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发现，身体展示出可以被工具改变的能力。人类这个一无所长的动物，能够通过物理外化来扩展其进化轨道，这种外化也不可避免地改变了人的美学体验和感官认识体验。但是，身体始终是在环境中运动的实体：说实话，从现象学上讲，一个脱离周围环境的身体是不存在的。在这经验的两个构成极之间，媒介通过调整现有关系的强度，以及为新的相互作用创造可能条件，来调节有机体与环境之间不间断且不可避免的相互作用。我将尝试证明，实际上更为彻底的是，我们是通过持续的生态媒介的（ecomediale）暴露，根据有机体和环境之间形成相互关系的不同方式而构成的有机体。

“生态媒介的”这一术语传神地表明了事物与世界、媒介与环境之间的不可分割性，不管是物理上还是功能上的。如同我们在身体的例子中看到的那样，媒介对于环境也会变得越来越稀薄，直至消失：就像我们不会关注我们穿的衣服和看东西用的眼镜一样，我们同样会忽视用于通行的道路、我们接触到的表面、我们居住的房屋，这些实际上都是人工媒介，只是它们已经与环境融为一体，以至于变成了环境本身。但不仅如此：如果我们接受这样的理论实例，即当代数字媒体表现为真正的自主且平行的环境以及待探索的可能世界，媒介和环境的交织会变得更加错综复杂。那么，我们将同时处于媒介环境（ambienti mediali）和环境媒介（media ambientali）之中。也就是说，我们不仅身处超媒介化的环境中，而且更重要的是，处于表现出自然环境特征的媒介之中，这些媒介因此被居住在其中的有机体当作不易察觉的背景和理所当然的存在。

媒介与环境之间的渗透性是一个被长期讨论的问题。此外，学者们处理生态媒介关系时所在的解释平面有时候也是可渗透的。令人好奇的是，生物学家和科技哲学家对技术对象的相互关注，被一个高度关注生物科学和生态学的媒介学家的回归运动抵消掉了。在本小节中，我想要揭示这种独特、富有成果的融合。

在这位法国哲学家吉尔伯特·西蒙栋的作品中，我们可以再一次找到最有效的例子之一。在西蒙栋1958年的博士论文中，他提出了以技术对象的存在方式为中心的基本理论直觉。这就是我在上一节中介绍的技术美学概念。这个概念或许是法语单词“mileu”的一词多义—既指“环境”又指“中间物”，即某种意义上位于中间的东西—为他的直觉提供了帮助。在西蒙栋因两个含义而对该概念犹豫时，他提出了一个推测性提议：“可以说，具体化的发明实现了一个技术—地理环境，这是技术对象运作的可能性条件。因此，技术对象是其自身的条件，也是这个混合环境，同时也是技术和地理环境的存在条件。”在西蒙栋的这段话中，我们可以找出两个具有显著含义的直觉：第一个直觉目前与我们关系不大，我们将在下一章进行探讨，指的是实体之间的关系生产（具体化）技术对象，其起源无法追溯到被单独考虑的原始元素中，而只能在关系本身中，因此关系具有一种本体论价值；第二个直觉与我们所说的媒介与环境之间的交织一致，是在这些对象具体化之后，创造了一种内在且不可分割的技术地理（即媒介的和自然的）环境，也就是说，对象“自己创造了与它相关的环境，并在其中被真正识别”。此外，也许值得一提的是，西蒙栋的博士论文是在乔治·康吉莱姆（Georges Canguilhem）的指导下完成的，他很可能从康吉莱姆这里学习到了很多与生物形成有关的思想。

将媒介和环境统一起来的理论隐喻是以多样化的方式来阐述的，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我们可以定义的并非一个理论项目，而是一种异质、分层的时空运动。我说的所谓媒介生态学，是由尼尔·波兹曼（Neil Postman）在1970年正式创立的多学科认识论事业，但其根源要追溯到20世纪的前几十年，尤其是在德国先锋派革命之后发展起来的媒介美学理论中。最具有启发性的人物首先是沃尔特·本杰明（Walter Benjamin），他广泛的知识轨迹帮助定义了许多与感知和媒介作用有关的问题。同样拥有重要地位的还有拉斯洛·莫霍利·纳吉（László Moholy-Nagy），他对视觉艺术新用途的反思，准确地说，是对媒介改变现实感知方式的反思。

然而，媒介生态学在北美已经确立了其研究范式。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被认为是该学科的创始人之一和最有影响力的启发者；他的作品经历了极权制度的兴起和人类迄今所见过的最媒介化和现代化的战争。其作品《技术与文明》（Tecnica e cultura，1934年首次出版，与杜威的著作同步）如今已成为媒介研究的经典之作。例如：芒福德对先锋派，摄影和电影在媒介过程中所起作用的看法，与当时沃尔特·本杰明和拉斯洛·莫霍利·纳吉提出的最尖锐、最有远见的反思是一致的。在专门论述“机器的同化”一章中，芒福德的思想为有机体与环境之间的关系这一主题提供了重要的见解，尤其是在艺术创作方面：“事实上，在简单的手工艺工具创造的艺术之外，机器又增加了一系列新的艺术，它扩展了文明人类的栖息地，延伸了身体器官的范围，并揭示了新的美学全景和新的世界。”媒介改变了人们对环境的体验，形成了一种自然和象征结合的环境，在其中察觉不到任何差异。这种改变增加了人类的感觉能力，并使我们不仅可以进入象征的世界，还可以真正地进入生物学上无法企及的感知领域。

生物科学从一开始就扮演了媒介生态学所偏爱的比较原型的角色。例如：芒福德设想的技术阶段的三分法，是从生物学家帕特里克·格迪斯（Patrick Geddes）提出的二分法开始的：后者确立了两个阶段—古技术阶段（paleotecnica）和新技术阶段（neotecnica），芒福德则提议增加第三个阶段—始技术时代（eotecnica）—给出了相对随后两个阶段的纯技术性准备条件。正是在那些年里，出现了一篇对这些学科融合的命运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文章，这篇文章确定了“环境”一词被普遍接受的含义，也有助于生态学的研究。我所指的是雅各布·冯·魏克斯库尔（Jakob von Uexküll）的作品（同样于1934年首次出版），借此这位德国生物学家彻底改变了环境的概念，使环境与居住在其中的各种有机体的感知系统联系起来。每个动物都会进入自己的特定环境，这个特定环境由该动物的感受和效应器官分别提供的感知和操作可能性所决定。更准确地说，动物可以感知的图像转化为具体的图像，以使其周围的环境具有“具体的色调”，即抓住一个特定对象或空间带来的运动和生态机会。在冯·魏克斯库尔看来，正是在认识到感知与行动、感知世界与具体世界之间的连续性之后，人们才能找到“符合”环境的方式。在使用“符合”（adeguamento）而非更正统的“适应”（adattamento）这一术语时，冯·魏克斯库尔对达尔文主义的批评显而易见。他认为，达尔文主义没有充分考虑到有机体与其环境之间建立的复杂的动态关系。与西蒙栋的对应关系在此具有重要意义，原因有两个：法国哲学家也认为“除了一个生物能够与感知世界融合为行动统一体的环境之外，不存在任何环境”；除此，正是在这段专门论述“个体化和适应”的小节中，他提出了对达尔文观点的批评，同时对拉马克（Lamarck）重新解读。

这种对有机体和环境之间关系的认识是格雷戈里·贝特森（Gregory Bateson）作品的显著特点。贝特森是一位无视学科分类的多面手，在一篇文章中他试图阐明基因选择和环境压力之间的关系，并试图认识到有机体的积极作用，同时又严格处于新达尔文主义范式内。事实上，从对拉马克学说的明确拒绝开始—根据拉马克学说，“没有理由相信，体质变化或环境变化能够施加合适的基因变化”—贝特森引入了体质灵活性（flessibilita’ somatica）的概念，即有机体通过模仿拉马克的遗传法则来回应环境刺激的能力。在他的提议中，基因仍然是进化过程中的唯一责任方，尽管只有当基因能够为有机体做好充分准备以应对环境带来的挑战时，人类的生存才能得到保证。

贝特森提出的观点是介绍本书中一个反复出现的概念的核心，即在有机体和环境之间没有严格的对立，而是两者都是从它们之间建立的关系以及所产生的追溯效力所决定的。芬兰媒介学家尤西·帕里卡（Jussi Parikka）深入探讨了这一发现的含义，并对冯·魏克斯库尔的研究给予了高度关注。他在提到这位爱沙尼亚生物学家的成就时写道：“冯·魏克斯库尔所暗示的是，我们面对的不是预先确定的自然对象，而是由他们的相遇开启的可能性所定义的主体—对象关系。”与开放性、可能性、灵活性和相互共同决定的相关论点，是我们正在系统地面对的主题，它们似乎构成了有机体与环境之间关系的概念的特征，而这种关系并非在两个已形成的实体之间建立，而是作为创造这些实体的因素，从不确定和开放的两个极端中产生的。

关于人和环境之间的关系，今天的生物科学又告诉我们什么呢？我们看到的是这样一种情景，其中对选择性压力的分析试图超越基因和环境的直接结合。有机体在考虑进化背景下的发展过程的途径中发挥了关键的作用：发展的生物进化，或称演化发育生物学，其目的是在涉及基因的纯进化动态和涉及表型及其发展背景的发展动态之间进行综合。亚历山德罗·米内力（Alessandro Minelli）表明，一种“曲意逢迎、模棱两可的目的论”依然存在：发生这种情况的原因是，人们有可能“把基因程序的隐喻看得太重，尤其是把基因置于过高的地位。最重要的是，人们很容易接受一种发展的宿命论观点，而这种观点与目的论十分接近”。人们“将基因置于一切的中心”这种纯理论的态度，是因为人们不愿意承认，其他因素也可能会带来进化上的革新。但对于演化发育生物学，如此设想的研究计划“不会走太远，因为它选择了错误的实体来描述和解释这种现象”。考虑到有机体的发展不仅是遗传程序的结果，演化发育生物学扩展了所涉及的变数：与一开始就存在的遗传程序相反，发展只是暂时性的相互连接，并关系到它所形成的特定物种的命运。

现在，鉴于这一点，我们是否有可能假设，环境或者我们所看到的生态环境，可能在改变有机体的进化压力中起到直接的因果作用？根据生态位建立的理论，这一理论的作者奥德林-斯米（Odling-Smee）与拉兰德·费尔德曼（Laland e Feldman）提出了这样的假设：生态位是居住在生态位中的有机体优化后的环境，构建生态位的能力可以作为进化的因果变量。一个种群的生态位是指“种群面临的所有的自然选择压力的总和”。然而，生态位的构建是指有机体通过对环境的物理干预来修改环境因素，或者说是这些因素与其特征的过程。在这种情况下，当一个有机体必须面对环境因素与其特征之间关系的变化，就会发生生态遗传。这种变化是由先前的生态位建造而产生的，或者由属于其他物种的其他有机体实现的。最后一个方面强调，生态位构建理论不仅对智人有效，且对所有生物物种都有效，因为其并不涉及信息从一代传递到下一代的问题，比如在基因—文化共同演化（gene-culture coevolution）的例子中。但最根本的是，对环境干预所产生的一系列空间因素的总和，无论是否预见到，都是有意制造的产品或不同生物种类间随机重组的结果。尽管如此，该理论的支持者们坚信，这种方法可以使人们对文化和人性之间的共同演化动态有更深刻的理解。

因此，在演化发育和生态位构建之间存在着某种互补性，只要“生态位的构建强调有机体改变其环境的能力；演化发育生物学则强调了环境改变有机体发育的能力”。这种对等性并没有被作为标准而接受，相反的，它与“经典”观念形成对立，如同我们在介绍演化发育生物学时看到的，这种观念把唯一应该真正考虑的因果作用归为基因。简而言之，从有机体到环境、从环境再到有机体的相互因果关系（causalità reciproca）原则生效的话，很可能是一个危险的想法。消除以这种方式设构想的因果关系的论点，可以大致归于两类：生态位的作用被认为是偶发、与适应目的无关的（作用轻微，只能作为一个背景条件或一次选择的效果，不具有适应性），或者由于过于异质和不稳定，而无法进行正式处理。

如果环境确实产生了这些影响—不仅对智人，而且对所有生物有机体—那么我们就必须开始考虑这样的假设：在有机物与其环境之间，形成了一些力量和相互关系，威胁着主体与客体、有机体与环境之间的差异。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人类世[8]（Antropocene）不过是更普遍现象的一种最新表现，揭示了有机体和环境之间不断混杂的关系。这是德勒兹（Deleuze）和瓜塔里（Guattari）所描述的根茎：由线条组成，没有层次，总是在不同层次的交会处，也就是一致性平面的结构中交替出现。这个根茎不是预先构成的个体，也不是一个确定的空间，它不会回应已编码的生物学项目，而是会永久地被限定在关系中：“在这个意义上说，胚胎发育（embriogenesi）和系统发育（filogenesi）推翻了它们的关系：在一个封闭的环境中，不再是胚胎证明一个绝对的预设形式，而是种群的系统发育具有相对形式的自由，因为它们都不是在开放的环境中预设的。”

虽然这种情况似乎存在于不同的物种之间，但我的注意力将只集中在智人的情况上，因为我们的物种—如我们在第一节中看到的，在本书接下来的部分还会看到—不仅在与环境的关系中，也在与其所包含的媒介的关系中产生了差距。在阐明这一差距时，我想强调媒介的实质性，并将此作为指导原则。为了保持在媒介理论和生态哲学的比较范围内，正如特尔姆·比耶瓦尼（Telmo Pievani）提出的那样，基因—文化共同演化应该被贴上“基因—技术共同演化”（gene-technology coevolution）的标签，即有机体和实在人造物的共同演化。我们需要整合更多变量的模型，这些模型要考虑到有机体、环境和技术之间不同层次的关系和反作用。之后，我们会回到生物学上（《所需要的时间》，第112页），但在此之前，我们将看到某种媒介理论是如何提出了有机物在无机物中的物质性和延展的问题以及反向运动，即无机物被引入有机物中产生的同样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