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嵬驿事件，实际是统治者最忌讳的兵变。唐玄宗之前就因为儿子披甲进宫，便认定他们谋反，从而一天杀死三个亲生骨肉。而马嵬驿这次实打实的兵变，他为什么会一直到抵达成都，都无可奈何地默认了？这些兵变的参与者可都是亲兵近卫啊，还要护送他千里行程，为什么他事后一直没有警慑措施？
兵变后入蜀时，恰遇从蜀地向长安运送春彩贡赋的车队。这支准备进京的运输队伍对皇帝出逃尚不知情。玄宗临时起意，将春彩就地分给了护驾入蜀的禁军兵士，兵士无不感动。不罚反赏，去留自愿—老皇帝依然是驾驭人心和安抚情绪的好手。
再看马嵬驿兵变，没人策划，这些士兵居然有那么高的政治觉悟杀丞相，还斩草除根？又有几个人能指挥得动这些玄宗专门挑选的亲兵？马嵬驿背后有人煽动，是普遍的看法。
一种看法是，马嵬驿兵变的幕后推手是太子李亨，主要发起者和实施者是领兵的陈玄礼。但陈玄礼与李亨在兵变前后都几乎没有交集，这一点说不通。也有人反过来认为这次兵变像是未经策划的偶然群体事件，是突发的禁军哗变，被太子顺水推舟。
唐玄宗晚年心态确实变化很大，马嵬驿兵变也有很多地方从道理上讲不通。那么这次群体事件，就只能赖杨国忠名声太臭，是个偶然事件。其实认清马嵬驿兵变动因的瓶颈正在于，很多人总把晚年的唐玄宗看成一个苦哈哈的糊涂小老头，后来的文学作品也一直在突出他这种苦哈哈的晚年形象。人们把所有可能策动事变的人都猜了个遍，却唯独没人愿意猜是极有可能性的唐玄宗本人。因为这样的真相太没有文学价值了，会让后来那么多描绘明皇与贵妃的文学名篇都变成浅白的戏说而失却美感。从情感上，几乎所有人都选择性地忽视唐玄宗本人。更重要的是，这种皇帝本人策动兵变的解读，对于当时的太子—后来的皇帝李亨而言，太缺乏舆论价值。
本文作一个大胆的猜想：杨国忠之死，甚至杨贵妃之死，根本就是玄宗本人的意愿。观点已抛，仅为个人依据人性和主观线索作出的推测，并进行了详细剖析。引用和解读史料里的相关证据，会放在后边段落细细分享。首先，我们需要梳理并基本了解一下这次事件中的各方角色关系。
事件相关人物
马嵬驿兵变的背景大家都知道，唐玄宗一看长安要丢，号称要亲征，却摆了百官和京师百姓一道，趁夜色带着一千多人，包括重要的禁军宿卫兵、高官和皇子皇孙、皇妃，秘密逃往蜀郡。刚走了一天，还没出长安百里，就发生了马嵬驿兵变。这千余人中，应当还有一定数量的负责运输的扈从，禁军只有六百多人。按照这个人员配置和兵力数量，以及逃亡的秘密性质，唐玄宗带着记注起居的史官逃跑的可能性极小。所以此事件过程的一手档案，应为局势稳定之后根据相关人物口述回忆所作的补录。从后来的立场上讲，唐肃宗为了给自己得位的合法性辩解，增添自己在关键时刻的功绩和威望，也会极力对整个玄宗朝做文学性和形象化的修饰。对马嵬驿这段肃宗获得权力的首要节点的解释，也最具打马虎眼的条件。现在主流认为的这个凄美的结局，也最符合时人、后人的期待，也是时人在评判玄宗功与过之间取得的巧妙平衡，因而成了一个著名的“历史迷魂阵”。
马嵬驿兵变中，在场或不在场的一些相关人物有：
唐玄宗：七十一岁。被杨国忠极力鼓动，前往蜀郡避祸。于是下定决心，偷偷逃离长安，前往蜀郡。
陈玄礼：年龄不详，但根据其曾参与玄宗早年发动诛杀韦后的宫变记录，他追随玄宗至少四十六年，年龄应不低于六十五岁。考虑到他在玄宗二十多岁时已任果毅都尉，马嵬驿兵变时很可能有七十岁左右。性格“淳笃自检”，一直宿卫宫中，从玄宗继位起，深受玄宗信任长达四十五年。马嵬驿兵变时，任禁军龙武大将军，正二品，属于直接对皇帝人身安全负责的禁军最高统领。作为当时护送玄宗入蜀的仅有的六百多禁军扈从的指挥官，相当于玄宗身边第一亲信。他是马嵬驿兵变主事者，兵变发生前曾试图找太子李亨商讨行动，并通过宦官李辅国向太子提前知会此事。杨国忠被诛后，率众向玄宗请杀杨妃。杨妃死后，玄宗召他亲自查看杨妃尸体，他首先率众向皇帝请罪。从玄宗入蜀，到一年多后玄宗回长安，一直到玄宗被软禁前，陈玄礼始终跟随玄宗。玄宗被软禁时，他被肃宗强令致仕，外放后病死。
太子李亨：四十五岁。前太子被皇帝杀死后，顺位成为太子。在长寿的玄宗的常年弹压下，他是一直战战兢兢的老太子。陈玄礼在行动前曾派李辅国知会太子，将诛杀杨国忠；但太子犹豫不决，并未答应。马嵬驿兵变第二天，太子就与玄宗分道扬镳，去了西北朔方军大本营；并很快登基，自立为帝。
杨国忠：早年入川从军，在蜀地起家，长期经营蜀地军事人事，遥领剑南节度使。唐玄宗逃亡前不久仍节制剑南。他是年老昏聩的唐玄宗偏信偏听的宠臣，是宰相，也是死去的权相李林甫晚年的政敌；杨贵妃的远房族兄、结义兄长，与杨贵妃姐姐虢国夫人相好。杨国忠极力鼓动玄宗入蜀。他本人与杨氏一族，也是安禄山“清君侧”的主要讨伐对象。杨国忠被杀后，受兵变牵连被诛杀的还有其长子—户部侍郎杨暄，以及御史大夫魏方进、杨贵妃、韩国夫人、秦国夫人等亲戚。杨国忠的妻子裴柔与二人幼子杨晞、虢国夫人与其子裴徽趁乱逃走后，被地方县令率兵杀死。
杨玉环：贵妃，玄宗晚年宠妃，总领后宫。她是堂兄杨国忠获得唐玄宗赏识的举荐人，是杨氏家族在前朝获得荣宠的首要因素。在安禄山攻陷东都、进攻京师门户潼关的紧要关头，以企图含石自尽的方式，成功阻止唐玄宗御驾亲征、提振士气的决策。潼关被破，玄宗带其逃往蜀郡。杨玉环在马嵬驿被逼自杀。
安禄山：三镇节度使，拥兵自重，安史之乱发动者。平素尊重李林甫，是杨国忠政敌。以忧国靖难为由，声称奉密诏讨伐杨国忠；以“清君侧”的口实，率军反叛。其攻陷洛阳后称帝。攻陷潼关后，玄宗被迫离京出逃。
韦见素：副相，杨国忠党。为杨国忠所提携。在马嵬驿兵变中险些被杀，关键时刻被陈玄礼保下，而且是玄宗授意陈玄礼针对性保护。玄宗入蜀后，被玄宗派去肃宗阵营，名为效力，实为监视，备受肃宗冷落。
魏方进：杨国忠亲戚，杨党重要成员。御史大夫兼负责布置逃亡队伍中途食宿之所的置顿使。杨国忠被诛时，魏方进呵责杀杨的兵士后，为士兵所杀。
韦鄂：韦见素之子。在杨国忠被诛、玄宗为是否杀杨贵妃而犹豫的最后时刻，力劝玄宗必须杀妃。
高力士：七十二岁，比玄宗还大一岁，也是与玄宗相识几十年、从龙之时便追随的老部下。玄宗一生最忠心和信任的贴身太监。兼领掌管北衙禁军马政的内飞龙使，属于内廷重要人物。最后时刻力劝玄宗杀贵妃。安史之乱后始终跟随玄宗。玄宗被软禁后，他被肃宗定罪流放，得知玄宗驾崩，吐血而死。
李辅国：太子李亨的亲信宦官。陈玄礼在事变前将要杀杨国忠的消息透露给李辅国，让李辅国转达给太子，希望太子支持。太子犹豫，未能决断。一场影响权力格局的兵变，指挥者陈玄礼竟然只是通过他跟太子知会了一声，根本没有与太子面谈。
皇子李璬：颍王，在玄宗出逃前，临时受封，代替杨国忠遥领剑南节度使。跟随玄宗出逃，在马嵬驿兵变发生后，当即离队，快马入蜀，提前掌握蜀中局势以迎玄宗。玄宗入蜀后不久，其节制剑南的权力被崔圆取代。
崔圆（此时在成都）：剑南节度留后，大致可理解为代理节度使。因宰相杨国忠遥领剑南节度使、节制剑南兵权，崔圆任留后三年，始终未能担任节度使。崔圆由萧炅推荐给李林甫，走入仕途，属于李林甫一党。与杨国忠无交情。因李林甫与杨国忠为政敌，故崔圆也是杨国忠的敌对势力。玄宗出逃前任命崔圆为剑南副节度使，坐镇蜀中迎接玄宗。玄宗入蜀后，崔圆取代颍王，依旧代理剑南节度使，玄宗回长安后转正为剑南节度使。
章仇兼琼（此时已死）：前任剑南节度使，杨国忠党。是杨国忠获得杨贵妃赏识的举荐人。
鲜于仲通（此时已死）：前任剑南节度使，杨国忠党。是杨国忠获得章仇兼琼赏识的举荐人。
诛杨的第一个动机
丙辰，次马嵬驿，诸卫顿军不进。龙武大将军陈玄礼奏曰：“逆胡指阙，以诛国忠为名，然中外群情，不无嫌怨。今国步艰阻，乘舆震**，陛下宜徇群情，为社稷大计，国忠之徒，可置之于法。”（《旧唐书·玄宗本纪》）
谁说唐玄宗不知情？正史《旧唐书》记载，陈玄礼是明确向唐玄宗请杀杨国忠之后才动手的。
陈玄礼这个事件明面上的核心人物，从年少时就跟随唐玄宗出生入死近半个世纪，是负责皇帝平日人身安全的心腹禁军统领，是入蜀危局下所有亲兵护卫的总指挥，性格又谨慎安分，“淳笃自检”。其职位、资历与忠心程度，谁能使唤得了？恐怕太子也使唤不动。马嵬驿兵变前，是陈玄礼主动找近侍李辅国向太子传话，太子犹豫还没答应，接着就发生了兵变。陈玄礼只是让李辅国传个话，没有与太子直接见面沟通，太子几乎没有机会参与策划。所谓太子参与兵变，也就仅仅李辅国这一条线能得搭上而已。提出杀杨国忠的主动方，明显是陈玄礼。其麾下士兵，是禁军六部，即使对杨国忠有怨言，但在危难时刻要挟皇帝，对这些士兵本人来说也没有现实的实际好处。从士兵利益动机的角度来讲，无人煽动的可能性较小。
陈玄礼是在兵变前就向玄宗进言要杀杨国忠，虽然没有记载玄宗面对陈玄礼的奏陈是如何表示的，但皇帝显然知道陈玄礼的意图和动机。
而且，陈玄礼试图杀杨国忠，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及安禄山反，玄礼欲于城中诛杨国忠，事不果，竟于马嵬斩之。（《旧唐书·王毛仲（陈玄礼附）列传》）
安禄山反，谋诛杨国忠阙下，不克；至马嵬，卒诛之。（《新唐书·陈玄礼列传》）
右龙武大将军陈玄礼谋杀国忠，不克。（《新唐书·杨国忠列传》）
谁说陈玄礼是看到士兵哗变，临时起意或没办法了才杀杨国忠？陈玄礼在长安时就准备对杨国忠实施暗杀。根据杨国忠后来并无提防的表现来看，杨国忠之前可能并未察觉。所以陈玄礼在京师杀杨国忠没有成功，是拖到马嵬驿才最终成功的。
这些明摆着的史料，很多研究这段历史、持“偶然哗变说”的专家，都没有提及并解释过。如果一个人反复地要杀另一个人，多次谋划和下手才成功，那么最后成功杀害的这次，有多大可能性是出于偶然？结合屡次谋杀杨国忠的史实来看，兵变不大可能是偶然发生的群体事件。
陈玄礼在长安的那次行动的具体时间，并没有被记录。如果是发生在潼关陷落前后，那就更加印证了此事的谋划中有玄宗的影子，是一个既定的方略。否则作为负责宫禁的禁军头领，作为远离前朝斗争的内廷近臣，陈玄礼在京师杀首相明显是越俎代庖，动机不够。其暗杀行为会影响国家命运与战局走向，带来政治后果，他仅仅作为内廷势力的禁军龙武大将军，个人也承担不起。说他是替老糊涂且不知情的玄宗操心，就擅杀外戚—这心未免也操得太过、太大胆了，不符合他“淳笃自检”、一贯安守职责本分的性格。这场在京师内不成功的诛杨行动，在正史里仅于列传中一笔带过—这种采编方式也可能是史家突出玄宗过度宠幸杨国忠的春秋笔法，遮掩玄宗亡羊补牢的痕迹。这样可以突出马嵬驿兵变的偶然性，进一步向“糊涂”的玄宗全面推责。
从士兵的角度讲，逼迫皇帝杀了他的妃子和大舅子，然后继续护送皇帝入蜀，这是只会增加自身风险、对于目标或结果却毫无价值的事情。如果士兵是担忧自家留京的亲眷，排斥入蜀，兵变的方向就应该是拥立或者追随太子留在北方。如果说士兵仅仅是临时哗变泄愤，那陈玄礼不止一次实施诛杨计划，还在哗变前去联络太子—那这“临时突发”的哗变，也未免太有计划性了吧。
国忠集百官于朝堂，惶懅流涕；问以策略，皆唯唯不对。国忠曰：“人告禄山反状已十年，上不之信，今日之事，非宰相之过。”（《资治通鉴·唐纪》）
平明渡便桥，国忠欲断桥。上曰：“后来者何以能济？”命缓之。（《旧唐书·玄宗本纪》）
上过左藏，杨国忠请焚之，曰：“无为贼守。”上愀然曰：“贼来不得，必更敛于百姓；不如与之，无重困吾赤子。”（《资治通鉴·唐纪》）
虽然玄宗确为性命考虑，存在积极入蜀的意愿，但入蜀避难也一直是杨国忠鼓动的方策。而且玄宗逃跑后，杨国忠企图烧毁左藏库，被玄宗阻拦；事后又擅自烧毁便桥，以断玄宗队伍退路，阻碍留京亲眷跟随队伍。玄宗得知后紧急制止。玄宗当了四十多年皇帝，此时会感觉不到杨国忠的意图和越权？
是月，玄宗苍黄出幸，莫知所诣。……见素与国忠、御史大夫魏方进遇上于延秋门，便扈从之成阳。（《旧唐书·韦见素列传》）
在《旧唐书》的记载中，《韦见素列传》与《玄宗本纪》的叙述略有差别：玄宗队伍黎明悄悄离京，队伍并没有具体的逃离方向。但皇帝队伍刚出城门却遇上杨国忠、韦见素、魏方进这三个杨党核心人物，皇帝是遇见三人后才决定向西的。
但玄宗不可能是没有方向的，因为离京前，玄宗就让皇子李璬遥领剑南节度使，并下令安排蜀道沿路关隘为迎接李璬入蜀做准备—实则是为自己入蜀做准备。很可能玄宗从一开始逃离就没打算让杨国忠入队，知道安禄山不会放过他。杨国忠自己扑了个正着，加入队伍，却没想到跟着玄宗队伍也是他的死路。
“今日之事，非宰相之过。”在长安时，杨国忠就已经开始向皇帝推责。陈玄礼也不为人知地试图暗杀他。随驾逃离后，他又瞒着皇帝下令烧便桥、左藏，皇帝也派人阻止。玄宗与杨国忠的临危博弈其实已经是进行时了，此时二人之间根本没有信任可言了。《陈玄礼列传》的叙述视角，应是陈玄礼或其家族事后所提供的。陈玄礼在京城实施的是暗杀，杨党当时大概率并不知晓。《韦见素列传》的叙述视角，应是韦见素或其家族所提供的。结合这几点，可以大致猜测，如果陈玄礼的确一直在落实玄宗的诛杨意志，即使暗杀杨国忠成功，也不会被公开为皇帝的指示—至少在叛军形势转衰、玄宗离开蜀中回京之前不会。
杨国忠任宰相，独揽朝纲。玄宗仅一千余人的逃亡队伍里，杨国忠儿子为户部要员，亲戚为御史大夫，韦见素是杨党……随行仅有的重臣多是杨党。杨国忠起家自蜀郡，兼剑南节度使，此前两任剑南节度使都是他的亲信，可以说蜀郡兵权在杨党手中经营足有二十年。本应继任节度使的崔圆，在留后的位置上多年，迟迟不能转正，只因不是杨的人。可以说，此时的蜀郡已经是杨国忠经营多年的老巢，关系盘根错节。潼关陷落，杨国忠就极力鼓动皇帝入蜀偏安，甚至杨贵妃都用自杀来要挟玄宗放弃亲征东讨战略。潼关未丢，玄宗还有自信平叛，没有为难杨玉环的意思。但潼关失守，唐玄宗的自信程度和决策路线也就截然不同了。他后期虽然厌政，但几十年的政治家，这点利害应该还是掂量得清的。有杨国忠跟着，恐怕玄宗在蜀郡还有被挟以令诸侯的巨大隐患。
假如马嵬驿事件真的是唐玄宗的意思，那么为什么不直接赐死杨国忠呢？起码现在身边的卫队和将领，还是玄宗身边最牢靠的人；而且杨国忠根本不得这支队伍的人心。这是因为：蜀郡遍布杨国忠党羽，尤其是蜀郡军政被杨党把持多年，所以只要杨国忠本人一死，蜀地杨党就失去了纽带。可如果本受宠幸的蜀地杨党之首杨国忠之死，是皇帝亲手所为，就会刺激到蜀地杨党对玄宗的戒心，不利于玄宗入蜀后的稳定与安全。玄宗需要借刀杀人，以示自己对杨国忠并未失去信任。
杨国忠有可能挟天子以令诸侯吗？令诸侯，在安禄山强势夺下两京的节骨眼上，恐怕是难了；但挟天子，仍殷鉴不远。唐朝之所以能代隋，正是因为隋炀帝落跑江都，身边的将领以宇文化及马首是瞻，最后在江都逼杀了隋炀帝。这正是前朝与本朝交替之因。此时玄宗面临的处境与隋炀帝极其相似，比照历史案例之下不会没有顾虑。实际上，安史之乱是唐朝的分水岭。中央维系地方治理体系的通路渠道被大大破坏，唐廷集权能力严重受损，各地开始出现大量军阀。玄宗杀封常清、高仙芝，未必不是怕这些边疆大镇之节度使在关键时刻向安禄山妥协，然后为瓜分、坐定自己的地盘而出卖皇族。类似案例并不少，比如董卓之乱引发东汉军阀化，以及唐昭宗引虎拒狼，终被军阀完全控制。安禄山叛乱呈燎原之势，如果多方军阀同时掀桌子，晚唐和唐昭宗的悲剧提前百余年上演也并非完全没有可能。毕竟，封常清与高仙芝是一方军阀，而非像郭子仪、李光弼那样仅是皇族拔擢的中层将领出身。临阵连杀大将，玄宗究竟如何思考的，我们不得而知。但杀封、高二人，确实是有失大局，影响恶劣。那么，此前一直控制甚至遥领剑南节度使的杨国忠，无疑也是需要提防的人。只要唐玄宗想想这盛世急转而衰的时局命运与隋朝何其相似，想想这两京皆失的局面与隋朝何其相似，想想身为皇帝、率禁军出逃偏安的情节与隋朝何其相似，想想皇帝身边跟了一个大奸似忠且与逃亡目的地将领交往过密的宰相与隋朝何其相似，再想想隋炀帝被平日恭顺的宇文化及逼死的结局……恐怕只要能想到这里，就有了杀杨国忠的第一个理由，也是最大的理由：防止杨国忠以剑南势力挟持天子。关系到性命，理由就很充分了。
杨国忠在蜀中的势力之大，也不是我杜撰的，连当时禁军将士都能看出来。潼关陷落前，杨国忠也在明面上加紧布局汉中到成都的人事。
将士皆曰：“国忠谋反，其将吏皆在蜀，不可往。”（《资治通鉴·唐纪》）
自禄山兵起，国忠以身领剑南节制，乃布置腹心于梁、益间，以图自全之计。（《旧唐书·杨国忠列传》）
杨国忠被杀时，带走的重要官员就是杨党另两个核心。但除了杨家亲属被株连，陈玄礼却受玄宗命令，亲自保护了同为杨党的副相韦见素—这也说明，此事件并非为了诛除杨党，而是针对杨国忠本人，以及靠裙带关系遍布朝堂的杨氏亲族。事实上在这种军事危机的节骨眼上，玄宗不可能在蜀中发动大规模的政治肃清。从某种意义上说，老皇帝多年不管政事，才有杨国忠结党。杨国忠一死，杨党便反而只能暂时围绕玄宗本人，更有利于玄宗控制此时的危险局面。
国忠走至西门内，军士追杀之，屠割肢体，以枪揭其首于驿门外；并杀其子户部侍郎暄及韩国、秦国夫人。御史大夫魏方进曰：“汝曹何敢害宰相！”众又杀之。韦见素闻乱而出，为乱兵所挝，脑血流地。众曰：“勿伤韦相公。”救之，得免。（《资治通鉴·唐纪》）
玄宗派人保护韦见素父子，却没能保下魏方进。但魏方进之死，明确记载为他呵责杀杨国忠的士兵时才被杀。马嵬驿之变后，有人建议往晋中。可这里仍紧邻安禄山势力，双方拉锯战非常激烈，“往晋中”显然是下策，没有被采纳。有人建议往西北，也就是太子之后所选朔方镇，这是有退有进的抗敌上策。可是老皇帝还是坚持选择最为保守、颇显退却之势的蜀中。因为蜀中腹地广阔，外缘封闭，易守难攻，易进难出，虽不利于与中原争锋，但偏安一隅的话，起码保几年性命，显然是最佳选择。这时替老皇帝说话的，恰恰是最利于安抚蜀地杨党的韦见素。救他的作用显而易见。如果魏方进能像韦见素一样识相点，不站在杨国忠本人的一边，学韦见素赶紧走开，不刺激士兵，或许也能保下性命。毕竟他虽然与杨国忠有亲戚关系，但位阶不高。
这样看来，这不像是临时爆发的哗变，其诛杀目标和范围是较为明确的：杨国忠及杨氏亲族。
诛杨的第二个动机
陈玄礼是对唐玄宗说完请杀杨国忠才动手的。杀杨国忠，玄宗知情并决策的可能性很大。但没有记载玄宗如何对答与决定。至于杨贵妃被逼自尽，是不是玄宗原意只想杀相，没想杀妃，但士兵们临时激愤和畏惧秋后算账而架住下不来台的玄宗？或是玄宗实在无颜让这个其实有深厚感情的“解语花”知道此事是自己所为，和陈玄礼演了一出双簧苦情戏？再或者，是玄宗对陈玄礼、高力士临时反悔，装傻想独留贵妃？毕竟，杀了枕边人的全家，还如何能维系往日那般如胶似漆的感情……恐怕杀她也是在预谋之中。
杨氏一族本就是安禄山发难的口号，杨家兄妹的官怨民愤一直都在。安禄山撒下了一个足以混淆视听、蒙骗世人的弥天大谎：唐廷早已被杨国忠所控制，温柔乡里的老皇帝已经被外戚所架空。即使安禄山在攻下洛阳时已经建燕称帝，但大唐皇帝是否还有人身自由，是否真的为杨氏外戚所控，恐怕天下舆论都仍存疑。天下对这种疑虑的加深，与玄宗在关键节骨眼上杀封常清、高仙芝的昏着儿也有关……安禄山阻断唐廷中央与河北、关东地区的联系，关东人民怎能不去想，安禄山所打旗号或许并非捕风捉影？关东官兵的苦苦坚守岂能不发生动摇？
可能在潼关陷落前，玄宗确实有回护杨玉环本人之意。所以京师暗杀，也许兼有皇帝不愿让贵妃知道他才是杀杨主凶的因素。但在马嵬驿时，形势与潼关陷落前已经截然不同。
“逆胡指阙，以诛国忠为名，然中外群情，不无嫌怨。”陈玄礼其实也讲明了这第二大理由：拔除安禄山“清君侧”的口实，以正天下视听。
与汉景帝诛晁错的逻辑相同，诛除杨氏一族，其实是拔掉叛军“清君侧”的口实，以消除叛军举兵的合理性，削弱叛军军心，向天下昭示唐廷与皇帝并非安禄山所捏造那般早已失控，以夺回舆论人心、揭露安禄山个人利益意图的必要之举。这才是政治。但在这段历史记载中，此种政治意图完全被文学性粉饰了。陈玄礼很明显是玄宗的人，主流却更相信是肃宗干的。从之前唐廷为潼关战略之争临阵杀大将，到贵妃含石阻唐玄宗亲征，再到杨国忠在逃亡路上与玄宗的策略冲突，说明玄宗和杨国忠已经越来越处于一种互相不能信任的危局博弈中。事实上，安禄山反叛已呈卷席之势，当时唐廷无力平叛。京师即将沦陷，唐朝已经是大厦将倾。而安禄山的直接发难理由就是杨国忠本人。此时，杨国忠也明白，自己随时可能是双方刀俎下的鱼肉。杨国忠此前敢与三镇节度使安禄山对抗，身后也是有一方军区支持的，就是剑南蜀军。争取掌握兵权，是此前兼任剑南节度使的杨国忠能够自主自保的最好方式；蜀中遍布杨党，又给他提供了这种可能性。而这与唐玄宗的利益已然是一种矛盾状态。他应该提防玄宗，至少也得提防玄宗身边的军人。或许他也被看似糊涂的老皇帝给麻痹了。
中国历史上有三次著名的以“清君侧”为发难理由的叛乱：
第一，汉景帝七国之乱，“诛晁错，清君侧”。汉景帝痛杀帝师，七国联军声势转衰。
第二，唐玄宗安史之乱，“讨杨国忠”，马嵬驿诛杀杨国忠，安禄山的声势转衰。
第三，建文帝靖难之役，“讨齐黄，清君侧”。建文帝始终力保齐、黄二人，对峙三年最终让燕王得胜，建文帝不知所终。
从历史经验来看，拔除“清君侧”叛乱口实的好处是非常明显的：杀掉“清君侧”对象的叛乱，是皇帝赢了；没杀掉清君侧对象的叛乱，是皇帝输了。
是时，天下以杨国忠骄纵召乱，莫不切齿。又，禄山起兵以诛国忠为名；王思礼密说哥舒翰，使抗表请诛国忠，翰不应。（《资治通鉴·唐纪》）
王思礼也曾谏言哥舒翰，让他向皇帝请杀杨国忠。可以看出这个拔除“清君侧”口实的诛杨动机，也是当时的形势使然，是当时很多人的共识，他们很容易想到。可是唐玄宗在潼关陷落之前，始终回护杨玉环，故力保杨家，仅仅对杨国忠个人有暗杀举动。所以连哥舒翰都不敢公开提这个明显正确却会触碰玄宗矛盾心理的、并不难想到的政治方案。陈玄礼在长安就曾对杨国忠动手，不至于会比王思礼向玄宗进言还晚。陈玄礼平日是玄宗身边的老人，这类内廷能关起门说话的亲信智囊还有高力士。他们这些跟了玄宗四十几年的铁杆老伙计，不至于没有私下暗示过玄宗，玄宗不大可能听不到。安禄山讨杨的谎言明明白白，诛杀杨国忠就会戳破谎言—玄宗自己也不大可能想不到。只是潼关陷落前，玄宗认为唐廷在军事实力上可以平叛。但玄宗出逃后，平叛信心已然崩溃，心态已变。他自己重新想到这一点，而且做出决策，也是很有可能的。
此朕之不明，悔无所及！
…………
朕比来衰耄，托任失人，致逆胡乱常，须远避其锋。知卿等皆苍猝从朕，不得别父母妻子，茇涉至此，劳苦至矣，朕甚愧之。（《资治通鉴·唐纪》）
说到皇帝的心态，在潼关陷落前，玄宗是不想认错的，是焦躁、维护脸面的。叛乱刚起，安禄山都已经反了，他依然认为是杨国忠在造谣。玄宗始终是顶住朝堂的压力，几乎以自己的人格在保安禄山。安禄山本来也是想等七十岁的玄宗死后再动手，还念一点老皇帝的知遇之情。可杨国忠极力挑拨，狂揭安禄山老底，刺激得安禄山不得不提前动手……所以，安禄山反叛，对玄宗的情感、自尊心是极大的打击：待人推心置腹，却被人恩将仇报，堂堂资深盛世明主，被一手栽培出来的后辈戏耍于股掌之中……现实面前，连杨国忠也能对皇帝说风凉话了。怨愤难平，急于讨回脸面，当是玄宗焦躁失策的情绪因素。所以他杀封常清、高仙芝，逼哥舒翰，本质是自己不谙兵道，为催促平叛、尽快挽回脸面，外行瞎指挥内行。但是自打逃离长安之后，情势已经发展至此，不由得他不反省。于是，他在开始逃亡之后，反复反省并承认错误，说自己老了，糊涂了，失察了……这个心态的前后变化是极明显的，所以我不认同脸谱化地解读玄宗，认为他前边糊涂就始终糊涂。因为事态发展、心态发展，都是动态变化的。所以，此前他不愿意考虑的方案，这个时候很可能就心下暗自接受了。
知会太子的动机
陈玄礼以祸由杨国忠，欲诛之，因东宫宦者李辅国以告太子。太子未决。（《资治通鉴·唐纪》）
陈玄礼在行事前，其实无须得到太子的同意。他也不是第一次要杀杨了。他与太子也本无交集，太子最终也并未答应，更未助力于他，他仍然独立行事成功。知会太子几乎没有任何实际作用。太子与杨国忠不和，他也不必有得罪太子的顾虑。身为玄宗亲信、以性命相托的武将，他此时与太子接触，更是触碰皇帝逆鳞的行为。要知道，玄宗的多疑性格和对太子的提防，是举朝皆知的。之前储位之争，玄宗杀子可是没有一点仁慈和犯迷糊的表现。但陈玄礼仍旧与太子作不痛不痒的商讨与知会—或许是故意将此事往太子身上引，让人更多地往太子身上猜。让太子立于危地，以防太子周围聚党，是玄宗一贯的手段。如果确是玄宗故意为之，在陈玄礼背后这么明显的主仆关系下，他得尽可能用兵变撇清自己，混淆视听。后来玄宗也并未对陈玄礼的多此一举表示反感和秋后算账，反而与陈玄礼始终互相保持高度信任的关系—因而他很可能是提前知情的。而肃宗显然也没有去重用陈玄礼这个六十五岁以上、属于玄宗辈的老将军。玄宗回长安后，陈玄礼仍在兴庆宫追随玄宗。肃宗、玄宗与陈玄礼，都不像有太子与将军同谋后该有的事后表现。
毕竟，这时太子仍在入蜀队伍里，皇帝无法预知太子第二天会离队—那么太子入蜀后，蜀地杨党围绕皇帝而提防太子，是玄宗既有政治制衡状态的延续，显然对玄宗更有利。
很可能，杨党还在，玄宗是要把这件事往太子身上引。可后来杨党已经失势、瓦解，杨国忠的历史罪责已经明确，继位的太子反而希望历史的记录往自己身上引。所以，几方一起促成了这个奇怪的“合谋”。
诛除杨氏这个活儿，即使不是太子所为，后来的唐肃宗也不会介意揽到自己身上。虽有忤逆之嫌，却有除恶之功。起码在马嵬驿与玄宗分道扬镳之前，权力并不在太子那里。但这个事件如果归于太子，在后来舆论上对太子是有利的，能够塑造太子临危决断、挽扶危局、威严果敢的形象。毕竟安禄山就是打着诛杨国忠的党争旗号，天下对杨国忠的祸国地位当时是定论了。所以肃宗既不承认也不点破，不清不楚，无所谓认与不认，却使大家仅根据书面上的三言两语而认为他的作用很重要。
高力士作为玄宗最信任的人，直言杀妃；甚至很快补上杨国忠宰相之位的韦见素，其子韦鄂也直言相谏杀妃。他们是否提前就知晓玄宗本来的意思，玄宗是否临时犹豫，想争取独留贵妃，刻意试探群臣与侍卫的底线—都未可知。但对杨玉环的死，玄宗后期有懊悔和伤悲，却无任何怨言和追责。总之，贵妃是被他杀了。
上议亲征，辛丑，制太子监国，谓宰相曰：“朕在位垂五十载，倦于忧勤，去秋已欲传位太子；值水旱相仍，不欲以余灾遗子孙，淹留俟稍丰。不意逆胡横发，朕当亲征，且使之监国。事平之日，朕将高枕无为矣。”杨国忠大惧，退谓韩、虢、秦三夫人曰：“太子素恶吾家专横久矣，若一旦得天下，吾与姊妹并命在旦暮矣！”相与聚哭，使三夫人说贵妃，衔土请命于上；事遂寝。（《资治通鉴·唐纪》）
唐玄宗反复临阵杀将，是遂了杨玉环的心意。在潼关被破前，玄宗虽然屡出昏着儿，显得急躁，但对平叛，对京师安全、自身安全是基本有信心的。事实上安禄山对潼关久攻难破，河北老巢又被郭子仪、李光弼打得愈发不稳。长此以往，叛军会腹背受敌，安禄山也是相当焦虑的。在潼关陷落前，唐朝的据守优势还很明显。玄宗在那时提出传位太子和御驾亲征，也是传递给太子的积极信号。玄宗在潼关陷落前，仍然是把杨玉环放在第一位的；所以逼着一线大将搞政治站队，最终误了大事。
这些只是一种基于史料框架，解构人物心理动机后的猜测。但我个人觉得，可能性不比太子策划此事小多少。因为观察玄宗，绝对不能忽略他是一个政治家。玄宗选择了退却，但他还不至于要让整个大唐都跟着他退却。马嵬驿兵变的本质，很可能根本就不是兵变，而是玄宗利用近臣制造兵谏假象，进行的一次皇帝本人策划的有针对性、有目标人员范围且可控的灭杀行动。当然，士兵可能是有情绪的。我与主流看法所异之处，仅在于这种情绪为谁所利用。主流认为是太子，或单纯是陈玄礼，我认为背后真正的人是玄宗。
诛杨的第三个动机
安禄山不意上遽西幸，遣使止崔乾兵留潼关，凡十日，乃遗孙孝哲将兵入长安。（《资治通鉴·唐纪》）
初九潼关陷落。十二日黄昏，玄宗厚赐随驾禁军钱财和布匹，十三日黎明从长安出发，十四日历四十余千米到达马嵬驿，驻留到十五日出发，十七日历一百千米到达扶风郡，十八日历一百五十千米到达陈仓，二十日历一百八十千米转为南向到达散关，进入蜀道。安禄山兵马进入长安，则是玄宗出逃十天之后的事情。这个时间差很关键。
仗下，士民惊扰奔走，不知所之，市里萧条。……甲午，百官朝者什无一二。……上过便桥，杨国忠使人焚桥。上曰：“士庶各避贼求生，奈何绝其路！”留内侍监高力士，使扑灭乃来。……甲子，上至普安，宪部侍郎房琯来谒见。上之发长安也，群臣多不知，至咸阳，谓高力士曰：“朝臣谁当来，谁不来？”……于是王公、士民四出逃窜，山谷细民争入宫禁及王公第舍，盗取金宝，或乘驴上殿。（《资治通鉴·唐纪》）
根据这些记录，早在玄宗出逃前，京城里有钱有实力的，就已经开始纷纷出逃。玄宗出逃后，“王公、士民”等有能力逃跑的，也大多跑空。有“士庶”与官员紧随玄宗队伍其后而来。
乙未，黎明，上独与贵妃姊妹、皇子、妃、主、皇孙、杨国忠、韦见素、魏方进、陈玄礼及亲近宦官、宫人出延秋门，妃、主、皇孙之在外者，皆委之而去。……安禄山使孙孝哲杀霍国长公主及王妃、驸马等于崇仁坊，刳其心，以祭安庆宗。凡杨国忠、高力士之党及禄山素所恶者皆杀之，凡八十三人，或以铁棓揭其脑盖，流血满街。己巳，又杀皇孙及郡、县主二十余人。（《资治通鉴·唐纪》）
玄宗带走了宫中的贵妃一家，皇子、皇妃、皇孙，但来不及带走宫外的。宫外的，应该是宗室远亲居多。所以安禄山攻入长安后，屠杀的多是与皇帝血缘较远的不得势的王妃、驸马、郡主、县主，皇孙大概也是宗室旁支居多。真正被杀的公主，只有因被逼与获罪驸马离婚而与玄宗交恶的、同样年迈的玄宗亲妹：霍国长公主。
实际上，玄宗虽然是瞒着众人仓皇出逃的，但并非安禄山兵临城下才出逃。玄宗仅给扈从士兵留了从黄昏到黎明一个晚上的时间做安排整顿。玄宗时期的禁军，据推断多为京师侠少、长安大户子弟，多是常年混京城的游侠纨绔，并非两耳不闻营外事的一般兵源。玄宗厚赐之后，无法断定仅仅一个晚上的时间，这些财帛是否能够顺利流入扈从禁军家中。虽然禁军没来得及与家人道别，但我认为既然赐的是帛物，应当能够通过一定的渠道送至多数扈从的家中。或许这也可理解为资助他们家人跟随逃亡的路费？
王、侯、将、相扈从车驾、家留长安者，诛及婴孩。（《资治通鉴·唐纪》）
所以，从玄宗出逃到安禄山兵马进入长安的几天里，有能力安排全家出逃的，应该是已经跟着玄宗队伍逃走了。禁军家人中，也有没能力出逃的，最终只能成为殉葬品。所以，字字珠玑的史笔，也会强调一句“家留长安者”，即扈从禁军没能力出逃的家人，被安禄山杀绝，连婴儿都不放过。但这句强调之语，同时可以理解为，也有“家未留长安者”，否则不必多此一言。所以玄宗做了些许起码的安排—因为这关系到皇帝托付人身安全的禁军的忠诚，关系到自己的性命。本为躲避叛军逃命，如果不提防身边的禁军，反而被禁军累杀，岂不是事与愿违？
扈从士兵有无法放下的后顾之忧。很多坚信是马嵬驿哗变的人，讲到这种情绪，会强调士兵在马嵬驿吃不饱饭，所以才闹事。但这只是明面上的理由。当时的置顿史是魏方进，杀，也应该是先杀魏方进。但士兵却是围着杨国忠喊“没吃的了”；杨死后，魏方进在旁边斥责士兵，才被杀。实际上兴平离西安不远，队伍从长安到马嵬坡只刚走了一天多，仍然是京兆府辖区内。当地的官吏跑了，所以才暂时没有足够的食物。等后几日行进到扶风一带的郡县时，军队的补给基本就解决了。一天的时间，士兵饿肚子的积怨，还不至于到兵变的程度。扈从有杀杨的情绪，恐怕还是和他断军属后路有直接关系。
杀杨国忠，确实能够泄愤，因为杨国忠试图烧左藏库与便桥的做法，不仅是阻挠叛军，也是断禁军家人的逃亡路线、断玄宗的后路。因为这不是兵临城下的出逃，这次出逃给后来者留有能够跟随的一定的时间差。杨国忠不仅不忌惮玄宗，更想不到自己所为会引起士兵的愤怒。玄宗这时主动派高力士等人，屡次及时制止了杨国忠的断路做法，他岂会不明白禁军的心思和情绪？所以说，禁军杀杨国忠，玄宗蒙在鼓里—在我看来可能性不大。从这里来看，仅任宰相不过两三年的杨国忠，政治嗅觉与危机敏感度是远不如玄宗的。这种低劣的战略头脑与政治嗅觉，如果真的让他到了蜀中，像宇文化及那样做出挟君甚至弑君的蠢事，也不是不可能。
从这几处记录来看，我个人倾向于认为：大部分禁军的家人是有能力和足够的时间逃走的。否则那支数百人的禁军，就不会仅仅是闹一些情绪、发一些牢骚，更不会是玄宗杀个权臣、流点眼泪、说些感人的话、分点财帛贡品，就可以轻易安抚的了。所以，禁军一直有情绪—而且情绪一直从十三日延续到十七日。玄宗在扶风提出给兵士们分蜀中进贡来的春彩，让他们按自己意愿决定去留，并表示愧疚与感激时，这种情绪才被彻底化解。
己亥，上至岐山。或言贼前锋且至，上遽过，宿扶风郡。士卒潜怀去就，往往流言不逊；陈玄礼不能制，上患之。会成都贡春彩十余万匹，至扶风，上命悉陈之于庭，召将士入，临轩谕之曰：“朕比来衰耄，托任失人，致逆胡乱常，须远避其锋。知卿等皆苍猝从朕，不得别父母妻子；茇涉至此，劳苦至矣，朕甚愧之。蜀路阻长，郡县褊小，人马众多，或不能供，今听卿等各还家；朕独与子、孙、中官前行入蜀，亦足自达。今日与卿等诀别，可共分此彩以备资粮。若归，见父母及长安父老，为朕致意，各好自爱也！”因泣下沾襟。众皆哭，曰：“臣等死生从陛下，不敢有贰！”上良久曰：“去留听卿。”自是流言始息。（《资治通鉴·唐纪》）
因此，本人认为：马嵬驿事件中谁利用这股情绪发动了事变，史家各有看法，但不可否定这种情绪的存在。天理人情，任谁和自己即将陷入危险的家人失去联系，都不会无动于衷、没有担忧和情绪。唐玄宗最后化解这种情绪，恰恰是因为他有感性和富有同理心的一面—否则，作秀都作不到点上。安禄山在形势大好、风头最劲时内乱外颓，根本保存不住胜利果实—不得不说，暴戾昏聩之主，与老来屡屡糊涂却尚留有待众之明达的唐玄宗对比，是差得很远的……差的，或许不是智商，而是情商。杨国忠亦如是。
杨国忠麻木作死而不自知，断禁军家属后路，激起兵将群体情绪，也给处于险地的玄宗制造了管理难题—这是杀他的第三个理由。有这三个理由叠加，玄宗还不杀他，那真如同自杀了。
有些人认为马嵬驿兵变仅仅是陈玄礼暗地里为不知情的玄宗解忧—这严重低估了玄宗对禁军动向的敏感度。
唐朝在开国的一二代交替时，就发生过因控制禁军而成功的玄武门政变，开了一个容易引起子孙效法的坏头。所以唐代宫廷政变尤其多，尤其是起于禁军的兵变。
李隆基本人的成长岁月中，便目睹了通过控制禁军而发动并成功的神龙政变，和发动但失败的景隆政变。唐玄宗本人后来诛除韦后时，通过勾连禁军，策划、发动了唐隆政变；诛除太平公主和向睿宗夺权时，又抢夺禁军指挥权，策划、发动了先天政变……玄宗杀太子李瑛、鄂王李瑶、光王李琚时，也是认定他们意图发动禁宫政变。他对勾结禁卫的行为毫不手软……
正是因为玄宗对禁军的形势与动向极为敏感，所以他多次利用禁军，跳跃式地获取了巨大声望和权力。由于玄宗深知禁军的关键性，他在开元时期推动了北衙禁军的募兵化、内廷化、私属化。人家玄宗是“禁军专家”啊，绝对能明察秋毫，有人却认为玄宗不知道禁军要闹情绪？
玄宗晚年的糊涂在于任将多疑，不顾大局。这种表现持续到潼关被破，玄宗连与叛军对峙的信心都彻底丧失。这可能与玄宗极力回护杨玉环的心态有关。但玄宗信心崩溃，选择出逃，实际也反映出他对杨氏心态的改变。
面临全局战争，玄宗的军事能力或许是不足的。但玄宗管了一辈子禁军，控制禁军发动兵变可以说是玄宗发家的老本行，高度依赖数百禁卫逃亡时，他对禁军形势岂会那么不敏感？这是玄宗最傲人的职业能力与职业经验之一。陈玄礼策划这件事，玄宗无所察觉，甚至毫不知情的可能性并不大。认为玄宗对政变和禁军情绪无所察觉、没有应对举措，把玄宗理解成一个完全被动的糊涂小老头，无异于说迈克·乔丹由于年龄太大，很久没有打过比赛，所以会像一个生瓜蛋子一样在限制区傻站三秒，像个没摸过篮球的孩子一样犯规……当时士兵有情绪是肯定的，我们看区区数百字史料都能感受到的情势，玄宗面临性命攸关的形势，亲历亲见，岂会浑浑噩噩而只知整日赶路，而没有思考应对？
李亨做太子时，常年受到玄宗恐慑。鉴于前太子李瑛触碰禁宫兵事的教训，仍在玄宗控制中时，李亨最不敢碰的也是禁军这一块。因此“太子不决”也就可以理解了。所以史书所记载的事件经过，大致不会有问题，本文也没有质疑。但对史料中人物所刻意展现的言辞立场，我怀疑是一整场有预谋的表演；顺着其思路解读，有多处违背情理，颠覆人物既往性格表现及现实成就，显得过于表象化。
放走太子的动机
除了诛杨，太子借民意与入蜀的玄宗分道扬镳，留在北方抗敌，甚至也极有可能是玄宗的意思。
因为以玄宗的性格，到晚年已经是十分厌政了。除了兵权、财权、任免权，一概都不愿多想多管，总想做个甩手掌柜。玄宗虽然杀过一次太子，但他对武惠妃所生、李林甫力挺、曾是杨贵妃前夫的寿王李瑁，打了那多年马虎眼，就是不给太子位。精于识人的玄宗看别人看得准，自己几个儿子什么样，想必也了然于胸。他为了法统稳定，最后把太子位给了本当顺位继承的李亨。李亨战战兢兢这么多年，玄宗也只是任由李林甫和杨国忠轮流吓唬吓唬他，而没有真的废掉他。这说明玄宗并无随意更储的意思，江山迟早是太子的。七十岁高龄的老皇帝，仅指望着多活两年，别像李渊那老祖宗和李旦老爹一样，最后被架空、失去人身自由就成。可是安史之乱，把这个局搅黄了。入蜀偏安的唐玄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就是为了活命，不想管这烂摊子。但老到的他也明白，一旦皇室彻底南迁入蜀，大唐道统也就崩溃了。北方平叛各方没了主心骨和斗志，很可能相继投降安禄山，或者割据一方成为摇摆军阀。北方彻底沦陷或分裂，巴蜀一隅也终将为强弩之末，无法独存；自己的地位和性命，依旧难保。留太子，空留危如累卵的皇帝权力；放太子，敦促关中争夺战，乃至整个国家的平叛，大唐的道统才能继续维持—这是一个基本的战略认识。
及行，父老皆遮道请留，曰：“宫阙，陛下家居，陵寝，陛下坟墓，今舍此，欲何之？”上为之按辔久之，乃令太子于后宣慰父老。父老因曰：“至尊既不肯留，某等愿帅子弟从殿下东破贼，取长安。若殿下与至尊皆入蜀，使中原百姓谁为之主？”（《资治通鉴·唐纪》）
这里的记载，玄宗一举一动都是很重要的。玄宗在被百姓说成是丢家弃祖的大家长时，“乃令太子于后宣慰父老”。这是一个主动的命令，让太子去和父老商量这件事。我们可以代入想象一下，如果我们是这些民众，我们抓住族长抱怨他不为家族考虑，不应该离开家族—在这个时候，族长居然跑到一边，把家族接班人推到我们这里来，让他和我们对话，我们会怎么想？“父老因曰”，民众是顺着玄宗给的台阶，又进而请求让太子留下。难道我们不可以理解为，故意让太子过来说话，这是玄宗的有所表示吗？父老本来是想劝皇帝留下，说不定还没想到太子，反而让皇帝提了个醒：皇帝不留，但可以留太子啊！
上总辔待太子，久不至，使人侦之，还白状，上曰：“天也！”乃分后军二千人及飞龙厩马从太子，且谕将士曰：“太子仁孝，可奉宗庙，汝曹善辅佐之。”须臾，众至数千人。（《资治通鉴·唐纪》）
皇帝等待太子那边的结果，太子“久不至”；玄宗感叹道：“天命啊！”于是把兵马分给太子，“可奉宗庙”“辅佐之”，已经说得很明白了。试问，此时皇帝如果坚决要带走太子，太子能拒绝吗？禁军此时是要跟太子走，还是跟玄宗走？这个时候、这个地点的权力，是在谁手中？有些人认为是太子策划此事—但关键的决策权并不在他手里，玄宗会不会把太子推过来和父老说话还是另说，这显然不是太子可控、可当下自决的事情。太子敢忤逆欺君？当下还是玄宗说了算。
最后一句“须臾，众至数千人”更是值得玩味。史料都是采编而来的，并非人物的翔实对话，而是择取其中关键话语及话意进行高度浓缩的文言记录。不同史料对一手资料的内容可能有所选择地增减，但记下的是字字珠玑，所采选的句子或许藏有一定含义。这是史家的暗笔。史书为何要啰唆这一句呢？如果我们有基本的情景还原能力，就可以想到，玄宗说“天命啊”的时候，是在感叹这件事的偶然性。有父老挡住道路劝玄宗，人之常情；而须臾片刻，上千民众会聚过来，那是因为玄宗作出了历史转折性的决策。更多的父老是被一个大事情临时吸引过来的—连父老都知道玄宗突然发布了一条令人意想不到的指示。所以我个人理解，这本来是偶然的少数民众劝谏，正在酝酿关系历史走向之重大决策的玄宗，借此时机正式表达立场，吸引更多民众围观，事件的场面才片刻间扩大化。史书提到这一句，就是印证，这是玄宗决策时的场面发展过程，是由玄宗所主持与导向的。
皇室不该完全南迁，是一个战略基本认识。玄宗带着政治经验丰富的几个重要智囊，对还要不要北方的问题，不可能无所思虑。玄宗仅仅是想借历代都要拖几十年才能军事统一的巴蜀盆地的地利，保住自己性命，并不是真的昏聩到无所谓丢弃社稷和国家。毕竟，那个盛世，是玄宗亲手打造出来的。
我想，太子“久不至”时，玄宗的心里是既喜且悲的。悲的是，自己老迈，只图存活。玩了一辈子的御人权术，大权从未旁落；弹压太子几十年，结局竟是自己主动草草交权。喜的是，他好歹给大唐留下了希望，太子也没有懦弱到这个时候都不敢接任，自己算给祖宗做了些救赎吧。禁军此前劝玄宗不要向蜀中去，玄宗就默不作声，而由韦见素出来打圆场。其实这里也一样，皇帝实在是无颜对百姓说出那句“朕非走不可”，才把太子推出来跟百姓说话……
又谕太子曰：“汝勉之，勿以吾为念。西北诸胡，吾抚之素厚，汝必得其用。”太子南向号泣而已。又使送东宫内人于太子，且宣旨欲传位，太子不受。（《资治通鉴·唐纪》）
玄宗之前提过一次“欲传位”，这次又是一次“欲传位”。欲传位，不是真的传位。这可能连试探都不是，更像是戴高帽、加紧箍。你表示愿意的话，父亲尚在你就急着抢班夺权，你不孝；你表示不愿意的话，是为父亲留着江山，那你是对父亲和百姓都立下了“不当皇帝”的承诺—假如违背，会有违心之愧、诛心之罪。当然，这紧箍和皇族斗争的风险相比，太虚了。太子也就是在玄宗嫡系的队伍里，暂时不敢应承。当然，这个表示还有更重要的好处，就是太子虽然没承诺当皇帝，但行使权力是名正言顺、得到天子授权的。可太子毕竟也是在赌—这仍是太子后来自己称帝的依据之一。玄宗，也是在赌。
玄宗闻之曰：“此天启也。”乃令高力士与寿王瑁送太子内人及服御等物，留后军厩马从上。令力士口宣曰：“汝好去！百姓属望，慎勿违之。莫以吾为意。且西戎北狄，吾尝厚之；今国步艰难，必得其用，汝其勉之！”（《旧唐书·肃宗本纪》）
《旧唐书》对玄宗诏谕记得更详细些。重点在于两条：第一，“勿以吾为念”“莫以吾为意”；第二，西北诸胡戎狄，“必得其用”。前者，是最后的政治嘱托，言下之意：我已经不重要了，你关键时刻可以做一些可能损害我利益的决断。后者，是最后的事务嘱托，是交代说：西北胡各部，可以是重点依靠的力量。这可能体现了玄宗此前杀封、高的动机之一。太子后来称帝，就向西北各族借兵，可以说大概是遵从了这最后的嘱托……
太子有决心要留下，皇帝也有决心要放走他。这并不冲突，与马嵬驿诛杨是否与太子有关，因果联系不大。所以我个人对太子策划马嵬驿兵变，持否定态度。
唐玄宗只想活命，保住一日三餐，有人伺候就行。对于一个七十多岁、失去斗志和精力的高龄老皇帝而言，他对曾经辉煌的帝国，最后能尽到的一点责任，也就是放下这已如镜花水月般的权力，提前放走太子了。太子迟早要掌握权力，不如让他现在就走。太子作为名正言顺继承自己皇位的皇储，在北方只要还掌有一些军权和地盘，蜀地杨党如有异心也会投鼠忌器，自己在蜀郡的安全也就更加有保障。即使明知太子将来会失控，甚至提前称帝，这笔买卖依旧很划算。毕竟面临难于上青天之蜀道的舟车劳顿，年逾七十的皇帝知道：自己还能有几年光景呢？他当时的古稀年龄已经能名列帝王寿命榜前茅了，能安稳地活下去就不错了。两京已失，那局面，想必也非一年半载就能平定；太子也没有多余精力到蜀中逼宫。作为太子的父亲，太子即使夺权，也不至于对父皇下杀手。这些事情，老皇帝在逃亡的路上应该不止考虑过一遍。
太子离队这一段，也很可能是后来肃宗及当事群臣向史官复述的历史记载。到底是太子借民意向父皇施压，还是借民意来弱化玄宗当时的决断能力，避免给自己在关键时刻的英明果决减分，不得而知。主观的东西很难证伪，你也不能说哪个有问题，即使观点不同也只能以主观驳主观……后来玄宗交出玉玺，降尊为太上皇，与马嵬驿队伍是玄宗嫡系部队的情形不同，后来的太子已经掌握北方主力，玄宗也只能如此。
禁军诛杨，玄宗是否知情
丙辰，次马嵬驿，诸卫顿军不进。龙武大将军陈玄礼奏曰：“逆胡指阙，以诛国忠为名，然中外群情，不无嫌怨。今国步艰阻，乘舆震**，陛下宜徇群情，为社稷大计，国忠之徒，可置之于法。”会吐蕃使二十一人遮国忠告诉于驿门，众呼曰：“杨国忠连蕃人谋逆！”兵士围驿四合。及诛杨国忠、魏方进一族，兵犹未解。上令高力士诘之，回奏曰：“诸将既诛国忠，以贵妃在宫，人情恐惧。”上即命力士赐贵妃自尽。玄礼等见上请罪，命释之。（《旧唐书·玄宗本纪》）
丁酉，次马嵬，左龙武大将军陈玄礼杀杨国忠及御史大夫魏方进、太常卿杨暄。赐贵妃杨氏死。（《新唐书·玄宗本纪》）
军士围驿，上闻喧哗，问外何事，左右以国忠反对。上杖屡出驿门，慰劳军士，令收队，军士不应。上使高力士问之，玄礼对曰：“国忠谋反，贵妃不宜供奉，愿陛下割恩正法。”上曰：“朕当自处之。”入门，倚杖倾首而立。久之，京兆司录韦谔前言曰：“今众怒难犯，安危在晷刻，愿陛下速决！”因叩头流血。上曰：“贵妃常居深宫，安知国忠反谋？”高力士曰：“贵妃诚无罪，然将已杀国忠，而贵妃在陛下左右，岂敢自安！愿陛下审思之，将士安则陛下安矣。”上乃命力士引贵妃于佛堂，缢杀之。舆尸置驿庭，召玄礼等入视之。（《资治通鉴·唐纪》）
其实，在《资治通鉴》与新旧唐书中，成书时间最接近马嵬驿事件的五代《旧唐书》没有提到太子参与此事；而是提到陈玄礼向皇帝奏请杀杨。各书没有记录皇帝如何表态，在列传中提到李辅国参与谋划。在宋朝成书的《新唐书》《资治通鉴》里，记为陈玄礼找李辅国知会太子第二日诛杨，太子还“未决”。而除了《资治通鉴》里明确记录为“上闻喧哗，问外何事”，表面作对士兵之前杀杨国忠不知情外，《旧唐书》仅仅记录为士兵们杀了杨国忠后不散，皇帝问了才知道，是要继续杀贵妃……
如此来看，只有《资治通鉴》明确记载杀杨国忠，玄宗表示不知情。新旧唐书是未置可否。所以，这个事变，玄宗到底知不知情、有没有作出决策，其实我的猜想也并非特别离经叛道，仅和《资治通鉴》有异。我也不是怀疑《资治通鉴》的记录是假的，而是认为，这仅仅是一场秀。秀作出来了，就是客观事实，也会被记录；但我怀疑这句“问外何事”是装的。但当事人真正的内心想法，和浓缩的史料记载字里行间背后的第一历史的细节真相，是不可能仅仅依据记录来论断的。难道历史人物没有被揭开、不为人知的谎言被记录下来，就不是谎言了吗？我们为什么不能质疑史料所透露的主观动机是刻意而为的呢？实际上玄宗朝恰恰是唐代制度之变的转折点，是一段涉及多领域改革的时期，如群相集议转向首相独裁，府兵制转向募兵制，还有税制、律法、行政、漕运等众多方面，可以说是全方位的密集变革期。但玄宗朝的改革最终又引发了巨大的乱局。北宋因改革而爆发的党争最为激烈，所以北宋保守派著史多有影射改革派，夹杂意识形态解读略多。如果不是研究史料本身，而是思考历史经验，通过主观上的战略决策心理反推，适度解构并不是坏事。
对于马嵬驿之变，有个前提不能变，玄宗是一个当时身体还硬朗的、精通驭人之道、老谋深算的政治家。玄宗早年精力充沛，李林甫以前的宰相，几乎没有超过四年任期的。玄宗朝宰相有二十六人之多。那时候诸多开元正、副名相，在能力和风格上，多有互补。而且玄宗常常是正相、副相一起撤，换全新班子；根据每个阶段时弊需要，任用不同类型的宰相。到晚年，玄宗厌倦政务，李林甫破天荒地掌相权近二十年。如果没有安史之乱，杨国忠在相位的时间，估计也会很长。从开元到天宝，他任相的风格，由从短期高频的更替互补，转为长期持续的斗争牵衡，所以有了李杨斗、杨安斗。他是太习惯和自信于他的驭人平衡之术了，最终也误在这一点上。
玄宗对李林甫与杨国忠的独断专行，并非不知。他晚年曾在闲谈时评价李林甫：“此人嫉贤妒能，举无比者。”那玄宗为什么还长期任用李林甫呢？恰恰是因为他需要宰相的独断专行。
子岫为将作监，见权势熏灼，惕然惧，常从游后园，见辇重者，跪涕曰：“大人居位久，枳棘满前，一旦祸至，欲比若人可得乎？”林甫不乐曰：“势已然，可奈何？”（《新唐书·李林甫列传》）
李林甫其实还是比较有政务能力的一个人。连他儿子都感到忧心，他并非不知自己积怨会招祸。或许，他明白这是取得玄宗长期信任的必要做法。玄宗不管政务，若是人事和威望也被相权架空，肯定会不放心。所以玄宗后期，皆用不得人心的腹黑奸相，以保持着较稳固的政治制衡态势。李林甫与杨国忠不把自己搞得臭味熏天、不与现任储君结深怨，恐怕也当不得太久的宰相。而当沦为玄宗弃子时，这积怨又是玄宗可以随时挥起的政治利剑。李林甫刚死，便被抄家定罪。安史之乱刚爆发，杨国忠便被泄愤诛杀。老皇帝一直都为自己准备着，随时用来担责疏愤的替罪羊。
丁未，至京师，文武百僚、京城士庶夹道欢呼，靡不流涕。即日御大明宫之含元殿，见百僚，上皇亲自抚问。人人感咽。（《旧唐书·玄宗本纪》）
玄宗为太上皇，在兴庆宫居。久雨初晴，幸勤政楼。楼下市人及街中往来者，喜且泫然曰：“不期今日再得见太平天子。”传呼万岁，声动天地。（《太平广记·卷一百八十八·权倖》）
当时人们痛恨搅乱盛世的李林甫、杨国忠、安禄山……而玄宗本人，则一直都是那个受百姓爱戴、怀念，仅是被“奸臣蒙蔽”的太平天子—即使是在天下生灵涂炭之后。
玄宗的心性
唐玄宗这个人的能力和性格，具有特别强烈的矛盾性。这与他本身的人格特质、成长经历及所处的境遇都有关。建立过伟大事业的帝王，普遍都有着相似的忧虑和思维，故而多疑又重权谋。这是环境决定的。但是从基本人格特质来说，每个帝王又明显有各自的风格特点。比如同为执政数十年的暮年皇帝，秦昭王、汉武帝就颇多类似点；而唐玄宗与乾隆这类“全才老人”，可能相似之处更多。以下是唐玄宗的成长经历：
他出生那年，爸爸代替伯父做了奶奶的傀儡皇帝。他在家里排行老三。
他三岁那年，被封为楚王。
他四岁那年，奶奶开始大肆杀戮他的宗族，人人自危。
他六岁那年，奶奶废掉他的爸爸，成为女皇帝。他爸被降为皇嗣，全家被逼迫改姓为“武”。
他九岁那年，亲妈被奶奶弄死。爸爸被人陷害，差点全家获罪。自己被降级为临淄王。
他十四岁那年，伯父重新被立为皇嗣。从这一年起，他爸排行老二；他自己也排行老三，未来与皇位几乎无缘了。
他十七岁那年，奶奶从洛阳回到长安，从此将他们亲兄弟五人，全部软禁在兴庆坊，号称五王宅，即后来的兴庆宫。
他二十岁那年，史载其“仪范伟丽，有非常之表”。
他二十一岁那年，奶奶终于去世了。伯父登基为帝。他被外放潞州。
他二十三岁那年，堂兄太子造反；伯父怀疑他爸，全家险遭牵连。
他二十六岁那年，回京。伯父被伯母杀死，伯母临朝称制。他与姑姑联手发动政变，杀死伯母，拥立他爸称帝。陈玄礼也参与了此次行动。因有政变夺位之首功，他得长兄辞让，被立为太子。
他二十七岁那年，姑姑把控政事堂，攻击他作为次子，不该立为太子，并极力挑拨他与皇帝的关系。
他二十八岁那年，爸爸为摆脱姑姑的离间和在政治上的步步紧逼，传位于他，自称太上皇。但太上皇称“朕”，命曰“诰”，五日一受朝。皇帝只自称“子”，命曰“制敕”，每日受朝，兵权、人事权及死刑权，取决于太上皇。他爸依然防他，甚至向他明言：传位仅为避祸。一旦他爸战胜姑姑，很可能会复辟，或引入其他皇子制衡他。那么，坐过皇位的他将是亲爸的首要防范与打击对象。
他二十九岁那年，再次发动宫廷政变，清除姑姑势力；顺便从他爸太上皇手中夺得真正权力，亲理国政。姑姑被赐死，爸爸也退居二线。
玄宗从小由于父亲的敏感地位和危险境地，实际上多数时间是尊贵的质子状态，也早早由于政治斗争失去了该有的母爱。这种时刻的不安感，一直伴随到玄宗中年时期。
玄宗早年第一次政变，代表的是父亲的势力，目的是除韦后；第二次代表自己的势力，除太平公主，逼父交权。可以说，两次结果虽然都是成功，但动机都颇为被动。哪一次不去做，都或将是死路一条。玄宗晚年是失去了被环境倒逼的情势和心态。
下面说说唐玄宗的帝王能力。唐玄宗的能力，基本上都在识人用人方面。看看唐玄宗时期的名相：
灵活善治的姚崇，刚正纠风的宋璟，风度不凡的张九龄，锐意革军的张说，诤言直谏的韩休，专于治务的裴耀卿。即使是最后大搞小团体、口蜜腹剑的奸相李林甫，也是善于设计制度、精简行政的效率能手。李林甫也深谙典章，编有重要的《开元新格》和《唐六典》，是能臣干吏、改革先锋。就算是最无能的奸相杨国忠，起码也是深通理财之道的财政能手。
唐玄宗一直都非常懂识人用人，即使对被他放纵了近二十年的李林甫，他晚年也曾评价道：“此人嫉贤妒能，举无比者。”他心明如镜，知道姚崇不够清廉，也知道张说不够正直，但他对他们都能用得恰到好处。他对张九龄的文人风骨极其不悦，后来却总要在别人推荐新宰相时问一句：“风度得如九龄否？”他对韩休的忠言逆耳感到烦躁，被问及此事时却说：“吾虽瘠，天下肥矣。且萧嵩每启事，必顺旨；我退而思天下，不安寝。韩休敷陈治道，多讦直；我退而思天下，寝必安。吾用休，社稷计耳。”唐玄宗用宰相，除了李林甫，没有超过四年的，都是正、副相一起撤，换全新班子；每个阶段根据时弊需要，任用不同类型的宰相。玄宗早年的盛世，是靠驾驭能臣而成的。
唐玄宗早年一直生活在不安全的家庭环境里，尤其是，打击他的，都是他的奶奶、伯父、姑姑、爸爸一类的至亲长辈。而他自己也发动政变，很大程度上忤逆了父亲。所以当他年老后，对儿子的防范异常厉害。尽管如此，对太子位的稳定，他相对还是非常谨慎的。而对兄弟，唐玄宗还表现出很重感情的一面。比如，据说他登基之初，制作了长枕头、大被子，常邀请四个王爷兄弟晚上一块儿睡，叫五王帐。他还将昔日亲兄弟们一起居住的五王宅改建为兴庆宫，成了长安三大内之一，将之当作自己真正的家。他又将兄弟的王府建在兴庆宫周边。他对曾让太子位的大哥一直很尊重、亲近，对兄弟们也始终关照有加。长兄病故时，已是花甲之年的唐玄宗竟当着众人面号啕大哭起来。他后来还仿照自己兄弟曾亲密度日的五王宅，给儿子们也建了十王宅、十六王宅—当然，那也是豪华“监狱”。李隆基的少年岁月，是他一面礼亲重情，一面谨慎多疑，后来越发突出的矛盾性格的来源。
对安禄山、杨国忠的盲目信任和宠信里，不能说没有感情的因素在。尤其是安禄山，他大概是真的将其看成了“自己人”。安禄山也曾言：如果不是杨国忠逼得紧，是打算玄宗仙逝后再动手的。可见其确有知遇情分在。甚至从陈玄礼、高力士等老人跟随了玄宗一辈子，始终对玄宗不离不弃来看，玄宗并不是一个不念旧的人。他虽然提防家族，但并不是对友情无动于衷的人。他对大哥宁王的始终爱戴，一方面是因为宁王谨慎，另一方面也是源自幼时朝夕相处，虽是兄弟亲情，更似少年友情。
不安感很强的性格特质，往往会导致这个人提防所有的人和事物，但也依赖熟悉的人和事物，所以有很矛盾的念旧的一面。这一面，在玄宗的爱情观上也有表现。
李隆基一生，算是真正爱过的，大概只有武惠妃和杨贵妃二人。
李隆基原配的王皇后，虽然在他登基前对他的帮助很大，可是一直无子，被废之后郁郁而终。李隆基对她还是抱有挺大遗憾和惭愧的。但这也从侧面说明了，武惠妃在其心中的地位无可比拟。
有一天，仪范伟丽的青年天子，遇见这个清水芙蓉的小宫女，深深地被她吸引。在得知她是女皇的侄孙女后，年轻的皇帝仍顶住当时朝堂巨大的反武浪潮压力，为她专设了独一无二的惠妃名号。皇帝专宠了这个心机颇深的爱人二十多年未变；即使明知她诬陷了皇后，坑害了自己的太子和皇子。但武惠妃自己却得了疑心病，惊吓而死，享年三十八岁。
在他伤心落寞之时，他看后宫哪个姑娘都不顺眼。于是，那个天赐的红颜，终于来到他的身边。有人把杨玉环推荐给皇帝，“或言姿质天挺，宜充掖廷”—现在看来，敢说这种话，怕是也得先猜透玄宗的心思，否则不是找死吗？
玄宗是个念旧的人。杨玉环，寿王的妃子、武惠妃的儿媳，和惠妃应该关系不错。寿王又是宁王府上养大的孩子；宁王是玄宗的好大哥，估计也熟悉。杨玉环原本就跟玄宗圈子的重合度还挺高，恐怕二人早就认识。杨玉环的才华他早就看在眼里，欣赏在心里，只是这会儿才敢考虑把她纳过来。
他的性格和精明从未改变，但从立志开元到意足天宝，他的志气和喜恶是真的变了。七月七日长生殿，他为杨玉环大肆铺张，摆尽排场。其实那更是为了他自己，为了自己那颗畏惧苍老、畏惧党争、畏惧烦恼，想永葆年少与美好的心。于是他不再频繁地换宰相了，他认定了李林甫—即使他知道此人嫉贤妒能得举世无双。李林甫没有让他失望。高效的行政运转，让他在政事上几乎不用再操心；而且李林甫把自己名声搞得很臭，他也不用担心其收揽人心。纵容唱白脸却很能干的奸相二十余年，同时借力打压太子势力，让反对派仍旧只能围绕和仰仗于唱红脸的皇权—如果没有藩镇问题，这将是多么精致的平衡啊！他从此专心与有讲不完共同话题的杨贵妃一起，在后宫梨园纵情于艺术的世界里。
很多人都觉得，寿王李瑁和抢自己媳妇的老爹，关系肯定很差，后来过得一定很悲催。所谓“脏唐乱宋”，这在开放的唐皇室也不是头一桩腌臜事了，估计寿王除了郁闷两天也不会多想。寿王经常给父皇干跑腿活儿；作为惠妃爱子，想来父子俩关系也是不错的。甚至看出当年父皇的哀伤与心思，主动献妻都有可能……在马嵬驿兵变后，那边杨玉环刚自缢身亡，这边李瑁就替老爹跑腿办事，去慰问受伤的宰相韦见素；哪还顾得上回忆青梅竹马年少时？这一年，杨玉环也是三十八岁。
要深入分析唐玄宗的人格特点，就不能不注意他广泛的兴趣爱好和艺术成就。史书称其“多艺尤知音律，善八分书”。
唐玄宗作为被后世称道的书法家，有《鹡鸰颂》《纪泰山铭》《石台孝经》等传世至今的经典。
唐玄宗精通音律，擅长作曲，有《霓裳羽衣曲》《小破阵乐》《凌波仙曲》《春光好》《秋风高》等佳作。其配乐的《霓裳羽衣舞》《凌波舞》都是极为经典的乐舞。他本人还能熟练弹奏琵琶、二胡、箫、笛子、羯鼓等多种乐器。他与杨玉环的感情基础之一，就是彼此共同的志趣喜好。善跳胡旋舞的安禄山，也是以此博得唐玄宗的宠信。“玄宗既知音律，又酷爱法曲，选坐部伎子弟三百，教于梨园。声有误者，帝必觉而正之，号皇帝梨园弟子。”
除了书法和音律，唐玄宗还爱好围棋，通晓历象之学，善骑射，尤其马球技术精湛。另外，唐玄宗也是唯一有诗词入选《唐诗三百首》的皇帝。
唐玄宗并非秦始皇、汉武帝那般雄才大略的虎狼之君，也不是隋文帝、明太祖那样事必躬亲的工作狂。唐玄宗有着精准的识人眼光，又懂得制衡与驭人之道；他选拔有才干的臣僚任其发挥所长，自己则举重若轻，无为而治地坐看盛世。事实上，回忆唐玄宗的“明主”事迹，我们认知中通常浮现的是“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而非他的个人英雄形象。所以无为而治的他，才有那么多的精力成为一个特别全面、多才多艺之人。当然，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当他以此套路执政四十年后，尤其是迷于艺术、荒于政务、疏于察人的晚年，这种颇具其个人风格的、十分依赖察人用人、本来效能很高的无为执政手法，反而会因失察难察，不可避免地频繁出现破坏力也相对较大的权力漏洞。
玄者，取自玄星之意，先明后暗。在一波波如履刀锋的政治斗争中，睿智果敢的少年，领袖群伦，除掉了一个个强大的政敌，登上帝位。他执政前期，安定朝堂，革除弊政，任贤选能，大兴科举，躬行节俭，让大唐乃至整个中国封建历史，迎来了最为开放辉煌的顶点—开元盛世。但他的晚年，留恋宫闱，荒废政务，听谗信侫，腐败奢靡，终于引发了安史之乱，令升平百年的大唐盛极而衰。开明？昏庸？他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呢？
他应当是一个聪明而老辣的人，否则怎能御群杰而缔盛世？他成长于诡谲的权争之中，不得不做个理智清醒的政治家。可是，总能把人看透的他，应该也会在一些厌倦权力与虚假的日子里，沉浸在艺术的世界中，寻找些许平淡的美好与真实的自由。于是才有了风采卓绝的书法《纪泰山铭》，才有了美奂千古的名乐《霓裳羽衣曲》。我想，如果一个人喜研围棋，热爱书法，醉心诗词，能够吹响漫绕心灵的笛声，奏起动人神魂的琵琶，那么无论他平日里是多么理智冷静，内心都至少藏有一抹帝王不该有的浪漫主义色彩。
史家说荒**的帝王会误国，但历史仿佛又隐约说：误国的总是专情的帝王。杨玉环，那是一个心地纯稚的明媚女子，那是一个回眸一笑百媚生的女孩，很简单、很幼稚，又懂事、又贴心，完全不像他周围那些愈发令他厌恶的、功利又狡黠的人。她也热爱艺术，热爱音乐，有着同样无与伦比的艺术才华。每当这个天生丽质的年轻女子，配着他动情弹奏的乐曲，旋扭起曼妙的舞姿时，历经风雨和荣耀的他的心中，仿佛又回到了少年的时光一般。他们有说不尽的共同话题，他们有唱不尽的歌曲，他们有分享不尽的兴趣；他们甚至会像一对小夫妻一样，发些脾气，又扭捏地忍不住和好。于是，他眼里就只剩下这个完美的女子，只想和她一起飞跃人间，飞上那月宫中、仙山上，做对神仙眷侣，琴瑟和鸣，永生厮守。而对于权力，他彻底地厌倦了。那一刻，在唐玄宗的内心，唯有艺术和爱情，才是永恒的吧……
一个业余的艺术爱好者，能够钻进艺术的世界，能够略有所成，说明他的内心世界应该是有一些敏感的、能够自处的、不切实际的愿想与情怀。但与我们的理解不同，感性与理性并非对立，只是人的两面，区别是强弱、深浅而已。玄宗很可能是感性思维和理性思维同时很深刻的心性特质。
唐玄宗，不得不侍奉权力，那是他拥有一切，包括性命，包括可以拥有女人的基础。他或许不想把自己的全部精力放在冰冷而毫无美感的政治上。他顶住反武浪潮爱着武惠妃，他顶住人言可畏爱着杨玉环，用叛逆之心，争取着帝王本不该有的自由。可惜，当那一抹浪漫主义被爱情牵出而泛滥时，当他放弃了作为帝王应尽的责任时，很多结局就已经注定。当他感情用事，便不相信自己对其恩遇有加的安禄山会反叛；当他情绪失控，便激愤处死高仙芝和封常清。终于，在危急关头一次次事与愿违的错判误断，让他忽然发现，自己对军政，甚至是自己一贯擅长的察人辨心，好像都不太懂了，好像都无能为力了。也许从他逃离京师、踏出长安城的那一刻起，他就已经从对美好的倾信与沉醉中醒过来了。身边这个不用自己操心的宰相，身边这个让自己沉醉于艺术、无法自拔的女人，随时会要了自己的老命。危机之下，他变回了昔日如履薄冰的李隆基，而不再是糊涂的小老头。
玄宗出身皇室贵胄，不是暴发户发迹，他的爱不需要炫耀。他缔造的盛世，国力为大唐之最，他受万民拥戴，他的爱不需要证明。他身边的人，无论好的坏的，都在琢磨他的心思，很多事情他只需要使个眼色即可，他的爱不需要理解。他万人之上，呼风唤雨，手握生杀予夺之权，他的爱不需要别人的保护。他后宫佳丽云集，即使他是个偏情的人，也必然广幸后宫，所以子嗣众多，他的爱甚至不需要受制于生理……那他的爱到底需要什么？需要与他敏感于音符、画面、意境的艺术人格以及他深厚的艺术造诣，达到高标准共鸣的知音，需要如杨玉环这般心地简纯的才女。或者说，这样的女子本身，就是唐玄宗对美、对艺术追求的一部分。所以玄宗赞美杨玉环是自己的“解语花”。
唐玄宗爱杨玉环吗？爱的。他很喜欢这个女人，没有假，但是不及性命首要，无论为自己还是为时局。起码在他对平叛彻底失去信心前，他还是极力回护她的。
她是李隆基才华面的灵魂伴侣，却没有他政治面的共同语言。或许，和王皇后、武惠妃正好相反吧。当在政治上失去成就动力的皇帝，发现脱离早年的环境倒逼后，自己真正的人格自我是恣游艺术，能吸引他的也就只能是杨玉环这个颇负才艺的小女孩，而不再是政治上和后宫管理上的贤内助。
玄宗晚年心志虽变，疏离军政，但权谋之道、全身之虑，是他从幼儿起就赖以生存的能力。在马嵬驿，他让她死，因为他要活。他无法面对最后时刻的她，那种惭愧就是爱。
不能说这是虚伪的爱情。这种爱情，排在性命攸关之下，比起绝大多数一生也没机会试探人性的平凡人的白头到老，不知道真实到哪里去了。即使是让人要死要活的初恋，即使是坚忍多年的爱情长跑，即使是大多数普通人的携手一生，扒掉物质条件与对未来的预期时，还能剩下多少感情因素呢？
丙辰，高力士流巫州，王承恩流播州，魏悦流溱州，陈玄礼勒致仕；置如仙媛于归州，玉真公主出居玉真观。上更选后宫百余人，置西内，备洒扫。令万安、咸宜二公主视服膳；四方所献珍异，先荐上皇。然上皇日以不怿，因不茹荤，辟谷，浸以成疾。上初犹往问安，既而上亦有疾，但遣人起居。其后上稍悔寤，恶辅国，欲诛之，畏其握兵，竟犹豫不能决。（《资治通鉴·唐纪》）
七十八岁，重新回到长安六年后，唐玄宗已被软禁在太极宫内、严密监视。之前一直陪在他身边的高力士、陈玄礼、妹妹玉真公主，也陆续被唐肃宗外放和控制。
宋传奇小说《杨太真外传》，勾画了最后那个凄凉的晚上。孑身只影的唐玄宗，用紫玉笛吹奏了几首凄凉的曲子，不知是不是他晚年思旧所作的《谪仙怨》，或是《雨霖铃》。之后，他便沐浴更衣，卧在了**。第二天清晨，这位先明后暗、尝遍世间极致的荣辱冷暖与悲欢离合、末时被儿子待如囚徒的老迈帝王，被发现已然身体僵硬，结束了他波澜起伏的一生。也许，陪他到最后的，真的是他的箫声，是艺术，而不是权力。
不知道最后一刻，在感性与理性中矛盾一生的唐玄宗，脑海里是否会浮现起那样一幕：太液池水撩动着金色的余晖，大明宫中，自雨亭下，一个历尽风雨的豪杰，击鼓奏乐；一个楚楚动人的少女，曼舞轻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