暂时将其称为：延伸/缩减；外化/内化。

这个双重二分法的含义值得探讨，好评估其经验的转化特征。在最近的一项研究中，皮耶罗·蒙塔尼（Pietro Montani）重提赋权的概念，将其引用于数字技术，并将后者归结为书写的扩展形式作用。在他的分析中显然可以看出，实际的技术美学赋权，其条件在于所展示的技术的内化。然而，动态运动涉及一个初步的外化过程：“真正的技术革命之所以会出现，是因为在推动革命的外化事件（在书写的例子中，是将之前由记忆行使的功能委托给一个外部载体）和该事件开始在内部产生的后果之间，触发了强大的反馈回路。”因此，内化是由先前的外化启动的一个反馈（feedback）过程的结果。蒙塔尼的分析始于这样一种观察，即口头语言构成了一个关于赋权的绝佳例子，随着人们不断尝试延伸（外化）记忆过程，书写便诞生了。

实际上，将口语条件和书面条件区分开来的门槛，本身就是一个耐人寻味的分析对象。对于这个话题，生态媒介学家和耶稣会修士瓦尔特·翁（Walter Ong）专门进行了一项研究，描述了书写的内化是如何重构了人类的思想，一方面扩展了某些智力功能，一方面又将其缩减。这种转变的优点是值得深入探讨的。比如说，米尔曼·帕里（Milman Parry）提出了一个已然获得公认的论点，即《伊利亚特》和《奥德赛》[12]在最初并不是两部原创的书写作品，而是依靠口头创作的六音步诗的表达形式而衍生的改编作品。抛开这一论证在文学研究领域的影响，就我们的目的而言，需要了解的一个重要事实是：这两部作品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尚未受到书写影响的思想表达方式的具体证明。事实上，在书写之前，使知识保持鲜活的唯一真正合算的方法，是使用有助于恢复记忆的一些策略：“思想必须诞生在具有丰富节律内容的平衡模块中，必须具有重复和对偶、押头韵和类韵，具有修饰和公式化表达，在常见主题如集会、进餐、决斗、英雄的帮手中，在不断被听到且容易被记住的谚语中，为方便学习和记忆而设计，或者最终以其他具有记忆功能的形式出现。”大约在公元前700至前650年，当《伊利亚特》和《奥德赛》被抄录下来以后，诗人们的公式化和重复性知识被转移到了物理载体上。

最初，想要传承口头文化，就必须适应构成真正物质基础的人类记忆：记忆既是媒介，也是信息。从瓦尔特·翁的工作中，我们可以得出一种“口头的心理动力学”，其表现为意合性、聚合性、保守、接近人类经验、稳态性（即与当下保持记忆平衡，因此消除了不相关记忆）和情景性，产生了一种言语运动的（verbomotorio）存在风格。通过这个令人回味无穷的术语，这位美国修士想要强调口头文化的另一个重要方面，这个方面通过说话者固有的内在关系运动来解决。对于口头文化来说，对某个事物的感觉不是永远在视觉上得到的，而是不断地通过交锋来协商，瓦尔特·翁毫不犹豫地将这种交锋定义为说话人之间的竞争。

关于这种言语运动态度，可以通过《费德鲁斯篇》[13]（Fedro）中苏格拉底广为传播的话语来理解柏拉图对书写的批评，以及这种批评的精神分裂性质。一方面，柏拉图想说服我们书写削弱了我们的记忆、书写缺乏竞争性；另一方面，他又批评诗歌及其真正的自我表演性：“整个柏拉图认知论无意识地建立在一个对旧世界的否认之上，这个旧世界是口头文化的、流动的、有温度的，一个由诗人为代表的个人互动的世界。而这个旧世界是柏拉图在其《理想国》中所不希望看到的。”从这一重建中可以看出有趣的一面，那就是柏拉图完全没有意识到他所表现出的深刻矛盾。哈弗洛克（Havelock）将这种无意识归结为半读写能力形式，但更普遍的是，在不同经验媒介之间产生深刻的冲突，是内化第一阶段的特征。

不得不说，书写的出现是建立在口头社会的思想之上的，它是最显而易见，也是最持久的效果，这可以追溯到将口语从记忆束缚中解放出来的过程中。语言不一定要具有一定的结构才能保证记忆力的恢复，但能够抽象化且专注于不一定与世界有关的实体。此外，这种抽象得益于意识统一性的转变，这种转变不再是主观、有温度、交互、类比、易变的，最重要的，不再是依靠听觉的，而是变得冰冷、可独自使用、谨慎、永久和视觉的。在这里，《古登堡星系》（The Gutenberg Galaxy）中的麦克卢汉式呼应，是显而易见的，德里克·德·科克霍夫（Derrick de Kerckhove）回应了这个呼应并在很大程度上将其深化，还特别强调了在与字母的关系问题上的呼应。

逐渐地，在口语与书写的比较研究中，开始出现了一种模式：首先，延伸/缩减似乎体现为一种偶然发生的东西，一个涉及同一实体的过程；而外化/内化如同某种沉淀在一个与原来不同的物理基质上的东西。当然，这种细分是指示性的，应该从一个连续统一体的范围来构想，但可以是一个很好的起点。

举几个例子：使用隐形眼镜的人获得了视力的延伸，或者说他们通过使用一种工具而扩大了看的能力。这项操作在瞬间进行，观察者与镜片之间的结合只从感官认知到的现实中显现，不留下痕迹。在这个几乎绝对明显的情况下，相对的缩减也只出现在由镜片引起的眼睛压力中。演奏乐器的人以一种包括乐器本身的方式延伸了他的运动能力，同时又缩减了运动技能的其他方面。当我们驾驶车辆时，我们的人际空间将延伸到整个车辆，同时又限制了我们的行动灵活性。代表这些延伸正常运作的一个关键方面，是执行这些延伸时的自动性和自反性。

然而，有时候会发生这种情况，在我看来是最有趣的，即其中某些过程如在书写的例子中的记忆的外化，或者说是在一个不同于其来源的物质基质上具体化。语言即记忆，但由于书写的外化，语言摆脱了记诵的包袱，因为它将记忆外化在了一个载体上。现在，一旦载体在实施外化功能时具体化，就会遇上外化主体，成为后续媒介作用的契机。外化实体将回归主体，并将其内化。因此，实际上是内化过程紧随外化过程，构成了可能性的条件。

正如柏拉图的混淆所表明的那样，时间在外化和内化过程的衔接中起着根本性的作用，因为前者优先于后者的事实构成了这两个过程的现象学特征：外化通常是有意识的（consapevole）。书写是作为经济交易管理的辅助手段而诞生的，如同记忆法一样，因此其应用范围源自一个明确规定的需求。然而一旦外化，转移到载体上的特征将会被看到新契机的外化主体所利用。在一个通常无意识的内化过程之后，当外化主体不再将这些契机视为其所在环境的资源，而是将其视为认知资源而合并之时，这些契机的创造性表达得以实现。如果语言获得解放，那是因为主体无意识地且在一段时间内显著延展，将外化的记忆内化在书写中，使之成为其现象学传播的构成部分。

有时候，会出现延伸和外化同时发生的情况，即通过延伸外化。我们以镜子为例，镜子是视觉的延伸，它让我们看到了更多的东西。同样，镜子也是一种外化，因为它复制了我们的物理性，将我们的自身转移到了一个载体上。相反的情况也同样适用，即通过外化进行延伸：技术影像（摄影和电影）是一种对物理世界和身体的外化，因为它记录并复制了物理世界，使我们看到了更多的内容。在第五章和第六章中，我将详细讨论这些问题。

这些对媒介作用过程的解释模式带来了一些问题，其中最紧迫的是我们讨论所依据的起始本体论。在媒介研究领域的反复观察表明，迄今为止提出的那种推理确定了一个主体—每一个过程的起源—能够通过工具来延伸，并将工具作为假体而与之合并。例如：弗里德里西·基德勒（Friedrich Kittler）指责了麦克卢汉的一个观点，即存在一个纯粹且未遭污染的主体，由此可以产生延伸的和内化的动态。在他看来，主体—或者为停留在物质性的平面上而更准确地说，是有机体—会具体化为一个或多或少被媒介改变的原始统一体。这个指责，归根结底可以理解为一种对人类中心主义（antropocentrismo）的指责。对于那些研究媒介的人来说，这种观点是令人怀疑的。在我看来，该反对意见有其道理的，不应该被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