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

20世纪中叶，在探索中国国家起源的路径和商周国家形态的过程中，一些学者运用文化人类学的模式，提出殷商、西周乃至春秋为“都市国家”（即中国学界的“城市国家”）的学说。如侯外庐认为中国“城市国家”的起源可追溯到殷商，而“西周时代……产生了大规模的封国运动，从东营洛邑以至春秋初年所谓‘诸侯城楚丘而封卫’，可以说是城市国家筑城建国的一串历史”（侯外庐1943）。宫崎市定则认为氏族社会——城市国家——领土国家——大帝国是世界古代史普遍的发展阶段，在比较了古代希腊、罗马城市形态的基础上，认为中国的城市国家阶段相当于殷周到春秋时期，其“无邑不城”的聚落形态甚至延续到汉代：“我认为像亭这样的小聚落，其周围也都筑有城郭，之所以这样认为，是中国上古时期人民居住在城郭之内是基本原则，是他们生活的习性。”（宫崎市定1957）

的确，在卷帙浩繁的中国古典文献中，关于城与筑城的记载不绝于书；至今仍耸立于地面之上的古城墙也不鲜见。至于湮没于地下、经发掘出土者，更是比比皆是。鳞次栉比的里坊或胡同，以及将它们圈围起来的高大城郭，构成了中古以后帝国都城最鲜明的物化表征。

所以不惟公众，即便学术界，一般也是把“无邑不城”作为中国古代都城的一个显著特色来加以强调的：“城墙是构成都城的基本政治要素，没有‘城墙’的都城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刘庆柱2006）；“对于古代都城而言，城郭不是有无问题，都城的城郭是其标志性建筑，这是古代‘礼制’所限定的”（刘庆柱2009）。

但细加分析就不难发现，这一特征并非贯穿中国古代都城发展的始末，而是有其鲜明的阶段性。历数十年的田野工作与研究，学术界取得的大体共识是，拥有南北向长距离的都城大中轴线、城郭与里坊齐备的古都布局，可以上溯到北魏洛阳城（宿白1978）和曹魏时期的都城——邺城（徐光冀1993）。再往前，如东汉洛阳城、西汉长安城乃至更早的先秦时期的都城，就不是那么形制规范、要素齐备了。中国古代都城的早期阶段（本文所言中国古都的早期阶段，限定于二里头时代至汉代，约公元前1750——公元190年）有着怎样的发展轨迹？是单线平缓“进化”，还是有重大“变异”和波动？城郭齐备的状态是主流吗？其背后的动因又如何？如此种种，都是关涉中国古代都城甚至古代社会发展进程的大问题，因而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焦点。

二、早期：二里头至东汉时代

通过对都城遗址考古材料的梳理，笔者认为“大都无城”——主要都邑外围不设防（无外郭城）——是汉代及其以前中国古代都城的主流形态，以下即分阶段对此加以分析。

（一）二里头至西周时代：“大都无城”是主流

约公元前1700年前后，伴随着区域性文明中心的先后衰落，中国乃至东亚地区最早的具有明确城市规划的大型都邑——二里头出现于中原腹地的洛阳盆地。二里头文化与二里头都邑的出现，表明当时的社会由若干相互竞争的政治实体并存的局面，进入到广域王权国家阶段（许宏2014A）。

至少自二里头文化二期始，二里头都邑的规模已达300万平方米以上，具有明确的功能分区，在其中心区先后出现了面积逾10万平方米的宫城、大型围垣作坊区和纵横交错的城市主干道等重要遗存。但在逾半世纪的田野工作中，却一直没有发现圈围起整个聚落的防御设施，仅知在边缘地带分布着不相连属的沟状遗迹，应具有区划的作用。可知，进入二里头时代，都邑聚落内部社会层级间的区隔得到强化，与此同时，对外防御设施则相对弱化。从聚落形态的角度看，二里头都邑是“大都无城”的一个最早的典范。

到了商王朝二里岗期，二里岗文化不仅迅速覆盖了二里头文化的分布区，而且分布范围进一步扩大，聚落形态和社会结构都有极大的飞跃。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都围以城郭，有极强的防御性。郑州商代遗址群的总面积达15平方公里，外城加沼泽水域围起的面积超过10平方公里。而由不足1平方公里扩至2平方公里的偃师商城，则城垣宽厚且有意设计出多处拐折，城门狭小，加之城内府库类建筑的设置，都体现了较浓厚的战备色彩。鉴于此，郑州商城为商王朝主都，偃师商城是军事色彩浓厚且具有仓储转运功能的次级中心（刘莉等2002）或辅都（张国硕2001）的意见应是较为妥当的。

关于二里岗国家的性质，学者多有论述。由大规模城郭的出现，以及对晋南和长江中游等地的扩张和据点建设，有学者认为商周王朝“战士国家”的特质，在这一时期就已显露无遗（岡村秀典2008）。可以说，“商代晚期以安阳为中心的政体显示出商王室政治影响力复苏，但始终无法获得像二里岗时期那样的霸权地位”（刘莉2009）。有的学者在对全球早期文明进行比较分析的基础上，甚至提出了二里岗文明是否应属东亚大陆最早的“帝国”的问题（Wang Haicheng2014）。这些特征，都有助于我们理解城郭兼备的形态在二里岗时代出现的历史背景。

随着以郑州商城为典型代表的二里岗文化的衰落，以洹北商城为中心的洹河两岸一带作为商王朝的都邑崛起于豫北，殷墟遗址群开始走向繁荣，殷墟文化也自此发端，成为商代后期文化的典型代表。

就殷墟遗址群的总体分布看，殷墟从建都伊始就是跨洹河两岸的，其内部格局在殷墟文化的不同阶段有所变化。建都初期，其城市重心在洹北。以洹北为中心，开始营建宫殿区和面积约41万平方米的宫城，但不久大片宫殿建筑即被火焚毁，在聚落周围挖建了圈围面积达4.7平方公里的方壕。出于目前还不知道的原因，刚刚挖就的方壕随即被草草回填，南壕甚至未加夯填，都城的重心即移到了洹南（岳洪彬等2011）。以洹南小屯宫殿宗庙区和洹北西北冈王陵区为中心的200余年的时间里，殷墟都邑经历了规模由小到大、结构逐渐复杂的过程，聚落总面积达36平方公里。但在80余年的田野考古工作中同样未发现外郭城的迹象。

无论如何，在相隔了100余年军事攻防色彩浓烈的二里岗时代后，殷墟的聚落形态又呈现出与二里头都邑相近的状况，并正式进入了至西周王朝结束近500年“大都无城”的阶段。

安阳殷墟宫庙复原区鸟瞰

位于陕西关中西部的周原遗址，总面积约30平方公里，先为周人灭商前的都城，终西周王朝则一直是周人祖庙之所在，也是王朝诸多贵族的重要聚居地。在数十年的考古工作中也一直没有发现城垣的迹象。有学者认为这是不同于夯土围城的另一种城的类型，即“因自然山水地形地貌加以堑修（挖掘）而成的河沟台地堑城”（彭曦2002）；而长安丰镐和洛阳洛邑遗址，也应类同。

西周王朝的都城——丰京和镐京遗址，地处西安市西南沣河两岸。据最新的勘查结果，丰京遗址总面积约8.62平方公里，镐京则为9.2平方公里。新发现的面积广大的自然水面或沼泽地构成了天然的屏障，迄今尚未发现夯土城垣或围壕等防御设施。

西周初年，周王朝即着手在洛阳营建东都洛邑，作为经营东方、巩固政权的重要基地。西周时期的洛邑究竟为一城还是分为王城和成周两个城邑，其具体位置何在，长期以来莫衷一是。越来越多的学者倾向于认为成周即洛邑，而西周时期并无所谓的“王城”（梁云2002）。从考古发现上看，西周文化遗存集中分布在瀍河两岸一带，但迄今未发现城垣。其兴盛于西周早、中期，到西周晚期已衰落，应即金文和传世文献中的成周（洛邑）（叶万松等1991，刘富良等2005）。

据分析，周代主要诸侯国都城曲阜鲁国故城，可确认的最早的城垣大致属两周之交或稍晚（许宏2000）；临淄齐国故城范围内西周晚期遗存的发现与文献所载齐国始都临淄在时间上大致相合，但目前发现的零星西周时期的城垣性质尚难以遽断。

在拙著《先秦城市考古学研究》中，笔者已指出“在上述夏商西周三代王朝都城和方国都城中，城垣的筑建并不是一种普遍的现象，后世严格的城郭制度在这一时期尚未最后形成”（许宏2000）。此后长时段的都邑观察和深入思考，使我们意识到这样的归纳尚不足以把握当时都邑与社会发展的切实脉络。显然，除了商代前期这一特殊历史阶段的城郭形态，“大都无城”是广域王权国家时代都邑制度的主流。

（二）春秋战国时代：兴于乱世的防御性城郭

进入春秋战国时代，政治上列国分立，各自立都，军事上兼并战争频繁，具有防御功能的城郭布局应运而生。徐苹芳将其概括为宫城加郭城的“两城制”的形态（徐苹芳1995）。

在春秋时期的都邑中，我们还能看到上一个时代“大都无城”形态的残留。首先是位于侯马的晋国都城新田，在40余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分布着具有宫城性质的数座小城及宫殿基址，盟誓、祭祀遗址及手工业作坊遗址、居住遗址和墓地等大量遗存，整个都邑遗址没有外郭城。另一个例子是洛阳东周王城，对以往发掘材料的分析表明，“东周王城城墙的始筑年代不早于春秋时期”，结合“新的考古发现证明东周王城东墙始筑于战国时期，而与东墙一体的其余三面城墙的始筑年代也应相同，则东周王城的城墙始筑年代是在战国时期”。从春秋遗存的分布上看，平王东迁之王城也应在遗址范围内，只不过春秋时期的王城没有郭城（徐昭峰2007）。从考古发现和文献记载看，位于荆州的楚国郢都纪南城在春秋时可能并无大城城垣，现存遗迹应主要反映的是战国时期郢都的形态（许宏2000，梁云2006）。

有学者主要依据文献资料对春秋战国时期的城郭布局进行了复原，认为将宫城置于郭城之中也即“内城外郭”是这一时期城郭布局的正体。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从现有的考古材料看，凡战国时期新建或改建的都城，格局都为之一变，出现了将宫城迁至郭外或割取郭城的一部分为宫城的新布局（马良民1988）。

这种变化似乎还可以更为简洁地概括为从“内城外郭”变为“城郭并立”。这一观察结果在对相关城址的深入分析中也得到了验证。就城、郭的相对位置而言，战国时期的列国都城大体可分为两类：一是宫城在郭城之外，如临淄齐故城、邯郸赵故城等；二是割取郭城的一部分为宫城，如曲阜鲁故城、新郑韩故城、易县燕下都（东城利用河道分割宫城与郭城，西城则为附郭），洛阳东周王城、楚都纪南城似乎也可归入此类（许宏2017）。如果说“内城外郭”的格局是春秋时期“卫君”的最佳设防，那么随着社会矛盾的日益尖锐，各国统治者竭力使自己的栖身之所脱离居民区的包围并满足其恣意扩建宫室的奢欲，似乎就成为战国时期各国都城新格局出现的主要原因。而军事、国防设施等的长足进步，也使宫城单独设防成为可能。

邯郸赵故城“龙台”鸟瞰

燕下都西城南垣城墙

（三）秦至东汉时代：“大都无城”的新阶段

已有学者指出，与上述兴盛于东方列国的“两城制”的城郭形态不同，“从雍城到咸阳，秦国都城一直采用了一种‘非城郭制’的格局，并对汉代国都的城市布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梁云2006，韩国河等1992）。的确，在战国时期城郭布局盛行的大势中，秦都咸阳尤其给人以“异类”感。

战国中晚期秦国及秦王朝（秦代）都城咸阳遗址，地处关中平原中部的咸阳原上、渭水两岸。虽然数十年的考古工作中在这一区域发现了大量与秦都咸阳密切相关的各类遗存，但迄今尚未发现外城城垣，都城的布局结构也不甚清楚。

有学者对秦都咸阳遗址不见城垣的考古现状做了如下解释：“秦咸阳实际是个有范围而无轴心，有宫城而无大郭城的城市，在布局上呈散点分布的交错型，政治中枢随时间转移，所以中心建筑也未定型，这一状况的出现，应该说由于秦国处于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所形成的。”（王学理1985）总体上看，秦都咸阳是一个缺乏统一规划思想指导的不断扩展的开放性城市，其范围从渭北逐步扩大到渭水以南，最终形成了横跨渭水两岸的规模（韩国河等1992，李令福1998，徐卫民2000）。

位于现西安市西北郊的汉长安城，是西汉王朝和新莽王朝的都城，据新的测绘结果，其城垣圈围起的面积近34.4平方公里（董鸿闻等2000）。该城址究竟是内城还是外郭？抑或属于“非城郭制”城市？学术界莫衷一是。针对汉长安城发现以来的主流观点——30多平方公里的城址就是汉长安城的外郭城，杨宽认为其“很明显地属于宫城（即内城）的性质”，“长安城内，主要是皇宫、官署、附属机构以及达官贵人、诸侯王、列侯、郡守的邸第。一般居民的‘里’所占的面积是不大的”（杨宽1984）。对此，主持长安城田野考古工作的刘庆柱则认为“确认汉长安城为宫城的论点是不能成立的”，“因为宫城是围绕皇宫（或王宫）修筑的城”（刘庆柱1987）。

二者对宫城概念的不同解释，差异在于杨宽取的是广义，而刘庆柱取的是狭义。其实，内城、小城、宫城本不易做明确的划分，三者在一定情况下是可以通用的。《汉长安城》一书（刘庆柱等2003）的章节和附图，就包括城外的礼制建筑、离宫和苑囿，甚至汉长安城附近的诸陵邑。可见即便坚持认为汉长安城的城圈即郭城的学者，也不否认上述城圈以外的部分，属于汉长安城的重要组成部分。

或许，汉长安城的城郭布局和人们的认同有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有学者推测长安城“横门外夹横桥大道的市，当属汉朝臻于极盛时，长安城内工商业高度发展，为城市布局所限制，不得不向外蔓延的产物”（刘运勇1992），这些认识都已得到考古发现的印证。可以认为汉长安城的“郭”有一个扩大的过程，且从延续战国时代大立郭城的传统，转变为内城加郭区的“大都无城”的状态，进一步彰显出巍巍帝都的气势。

如果再放开视野，可知汉王朝继承了秦代的京畿制度，改秦“内史”为“三辅”；又在京畿地区建置陵邑（《汉书·地理志》），这些陵邑也是西汉京师行政区和经济区的组成部分。关于西汉长安居民的分布问题，王子今的观点具有相当的代表性：“西汉长安城内有限的平民居地集中‘口二十四万六千二百’，就当时的居住习惯而言，居民的生存空间显然过于狭小。然而通过‘乡’的设置，推想有部分长安户籍资料统计的民众居住在城外的可能。”（王子今2007）

类似的争议延伸到了对东汉洛阳城性质的论定上。与叙述东汉洛阳城仅限于城圈的主流观点（王仲殊1984）相左，杨宽认为“洛阳城依然属于内城性质。南宫和北宫不仅面积很大，而且占据城中主要部位……宫殿、仓库、官署，和西汉长安一样，布满整个都城之内”，“洛阳整个城属于‘皇城’（内城）性质”（杨宽1993）。的确，总体上看，东汉洛阳城内宫苑面积也达全城总面积的二分之一左右，仍处于以宫室为主体的都城布局阶段。相比之下，对居民里闾与商市的安排则处于从属地位。

另外，东汉洛阳城已有较大的郭区，但尚无具有实际防御作用的郭城城垣。杨宽据《洛阳伽蓝记》的相关记载指出，汉魏洛阳与西汉长安一样，“以天然河流与新开漕渠作郭区的屏障，同样以桥梁与郭门作为郭区的门户，或者以桥梁与外郭亭作为郭区的关口”，而“汉魏洛阳之所以会有与西汉长安如此相同的结构，该是东汉都城的建设沿用了西汉的制度”（杨宽1993）。

《中国考古学·秦汉卷》对洛阳城外的遗存做了较详细的介绍：“据文献记载，当时在洛阳城周围，最高统治者同样精心营造了为数众多的宫、观、亭、苑，近城地带，更是各种重要礼制建筑的所在地和人口较为密集的居民区”，“历年来勘察实践显示，当时的手工业遗址主要分布于城外”（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2010）。显然，上述种种，构成了郭区的内涵。

三、晚期：魏晋至清代

随着曹魏邺城和北魏洛阳城外郭城垣的兴建，“大都无城”的都邑形态才最终退出了历史舞台。总体上看，从魏晋到明清时代的中国古代都城，具备了下列三个重要特征：城郭兼备的总体布局，全城大中轴的设计理念，里坊街巷的统一规划。这三者又是互为表里，大体同步的。

对曹魏邺北城、北魏洛阳城、东魏北齐邺南城、隋大兴城和唐长安城等城址的发掘与研究表明，以都城为代表的中国古代城市至此逐步发展成为布局严整、中轴对称的封闭式里坊制城市。

三国时期的曹魏都城邺北城，开始出现方正的布局，连接东西两大城门的大道将全城分为南北两大部分。北区为宫殿、苑囿、官署和贵族居住区（“戚里”），宫城建于城的北部中央，官署集中于宫城前的司马门外。南区为一般衙署和里坊等。北区大于南区。位于全城中部的南北向大道，经宫城南门，直通南垣中央城门中阳门，形成全城的中轴线（徐光冀1993）。至此，中国古代早期都城中分散的宫殿区布局被中轴对称的规划格局所取代，曹魏邺北城的这种平面规划，对后世中国古代城市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北魏洛阳城的主要部分仍沿用东汉至西晋的洛阳旧城，仿照邺北城的规划格局，宫室北移。正对外朝主殿太极殿、由宫城南门阊阖门南伸至南垣城门宣阳门的铜驼街，形成了一条明确的南北中轴线。铜驼街的两侧分布着中央官署和太庙、太社，使中轴线的设计更为突出。至此城内部分几被占尽，于是在旧城外围新筑外郭城。外郭城范围广大，其内规划了320个坊，封闭式坊制至少在这一时期已开始出现。相应地，作为工商业区的三个“市”也设置在外郭城中。（宿白1978，段鹏琦1986）

这一阶段的城市规划，到隋唐时期发展至顶峰。隋大兴城和唐长安城，是中国中古时期封闭式里坊制城市的典范。长安城面积达84平方公里。宫城位于全城北部，便于控制全城。宫城之南设有皇城，是中央高级衙署和太庙、社稷所在。全城以对准宫城、皇城及外郭城正南门的朱雀大街为中轴线。在外郭城范围内，以25条纵横交错的大街，将全城划分为109坊和东、西两市。这种方格网式的规划，使整个城的平面如同棋盘。隋唐东都洛阳城，除因地形关系将宫城和皇城设在郭城西北部外，格局与长安城大体一致。（宿白1978，马得志1982，徐苹芳1982）

随着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工商业的日趋繁盛，从唐代末期至北宋前期，封闭式的坊市制逐渐被开放式的街巷制所取代。此后的元、明、清各代的城市规划及制度，均采用这种开放的形态，并有所发展。宋元明清时期，是中国古代城市发展的成熟阶段。

北宋都城汴梁和南宋都城临安，都是在唐代旧城基础上改建扩建而成的。在街道布局上虽不甚规整，但在城市布局的科学性和合理性方面有了长足的发展。汴梁全城有内外城墙三层。中间一层为内城，主要分布着中央各官署，内城中部又有宫城，即大内（丘刚1990）。这种宫城居中、布局方正的重城式平面规划，对后来金中都、元大都乃至明清北京城都有很大的影响。

元大都平面呈矩形，由宫城、皇城、外郭城三重城套合组成，中轴线的规划更为明确。城内的九条纵街和九条横街构成了全城的主干街道。据此，元大都的总体布局与《周礼·考工记》所载“营国”制度最为符合。在城内南北向主干街道之间分布着数百个胡同，今天北京城内的许多胡同就是元代火巷胡同的残迹。全城以街道划分为五十个坊，但周围已无围墙相隔，呈开放之势。元大都的城市规划是中国王朝时代后期开放式街巷制的典型，这一新的城建规制为后来的明、清所继承（徐苹芳1988）。

开封历代“城摞城”示意

明永乐年间立为都城的北京城（内城）是在元大都的基础上缩北展南，改建而成的。内城的街巷，基本上沿用元代旧制。嘉靖年间，又在城南加筑一外城，实际上是尚未完工的环城外郭城的南部。中轴线仍沿元大都之旧，更为加长。所有城内宫殿及其他重要建筑都沿着这条南北向的中轴线展开。皇城和宫城占据全城的中央部分，以帝王为中心的“建中立极”的都城规划思想在这里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清定都北京后，基本上袭用明的都城和宫殿，此外又开辟了西郊的皇家林苑（徐苹芳1984）。

可见，只是在先秦秦汉“大都无城”时代之后的魏晋至明清时期，中国才进入了“无都不城”的时代。

四、余论

通过对以先秦至秦汉时期为中心的中国古代都城发展历程的初步考察，笔者认为整个中国古代都城史可以依城郭形态的不同划分为两个大的阶段，即实用性（防御性）城郭阶段和礼仪性城郭阶段。由此，可以揭示中国早期都城发展史上的一些重要现象，提炼出若干规律性的认识：

（一）在自最早的广域王权国家都邑二里头至曹魏邺城前近2000年的时间里，“宫城+郭区”而非“宫城+郭城”的布局，才是都城空间构造的主流（约三分之二的时间），这一现象可以概括为“大都无城”。值得注意的是，这一阶段正处于以中原为中心的早期王朝和帝国的上升阶段，大都不设防，应与广域王权国家和早期帝国强盛的国势及军事、外交优势，对都城所处自然条件的充分利用等，都有一定的关联。

（二）其间只有二里岗时期和春秋战国两个时期为城郭布局的兴盛期，二者都有特殊的历史背景，军事局势的高度紧张是其共性。战国时期城郭并立的布局，是社会矛盾尖锐、列国对峙兼并这一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并非像以往认为的那样，属于一脉相承的中国古代都城史上一个承前启后的环节。

（三）处于都城发展史早期阶段的防御性城郭的实用性质，导致城郭的有无取决于政治、军事、地理等诸多因素，“大都无城”的聚落形态应即这一历史背景的产物；而后起的、带有贯穿全城的大中轴线和严整里坊的礼仪性城郭，因同时具有权力层级的象征意义，才开启了汉代以后城、郭兼备的都城发展的新纪元。

综上，实用性城郭和礼仪性城郭，构成了中国古代都城发展史上一个极为重要的阶段性差异。贯穿中国古代都城演进之始终而大致不变的是作为社会上层禁地和统治中枢的宫城或内城，直至紫禁城；随社会发展变动不居的则是都邑的总体布局结构，尤其是外郭城的有无。

已有学者注意到，马背上的族群在征服中国广大地域，占据国家的支配地位以后，面临着如何对人口占绝大多数的农耕地区原住民进行统治的问题。为满足原住民的心理需求，而在国都建设上尽可能地采用符合礼制的城郭与宫室形态，用充满象征性的建筑空间和具有隔离性、封闭式的管理来强化统治。从北魏洛阳、隋大兴、唐长安和洛阳起，直至后来的元大都、清北京城皆如此（李孝聪2017）。这从另一个侧面诠释了“后大都无城”时代上述规制产生的背景和意义。当然，其背后复杂的历史动因，尚待今后深入的研究来解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