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青铜时代”的时空分布模式

一般认为，青铜时代是“以青铜作为制造工具、用具和武器的重要原料的人类物质文化发展阶段”（石兴邦1986）。一个共识是，“青铜时代必须具备这样一个特点：青铜器在人们的生产、生活中占据重要地位，偶然地制造和使用青铜器的时代不能认定为青铜时代”（蒋晓春2010），“青铜器的零星发现是不足以作为中国青铜时代开始的证据的”（井中伟等2013）。

如是，在考古学上，我们可以依铜器制造使用现象的有无和对该人群社会生活的影响程度，分别从时空的角度做纵向与横向的划分。

其一是把某一区域（人群）的早期文化史细分为：

1.前铜器时代，一般为（新）石器时代。

2.零星小件铜器初现的时代。

3.青铜时代（青铜器大量使用、在社会生活中占重要地位）。

4.铁器时代。

其中，第1和第4阶段的存在在东亚大陆范围内具有普遍性，第2、3阶段则依区域的不同或有或无。依各区域上述时段存在的组合不同，还可以从空间上划分为：

1.全无铜器发现，新石器时代直接下接铁器时代的区域（第1——4阶段）。

2.从无铜器到散见小件铜器，而后直接进入铁器时代的区域（第1——2——4阶段）。

3.从无铜器到直接进入青铜时代，下接铁器时代。青铜文化的出现具有突兀性、非原生性的特征（第1——3——4阶段）。

4.从无铜器到散见小件铜器，到先后进入青铜时代、铁器时代的区域（第1——2——3——4阶段）。

借此，我们可以廓清青铜潮的波及范围，分析铜器的使用与否及利用程度，以及其与该地社会文化发展的关系。

梳理东亚大陆早期冶金遗存的发现与研究历程，中国东北地区（含内蒙古东部）显然是个较典型的例证，可以让我们来检验“青铜时代”概念在时空上的适用性及其中所蕴含的学理问题。从下引考古文献可以看出，东北地区考古同仁既往全面系统的研究为我们的分析提供了扎实的学术基础。

二、东北地区用铜遗存的时空梳理

依据现有考古资料，结合学术史分析，我们可以对东北地区早期用铜遗存做一个初步的时空梳理（表1）。

（一）红山至龙山时代属于前铜器时代

1.红山文化无用铜遗存发现

曾有学者提出，内蒙古东部至辽西地区的红山文化已进入铜石并用时代，后经冶金史与考古学测年等多学科分析，这一提法已被否定（见本书《从仰韶到齐家——东亚大陆早期用铜遗存的新观察》）。也即，到目前为止，尚无可靠的证据表明红山文化晚期遗存中存在用铜的迹象。

2.龙山时代无用铜遗存发现

这又涉及两个问题，一是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年代上限能否早到龙山时代，二是辽东半岛上的双砣子一期文化是否是东北地区最早的青铜时代文化。

（1）关于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年代上限

地处内蒙古东部和辽西山地区的夏家店下层文化，一般被认为属青铜时代的考古学文化。而关于其具体的年代上限，还有进一步讨论的必要。该文化自1960年代被初步辨识后，对其年代上限问题的认识也不断深化，有一个逐渐明晰但又曲折反复的过程。

1979年出版的《商周考古》指出“夏家店下层文化晚于龙山文化”，“绝对年代大体相当于中原地区的商代”（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商周组1979）。随后，有学者推测该文化早期与中原龙山文化（晚期）相当（李经汉1980，郭大顺1985、1986），郭大顺还依据辽西地区已发现大量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存而从未发现龙山文化遗存的现象，提出辽西地区相当于龙山文化阶段的遗存应当就是夏家店下层文化最早阶段的见解。已有学者指出，郭氏将唐山大城山遗址下层划归夏家店下层文化，并据此判定该文化上限突破距今4000年，进而得出主要发展过程大体跨越龙山文化、二里头到二里岗期商文化的结论（陈平2002）。而据后来的测定，早于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小河沿文化的年代下限在公元前2100年前后甚至更晚（陈国庆2019），已进入龙山时代晚期的范畴。另外，邻境的冀西

表1　中国东北地区龙山至西汉时期考古学文化时空框架示意北壶流河发现的夏家店下层文化叠压在龙山期文化遗存之上的地层关系（张家口考古队1984），也表明至少在该区域，夏家店下层文化的上限不早于龙山时代。嗣后，李伯谦在系统分析夏家店下层文化的论著中则明确指出，夏家店下层文化“不可能早到与龙山期文化同时……它基本上是与中原夏——商前期同时的一种文化遗存”（李伯谦1990B）。作者引用邹衡的观点，将夏文化限定为二里头文化（邹衡1980）。

1.为简洁计，考古学文化遗存的称谓(某文化、类型或某类遗存)一律省略。

2.括号内为学界对西汉时期各考古学文化所属族属的推断意见。

3.本表依下引论著改制。赵宾福：《中国东北地区夏至战国时期的考古学文化研究》，科学出版社，2009年；赵宾福等：《吉林省地下文化遗产的考古发现与研究》，科学出版社，2017；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考古·黑龙江》，文物出版社，2011年。

东北早期文化区分布示意（据赵宾福2009 A图1改绘）

1. 嫩江流域 2. 辽西山地地区　3. 辽西平原地区　4. 辽东南部地区　5. 辽东北部地区　6. 西流松花江流域　7. 图们江流域

此后，虽然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年代仍被表述为约当公元前2000——前1400年间（徐光冀等2001），但一般认为“大致同中原地区二里头文化和早商文化相当”（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2003）。而随着夏商周断代工程和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系列测年研究的不断深入，“其所得到的年代结果也从最初由单一样品年代校正，而且其误差也相对较大的条件下得到的公元前1900——前1500年的年代范围，逐步明确到二里头一期的年代为公元前1880年，再到目前的将二里头一期的年代上限定在不早于公元前1750年，显示了年代结果由模糊到相对清晰，由粗泛到细化的变化过程”（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2014）。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年代上限显然也应做相应的下调（表1）。

（2）双砣子一期文化铜器质疑

辽东南部区指辽东半岛区域，该区域被认为属于青铜时代的有四种考古学文化，即双砣子一期文化、双砣子二期文化、双砣子三期文化和双房文化。最引人注目的是双砣子一期文化，其年代约当公元前2100——前1900年（赵宾福2009A）。在属于双砣子一期文化的大连大嘴子遗址第一期文化层出土了一件残青铜戈。多有学者认为这标志着双砣子一期文化已经进入了青铜时代（陈国庆等1993，徐建华1994，赵宾福2009A）。

在最初的简讯中，此器被称为“戈形器”，正式报告则肯定为戈，且认为此件铜器的出土层位无误：“因事关重大，铜戈残段出土之时，我们反复核对了地层，同一地层出土有第一期文化彩绘陶片，确系第一期文化层出土。”

但已有学者指出，“从北方地区大文化背景看，中原二里头文化始进入青铜时代。在此之前，整个黄河流域包括山东龙山文化在内，铜器的出土地点和种类虽有不少，青铜器也占有一定比例，但尚没有达到铸造青铜戈那样的工艺水平，而东北同时期遗存更无确切实例可证。大嘴子青铜戈还有待进一步考实。”（朱永刚1998）另有学者认为此铜戈的援部应系“商代早中期”（二里岗文化或稍晚）的风格（郭妍利2014）；或认为该器所在的双砣子一期文化晚段地层的年代“约当商代”，而此器仅可称为“戈形器”，而无法遽断为戈（王成生2003）。《中国考古学·夏商卷》和关于青铜戈的系统性研究著作《早期中国青铜戈·戟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2003，井中伟2011）则未述及此器，已能显现作者对该器类别和时代的存疑态度。新近出版的《夏商周考古学》一书，也没有把相当于龙山时代晚期的双砣子一期文化归为青铜时代（井中伟等2013）。

无论如何，此残器圆柱形中脊的形制具有相当的先进性，是可以显见的。在该区域，晚于双砣子一期文化、与胶东半岛的岳石文化大体同时且有一定关联的双砣子二期文化，尚基本无青铜制品发现（赵宾福2009A）（表1）。鉴于上述，对这件属于孤例的铜器持慎重的态度是合适的。

（二）无缘青铜时代的区域

排除了青铜时代纵向上溯至更早时段的可能性之后，我们再看看空间上青铜时代覆盖区外缘的情况。与青铜时代无缘的区域又可以分为基本不见用铜遗存和仅见零星用铜遗存两种情况。

1.基本不见用铜遗存的区域

小兴安岭——长白山脉以东的图们江流域、牡丹江流域和松花江、乌苏里江、黑龙江汇流的三江平原及其周边区域，在进入铁器时代之前，基本上无青铜制品发现（宋玉彬2002，李伊萍2004，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2011，赵宾福等2017）。这是典型的新石器时代下接铁器时代的区域。有学者指出，“镜泊湖南端莺歌岭遗址上层距今3000年左右，年代比许多青铜文化更晚，但这里并没有发现铜器，意味着当东北大部分地区正经历着青铜时代，领受着金属文明带来的灿烂光辉和浓重阴影的同时，这里的主人可能还仍然停留在原始古朴的新石器时代。”（王承礼等1982）“与东北其他地区相比，图们江流域应该是一个相对比较封闭、文化自身很少受到外界影响、发展水平稍显落后的地区。”（赵宾福2008）而三江平原，在相关学者论及中国东北地区夏至战国时期或青铜时代的考古学文化时，都未列为专门的一区加以讨论（赵宾福2009A，井中伟等2013）。

2.仅见零星用铜遗存的区域

在进入铁器时代之前，仅见有零星用铜遗存而未进入过青铜时代的区域，可举鸭绿江流域为例。在此区域，相当于商周之际的万发拨子二期文化不见用铜遗存，而相当于春秋战国时期的万发拨子三期文化则发现有环、坠饰等小件铜器（赵宾福等2017）。其后的西汉时期，该地区进入铁器时代。

（三）渐次进入青铜时代的区域

这类区域包括辽东南部区、辽西平原区和松嫩平原区。

1.辽东南部区

如前所述，辽东南部区的辽东半岛，在双砣子一期文化和双砣子二期文化时期，都没有用铜遗存的发现。双砣子三期文化中开始出现青铜镞、鱼钩、环、泡等小件制品，其年代约当商代晚期，下限可到西周初年（井中伟等2013）。

“到了两周时期的双房文化阶段……开始出现该文化系当中最具特色的曲刃矛、柱脊曲刃剑、方銎斧等青铜武器”，“伴随着青铜兵器的出现，‘双砣子文化系’由原来的弱势一度发展成为强势。分布地域也由原来夏商时期的辽东半岛南端迅速扩张到西周至战国时期的整个辽东地区，而且影响范围甚至还波及辽西山地地区、朝鲜半岛和第二松花江流域”（赵宾福2012）。显然，只有到了这一时期，整个辽东地区才真正进入了青铜时代。

2.辽西平原区

这一区域相当于夏商时期的遗存主要有平安堡二期遗存和高台山文化，其中前者“应该是处在该地区新石器时代结束之后，高台山文化形成以前的一种考古学文化遗存”，其“年代应处于夏代的纪年范畴之内，大体和旅大地区双砣子二期文化的早期年代接近，即相当于夏代早期”（赵宾福2009A）。

研究者推断平安堡二期遗存“应该是处在该地区新石器时代结束之后”，但在该遗存中并未发现用铜遗存。此外，如该遗存与双砣子二期文化早期大体同时，则其年代应不早于岳石文化，也即最早与二里头文化（早期？）大致同时，但这又与上述推断中的“夏代早期”不相符合。正如张忠培在给上引书所撰序言中指出的那样，“目前学界基本共识的意见是将夏代起止年代定于公元前21世纪到公元前17世纪，同时认为二里头文化并非最早的夏文化，这本著作对此注意不够，有时将与二里头文化同时的遗存，视为夏代最早的遗存。”（张忠培2009）其实这类用法在研究中较为普遍。这也正是笔者提出下述建议的缘由：“鉴于关于‘夏时期’‘夏代（早期）’‘早期夏文化’这类狭义史学及从中衍生出的复合概念人见人殊，具有极强的不确定性或模糊性，建议在对具体考古学文化遗存的叙述中慎用为好，尤其是在罕有甚至全无早期文献关联的中原以外区域。”（许宏2019）

如前所述，早于高台山文化的平安堡二期遗存如与双砣子二期文化早期年代接近，则高台山文化早期应不早于二里头文化早期，而高台山文化晚期相当于商代晚期（赵宾福2009A），那么高台山文化早期应大致相当于二里头文化晚期至二里岗文化时期。只是到了此期，辽西平原区才开始发现零星的耳环、小刀等铜器，如辽宁彰武平安堡遗址所见。其中的铜耳环呈喇叭口状的U字形，与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同类器近同。比至相当于商代晚期的高台山文化晚期，始有管銎战斧、鹿首刀等器形稍大的武器和工具出现，或可认为其迎来了青铜时代的曙光。

3.松嫩平原

松嫩平原地处欧亚草原东部，是欧亚草原文化分布的最东端，因而在辽西山地区出现了东北地区最早的青铜时代文化的同时，也在这一区域发现了零星的铜器。这是东北地区较早出现用铜遗存的一个区域。

最早出现零星铜器的是约略相当于“夏至早商时期”的小拉哈文化（赵宾福2009A），出土的铜器有小刀、笄、双联泡饰和节状饰件。这是前殷墟时代东亚地区铜制品分布最北的地点。相关发掘报告称“小拉哈文化的发现填补了长期以来松嫩平原早期青铜时代考古文化的空白”，其实很难认为如此零星的发现即表明松嫩平原在此期就进入了青铜时代，何况小刀和笄还都是失却了层位关系信息的采集品，暂且存疑。

小拉哈文化之后的“古城遗存”，约当中原地区的商代晚期，该文化中未发现青铜器，但出土有制作青铜斧、刀、铲的陶范（赵宾福2009B），表明该文化的人群已能批量制作青铜器，或已进入青铜时代。而该区出现较多青铜器和铸范的白金宝文化，已晚至西周早期到春秋晚期。结合陶质铸范，可知应有斧、刀、锥、环、连珠饰等。到了相当于战国至西汉时期的汉书二期文化，出土的青铜器和铸范仍主要为小型生产工具和装饰品，大安汉书遗址出土的一件属于青铜短剑附件的石枕状器，表明该文化应已存在青铜短剑（赵宾福等2017）。铁器的出土，暗喻着至少自战国晚期始，该文化或已进入铁器时代。

（四）直接进入青铜时代的区域

可能由新石器时代直接进入青铜时代的区域有辽西山地区、辽东北部区和西流松花江流域。

1.辽西山地区

辽西山地区新石器时代的小河沿文化之后，就是发现了较多青铜器的夏家店下层文化。该文化的年代上限早不到龙山时代，已如前述。仅在其中心聚落内蒙古敖汉旗大甸子遗址的26座墓葬中，就发现了50余件铜器以及零星的金器和铅器等金属器物，包括权杖头，冒、镦等斧柄饰件等，大宗者为耳环和指环。已检测的样品皆为青铜，铸锻兼有。其中绝大部分属于夏家店下层文化早期，约当二里头文化时期。在其他遗址则散见有铜刀、削、针、耳环、指环和青铜碎屑等，此外还出有用来制作饰品的陶范。辽宁锦州松山新区水手营子出土连柄铜戈，年代相当于二里头文化四期或夏商之际，其制作工艺代表了这一文化铸铜技术的较高水平（井中伟2008）。

夏家店下层文化青铜器：锦州水手营子连柄戈（左）、敖汉旗大甸子杖首（右）

这一区域青铜时代的遗存纷繁复杂，学者间看法不一。这里仅据研究最为系统的《中国东北地区夏至战国时期的考古学文化研究》一书的意见，罗列其大致的发展脉络。在相当于“商代早期”的夏家店下层文化晚期之后，这一区域的青铜时代文化分别是相当于商代晚期的以魏营子文化为代表的遗存，相当于西周至春秋时期的夏家店上层文化和“凌河遗存”早期，而相当于战国早中期的遗存则以“凌河遗存”晚期、“水泉遗存”、“井沟子遗存”（含“铁匠沟遗存”）、“五道河子遗存”为主（赵宾福2009A）。到了战国晚期，燕文化遗存成为主流，该区域也大致进入了铁器时代。

2.辽东北部区

如前所述，辽东地区从西周时期开始全面进入以双房文化为代表的青铜时代。在此之前，辽东南部区的双砣子三期文化仅发现了零星铜器，更早的相当于二里头文化、二里岗文化时期的双砣子二期文化尚无用铜遗存发现。在包括辽东山地丘陵和下辽河东岸平原的辽东北部区，与双砣子二期文化大体同时的马城子文化（含“新乐上层文化”“顺山屯类型”“望花类型”“庙后山文化”等类遗存）早期也基本未发现用铜遗存（赵宾福2009A），该文化的晚期则出现了管銎战斧、方銎斧、铃首刀、鹿首刀、环首刀、镜等多种铜器，年代相当于商代晚期至西周早期（井中伟等2013），应已进入青铜时代。

3.西流松花江流域

西流松花江，即松花江吉林省段，曾被称为“第二松花江”。该流域直到西周时期的西团山文化，才出现了用铜遗存，其中包括作为东北系铜剑之母型的青铜曲刃矛。在相当于春秋战国时期的该文化中、晚期，青铜曲刃矛、曲刃短剑和方銎斧等，代表了这一青铜时代文化的发展高度（赵宾福2009A）。

（五）各区域青铜时代上下限的梯次

如表1所示，东北地区最先进入青铜时代的是辽西山地区。夏家店下层文化与河西走廊的四坝文化、甘青地区的齐家文化晚期和中原地区的二里头文化一道，是东亚地区最早进入青铜时代的四支考古学文化之一，绝对年代不早于公元前1700年（见本书《从仰韶到齐家——东亚大陆早期用铜遗存的新观察》）。这与其地邻欧亚大草原、较早接受内亚地区青铜文化的影响是密不可分的。与其大体同时出现用铜遗存，但仅限于零星小件铜器的小拉哈文化地处松嫩平原，也是因位于欧亚草原的东端而有地利之便的，但这一区域进入青铜时代要晚到相当于殷墟时期的“古城遗存”了。

除了松嫩平原，在相当于殷墟时期进入青铜时代的，还有与辽西山地区毗邻的辽西平原区（高台山文化晚期遗存）和辽东北部区（马城子文化晚期遗存）。稍后，整个辽东区和西流松花江流域在相当于西周的时期也进入了青铜时代（双房文化和西团山文化）。横贯东亚的青铜潮也止于这些区域，没能越过小兴安岭和长白山脉。此线以东的鸭绿江流域在春秋战国时期仅见有零星的用铜遗存，而图们江流域、牡丹江流域和三江平原地区，则大致在汉代由新石器时代直接进入铁器时代。而东北地区铁器时代的到来，显然是战国的燕文化和后来的汉代文化由西南向东北方向强力推进或影响的结果。

要之，东北地区不是全境都存在青铜时代，各区域进入青铜时代的时间也有早晚之别，呈现出“南部比北部先进，西部较东部发达”的态势（王承礼等1982）。

三、“青铜时代”概念运用的学理辨析

在“青铜时代”这一概念的运用，尤其是探讨其从无到有的过程中，首先有一个内涵界定的问题。大家一般同意只有“青铜器在人们的生产、生活中占据重要地位”才算进入“青铜时代”，但在具体操作层面，不少学者仍把零星青铜器甚至小件饰物的发现作为该区域进入青铜时代的标志。在东北地区考古研究的实践中，就不乏将罕有甚至全无用铜遗存的考古学文化划归青铜时代的例子，已如前述。

其次是主体界定的问题。要明确进入青铜时代的“人们”的主体，也即谁的青铜时代的问题。进入青铜时代的主体，应是一个（考古学文化所代表的）社会，一个特定的人群，是生活于特定区域的这群人进入了“青铜时代”。如是，是否就不能把进入“青铜时代”的主体，无限扩大到这个特定的人群以外那些没有进入青铜时代的人群及他们所处的地域？但在具体操作层面上，这样的做法是被默认的，甚至是主流思维。

有学者在论及黑龙江东部的“青铜时代”考古时指出，“这一地区（松花江、乌苏里江、黑龙江流经的三江地区）的‘青铜时代’与中原地区有些不同。中原地区的青铜时代是以青铜器的制造和使用为标志的，但这样的标准却并不适用于三江地区的实际情况，在中原地区进入青铜时代以后的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包括三江地区在内的一些地区并没有制造青铜制品的能力。因此，这些地区青铜时代的早期阶段仍然是以石器为工具和武器。这一点，从这个地区以及周边地区目前的考古发现中可以得到证明。因此，本文使用的“青铜时代”概念，只是将其作为一个年代范畴，而并不表明这一地区青铜时代的全部文化都已经具有中原地区青铜时代的典型特征。”（李伊萍2004）这清晰地表述了在无青铜遗存发现的区域使用“青铜时代”概念的思辨逻辑。

上文接着论述道，“黑龙江省东部地区的青铜时代考古学文化，在目前还处于空白状态，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这个时代，尤其是其早期阶段青铜制品的缺乏，使得判断青铜时代遗存成为一件相当困难的事情。因此，即便已经发现的一些可能属于青铜时代的遗存，也由于种种原因，或被认作新石器时代，或者被归入铁器时代，从而直接导致人们对新石器时代、铁器时代年代范畴的模糊认识，造成后两者外延的扩大。寻找或从已有的发现中确认青铜时代遗存，已经成为三江地区考古学研究中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李伊萍2004）在这里，“青铜时代”是在全无用铜遗存的考古学文化中“寻找”或“确认”出来的。

另有学者在专论图们江流域的“青铜时代”考古时表述道，“至于青铜遗物问题，图们江流域青铜时代文化堆积中均鲜见出土，是否存在青铜遗物不应该被看作分辨遗存时代的硬性指标。”（宋玉彬2002）而在关于吉林省青铜时代考古的研究论文中，通篇也全无对任何青铜制品的分析，也未对“青铜时代”的概念做出界定和阐释。所谓“青铜时代”涉及的时间范畴始于“夏至早商”，下限则到“战国至汉初”，文中回顾道：“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对西团山石棺墓地有针对性的发掘，首先将一些广泛使用石器生产工具并已出现青铜器的遗存，从所谓的‘石器时代之文化’中分离出来，于此开创了吉林省青铜时代考古的新局面。”（朱永刚等2015）再举一例：“黑龙江地区也经历了青铜时代这一发展阶段，基本和中原地区是同步的。但在具体的文化面貌表现上，黑龙江东部、西部地区有明显的差异，这一时期东部地区的考古学文化均未发现具有该时代特征的标志物——青铜器（件），表现了显著的自身区域特点。因此，青铜时代的概念，作为一个年代范畴，黑龙江东西部区域存在着与中原地区不同的文化特征表现。”（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2011）显然，上述论文所述“青铜时代”是以中原地区的青铜时代为参照系，意指相当于中原地区青铜时代的时段，而无关该区域用铜遗存的有无。

推而广之，“在中国境内的不同地区，金属器（青铜和早期铁器）在出现年代上有早有晚，在地域分布上也不大均衡，甚至各地区因文化传统的不同在应用范围上也各有特色。所以，上述中国青铜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的开始和结束，我们都只能以黄河中下游地区为准。”（井中伟等2013）显然，这是把现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全域当作一个叙事单元，来对数千年前各地异彩纷呈的史实展开叙述的。

需指出的是，一个地区没有青铜时代，全然不见或仅见零星铜器就由新石器时代直接进入铁器时代是很正常的，并非所有区域都毫无缺失地经历了所有的文化史发展阶段。在中国考古学乃至历史学领域，为什么一定要在每一个罕有甚至全无青铜制品的区域都划出一个与中原地区青铜时代大体同时的“青铜时代”来？中原王朝的影响波及范围以外的区域，有些还有待建立起根植于当地的文化史分期与谱系框架，但即便这个框架建立起来，其阶段划分的话语系统可能还仍然不同程度地受到“中原中心”本位的影响。这一学术思维方式及其演变历程，本身就值得深思，值得探究。

目下，学术界已充分地意识到作为研究对象的各地历史文化发展的不平衡性，具体的田野考古与综合研究作业也开始细密化，是时候在学术话语系统上也有相应的跟进了。这是深化相关研究的必由之路，谨以这一呼吁作为这篇小文的收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