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旭：诸宗调和佛儒一致

智旭大师（1599---1655），俗姓钟，字藕益，江苏省吴县木渎镇人氏。为明朝净土宗九祖，自号为八不道人。智旭的父亲本是一位虔诚的佛教信徒，名叫钟岐仲。智旭从小生活在一个佛教化的家庭中，经过长时间的耳闻目濡，他自然也是不好荤腥而喜欢素食。

少年时代的智旭曾跟随私塾先生学习儒学，把儒家经典奉为圭臬，并一度对佛教思想多有抵触，并一连写了十几篇《辟佛论》，以表达自己从儒受教的决心。但是在十七岁时，智旭偶然阅读了祩宏（即莲池大师）所作的《自知录》和《竹窗随笔》，才开始转变了对佛教的看法，由最初的“誓灭释老”而为归信佛教，并且把自己过去所写的《辟佛论》全部投到火盆里。

在笃信佛法的父亲去世之后，他于居丧其间跟随别人称念《地藏菩萨本愿经》，本来是想尽一下自己的孝心，但是因为这个因缘，智旭由此又萌生了出家事佛的想法；二十二岁时，藕益开始一心称念佛名；二十三岁时，效仿阿弥陀佛，发四十八大愿，并自称为大朗优婆塞，之后因为听讲《大佛顶首楞严经》而有所悟，并更加坚定了出家的志愿；二十四岁的一段时间里，他接连三次都梦到德清法师，但因为德清法师和他相距甚远，所以就跟从德清法师的弟子雪岭法师剃度出家，取法名智旭。

明熹宗天启二年的春夏之交，智旭在云栖寺里听讲《成唯识论》，因为这里所讲的佛理和《大佛顶首楞严经》有矛盾的大佛，所以他心中生起疑问，在请教法师这个问题时，被告知“性相二宗不许和会”，但是智旭心中的疑问不但没有丝毫减少，反而生了更多问题，为了破解心中的疑问，智旭独自来到杭州西北的径山坐禅，一直到第二年的夏天，智旭方才觉悟到性宗和相宗，其实在本质上并没有矛盾冲突，并自觉已经参悟到性相二宗的义理。

二十六岁于祩宏的佛塔前受菩萨戒，自二十七岁起，开始研修律藏。但是不久之后，他听到母亲病重，生命垂危的消息，孝母心切的他就学着古代先贤的做法，从自己的手臂上割下肉来，和草药一起煎煮，以期望能医好母亲的病，可是，慈母毕竟年事已高，大限已到，未等智旭好好报答母亲的生养恩情便驾鹤西去了。

在给母亲治丧之后，智旭就在吴江开始了闭关习禅的生活，发誓一定要大彻大悟，以此来报答父母的养育恩德。不过，这闭关坐禅的生活刚刚开始，智旭就生病了，而且情况十分严重，但也没有动摇他求法觉悟的信念。为了能够往生净土，智旭在身体稍有康复之后便开始修持《往生净土咒》，如此坚持了七天七夜，忽于某日心下有所感悟，于是做了一首长偈：

稽首无量寿，拔业障根本；

观世音势至，诲众菩萨僧。

我迷本智光，妄堕轮回苦；

旷劫不暂停，无救无归趣；

劣得此人身，仍遭劫浊乱；

虽获预僧伦，未入法流水；

目击法轮坏，欲挽力未能；

良由无始世，不植胜善根；

今以决定心，求生极乐土；

乘我本愿船，广度沉沦众。

我若不往生，不能满所愿；

是故于娑婆，毕定应舍离；

犹如被溺人，先求疾到岸；

乃以方便力，悉振暴流人。

我以至诚心，深心回向心；

燃臂香三柱，结一七净坛；

专持往生咒，唯余食睡时；

以此功德力，求决生安养。

我若退初心，不向西方者；

宁即堕泥黎，令疾生改悔；

誓不恋人天，及以无为处；

折伏使不退，摄受令增长。

在佛偈中，智旭认为只有依靠阿弥陀佛和观音、大势至等菩萨的威神誓愿才能使苦海中的人们得到解脱，卸下轮回重担，同时也表达了他希望及早开悟，以慈悲心去化度十方众生的迫切心情。

在有所参悟之后，智旭又前往如今的浙江普陀山去参拜观世音菩萨的道场，参拜回来之后便来到龙居寺，担任主持一职。

由于早年修学的过程中见到当今禅宗的一些流弊，对佛教的发展有很多不利影响，智旭便决心弘扬律宗，为此他还撰写了一部《毗尼集要》，之后由于在佛祖像前明表志愿时拈到了写有“天台宗”字样的木签，于是他又开始全心参悟天台宗的教义。

由于不满当时禅教诸门那种固步自封、抱残守缺的状态，智旭大师便立志要让自己的思想做到“融汇诸宗，归机净土”。智旭一生修学华严、天台、净土、唯识以及禅宗、律宗等诸宗教义，真可谓是诸宗调和，并且主张禅、教、律圆融，释、道、儒三教合一，更难得的是大师还研究基督教，因为智旭大师所研习参究的门类很广，所以其著述范围亦十分宽泛。智旭大师的一生著述，可达四十余部，著名的有：《楞严经玄义》、《法华文句会议》、《楞伽义疏》、《唯识心要》等等。而藕益智旭的代表性著作《佛说阿弥陀佛要解》，则被印光大师誉为“即使古佛再来，给阿弥陀经做个解释也不能超出其上！”

“何谓教？何谓宗？语言设施之谓教，忘情默契之谓宗。故宗也者，虽云教外别传，实即教内真传也。”（藕益智旭大师著《灵峰宗论》卷六）智旭认为禅宗反对拘泥于经典文句，并以“教外别传”来标榜自己的与众不同，可是禅宗的灵魂却恰恰在于其教内真传之中。当时的僧团队伍因为疏于戒律管理而导致了很多腐败行为，不仅给佛教本身造成了很多负面影响，而且也极大地动摇了清净佛门在百姓心中的地位。针对这种情况，智旭怒斥道：“今时丧心病狂无耻禅和，影响窍掠，听其言超佛祖之先，稽其行落在狗彘之下。”那些披着法衣的“出家人”，他们说得天花乱坠，似乎比佛祖讲的还有道理，可是再看看他们的行为，简直连猪狗牲畜都不如。为了恢复佛门清誉，智旭尤其重视戒律在出家僧众中的作用。

“禅、教、律三，同条共贯，非但春兰秋菊也。禅者佛心，教者佛语，律者佛行。……不于心外别见觅禅教律，又岂于禅教律外觅心。如此终日参禅、看教、学律，皆与大事大心正法眼藏相应于一念词。”（参见藕益智旭大师著《灵峰宗论》卷二）

禅能帮助我们发现佛性的灵明，教能帮助我们领会佛的言语教诲，而律则能让我们与佛的行为相同一。这三者缺一不可，它们都是解脱生死、超离轮回所必须的。而参禅、看教、学律，最终也是要归于净土。而修习净土念佛法门的要诀则在于要做到具有“真实信心”。智旭说：“第一要信我是未成之佛，弥陀是已成之佛，其体无二。次信娑婆的是苦，安养的可归，炽然欣厌。次信现前一举一动，皆可回迥西方。”智旭所倡导的净土信仰是以信为主，他引导僧俗众生首先就要对自己生起无比的信心，认定自己就是未成的佛，并觉知到自己和弥陀诸佛所不同的仅仅是成佛时间上的先后次序，而在体性上则是无有差别的。从这里也可见出禅宗的一丝痕迹。智旭还要大家看到娑婆世界是充满苦痛、不得安乐长养的地方，而应该及早发愿，尽早往生到阿弥陀佛的净土世界，假如能有强烈的出离心，那么必定能够用精诚的意志来坚定自己的信仰，并努力实修。而不论现前你的举动如何，只要有真诚的信仰，便可在临命终时往生净土世界，即便是那些没有足够修行的人，也可以带业往生。

由于智旭早年学习儒家经典，因此他也极力推进儒释之间的理论融合，还试图佛化儒学，以佛释儒。他所讲的真如缘起论，其实质与儒家理学中的“人心”与“道心”便有一些相似的地方。人心是迷乱之心，而道心则是清净光明之心，类似于佛性。迷乱时的是人心，而彻悟时的便是道心，然而这迷与悟其实都是在一心之内，一体之中。

为了进一步佛化儒学，智旭还用佛教的理论来阐释儒家思想中的孝道、五常、忠恕、尽性等等道德范畴，而智旭在进行了一番论证之后，他告诉世人：“儒之德业学问，实佛之命脉骨髓。故在世为真儒者，出世乃真佛。”儒与佛没有任何不同，只不过前者是在世，而后者是出世。佛与儒之间的差异由此而打通，出世与入世成为一个水乳交融的整体。

智旭大师早年时曾游历过江西、浙江、安徽、福建等地，他弘法阅经、培养弟子，讲经著述，直至晚年仍孜孜不倦于佛法的弘传事业，清顺治十二年一月，智旭大师绳床之上，结跏趺坐，举手向西冥然而逝，享世寿五十七岁。大师生前有愿，希望在火化之后能将所得之物，悉皆施于禽类鱼类，以此广结善缘。可是弟子们毕竟不忍按照法师的遗愿而行事，将智旭法师的灵骨供奉于灵峰塔大殿之中。

真可：心为本原心性本净

苏州是个好地方，苏州虎丘的云岩寺更是一个“有故事的寺院”。明朝四大高僧之一的紫柏真可尊者，便是在虎丘云岩寺剃度出家。说起来，紫柏真可与佛门的缘分，还是拜一场大雨所赐呢。

真可法师（1543—1603），俗姓沈，字达观，号紫柏，江苏吴仁人。少年时性情刚烈、相貌不群，壮志非凡，17岁即离家远游，希望能为国家立下赫赫战功而驰名边塞之上，可是当他路过虎丘的云岩寺时，忽然听闻里面的僧人在诵持佛号，心中偶有感应，于是就来到寺庙里，跟从明觉和尚出家。20岁受具足戒，之后开始了四处游历的生活。行至武塘景德寺，留在庙内专心研习经教；来到匡山，又专心研究相宗理论；到了五台山，便又学习华严佛法；到了北京的潭柘寺，就在禅门大德德宝禅师那里参悟禅道。紫柏真可既没有专一的师承，却又学通了诸宗派的思想。他曾立志弘扬禅宗，但又从来都不开坛讲法，于是成了真正意义上的独立于宗派之外的名僧。

明万历年间，真可感觉到梵夹版大藏经十分不便于携带，毕竟对于他这样到处游历的僧人来说，首先考虑的还是是如何能更方便地携带经论。在得到一些官僚士人的资助之后，《方册版》经过多年之后才得以刻成。这样就促进了佛经的流通。万历31年，也就是1603年，京城发生了一件案子，是关于废立东宫的《妖书》案，皇帝对此十分震怒，命令严加追查。可怜紫柏真可被仇家陷害，被诬陷为是《妖书》的作者，因此而下到大狱之中，在受尽严刑拷打之后依然没有确认的供词，与当年冬季死在了牢狱之中。真可的著述有德清等人编为《紫柏尊者全集》共30卷，《紫柏尊者别集》4卷，《附录》1卷。

教外融合儒、释，教内贯通性、相，可谓是真可佛学思想中的一大特色。明代的顾仲恭在《跋紫柏尊者全集》中如此写道：“最可敬者，不以释迦压孔老，不以内典废子史。于佛法中，不以宗压教，不以性废相，不以贤首废天台。”可见，在真可的佛学思想中，不论是儒是释，是性宗还是相宗，是贤首宗还是天台宗，都处于一种平等的地位上，这些思想交互圆融，而之所以说它们是圆融无碍的，就因为不论是儒家的圣人，还是释道二教中的教主，这些圣人都于自心之上觉悟本心，而他们能够有所成就，就是因为他们比常人更早的体悟到心的妙用。自宋明以来，儒释道三教思想就处于不断融合的趋势之中，而这种高度的互融，既有佛教对理学的影响，也可见出理学对佛教的影响，在宋代的程朱理学中有“月印万川”一说，即是受到了佛教华严宗理事互融的影响，而在真可的佛学思想里

也可以见到陆王心学的一丝痕迹，“天地可谓大亦，而不能置于虚空之外。……故以心观物，物无大小；以物累心，心不能觉。惟能觉者，始知心外无物。”（见《紫柏尊者文集》卷九）其实真可所要传达给人们的道理就是心外无物，离心无外物，心乃万物之本原，而这个理论正是王阳明曾提出过的。

历史上的那些圣人，尽管所属宗教不同，或儒或释或道，但他们都是从不同的角度来阐明本心而已，不同的只是外部形势，而并非是本心实质。“夫身心之初，有无身心者，湛然圆满而独存焉。伏羲氏得之而画卦，仲尼氏得之而翼《易》，老氏得之二篇乃作，吾大觉老人得之，于灵山会上，拈花微笑。”（见《紫柏尊者文集》卷一二）

而在人伦道德上，真可更是将佛门之五戒与儒家的五常做了比附，认为“不杀曰仁，不盗曰义，不婬曰礼，不妄语曰信，不饮酒曰智。”这也可以看做是儒释两家的一个比较一致的地方。

其实，真可也是在为三教同源找到一个更为可靠的理论依据。既然儒释道三教的圣人贤者，他们的本心都是相同的，那么三教之间还需要互相争斗吗？其实自宋代以来，就已经出现了三教融合的趋势，而真可的三教融合理论则是做了更进一步的发展。

而在佛教内部，不论是性宗、相宗，还是律宗、禅宗、净土等诸教派，在心上找到共同点。“宗、教虽分派，然不超乎佛语与佛心。传佛心者，谓之宗主；传佛语者，谓之教主。（见《紫柏尊者文集》卷三）

真可还以水和波之间的关系来比喻性、相二宗。“法相如波，法性如水。后世学者，各专其门，互相排斥，故波之与水不能通而为一。”（见《紫柏尊者文集》卷一四）

性宗即是法性宗，认为众生本自清净，强调如来藏的妙用，一般认为三论、华严、天台、密宗为性宗。相宗是指法相宗，此宗强调一切诸法存在着差别，相宗主要包括唯识宗、俱舍宗。历来的佛教界都只注意到性宗与相宗之间的差别，而真可却认为法性如水，法相便是波。尽管法相会因为不同的外缘而呈现出不同的相状来，但其本质都是和水一样的。由此，真可打通了性相二宗之间的差异。只不过，真可依然认为性为相本，好比波只是水的不同形态的变化。

在修持方法上，真可极力劝道世人要一心念经，尽心研习佛教经典，他本人在唯识、华严、天台诸宗经典上都有着自己的建树，而且还能显出新意。他把外部的一切问题都归之于自心自性，劝导世人走内在超越的道路。

作为明代四大高僧之一，紫柏真可因为他人诬陷而致死，如若能平安存世，定能为佛教界贡献更多。“一笑由来别有因，那知大块不容尘。从兹收拾娘生足，铁橛花开不待春。”这是真可尊者留给世人的最后一句话，据说在受尽酷刑之后，他依然面无惧色，于万历三十一年冬月含笑端坐，阖然而逝。

实贤：莲宗祖师净土诗圣

实贤法师（1686---1734），俗姓时，字思齐，号省庵，江苏常熟人。15岁时便出家，24岁受具足戒，因偶遇一突然逝去的僧人而发奋要精进修习，从不懈怠，每天只进食一次。后来拜谒绍云法师，随他研习《楞严经》、《摩诃止观》等书，关于性相之学以及三观十乘的要旨，他都很精通。学成之后，他住在杭州的梵天寺，一心修持净土法门，其修行仪规十分严整，江南的僧俗信众都十分尊崇他。实贤法师还作有百首净土诗歌，此外还有宣扬净土信仰的著作，《劝发菩提心文》、《净土诗集》、《省庵大师语录》、《省庵法师遗书》等都是实贤大师弘扬净土宗思想学说的的代表性著作。在社会上产生了极大影响，被人们尊奉为“莲宗十一祖”。

实贤法师出生于一个世代书香之家，但奇怪的是他生来就不喜荤食，而且从小就聪慧异常，生就一种离尘去俗的气质。由于父亲早早就去世了，他只好与母亲相依为命，而其母张氏料知实贤以后必定走上出家修行之路，索性成就他的心愿。于是年仅7岁的实贤就被母亲带到清凉庵的容选和尚那里，跟随他学习佛门教规，同时也学习儒家经典，由于实贤自小就在寺院中学习，这便为他日后的弘法事业打牢了根基，他能写诗会作赋，博通佛儒学说而且精通书法。

尽管实贤与佛缘甚深，但他一日也没有忘记父母的生养之恩，在母亲亡故之后，实贤用了49天时间跪在佛像前诵持《大方便报恩经》，每年到了亡母的忌日，他必定诵经回向，为母修福。

偶然的一天，实贤来到善仁寺，不想却看到一位正在行走的僧人好端端地就扑倒在地上去世了。这件事对实贤的触动十分强烈，正值青年的实贤感受到生死之无常而迅疾，从此之后便更加严格地要求自己，他精勤修习，严持戒律，遍访名僧高士，他曾跟随绍昙法师、灵鹫和尚等学习佛法，并在真寂寺闭关修行圆满之后升坛开讲《法华经》，以过人之口才、圆融之教理而博得僧俗众人的赞许与尊敬。

在《劝发菩提心文》中，实贤大师认为入道的要领，首先就是要有纯善的发心，“愿立则众生可度，心发则佛道堪成”可见，在修学的过程中实贤十分看重愿心的重要性，发心立愿，这是能够得以出离轮回苦海的先决因素。假如发心不纯、愿心不坚，那么虽然平日也有所修行，但总是徒劳辛苦，也很难最终得到正果，出离生死，白白地浪费了宝贵光阴。因此，先发菩提心，立正愿，才能继续修行。

“然心愿差别，其相乃多；若不指陈，如何趋向？今为大众略而言之。相有其八：所谓邪正真伪大小偏圆是也。云何名为邪正真伪大小偏圆耶？世有行人，一向修行，不究自心，但知外务：或求利养，或好名闻，或贪现世欲乐，或望未来果报。如是发心，名之为邪。”虽然都是在发愿，可是差别却有很多。那么如何来判断自己所发心愿是否正确呢？实贤法师在文中用“邪、正、真、伪、大、小、偏、圆”这八种性相来区别所发心是否正确，是否符合佛教的正道。

如果有人只知道向外寻求，而不知内观自心，或者只求名闻利养，贪求现世的享乐，或者希望做了善事之后能够早日得到善果，这些发心，就都是偏邪的，

“既不求利养名闻，又不贪欲乐果报，唯为生死，为菩提。如是发心，名之为正。”如果世间有人不求名闻利养，也不是为了贪图欲乐享受，只是为了生死大事，那么这就是菩提心。假如能用这样的发心来修行，就是符合佛教正道的。

只有“去邪、去伪、去小、去偏，取正、取真、取大、取圆”，有这样的发心才能称得上是真正法菩提心，是符合佛教正道的。而这种菩提心，也是有一定因缘才能发起的。这些因缘就是“一者念佛重恩故。二者念父母恩故。三者念师长恩故。四者念施主恩故。五者念众生恩故。六者念生死苦故。七者尊重己灵故。八者忏悔业障故。九者求生净土故。十者为念正法得久住故。”我们不仅要感念佛恩、父母恩、师长恩、施主恩以及一切众生的扶持辅助之恩，也要忆念生死轮回之苦，尊重那些亡故之人，不断精进修持，忏悔自己以往的一切业障，然后发出求生净土的心愿，进而感念正法，愿其长住自己心中。

为了鼓励世人能够精勤修行，老实念佛，实贤大师要大家务必要对自己生起无上的信心，“勿言一念轻微，勿谓虚愿无益；心真则事实，愿广则行深。虚空非大，心王为大；金刚非坚，愿力最坚。”假如心愿真诚，则成就佛果一定会指日可待。天地之间，最重要、最可贵的便是人的心灵，最坚固、最无畏的也便是愿力了。

实贤大师为了能更加广泛地弘扬净土宗旨，使更多众生得到生死解脱，往生净土，他在雍正七年（1729年)创立了专修弥陀净土的团体——莲社，汇集有志于往生净土的同修，以及社会各界的信愿念佛者，共同立下誓愿，尽此形寿以为期限，将每日必做的功课分为二十分，十分用来持名念佛，九分作弥陀观想，一分用作礼拜忏悔，如此夜以继日、精进不息。

清雍正十一年，即1733年，这一天正是释迦摩尼佛成道日，大师自觉体力不支，便告诉僧众：“明年的四月十四日，我将离开大家，往生去了。”在这之后，实贤大师在寸香斋室闭关静修，昼夜持念佛号十万声，第二年四月十日出关，又过了十天之后，他再次召集僧众说道：“十日之前，我看到西方三圣现身于虚空之中，如今又见到他们，我知道，我将要往生净土去了。”

一年轻侍者恳请大师留下遗训，实贤大师蔼然说道：“身在华中佛现前，佛光来照紫金莲，心随诸佛往生去，无去来中事宛然。”四月十三日，实贤大师停止一切饮食，终日里也只是闭目端坐，十四日开始沐浴更衣，之后便在室内面向西而结跏趺坐，到了巳时，远近僧俗纷纷来到梵天寺，大家悲泣不已，请求老法师不要舍弃众生，能够再次乘愿来世间度生，实贤大师缓缓地告诉大家：“我将要往生净土了，在生死大事中，你们只要用清净至诚的心来念佛就可以了。”话音刚落，便双手合十，安然西去。

实贤大师一生度众无数，广劝众生发心修学求道，鞭策僧俗两众要精进修行，切勿错过了好光阴，一定要以坚固的信愿专心念佛，当时人们都称其为“永明延寿大师”乘愿再来。及至实贤大师圆寂之后，他的慈悲和仁爱也为世人所颂扬，而他为净土宗的发展所做的贡献也被后世弟子们所牢牢记住。

际醒：禅净一如融通自在

际醒法师（1741---1810），俗姓马，字彻悟，号梦东，河北丰润人。幼年时就聪慧过人，曾学习儒家经典，并立志以此为业，对于子、史、经、集，均十分精通。在22岁时生了一场大病，在重病中感悟到人生之虚幻无常，病愈之后，就发心出家，来到房山县的三圣庵，在荣池法师座下剃度。次年来到岫云寺，在恒实律师座下受具足戒。第三年，在香界寺的隆一法师那里听讲《圆觉经》，从中领悟到宏深大义。际醒还在依增寺慧岸法师那里学习了法相宗的深奥义理，又在心华寺的遍空法师那里，听讲《法华》、《楞严》、《金刚经》等诸大乘经典，领悟到圆融无碍的理事法门。在这四处巡游、遍访名僧大德的学习生涯中，际醒对于性相二宗皆能贯通，毫无滞碍。

乾隆年间，际醒来到北京广通寺粹如禅师门下参禅，并得到老禅师的印可。在开悟之后继承其法嗣，被时人称作是临济宗36世、磐山7世宗师。在老禅师迁居万寿寺之后，际醒就担任了广通寺的主持，他率领僧众弟子专心修道，从不懈怠，14年精勤修习如一日，其德名传遍大江南北，赢得了当时僧俗信众的一致敬仰，禅风由此开始大为振兴。同时，际醒禅师又效仿净土六祖永明延寿大师，开始禅净双修的修行法门。

乾隆57年，际醒迁居到觉生寺，在该寺担任主持共有8年，期间他再寺庙里开设了涅槃堂、安养堂、学士堂。一方面能够使年老体弱者有所归养，一方面使初学佛者便于修习、参悟。

嘉庆五年（即1800）年，际醒居于北京红螺善资福寺，归心净土法门，每天必定念诵10万声弥陀法号，追随他的人有很多，于是此地便发展成为北方净土宗的著名道场，“南有普陀，北有红螺”的说法就此传开。他每日接待香客，帮人解答疑问只有一炷香的时间，除此之外，就惟有日常起居和念佛礼佛了而已。此时的际醒大师，已经是一髯髯老者，可是寺庙内的一切劳作诸如挑水担柴、洒扫庭院等等，他依然和众僧人一起担当，嘉庆15年，际醒觉得身体抱有小恙，料知自己和众生的缘分已然尽了，便让僧众共念佛号，并且安排弟子松泉继任住持，他教导大家要重视净土宗的念佛法门，认为这是要解脱轮回苦海的最为简便易行、安全稳妥的修习。际醒大师示寂那天，他不住地对身边弟子说，已然看到了弥陀净土以及观音、势至、文殊等诸位菩萨大士，随后出现了阿弥陀佛亲来迎接，他最后留给众僧的话是：“称一声洪名，见一分相好。”随后，大师手结弥陀印，自在往生去了，当时众僧都闻到有一种奇异的香气弥散在空中，令人啧啧称奇。

际醒大师门下的众多弟子将大师的遗体供奉七日，其相貌与生前并无二致，依然慈祥而端严，光润而饱满。在荼毗之后，得到舍利子共计百余粒。大师著有《彻悟禅师语录》2卷、《示禅教律念佛伽陀》等。

际醒大师的佛学体证经过是由儒家而入禅宗最后又归于净土的，其修持法门，深受永明延寿以及莲池等人的影响，在禅修上功夫的基础之上，加以净土法门的修行，而这样的证悟方式，也正应契了永明延寿禅师在“四柬料”中所说的“有禅有净土，犹如带角虎，现世为人师，来世作佛祖。”而禅宗与净土的融合，也说明自从宋代开始的禅净双修法门，一直受到佛门重视，呈现出一种教内诸宗派融合的趋势。

际醒大师十分重视净土宗中信、愿、行这三种资粮，他曾对弟子开示道：“我辈修习净业，信贵于深，愿贵于切。以信愿深切，故一切邪说不能摇惹。一切境缘，莫能引转。假正修净业时，达摩祖师忽现在前，令我舍净修禅，可以立地成佛，我不敢从命。即释迦如来忽尔现身，谓更有异方便，胜于净土，令我舍此从彼，我亦不敢从教，此谓之深信。假如赤热铁轮，旋转顶上，不以此苦，退失往生之愿。又若轮王胜妙五欲现前，亦不以此乐，退失往生之愿。如此逆顺至极，尚不改所愿，此之谓切愿。”这就是说，修习净土法门的人，他的信心必须极为深厚，其出离轮回的愿望务必要十分真切，只有如此，才能不被一切外道邪说而动摇了修行的信念；一切外境诸缘，都不会迷乱自己的内心，而自己的信念更不会被外境所转。只要有了深信、切愿与实行，就可以获得成就，往生净土，得大自在。

大师还强调在修净土法门时持有清净心念的重要性，“所谓执持名号者，即拳拳服膺之谓，谓牢持于心，而不暂忘也。稍或一念间断，则非执持，稍或一念夹杂，则非执持。念念相续，无杂无间，是真精进，精进不已，则渐入一心不乱，圆成净业。”可见，真实的念佛法门不仅要有恒心，有毅力，能坚持，而且要做到以清净的信念来念佛名号，做到不间杂，不间断。这种精进，才是最终成就佛果，获得涅槃解脱的真实途径。

大师认为，能够做到“一心不乱”，才是修持净土法门的重心。真正的一心不乱，是需要修持功夫的，因此际醒大师才不断地提醒僧众们，只有具备了真切的出离心愿，以及对弥陀净土的信心，才有可能坚持下来，才不至于半途而废。而修持净土法门之人，必须要具备这十种信念，“一、生必有死；二、人命无常；三、轮回路险；四、苦趣时长；五、佛语不虚；六、实有净土；七、愿生即生；八、生即不退；九、一生成佛；十、法本唯心。”若能时时刻刻以这十种信念来提醒自己，自然不敢荒废道业，而最终可得无量善果。

“真为生死，发菩提心。以深信愿，持佛名号”，这是大师对弟子所做的开示，由这十六字作为基础，际醒大师又演绎出净土法门修持的八大要领：“一、真为生死，发菩提心，是学道通途；二、以深信愿，持佛名号，为净土正宗；三、以摄心专注而念，为下手方便；四、以折伏现行烦恼，为修心要务；五、以坚持四重戒法，为入道根本；六、以种种苦行，为修道助缘；七、以一心不乱，为净心归宿；八、以种种灵瑞，为往生证验。”专心求道、一心证悟，本就是为了生死之事，在修持之前需发菩提心，发慈悲众生的心，以这个深切的信心和发愿，不间断念佛名号，才有可能出离轮回之苦。

不论是从际醒大师的开示语录，还是从大师的生平言行来看，他都是佛门中当之无愧的一代宗师，他为近代净土法门的复兴做出了贡献，同时也以自己的言传身教感化了当时不计其数的僧俗信众，为大家找到心灵的净土指明了方向。

续法：华严中兴身经三帝

续法法师（1641—1728），后名成法，俗姓沈，字柏亭，别号灌顶，浙江仁和人氏。自幼出家，9岁拜杭州慈云寺的华严宗僧人明源和尚为师，19岁受具足戒，精通诸经，且能融会贯通，又兼通《四书》、《诗经》、《易经》等，他曾经向明源请教过华严宗和天台宗之间的同与异，明源告诉他：“你应当这样考虑，既要看到两者之间的差别，也该看到两者之间的融通之处。”由此续法开始更加广泛地研习各个佛教宗派的经论，又不专独于一家，不拘泥一端，通过比较研究，从而更加清楚地洞悉了各家各派的宗旨。

当时华严宗的经疏散乱不整，续法就因此而广加搜集整理，这对华严宗的延续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他在梵天寺担任主持时，有50多年都专心讲解《华严经》，而身后则留下各种佛学著作有40多种，600余卷，择其要者则有：《华严别行经圆谈疏钞记》十二卷、《楞严经序释圆谈疏》二十五卷、《贤首五教仪》六卷、《遗教经疏》四卷、《佛祖纲宗》四卷、《贤首十要》二卷、《乐邦净土咏》一卷、《醒世善言》一卷、《西资归戒仪》一卷、《瑜伽归戒仪》一卷等等。续法大师每次开坛讲经，都汇集了从各地前来听闻佛法的僧众。他门下弟子众多，较著名的有培丰、慈裔、正中、天怀这四人，他们继续在南方弘传华严宗的佛学思想。慈云续法大师传承宝轮大师的衣钵，当时有种说法，“续法生当顺治，寂在雍正，行道于康熙之年，身经三帝”。(《五教仪开蒙增注》)从中可见，续法大师对有清一代佛教的发展起着多么重要的影响。

续法大师曾开示众人说：“为五欲故，发心念佛，地狱界也。为名利故，发心念佛，饿鬼界也。为眷属故，发心念佛，畜生界也。为胜他故，发心念佛，修罗界也。畏恶道故，发心念佛，人法界也。求天乐故，发心念佛，天法界也。欣涅盘故，发心念佛，声闻界也。慕无生故，发心念佛，缘觉界也。欲度他故，发心念佛，菩萨界也。希成佛故，发心念佛，佛法界也。”这是告诫大众，念佛修行，务必要端正自己的心，以正道求法才能得到善果。十法界本是华严宗的理论范畴，而续法大师却在十法界的理论范畴上融合了净土宗的念佛法门，由此也可以看到续法大师各宗派圆融的思想特点。

续法大师还告诫大众道：“极闲者，除六时外，应当时刻念佛无间。半闲半忙者，应当营事已毕，即便念佛。极忙者，应当忙里偷闲，十念念佛。如此才不空虚度日。尽此一生用功，一日无有暂废。”可见续法大师还是十分看重念佛法门在修行解脱中所起到的作用的。修行人不仅要心念纯净，发心端正，信仰坚定，而且还要精勤修学，一天都不可荒废、虚度。

续法大师在其弘法利生的生涯中，所讲的经论从不限于一家一派，而是随着受教者的因缘根器来选择适合的教法，以期能够切实帮助众生获得心灵上的解脱。续法大师在步入不惑之年以后才正式开堂讲经，此前过的是云游四海的生活。在开堂之后，便是修复寺宇，塑造佛像。一些名刹，比如慈云寺，圣果寺，仁寿寺等都是在续法的努力之下才又重新振兴起来的。康熙皇帝曾五次巡礼慈云寺，并对续法尊崇有加，还御制碑文一道，之后又赐匾额、心经、宝塔等法物，以示自己对佛法的恭敬。

续法大师在晚年时期，退居仁寿寺，尽管生活清苦，但每日仍不停披阅佛教典籍，注释经典多达600余卷。后接受当时名流学士及僧俗两众的请求重又出山，主持天竺寺的修复事宜，可惜在修复工作完成之后不久，续法大师便辞别众生，归西往生去了。

当时的名士、泗水的佛弟子徐自洙在《浙江天竺山灌顶伯亭大师塔志铭》中记录了续法大师兴教、劝善、度众的辛劳一生：“（续法）心不违如来之训，性不染尘俗之累，体不损沙门之表，行不违法律之径，目不视非仪，口不食重味，手不释念珠，肋不触尘塌，足不履邪径，宿不离衣钵。入污泥不染，处混浊而不淆。以清净弘法门，以智慧为福果，皇皇于超济，汲汲于普渡，不以一行自高，一功自许。人有皈依者，不俟请而往，有求益者，不待愤则启矣。虽幼稚，不简于应接，纵傲狠不惮于开诱。洵乎佛祖之化身，众生之楷模也。”从中我们可以想见续法大师生前的清亮道风以及他坚贞的品行与渊博学问，所有这些都无愧于一代佛门巨匠的称誉。

敬安：梵门诗僧护法功臣

敬安法师（1852---1912），俗姓黄，名读山，字寄禅，湖南湘潭人，7岁丧母，12岁又失去了父亲。在失去双亲之后，因为家庭条件贫困，敬安不能继续读书，只能依靠帮人放牛来维持基本的生活。但他十分喜欢读诗、更喜欢创作诗歌。他的好学和勤奋得到了私塾先生周云帆的赞赏，在得到周先生的帮助之后，他又能继续读书习字，比从前更是下苦功了。只可惜好景不长，他就又要另谋生路。年少时即遭逢如此多的挫折，这也使得敬安早早就体悟到世事无常，从而发愿皈依佛门。

自从16岁出家之后，敬安就一边跟随师父读经参禅，一边继续读诗写诗，在汲取文化知识方面，他常年不辍。极重视头陀苦行，27岁时在宁波阿育王寺舍利塔前燃指供养，因为烧去了两个手指，所以他又被称作是“八指头陀”。

在经过多年的刻苦学习之后，敬安成了闻名天下的“诗僧”，他曾经遍游祖国河山，到处寻访名师高僧，学成之后相继在衡阳罗汉寺、衡山上封寺、大善寺、密印寺担任主持，后又主持天童寺有10余年时间。

敬安经常用诗歌来表现他的佛学思想，其著名诗句“日月精华从性得,乾坤元气自心生”，表现的就是真心一元论，人心本自清净无染，人的自性也是光明无杂的。在这本来清净光明的心性之中，不论是宇宙万有，还是一切众生乃至诸佛菩萨，都已然包含在其中。人们只需要向内观，觉悟自性，就可以解脱自我。

“真如既不变,万有徒纷驰”则说明真如本性才是决定外物外境的因素，真心如如不变不动摇，任凭外境外事做何种变化也是徒然的，也不会使清净纯明的真如本心增添一丝一毫的挂碍。真如随不同外缘而做不同的形式变化，但是，真如的本质却从来不曾有过少许的改变。

“明月清风一杖担，现成公案不须参。目前万法惟心法，何用逢人觅指南。”在禅宗的证悟修行中，是需要通过参究公案来证悟出明心见性的禅理的。可是敬安却说那些公案根本不需要去参究，因为目下所有一切万法，都不过是心法，是心的变现，你能领悟自己的心，便已经是好的了，又何必要让别人来指导呢？

“何必山巅与水涯，安心随处便为家。有人问我西来意，笑指长天落晚霞。”（敬安《答柳溪居士》）真正的栖身之所并非是外境，而是我们的自心。自心清净安乐，则不论天涯海角，都是我们的安乐之所。而真正的修道，其实也不是刻意而为之，所以，何必要问佛祖西来意，又何必把有限的生命和精力耗费在参究公案上，但看那长空晚霞，面对如此景象，难道还不能觉悟到自心的圆满自足和清净光明吗？

敬安年少时首先接触的是禅宗，并留有大量禅诗存世，而其晚年则归心于净土宗，并且以极为精妙的语言描绘了净土世界的美好，并发愿能够往生弥陀的净土世界：“我闻安养国，贤圣俱栖迟。讲堂极壮丽，行树相因依。湛然七宝池，矫矫珍禽飞。金绳界道明，天乐随风移。衣食应念至，不假人力为。文殊既戾止，慈氏亦来仪。长揖三界苦，永绝四流悲。逝辞五浊世，金手引同归。”（敬安《咏怀诗十首》之一）

至于如何才能往生净土，敬安认为，信愿的力量是巨大的，“莲花出水湛然洁，宝树成行不假栽。欲往西方安乐国，须凭信力断疑猜。”（敬安《净土诗》）依靠自己的信力，才可以获得终究的解脱，获得无上的喜悦。

敬安在自己的诗作中也表现出自己所追求的高尚的人格情操和超凡脱俗的精神境界，比如《月下对梅》一诗：“高冷不宜人，萧然自绝邻。四山残月夜，孤驿小桥春。暂时翻疑雪，清香不是尘。逋仙犹认影，谁复识其真。”他通过描绘月光下高洁孤傲的梅花来表达自己的一种人生追求，其中用到的文字尽管没有只言片语和“佛教”有关，但字字句句却都表现出他对清净自在人生境界的向往，对高洁品性的赞赏，更有对于佛教信仰的坚定。

一心修学佛法的敬安，可不是那种只知道礼佛诵经而不关心世事的人。他虽然许身佛门，但也十分关注国情和世事，从他的许多诗作都充满了对民族和国家的热爱。

光绪十年，即1884年，敬安身染疾病，在宁波延庆寺休养，当他听到法军侵占台湾的消息后抑制不住心的愤怒和激动，以致于失眠多日，更引发了其他病疾。为杜绝外国侵略势力侵入寺庙，敬安向清廷表明自己护国护教的决心，因此清廷也命令各地自办僧学，以抵抗外国宗教势力的侵犯，我国的僧学制度由此而开端。由于护教功绩卓著，后来敬安被任命为宁波僧伽教育会会长。他竭尽全力创办僧众小学和民众小学，在 1912年被选为中华佛教总会第一任会长。曾面谒孙中山，请求临时政府保护寺院寺产不被豪强恶霸侵占。之后又入京请愿，试图劝谏当局禁止“寺产兴学”运动，可是当时北洋政府内务部礼俗司司长杜关和敬安言语不和，竟至出口侮辱敬安，敬安回到法源寺之后在急怒之下即生重病，于1912年12月2日在法源寺逝世。

作为中华佛教会第一任会长，敬安为佛教的护法事业而亡，他尽到了一代高僧应尽的贡献，因其爱国爱教爱民的情怀而被誉为“爱国诗僧”。他喜欢以诗交友，以诗阐明禅理教法，以及佛门义理，而他在晚年时期因为忧心于国事而做的“我虽学佛未忘世”、“国仇未报老僧羞”等诗，更是充满了对国家和民族的忧患和强烈的爱，作为一代护法功臣、禅门诗僧，敬安大师的一言一行都值得我们当今人的怀念和追思。

谛闲：天台宗师佛门泰斗

谛闲法师（1858---1932），俗姓朱，名古虚，号卓三，浙江省黄岩人，天台宗第四十三代法祖，清朝末年天台宗的重要传人，他自小就学习儒学，后来又跟随舅父学医，可是他却认为，医术能够为人治病，解除身体上的病痛，却不能使人们的内心痛苦得到减轻，所以他才产生了出家学法以普度众生的心愿。不久之后，妻儿以及老母相继去世，在面对如此打击之下，更加坚定了谛闲出家求学佛法的信心。

20岁时，谛闲在白云山落发出家，几年之后又来到天台山的国清寺受戒具足，由此开始成为天台宗传人。26岁时在福臻寺跟从敏曦老和尚研习《法华经》，还没等这一部经典教授完毕，谛闲已经能够领会到一心三观的法门了。他28岁就开始登坛讲经，之后又曾两度闭关，坚持修禅观。在出关之后应禅门同修邀请，讲解《法华》、《楞严》、《弥陀》诸经论，其法席遍布大江南北，信徒也越来越多，他的声望也与日俱增。1912年担任天台宗著名古刹宁波观宗寺的主持。1915年，谛闲应邀来京开坛讲经，当时的社会名流多来肃听。1917到1918年，谛闲还曾两次来京讲经。1919年在此处创办起观宗学舍，专门培养天台宗人才。在古稀之年，谛闲不顾年老体弱，还远赴哈尔冰的极乐寺主持了传戒大法会。由于谛闲的一系列传法活动，天台宗的教义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恢复和弘扬。

谛闲的著作很多，有代表性的主要是《大佛顶首楞严经序指味疏》、《圆觉经讲义》、《华严经普贤行愿品辑要疏》、《金刚经新疏》、《教观纲宗讲录》等，谛闲虽然是天台宗传人，但他的佛学思想并不局限于天台这一个宗派。

在一篇探讨人生目的的文章中，谛闲大师如此写道：“不闻孟子言乎。尧舜与人同耳。其所谓同者。即指此性灵是也。设使人人皆能觉此性灵。是则人人皆可以为尧舜矣。”（谛闲《人生之目的》）在这里，谛闲把佛性与“性灵”视为同一，而这个性灵，则不仅是诸如尧舜这样的圣人所具有，更是为世间所有众生所具有。假如人人都能觉悟到这个性灵，那么人人都可以成为一代圣贤了。

但是，为何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成为圣贤呢？谛闲认为就在于“一有目的”。有了目的，心就会有挂碍，这样的执着和各种妄念也一并生起，这样还怎么洞见自己的性灵呢？

但是为了生存而抱有的各种目的，在谛闲看来还不是人生最高的目的之所在。“岂真知最高目的耶。且此最高目的。并非理想所能究竟。亦非仅以空谈所能研穷。”（同上）。这最高的目的，应该是出离生死轮回，且能利益众生。而这样的目的，实在并非是仅靠着空谈和想象就能做到的。

“如欲行千里之途。必由近处下足。要登九层之塔。必从低处上升。今说要达最高目的。势亦必然。务须先发雄伟勇健之心。立定坚强不拔之志。以为基础。”（同上）好比要做千里的跋涉，就必定是从近处开始出发；要登上直入云霄的楼塔，也必定是从最低处开始攀登。要达到人生这最高的目的，也是需要从眼下开始做起的。因此，就要先发无量的大誓愿心，立下真切而坚定的志向。而这也正是登上解脱之路的基础。

同时，谛闲也指出人们之所以心灵困重、不得解脱的重要原因，是因为“人性刁怪。往往以自恃聪明。大生邪慢。胸含苦本。埋没性灵。滋之以爱水。培之以欲泥。乃复以世智贡高。傲人凌物。争兢气概。将谓阎罗老子管束他不得。亦复不知有前因有后果。善恶报应等事。盖由不识性灵。不知本法。于己躬脚跟下。最初一步。了无所知。徒自痴狂增长。梦想颠倒耳。”（同上）人们自以为聪明而不肯谦卑处事，谦和对人，最终种下恶因，自己就要饱尝恶果。放纵自己的爱欲而不知加以节制，由此埋没了性灵之光明，使自己难见自心之可贵。每日沉溺于颠倒妄念中，任凭愚痴狂妄的习气不断增长。

“迷则知是心病矣。迷者何。烦恼是也。烦恼有三。(一)见思烦恼。见思阻乎空寂。是凡夫心病。(二)尘沙烦恼。尘沙障乎化导。是二乘心病。(三)无明烦恼。无明翳乎法性。是菩萨心病。唯佛一人。三惑烦恼断尽。”（同上）被迷妄充斥着的人生总是有无尽的苦恼，而这些苦恼又可以划分为三类，不论是凡夫众生还是菩萨，因为各自因缘不同，都有着各自的心病。只有证悟佛果之后，才能断除一切迷惑和烦恼以及各种颠倒妄想。“去一分烦恼。即增一分心光。去一品无明。增十倍见量。直至无明净尽。心体毕露。见量圆满。证到妙觉佛果。”（同上）而要灭除妄念苦恼，最紧要的自然就是精勤修习佛学佛法，发无上心，不夹杂也不间断，必定可以直见光明心性，得无量圆满的果位。

谛闲作为清末民初的一代佛学大家，他与印光、虚云、弘一齐名，其高尚之梵行，弘法之艰辛，对近代佛教的发展有着扭转颓风、复兴天台的功劳。他不仅是天台宗的一代泰斗，更是将佛学智慧注入众生之心田，为人们开启觉悟性灵、解脱自我的大门。

本章节主要参考文献

梵琦《梵琦语录》

宋濂《佛日普照慧辩禅师塔铭》

德宝《笑岩集》

莲池《戒杀文》、《人不宜食众生肉》

憨山德清《憨山大师梦游全集》《醒世咏》

《密云禅师语录》

藕益智旭《灵峰宗论》

德清等编撰《紫柏尊者文集》

实贤《劝发菩提心文》

谛闲《人生之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