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媒介化问题，我采取了一种与之进行比较的方法，其风险在于可能存在的主题分散。只要我们不深入研究细节，将大致趋同的直觉并置，就可以将这项工作变成一个表面上的概述，这样有利于完成最终目标。因此，为了应对这种风险，我们有必要设置边界，主要是用理论上的边界来界定应用范围，并明确相应的比较在何时应该为明确的对立留出空间。

这是一本倾向于用唯物主义和决定论方法来解决媒介化问题的书。在媒介学领域，技术决定论的幽灵就像一个勉强叫得上名字的实体一样盘旋着，无论如何总是带着贬低的目的：如果说有一种方式可以让自己立刻成为被怀疑的对象，那么自我宣称为决定论者肯定就是其中一种。技术决定论不是一种确定、纲领性的理论立场，而是一种态度，一种思考因果关系的方式。一般来说，每一种决定论方法（无论是否为技术性的）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存在一个比其他所有因素更重要的决定性因素，它支配着社会过程的走势。因此，决定论既可以是技术上的，也可以是社会学的。在这两种情况下，问题都在于赞成这两种情况之一的理论模型所提供解释的明确性。

我并不打算重述上文提到的两种相对的思想路线的历史，但是我将简要地介绍两位作者的作品。依我拙见，他们在作品中体现了这两种思想的特征，然后试图克服两种可能的决定论形式之间的二分法。其中，雅克·埃吕尔（Jacques Ellul）是一位肯定可以被归入技术决定论的学者，其诉诸决定论的动机在于适时论证的一个信念，即如果仅从社会动力的角度来看，社会现象似乎不可避免地产生矛盾。例如：一位法国学者以公民的政治态度为例进行了讨论，与他同时代的一些社会学家也对该话题进行了分析—一些人坚信公民的政治态度是积极的、有参与性的，另一些人则认为是冷漠的、消极的。对于埃吕尔而言，只有在讨论中纳入技术体系—在所有社会—政治情境中真正具有决定性和稳定性因素，这种矛盾才会出现并得到解决。

另一方面，艺术评论家乔纳森·克拉里（Jonathan Crary）举了一个社会学决定论的例子—以一种非常笼统的方式理解，而不能简化为技术方面。在一篇专门论述现代“观察者”[4]诞生的著名文章中，克拉里写道：“我们的视角非常明确地与摄影和电影历史上的无数权威分析形成对立，这些权威分析的特征在于明确或潜在的技术决定论，对其而言，一个发明、修改或机械改进经过独立发展，最终会在一个社会领域里立足，并从外部对社会领域进行改造。相反地，技术总是与其他力量共同作用，或从属于其他力量。”克拉里研究的现象是观察者的转变，这种转变并非随着19世纪下半叶印象派的出现，或者随着摄影的发明而出现。在18世纪与19世纪之交，由于哲学和光生理学的研究，人们认识到了一个体化的、有偏见的观察者，并将其与起源于文艺复兴时期的理想的、在几何学上理解的观察者对立起来。

后者是媒介学家马克·汉森（Mark Hansen）所定义的“技术”（tecnesi）的典型例子，解释了将技术简化的理论态度。汉森在其作品中试图说服我们，对技术的社会性说明不足以解释其对我们经验的影响。他对后结构主义的一些主要代表人物—德里达（Derrida）、拉康（Lacan）、福柯（Foucault）、德勒兹（Deleuze）和伽塔利（Guattari）提出了严厉的批判，并主张重新回到物质性的起点，这个物质性不仅是技术的，还是—可能也是最重要的—身体的。回归到由符号过程和权力过程产生的主观性的定义之外，这种现象学的实体回归标志着从一个“认知论的结合”过渡到一个“现象学的（或有形的）融合”。

因此，我们面对着两种紧密交织在一起的问题：一方面是物质性的问题；另一方面是决定论的问题。我的想法是：技术决定论是唯物主义在概念上的必然结果。当然，我并不认为社会、语言、符号、权力的过程—简而言之，所有非物质的过程—没有起到重要的因果作用，只是认为它们可以在媒介入口的上游或者下游，以及随后在与实体的往来中发生作用：它们会有利于（甚至导致）媒介的进入。随后，它们可以调节其发展。但这些条件在上游是盲目的、在下游是迟钝的，也就是说，在第一种情况下，它们不能预见关系和反馈的发展，在第二种情况下则仅限于它们被注意到。

简而言之，我的想法是：提出这种决定论唯物主义（materialismo determinista）问题的唯一方法，并不在于宣布哪个因素比其他因素更具决定性，就像埃吕尔和克拉里所做的那样。因为在我看来，这似乎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那个著名悖论的重提—一个太过简单而注定无法回答的问题，很明显的是，如果仅以因果关系进行分析，则无法将确定因素划分为分立的单位。然而，我在这里试图捍卫的决定论唯物主义，并不主张将技术扩散视为完全由物质因素引起的，而是一种认识论的谨慎选择，即将事实说明置于最基本的物质性层面，因为后者对于任何重要的需求都是不能妥协的。举个简单的例子，让我们回到克拉里的话题上来：摄影发明的根源可能来自哲学和科学上的研究，但这些研究本身并不能实施经验的转变，经验只能由身体和图像之间物质关系的物质现象产生。相比我们自身生物装置的功能，我们能够看到更多—技术影像的反馈效果之一—是一种可能性，这种可能性来自以某种方式构成的有机体与光学原理的技术实现之间的物质性关系（参见第五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