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日文著作《中国初期国家形成の考古学的研究——土器からのアプローチ——》（东京：六一书房，2017年）之后，秦小丽教授又出版了她的新著《中国初期国家形成的考古学研究：陶器研究的新视角》（复旦大学出版社2019）。而二书的原型，则是她2001年提交给日本京都大学的博士学位论文。以十余年的时间钻研一个课题，打磨出相关的著作，这两本书的分量不言而喻。作者的学术背景兼跨中日和欧美，视野开阔，有“贯通”的优势，而理论方法论的思考尤其难能可贵。就中国考古学所关注的课题而言，秦小丽教授的研究较之外国学者，则更切近问题。虽然其博士学位论文的若干章节已陆续在中文论文中发表过，但能够得窥“全豹”，得观作者整体的构思与文脉，对于国内学界来说还是非常难得的。

按说，最新的译著，对于中国学界来说已是大好事，但需要指出的是，秦小丽教授的中文新著并非其同名日文著作的简单译本，而是地道的“升级版”。全书共七章，其中序章、第六章和第七章（陶器的社会学与陶器研究方法、礼仪性陶器与陶器的生产与流通、二里岗文化都市文明与初期国家形成）都是为中文版新撰的；第一章“研究史”则增补了最新的考古发现与研究成果；作为本书主干的第二至五章（陶器的型式分类和系统识别、中心地区陶器组合样式的变迁、二里头文化时期的地域动态、从二里头文化向二里岗文化的转变），也都相应增补了最新的数据，对研究结论做了适当的调整。可知，此书虽然建基于十余年前的博士学位论文和此后的日文著作，但却是一部与时俱进的新著。

由上引各章标题可知，这部新著是紧扣“陶器研究的新视角”这一主题的。所以，这本书的着力点和亮点在于副标题，网上推介中仅列正标题，有以偏概全之嫌，是不足以昭示这本书的分量的。

在我看来，秦小丽教授的陶器研究以及这部专著的亮点，主要显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作者精细化的陶器研究，既是处于转型期的中国考古学的一个硕果，其研究实践又推进了这种转型，从而具有方法论上的示范意义。

众所周知，为完成物质文化史建构的任务，自1959年夏鼐引进了柴尔德的考古学文化界定的三原则并加以提炼概括（夏鼐1959A）后，半个多世纪以来，“考古学文化”成为当代中国考古学的核心概念和基本方法论。这种物质文化史的研究基本上围绕着建立新考古文化，完善某个区域内考古文化的发展序列，以及对文化进行再细分类型来进行的，而“在当代西方考古学中，‘文化’已经不再是一个很重要的词汇。‘风格’（style），‘认同’（identity），‘族群’（ethnicity）等概念成为西方考古学者分析考古材料区域特征的主要术语。这些术语被用来探讨物质文化所反映的区域差异和社会界限。与欧美考古学相比，中国考古学界虽然有关于文化因素分析的探讨，对文化概念本身基本上没有太多的争论，并完全错过了西方考古学过去三十年来有关风格的大讨论。西方考古学界对文化概念的扬弃过程值得中国考古界深思”（焦天龙2008）。

1980年代中期以来，“文化因素分析法”开始在中国考古学界被提出并付诸研究实践（俞伟超1987，李伯谦1988）。这一方法的核心是对一个遗址或考古学文化内的遗物进行分组，进而辨别本地因素或外来因素，以及它们的混合形式。焦天龙进一步分析道：“这实际上是意识到了一个考古学文化的形成过程往往是复杂的，内因和外因都要考虑。但遗憾的是，这一方法论只是停留在现象的描述和对比，大多数研究都用简单的‘文化交流’或‘影响’来解释外因的出现。所以，在理论层面上，并没有脱离传统的考古文化的概念范围。而实际上，以中国考古材料之丰富、文化现象之复杂，我们完全有条件在文化理论上为世界考古学作出独有的贡献。只要我们在解释层面上多做探讨，以实际材料来探索考古材料时空现象的形成过程，我们就有希望对考古学的这一最基本的课题提出新的解释模式。”（焦天龙2008）

罗泰（Lothar Von Falkenhausen）教授也有类似的思考：“我是一直希望能够通过经济学方法，就是人类学经济史的方法来弄清这些我们现在称之为‘文化传统’的东西之间的区别，然后就不再说某某某‘文化’，而是说也许某一个制作传统，或者某某一种交易网络，或者某某一种市场范围之类的。”“我想将来如果有时间的话，再写一本书作为一个实验，就是说不再提‘考古学文化’这个概念，就提某一个遗址所能看到的什么现象，然后把它跟周围的遗址如何联系，把这种市场关系、经济关系、网络还有动力慢慢地研究出来，这当然还要考虑到古代环境、自然资产等，这些都会变得很复杂。将来如果能够以这样的方法研究中国早期历史时代的考古学文化，也许可以更加具体，也更加全面、正确地从物质文化方面去了解它。”（《考古与文物》2012）

值得欣喜的是，大致从20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中国考古学研究的重心正处于由原来的建构文化谱系、描述文化过程为主的文化史研究，向人、社会、资源和环境及其相互关系为主的社会考古学研究方向转移”（栾丰实2004），“这是一场整个研究体系的变化。当考古学开始关心物质文化背后的社会时，它就立刻发现，这个任务的复杂程度，远远超出了物质文化史的研究”（赵辉2018）。

笔者也曾有类似的思考。当学科的主要着眼点逐渐从建构分期与谱系框架的所谓文化史的研究转向以社会考古为主的研究，曾立下汗马功劳、作为考古学基础作业的“考古学文化”当然仍将扮演重要角色。但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考古学上的“文化”是一种为便于聚类分析所做的人为设定，并非纯客观的一个存在。文化的时空边缘既不清晰可断，文化的内部也非铁板一块。人的思想和行为极为复杂，加之又移动交流，这就决定了历史发展的高度复杂性。这样的早期人类群团的图景，是大而统之，略显粗糙的“考古学文化”所无法涵盖的。

尤应指出的是，社会进入了复杂化阶段，考古学文化的面貌也变得复杂起来。与史前考古学文化的均质性不同，社会复杂化阶段的共同体中，中心聚落或都邑包含着上、中、下层文化及复杂的外来文化因素，次级中心聚落中包含着中、下层文化，普通聚落则仅有下层文化。这似乎可以称为聚落的异质性，它构成了社会复杂化阶段考古学文化的一大特质。一个文化的中心聚落，在这个文化的汪洋大海中，像一座孤岛，一座文化多元化的孤岛；次级中心的“纯净度”则介于它和普通聚落之间，“文化”内部的复杂性由此可见一斑。粗线条的、适应文化史构建的考古学文化（类型）已难以作为细密的社会考古研究的解码。

在社会考古学的视角下，研究的细化仍势在必行。“文化”之下有“类型”，以往学界主要在这两个层面上做文章；再下则为聚落，这是人类早期史的基本生产生活单元，也是社会考古的最佳切入点。随着学科的发展，一种可称为“聚落本位”的社会考古学研究方法，也将呼之欲出。这种方法强调精细化的背景关系研究，它可以理解为对存在于时空框架内的遗存及其关联性的深度把握。这应是考古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路向。以聚落和最小的聚落组群为起点，在人地关系的视角下，进行缜密的个案分析，进而扩展至区域乃至区域间的地域整合，方能描绘出新时代的社会考古学画卷。对于传统意义上的“考古学文化”来说，这必将是一个超越和升华。唯其如此，社会复杂化阶段的考古学研究也才能最终有禆于广义历史进程的建构（许宏2011）。

就陶器研究而言，赵辉教授感慨道：“考古学发展到了今天，我们到了一个复原古代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一个新的阶段，对陶器的研究也呈现出多元化的现象。我很奇怪，既然陶器研究这么重要，而且我们这么多年来积累了那么多心得，但为什么我们没有一本《陶器考古学》？……我觉得这个事情值得做。我说的意思是，我们现在有必要来讨论一下研究陶器的工作体系了。”（赵辉2019）我想，秦小丽教授这部新著，就是对上述呼吁的一个践行，在解构传统的“考古学文化”概念，建构陶器研究工作体系上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秦小丽教授的研究立足于对陶器本身作为日常生活用品而产生的社会背景的再认识，其研究方法以恢复社会生活为目的。诚如岡村秀典教授指出的那样，“其最大的特点是将数量分析方法应用于陶器研究，这在20年前的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可以说是极为罕见的一种研究方法。她以自己独特的研究手段，将日本考古学中的陶器法量（尺寸——引者注）比较、陶器表面绳纹数量测量等方法应用到她亲自发掘与整理的考古遗址资料研究中，并以此为出发点对其他遗址进行相同分析。”“本书中使用了许多日本考古学的研究手法，所以不仅可以作为中国考古学研究的推荐书籍，也可以作为一本日本考古学研究方法在国家形成研究课题方面的实践性书籍，很值得一读。”（岡村秀典2019）其实，岂止是20年前，据本人所知，即便到了20多年后的今天，这一细密的研究方法也没有在中国考古学界普及开来，相关研究没有跟上。由是可知，这部初步完成于20年前且打磨至今的新著并未过时，而是可以作为转型期中国考古学研究的有益镜鉴，尤其有裨于中国学者陶器研究方法论的掌握与具体研究实践水平的提升。

第二，大量的考古学基础作业，图文表并茂，缜密的推导过程，使得这部专著研究结论扎实厚重。作者通过如此颇见功力的陶器（群）分析方法，得出了若干早期国家形成研究上的可信结论，极大地推进了相关课题的研究。

作者具有特色的陶器研究路向是基于对既往研究倾向的反思。她指出，“以夏文化和早商文化（探索）为目的而开始的二里头、二里岗文化研究，迄今为止经历了近90年的探索，在各个方面取得了许多成果。然而由于这两个时代的研究往往局限在古文献记载的夏王朝和早商王朝的固定地理范围中，并试图在强调考古学文化或类型的时空分布的基础上复原古代部族、民族或王朝的活动地域，而很少注意到各个考古学文化或类型之间交错分布，难以用线条划出范围的地域交流的错综复杂的局面，也缺少从国家形成的角度来研究二里头、二里岗文化的具体实践。”上述分析是切中肯綮的。基于这样的反省，作者才立意要“从国家形成过程这一视点出发，并利用日本考古学中以陶器分析来阐明地域间交流的方法来研究二里头、二里岗文化时代的社会支配体制和经济模式构成状况”。

二里头贵族墓随葬陶器组合

作者不以偏于粗疏的“考古学文化”为分析单位，而是将二里头、二里岗文化时代的中原腹地及左近地区划分为若干区域，用数量分析的方法计算出每个遗址（聚落）陶器群中各个地域风格系统的构成比，进而通过这些数据来分析陶器风格在时间与空间上的变化，对地域间相互交流的复杂化状态做动态解读，并以此来阐释早期国家形成的经纬与关键之所在。可以说，作者最终圆满地完成了这一学术构想。

其具体做法是，对相关遗址的陶器资料，首先观察其形态特征、器表纹饰和制作痕迹，进行系统分类，再用数量分析的方法计算出各个遗址中典型单位出土的陶器中各系统的构成比例，以及这种比例在不同时期的变化，以此把握各个遗址的特征。在区别出本地系统陶器和外来系统陶器的基础之上，从每个遗址中外来系统陶器要素的数量变化，来探讨遗址之间的交流状况。对于有特殊陶器构成的遗址，从其与周围诸遗址的关系来把握其所具有的社会政治地位和在经济模式中所具有的作用。由于二里岗时代陶器系统所表现出的单一性特征，作者从陶器系统、器类构成、炊器容量大小和陶器表面绳纹的条数变化等方面的量变结果，来观察二里岗文化陶器组合的单一性特征在一般遗址中的存在状况。在观察结果的基础上，对性质不同的几类遗址的陶器组合进行比较，最后探讨这种具有规格化和一元化倾向的陶器组合特征的社会背景。

伊洛地区二里头文化陶器系统构成的比例变化（上：前期，下：后期）

作者通过对海量材料的量化分析和缜密的比较后指出，尽管二里头文化时期各区域陶器群中伊洛系的比例总体上显现出与伊洛核心区的距离呈反比的特征，即距伊洛核心区越远，伊洛系陶器所占比重越小，但中心聚落中伊洛系陶器的较大比重显然突破了上述模式。原本被纳入同一考古学文化的不同性质的聚落，通过细密的分析观察，被解构为复杂的组织形态，认识得以深化，如是研究予人以深刻的印象。书中更廓清了“从二里头文化时期包含多系统器类的陶器组合风格，到二里岗文化时期具有高度统一性的一元化陶器组合风格的变化这一显著特征。伴随着这一变化，二里头文化时期不曾看到的伊洛郑州系鬲作为炊煮器替代各种罐类被广泛使用，其法量在小型化的同时，还出现了高度划一的规格化倾向”。她指出，“二里岗文化时期的陶器组合风格呈现广泛的齐一性，晋西南、伊洛地区、豫北、长江中游地区在二里头文化时期都是各自具有不同的陶器组合风格的地区，然而进入二里岗文化时期之后，陶器风格呈现出高度的共通性，而且这种共通性不仅限于器类构成的类似，在陶器的细部特征和制作技法方面也可得到确认。因此，可以认为在二里岗文化时期陶器的这种高度一元化的背后，不仅仅是陶器的简单模仿，可能还反映了某种强烈的支配性制度的存在。这种一元化的陶器组合风格，在中心都城的王都、地方城郭都市和一般聚落三类性质不同的遗址中均可得到确认。从这一点也可以推测出产生二里岗文化陶器风格这种共通性的背景里，存在着某种严格的陶器生产制度和规则。”“与中心都市密切相关的地方城郭的出现，正好与二里岗文化一元化的陶器组合风格向周边地区扩大的时期一致。因此，可以认为二里岗文化陶器风格在地域的一元化正是以郑州、偃师商城为中心的势力向周边地区的强势扩张和对地方影响的具体显现。”这就把对各区域陶器（群）的具体分析，上升到了对社会生产乃至政治组织考察的层面。二里头文化与二里岗文化所代表的人群社会结构上的显著差异，我们在聚落形态的探究上已略见端倪（许宏2016A），秦小丽教授的陶器研究，又验证并加深了相关的认识。

除了作为全书主体的陶器本体研究，作者新撰的第七章以更宏阔的视野论及各类聚落的功能性、铜器与玉器遗存乃至手工业模式和经济运营模式，范围超出了陶器，但也都是围绕陶器研究而展开的，构成了本书的又一亮点。有学者利用人类学的“大传统与小传统”概念与理论来分析夏商周三代考古中存在的青铜礼器文化与陶器文化、主流礼乐文化与地域宗教信仰文化之间的关系，指出“我们不仅要关注以陶器特征和组合为标准的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的划分和研究，也要对以青铜礼器为主要特征的‘礼器文化圈’及其背后的社会、文化意义予以重视。两者之间反映出怎样不同的文化意义、社会行为和人际关系？彼此之间是一种怎样的关系？”，“研究夏商周三代以后的中国历史，我们在关注具有一致性的文化面貌，占据上层主流地位的大文化传统时，要承认不同区域、居于社会下层非主流地位的各种小文化传统的存在，并予以重视；另一方面，我们在研究不同区域小文化传统特征和彼此差异时，要重视对它们之间的共性及其背后原因，即文化大传统的研究。只有对大小文化传统进行综合考察，才能更全面地理解中国历史发展过程”（徐良高2014）。秦小丽教授此书专研作为“小传统”的陶器而兼及作为“大传统”的礼器乃至主流礼乐文化，以其为背景全方位审视中国早期国家形成的过程，这种研究风格与视野，是值得大力称道的。

秦小丽教授这一新著，无疑是近年关于中国早期国家形成研究的一部力作。众所周知，日本京都大学岡村秀典教授以治学谨严、出言审慎著称，但他作为导师对秦小丽教授此书的总体评价却是不吝褒扬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本书为继新石器时代晚期而崛起于中原地区的二里头、二里岗文化时期的地域交流动态研究开辟了一个新的研究方向。”（岡村秀典2019）对此，笔者深表赞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