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的范式与时间性/(1 / 1)

如果我们试着做一个心理实验,将自己置身于我们靠打猎和采集为生的祖先的时代。这时,我们可以想象人与环境之间的生态关系,或许在某种程度上已经非常复杂。虽然我们以狩猎和游牧为生,但一些技术—如对火的控制、使用手斧和皮毛—已经被人类所掌握。然而,在我们的自然历史进程中,媒介化逐渐加剧了人与环境之间的距离;这种变化有时到达了决定性的时刻,生态体验便会发生变化,确定新的临界点。人类被(自己创造的)技术改变,这个关于我们物种的故事无疑是引人入胜的。在我看来,这种改变发生的方式,是无法通过僵化的研究过程和仅关注某一个特定时刻的时间分析来有效地解释的,因为现象的异质性及其时间上的串联需要特定的关键措施。

有鉴于此,本书的另一特点在于针对媒介问题采取了一种跨学科(prospettiva interdisciplinare)的观点,一种通过整合涉及了不同时间尺度的异质研究项目发展起来的观点。具体来说,我将从以下几个领域来展开论证:1.这项研究至少是从19世纪末开始,并植根于媒介学和美学的研究传统的一部分;2.这项研究可以被认为是连接概念和理论的综合体,并在这一点上增加了认知考古学(archeologia cognitiva),在兰布罗斯·马拉弗里斯(Lambros Malafouris)发展的版本中被命名为“物质介入理论”(material engagement theory);3.当代认知主义,概括为“4E认知”(4 E cognition);4.吉尔伯特·西蒙栋(Gilbert Simondon)的哲学体育;生态与进化发育生物学(eco-evo-devo)。以上所有研究方案中,时间性均被视为非常重要的问题:让我们明确一点,在某种意义上,没有任何方法可以避免任何涉及时间的研究,但我的意思是,在这些情况下,依靠时间性或扮演一个本体论和生成论的角色,又或者根据采用的时间尺度来确定不同的实体。我们简要地了解一下。

就物质介入理论(MET)而言,由于涉及认知考古学,即以研究认知的原始条件为目的的调查,时间态度是该学科认知方向的本质。换句话说,MET的目的在于追溯过去,从旧石器时代的人造物(物质性)开始,来了解经过文化积累的过程后,今天已稳定下来的智人的认知能力是如何率先产生的。

在认知科学领域,生成认知需要明确地诉诸时间性。这是因为在生成认知中,解释认知现象的起始本体论不是空间性质的—主体的大脑或身体—而是一个随着时间发展的构成性关系(relazione costitutiva)的结果。哲学家肖恩·加拉格尔(Shaun Gallagher)明确提出了在时间性范围内来理解这种构成性。在缺少空间本体论的情况下,为了使一个复杂的因果关系能够被想象成一个统一体,必须将因果联系置入制约一个系统的时间单位内。

这个过程直接把我们带到了吉尔伯特·西蒙栋提出的个体化(individuazione)概念。在西蒙栋哲学理论中,这是一个“通过个体化来认识个体,而不是从个体出发的个体化”的问题,因此在研究身体与环境的关系时,我们不应该假设存在一些预设的、个体化的单位。因为这些单位可以或多或少地相互混杂,更确切地说,无论个体是有机体还是事物,把混杂作为产生个体的过程,只能暂时地相互作用。而且如果没有任何预先存在的事物,只通过关系确定所有实体,那么我们必须把时间和关系视为同义词:“时间就是关系。”以上就是法国哲学家吉尔伯特·西蒙栋所宣称的“个体存在必须具有时间性”的观点。

最后,延续着长期以来的媒介学传统,即密切关注生物科学以了解媒介动态,我将转向生态与进化发育生物学的范式。这是一种在有机体发展和物种选择的过程中参考环境变化的进化发育生物学(evo-devo)。按照进化发育生物学,我们可以确定三种不同的时间尺度:基因型时间、表现型时间和主体时间;每一种尺度都会明确身体、环境和事物之间是如何相互作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