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生（355-434），晋宋年间高僧，俗姓魏，巨鹿（今河北省巨鹿县）人。幼年时随竺法汰出家，因此而改姓竺，十五岁时便可登讲座，二十岁时受具足戒。之后来到庐山隐居七年，东晋元兴三年(即404)，与慧睿、慧严一同前往长安，师从鸠摩罗什，并辅佐鸠摩罗什译《大品般若经》、《小品般若经》。

公元397年，道安来到庐山向慧远求学佛法，在这一学习时期，他还拜谒了僧伽提婆，并学习了《阿毗昙经》等小乘佛学教义。他在庐山一共学习了7年，在跟随慧远学习的这几年中，道生日夜苦读，并逐渐显露出极好的悟性，这也为他以后的继续学习打下了基础。

之后，道安听说鸠摩罗什在长安翻译佛经并讲解大乘佛法，他在404年又向西安进发，跟随罗什学习了《般若经》，这是大乘佛法的代表性经典，由于他的刻苦勤奋以及超出常人的领悟力，从而获得了鸠摩罗什的欣赏，还参与了大、小品《般若经》的翻译工作，此时的道生与僧叡、道融、僧肇并称为“什门四哲”，已经有了一些声誉。

公元407年道生又回到了建业，开始大力弘传涅槃，而且还形成了自己的理论特色——涅槃佛性说。由于道安所跟随的名师甚多，所接受的佛学理论思想也很庞杂，使他成为当时集三家学说理论的佛学思想家。道生的佛学理论很多，而且都十分惊世骇俗，比如佛性当有说、顿悟成佛说、法身无色说、佛无净土说、应有缘说、善不受报说、二谛说、一阐提人皆得成佛说等，这些佛学思想冲击着江南佛学界，而其中最有理论特色的就是涅槃佛性思想。也许是由于他的佛学理论太过于先进了，以至于遭到了“逐出建业”的惩罚，直到后来《大般涅槃经》的下半部传到东土，大家才发现经文确实有“一阐提人皆可成佛”的字句，这才又把道生请回建业，并尊其为“涅槃圣”。也正因此，道生的晚年在庐山一直都宣讲《涅槃经》。

在晋宋之际，正是中国佛学处在从般若学说的探讨向涅槃学说探讨的一个过渡时期，道生是其中起着转折作用的人物。般若学的的意义在于扫除对于名相的执着，教人们识颇世间万法皆空的道理，由此而解放自心，获得自在解脱的境界。大乘空宗为了贯彻自己的理论，把涅槃这一佛教修行所获得的最高境界也说成是一种“空”。大乘般若学的这种“毕竟空”的理论，对于大多数文化水平层次不高的人来说，是很难理解的，而且在具体的修行实践上也会造成很多困境。当时就有人生出疑惑：既然连修行的目标——涅槃境界都是空的，那么我们的修行还有什么意义呢？

因此，道生认为，般若学其实还不是佛教的最高境界，这也只是佛陀为了方便传法而对某一类人所做的开示，是一种随机应化的方便法门罢了。因此，修行者应该提高自己的修行阶次，即对“实相”进行观照，这种实相，也就是佛的法身。因此，大乘的毕竟空还不是最高层次的理论，在道生这里，应该由空而转有，向涅槃实相靠近。

道生所说的这种实相，其实是宇宙万物性空之道理的观照和体悟。佛便是悟理之体，佛也就是真理的化身，而佛也是无形无相的。道生认为佛经中对于佛的描述，比如“丈六金身”、“耳如垂珠”等等的说法，其实也是一种立教言说的方便，同样，佛经中关于净土世界的说法，其实也是一种立教的方便。成佛，其实在于返归实相，体悟到自己内在的佛性。从佛无净土说，道生又推导出“善不受报”说。道生认为因果报应这些说法用功利来吸引别人，根本不符合舍弃罪福、彻悟人生、出离轮回的涅槃境界。

很明显，道生的这些佛学思想是针对慧远等人的净土信仰和因果报应学说而阐发的。但不论是道生的“佛无净土说”，“善不受报说”，还是慧远的净土世界说和因果报应说，其实都是佛教文化思想在不同层面上的阐释，因此，这些观点看似矛盾，实际上并没有本质上的不同，都是佛教信徒为了佛教发展而针对不同层次的信众所做的不同说教而已。

道生的这些佛学理论已经算是惊世骇俗的了，然而道生的另一个佛学思想更是在当时的佛教界引起轩然大波，那便是“一阐提人（善根断尽之人），也有佛性，皆可成佛”。道生所谓的成佛，不同于道教所说的长生不老、肉体飞升成仙，也不是世俗人们所理解的那样，个人的灵魂超脱轮回而达到彼岸世界，成为带有神通的“佛”。道生认为：“夫大乘之悟，本不近舍生死远更他求之也。斯为在生死事中，即用其实（种子）为悟矣。苟在其事，而变其实为悟始者，岂非佛之萌芽起于生死事哉？”（见《注维摩诘经》）因此说，道生所讲的成佛，不过是在生死的过程中超越生死，既然如此，那么一切众生，便皆是佛。由此，道生便推论出“一阐提人皆有佛性”的说法。此说一出，便引起大批拘守文辞人士的强烈不满，而道生则坚持自己的想法认为既然佛性是众生本有，那么假如承认一部分有情有佛性，而另外一部分没有佛性，就会动摇整个佛性论的理论基础，道生坚持自己的见解正确，因而也得到了逐出建业的惩罚。

道生气愤之余，便来到苏州虎丘说法，他一连讲了好多天佛门大义，结果虎丘山上的顽石都听得纷纷点头，似乎听懂了道生所宣讲的佛法。这便是“生公说法，顽石点头”的传说，这个传说也印证了道生当时孤明先发，所讲授的佛法契合于经义。之后，道生又来到了庐山，在这里弘传自己的教法。不就，北凉昙无谶四十卷本《涅槃经》传到建业，经文中果然有“我经中说，一切众生，乃至五逆，犯四重禁及一阐提，悉有佛性。”直到这时，建业的僧人们又转而开始佩服起道生的悟性来，便连忙去庐山迎请道生回来讲法，此时道生已经是闻名天下的名僧了，而他也没有心思再回建业讲经说法。

宋元嘉十一年，道生在庐山精舍开坛讲法，僧俗四众纷纷前来，但见法座上的道生神情豪迈，面色开朗，在宣讲精深道理时，声如洪钟，而四下僧众信徒个个听得如痴如醉，十分欣悦，在法会即将结束时，大家看到道生面容端严，正襟危坐于法座之上，仿佛入定一般，可是等一名侍者上前仔细看时，却发现道生法师早已阖然而逝了。道生圆寂的消息传到建业，那些当初驱赶过他的人无不深感惭愧，并纷纷忏悔过去的所作所为。

在成佛的方法上，道生提出了“顿悟说”，他认为必须在“十住”的最后一念生起“金刚道心”，只此一念就把一切迷惑、分别、妄念统统断尽，在此基础上悟得佛理，那么就可以立即成佛。在道生看来，佛性是众生成佛的正因，但同时他也强调成佛的过程中还要继续修习缘因，正所谓“悟不自生，必藉信渐”，因此说，道生的顿悟成佛说，远不如后世禅宗的顿悟说更快速、更彻底。

在道生之后，对般若学探讨的狂热逐渐降温，而涅槃学说则成为佛教界的主流学说。在中唐时期，道生的佛性论还直接成为启发禅宗这一纯粹中国化佛教宗派产生的主要原因，此外还间接地影响了宋明理学，特别是宋代陆王心学理论中的“心性论”，可见，道生对中国佛教的影响是极为深远的。

僧肇：法中龙象才思幽玄

僧肇（384—414），俗姓张，京兆长安人，少年时家境贫困，只能以代人抄写书籍作为谋生的事情，生活虽然清苦，但也使得他能够阅读百家言说，而僧肇尤为欣赏的则是老庄的道家思想。随着知识面的不断扩展，僧肇觉得老庄的道家思想“美则美矣，然期栖神冥累之方，犹未尽善。”之后僧肇又读了《维摩诘经》，他品读再三，认为找到了真正能够开启自己的道路了。

为了寻求真正的解脱法门，僧肇决心投入佛门，出家之后，他“学善《方等》，兼通三藏”，二十来岁时就在关中一带出名，当时一些人妒忌僧肇的才华，更有人不远万里来找他辩论，僧肇“才思幽玄，又善谈说，承机挫锐，曾不流滞”，这些本想挑战僧肇，挫败他锐气的人，最后都敌不过僧肇，只能败兴而去。

鸠摩罗什在北凉时，僧肇决定投入他的门下修学，而鸠摩罗什对僧肇也是倍加欣赏，后来僧肇又跟随他来到长安。在逍遥园译场参与译经工作时，僧肇尽其所能，他所写的经序、经注，被鸠摩罗什誉为“秦人解空第一”。僧肇才华横溢，却在31岁就英年早逝，他的主要著作主要包括《不真空论》、《物不迁论》、《般若无知论》、《涅槃无名论》。僧肇的著作，主要阐扬龙树、提婆的《百论》、《中论》、《十二门论》中的“中道”思想，所以也被后世的三论宗尊奉为初祖。此外，僧肇还有各种经注，如《维摩?诘经注》、《百论?序》、《长阿含经?序》、《定藏论》、《梵网经?序》、《金刚经注》、《法华经翻经后记》、《鸠摩罗什法师谏》等。

作为鸠摩罗什的得以门生，他最擅长的是般若学，在《肇论》中可以得见僧肇的全部佛学思想。其中《不真空论》反映了僧肇的佛教宇宙观，并对当时的六家七宗进行了批判性总结，指出他们都没有把握到般若空观的实质。

在批驳心无宗时，僧肇写道：“此得在于神静，失在于物虚”，指出这并没有达到人法两空的大乘境界，因此还是不彻底、不圆满的。对于即色宗，僧肇指出：“夫言色者，但当色即色，岂待色色而后为色哉？此直语色不自色，未领色之非色也。”即色宗的观点是把世界分为本质与现象两个部分，现实的物质世界不过是随缘而起的现象而已，并没有自性，因此不是实在的，而是空的、僧肇则认为即色宗这种割断现象与本体的说法不符合中道观，因为从中观的角度去看，现象与本体是统一的，世间万有都是因缘和合而成的，因此说是无自性的，而不用再人为地加以分别现象与本体，进而确认一切皆空。

对于本无宗，僧肇则说：“本无者。情尚与无。多触言以宾无。故非有。有即无。非无，无亦无。寻夫立文之本旨者。直以非有非真有。非无。非真无耳。何必非有无此有。非无无彼无？此直好无之谈。岂谓顺通事实，即物之情哉？”

道安的本无宗，以为佛教之空，就是绝对的虚无，认为真如存在于现象世界之外，这显然也不符合中道观的思维方法。中观学说认为，现实世界是待缘而起，因缘和合的产物，缘起则有，缘散则还归于无，因此世间万事万物都是没有自性本质的，因而便是虚假不实的。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就是一种“空”，然而这种空，并不是无，而是处于一种“假借名号”的存在状态之中。在僧肇看来，正确的般若空观应该是“即万物之自虚”，即通过对现象世界的谛观，进而得到“万法皆空”的醒悟。

《物不迁论》则主要反对小乘说一切有部“未来来现在，现在流过去”，三世流转，万物现象皆在变化而本质却不变的观点。僧肇认为，真如佛性本是动静一如的，即体即用，而小乘佛法却割裂了动静与体用之间的内在联系。

《般若无知论》主要在于阐释真如无相，般若无知的道理。真如并不是存在于人们所能感知的现实世界之外的某一种实体，所以，不能以人们感知现实世界的智慧去感知、理解般若。因此，僧肇把人们的智慧分为了两个层次：普通人所具有的感知现实世界的智慧，这属于“惑智”，是对现实世界的虚假认识，假如用这种智慧来感知般若，那么则永远不能达到真如之彼岸；而佛所具有的智慧则是“圣智”，这种智慧一般人难以理解，无相无名，它没有形象，也无法用语言文字加以表述和把握，而是一种神秘的直觉。那么如何才能获得这种“圣智”呢？僧肇告诉人们，要抛弃一切世俗的认识、知识和见解，这种大彻大悟的般若智慧境界，才是一种实相境界，达到了这种境界，就是使自己的思维超越了现实束缚而达到一种绝对自由的程度，即涅槃境界。

《肇论》一出，在当时便引来不小的轰动，并且在此后的岁月里，各朝各代都有人对其进行研究，作为三论宗的重要典籍，《肇论》思想幽深，辞藻优美，理论上颇多创新，将缘起性空的般若中观学说表述得淋漓尽致。

弘始十六年，即414年，年仅31岁的僧肇英年早逝，这不得不说是中国佛教史上的一大遗憾，当时僧俗大众无不深感惋惜，如若僧肇不是这么年轻就去世，以其学识和才能，必将为中国佛教的发展做出更多理论贡献。

菩提达摩：王室贵子禅宗初祖

菩提达摩（？---536），中国禅宗初祖，生于印度，为一婆罗门后族，相传他是香至王的第三个皇子，后厌弃红尘世俗生活而皈依佛门，跟随般若多罗大师学习佛法，南朝时期来到中国，以禅法教人，他曾经应梁武帝的邀请而来到金陵与之对答，但因为机缘不合适，菩提达摩并没有得到梁武帝的赏识和信任，达摩于是就渡过长江，来到洛阳的嵩山少林寺，面壁九年，终日默默，在这之后创造出了一种以“壁观”、“理入”为要旨的禅法，之后菩提达摩将自己所创的禅法传给了慧可。

达摩所传的禅法以“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不立文字，教外别传”为其要旨，世人其实只要明心见性，了悟自己的心性就可当下解脱成佛，而语言文字不过是一种描述事物的符号，因此要脱离语言文字和名相的束缚，彻底解放自己的思维和心灵，从而达到一种心性清净光明的境界。

菩提达摩在弘法时强调坐禅入定，而其基本教旨则是“二入四行”，“二入”指的是“理入”和“行入”。所谓“理入”，即“藉教悟宗，深信含生同一真性；客尘障故，令舍伪归真，凝住壁观，无自无他，凡圣等一；坚住不移，不随他教；与道冥符，寂然无为，名为‘理入’也。”（参见《续高僧传》卷十六，《达摩传》）

可见，理入就是要悟入禅门的义理，可以看做是一种禅门理论修养。而“行入”，就是禅宗的具体修行实践了，习禅之人在悟道后还要在实际生活中去体悟，去印证。达摩的“行入”包括“四行”：“报怨行”、“随缘行”、“无所求行”和“称法行”。

“抱怨行”，即是在修道的过程中遇到艰难困苦，或是他人的恶意对待，乃至摧残折磨，都想忆念起着是自己以往过去生中所造之恶业，在此一世中所受的果报，因此就不该生起嗔恨和懊恼之心，既然都是自己宿业所做，那么就要甘心情愿地忍受下来，并由此而生起出离心，精勤修道，证得佛果，出离轮回之苦。

“随缘行”就是说纵便在世间获得荣誉、地位、财富等等，也不过是以往所做的善因，如今因果成熟而得到的善果。因缘尽时，这些事物也会随之而去，不会永久长存，因此纵然现在获得，又有什么值得欢呼雀跃的呢？正所谓“众生无我，苦乐随缘”，只有做到得失随缘，心无增减，这才是真正快乐自在的人生。

“无所求行”是说世间人心中欲望很多，贪执很重，总是不停地为自己索求功名财富地位等等，却不知道这些东西全是心上的枷锁。他们不明白三界皆苦的道理，反而觉得拥有得越多才越是快乐。可是，你求来求去的，就真的能全都如你所愿吗？世人总有求不得之苦啊。因此说，无所求才是最逍遥自在的，以这种无所求的心理状态，众生才能更深入地契合禅道正法。

“称法行”所强调的是学禅之人要在修行中以清净本性去了悟佛法，证悟心性，以达到觉悟的佛境。“二入四行”是菩提达摩所传禅法的核心内容，并且对此后禅宗的发展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在最初时，为了贯彻落实这四行，从达摩初祖到慧可二祖，都是十分重视头陀苦行的，不过在禅宗以后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地越来越重视“理入”，更加注重对心性的体悟，而对于修行实践中的苦行就不再那么重视了。

历史上流传下许多关于达摩祖师在中国弘法时的故事。据说菩提达摩有一次为了弘法要渡过长江，当时达摩所传的禅法并不被世人所认可，为了表明自己所传禅法真实不虚，于是达摩就在江岸边折了一根芦苇，他对岸上的人说：“如果我所传的禅法符合佛教大义，那么我就站立在这根芦苇上渡过长江；如果我所传的禅法是误导世人，那么就让我葬身在这大江之中。”人们只当哪里来的疯和尚在说笑话，便起哄附和道：“如果真的像你所说这样，你能站在这根芦苇上渡过长江，那么我们这些人全都皈依佛门，做你弟子。”

达摩禅师望了一眼这些人，一句话也不说，他把芦苇扔到江中，自己便一纵身，站立在这芦苇之上，飘洋过江。在场之人无不称奇，纷纷朝着达摩远去的方向顶礼跪拜。至今在禅宗祖庭少林寺还有达摩祖师一苇过江的石碑画。

关于达摩的死因，历史上众说纷纭，据说当时有一位叫菩提流支的僧人，为一朝国师，他十分妒忌达摩，便多次加害与他，但是每一次菩提达摩都能躲过去，直到他把自己的心法传给慧可之后，认为慧可足以担当起弘传禅法的重任，才心甘情愿地被菩提流支毒死。这一年是东魏天平三年，达摩祖师于洛滨示寂，被弟子们葬在熊耳山定林寺内，据说达摩祖师圆寂这一年，他已经有150岁了，而更神奇的是，当有人报告梁武帝萧衍，他看到达摩祖师挑着一只草鞋往西去了的时候，梁武帝大惊，便命人打开达摩祖师的棺椁，果然里面没有达摩的遗体，而只有一只草鞋，方知他以成佛西去了。从此，这定林寺便更名为空相寺。

慧可：自心自度不假外缘

慧可（487---593），为我国禅宗二祖，俗姓姬，虎牢人（今河南荥阳县）人，少年时代曾为一儒生，他聪敏过人，博览群书，又通达老庄易学，出家之后严格持行戒律，研读三藏经论，后来遇到菩提达摩在嵩洛一带游化，便决心师从于他。

慧可在达摩处修学了六年，只一心探究佛教一乘的法旨。达摩圆寂之后，他便在黄河附近一带隐居修行，可是，他早年时就已经名声在外，因此便有许多僧俗信众前来求学问道，他不厌其烦地为大众开示佛门心要，以期能够尽自己的力量助人证悟正道，早日得见心性灵光。

天平初年（534）慧可来到东魏邺都（今河南安阳市北部地区），弘传禅法，时常也会与一些僧人就佛门义理发生争论，当时著名的学者道恒与慧可多有辩论，暗中命令弟子诘难慧可，慧可非但没有恼怒，反而将自己禅法尽数传出，这名弟子听完之后，心悦诚服，欢愉异常，道恒由此而对慧可有了更多的误会。

慧可眼见自己在邺都受到持不同教理者的不满和迫害，其后一直在邺卫（今河南安阳、汲县）之间游离，追随他的弟子也就不再那么多了。

据说当时慧可在向菩提达摩求取真传时，他并不叫“慧可”这个名字，而是叫神光。那是在达摩面壁的第三年，他正在打坐时，有个僧人远道而来，慕名前来求法，可是对于这个请求，达摩根本不予理睬，继续打坐禅修。

但是这个僧人并不失望，一连在达摩打坐的山洞外等候了好几天，也不觉得恼火。某一夜大雪降下，他不畏严寒，仍旧站在达摩打坐的山洞外面。

过了许久，菩提达摩才缓缓开口，问道：“你这晚辈学人，一定是从远道而来的，你到我这里来有什么事情吗？”

“我来是希望能得到您的真传，恳请您慈悲开示我。”

达摩说道：“想要学我的禅法，可并非是那些小根小慧的人所能达到的。只有能行世间最难的苦行，忍下人所不能忍，才可以成就大道。假如你没有这个恒心，最好还是回去吧。”

神光（也就是以后的慧可）听完，便挥刀砍断左臂，以表示自己跟随菩提达摩的决心。达摩见到后说：“你为了求取禅法，能够舍去自己的肢体，就足可见你的真心了！你有那些困惑需要解除呢？”

“弟子的内心极其烦乱，很是不安稳，所以恳请法师您能慈悲我，帮我安定此心。”这名僧人答道。

“那么，你把你的心拿来给我看，我来帮你让它安稳。”

“可是，我找不到它啊。”

“你看，我已经帮你把心安好了。”达摩说。随后，他又给眼前这个僧人重新起了名字，叫做慧可。

后来慧可得到达摩的真传，特别是菩提达摩传给他的四卷本《楞伽经》，此经与《金刚经》共同成为对禅宗影响深远的佛教经典。四卷本《楞伽经》重视内心自解自悟，而解悟的重点又在自心的般若智慧上，而不能让自由自在的心灵被语言文字所禁锢。而自心自度，不假外缘，便成了慧可佛学思想上的一大特点。

慧可继承了达摩祖师的全部禅学思想，并在这个基础上，发展出自己的禅学理论，而且还用诗句的形式阐述出来：“说此真法皆如实，与真幽理竟不殊。本迷摩尼是瓦砾，豁然自觉是真珠。无明智慧等无异，当知万法即皆如。愍此二见之徒辈，申词措笔作斯书。观身与佛不差别，何须更觅彼无余。”人人本性之中都有一颗摩尼宝珠，只是当我们自性迷误时，把这宝珠看做了瓦砾，一旦我们豁然觉悟，了悟自己的本来心性，这自性之光便又重照生命。慧可认为，一切众生都具有同一真性，这便是佛性。如果世间众生能舍妄归真，就可离凡转圣，达到佛境。慧可指出生佛无差别的义理，并践行头陀苦行，以此来激励自己早日得脱轮回，证悟本心之佛性。

根据《祖堂集》所载，在北齐天保初年，有一中年居士，不远千里来到慧可的住处，向慧可请求说：“弟子身患风疾已经多年，实在苦不堪言，恳请和尚慈悲哀愍我，为我忏悔，救我脱离苦海。”

慧可见他面色憔悴，心中发大慈悯，说：“把你的罪全部说出来，我可以为你忏悔，救你出离苦海。”

这名居士沉思片刻，道：“可是，现在我还说不出我的罪究竟是什么。”

慧可说：“好吧，我已经为你忏悔过了，现在你应该皈依佛法，出家为僧，这样才能永久地脱离轮回苦海。”

“今日见到您，我知道自己应当成为僧人，但我尚不知什么才算是佛法。”这居士向慧可请教道。

“是心是佛，是心是法，法佛无二，这个道理你可知道吗？”慧可问。

这居士似有所悟地说：“今天我才知道，原来人们的罪不在身体内，也不在身体外，更不在身体之中，人们的病其实存在于他们各自的心内。生病的是心，可佛法也是心啊。”

慧可听后，心内十分喜悦，便十分器重这个来访者，当即为他剃度，并说：“你正是我禅门中的一宝，从今天开始，我为你取法名僧璨。”

从这个公案可以看出，慧可认为人们的病苦，全是由一心生起，而这所谓的罪，其本性也并不存在，若能返观自省，即是成就佛道。慧可最为得意的弟子便是僧璨和僧那，他将自己的全部禅法传给了僧璨，僧璨因此而成为禅宗三祖。

慧思：弘恕慈育梵行清慎

慧思（515---577），俗姓李，后魏南豫州汝阳郡武津县(今河南上蔡县)人，15岁时就出家，20岁时受具足戒，开始云游四方，四处寻访古刹名寺，后跟随北齐慧文法师，专事修行禅观，后领受“一心三观”的心髓，证得法华三昧境界。后来因为遭到诸恶比丘的毒害，他便决定南下弘法。

北齐文宣帝天保四年（553年）来到郢州（今天的河南信阳），应郢州刺史的邀请，他开讲摩诃衍义，但是又遭到恶毒论师之不满与迫害，于次年，即南梁承圣三年来到光州（如今的河南光山）传法，追随他的弟子众多。陈光大二年，即公元568年率领弟子来到南岳，前后住了十年，由其弟子笔录他所宣讲的内容：《出四十二字门》、《无净行门》、《随自意》、《安乐行》、《次第禅要》、《三智观门》、《释论玄》等。慧思的佛学思想，既注重禅法实践，又注重义理上的研究，实乃开起了天台宗止观并重的先河。

据说慧思的禅定功夫十分厉害，而且在修行的过程中经常有很多奇异的现象发生，这种种瑞相更加坚定了慧思一心求取佛法的决心，慧思修成禅定之后，得到当时许多名僧的夸赞，而慧思由此便也名动四方，前来跟从他学习的僧人也越来越多，可是在这些前来修学的人中，也有一些是因为嫉妒而来寻仇的。有人在慧思的茶水中撒下毒药，可是偏偏这水却不知怎么被碰洒了；也有外道试图谋划趁着慧思出去时杀害他，可这种谋划屡屡不能得逞，于是就有人说慧思是罗汉转世，一般人是无法伤害到他的。

对于这些恶意伤害和侵扰，慧思却从不在意，他经常对弟子们说，以往的大德在弘法时还经常被人暗算，更何况是他这样无德之人。“如今别人害我，必定是我前世曾对不起他，可知，因果报应是分毫不爽的，所以我也就不担心了，假如命中注定我要为了还债而失去性命，这也是情理之中的事。”这样的话，在慧思说过多次之后，那些想加害他的人，反而不再有所行动了。屡屡遭人迫害，这便是慧思决定南下弘法的一个原因吧。

作为天台宗的先驱人物，慧思的佛学思想的一个特点就是极其重视般若，他倡言定慧双开、一心三观，这种佛学思想对当时及后世的中国佛教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唐代明僧道宣法师（公元596-667年）在评论慧思时这样说过：“自江东佛法，弘重义门，至于禅法，盖蔑如也。而思慨斯南服，定慧双开，昼谈义理，夜便思择，故所发言，无非致远，便验因定发慧，此旨不虚。南北禅宗，罕不承绪。”（参见《续高僧传》卷十七《慧思传》）

不过，在慧思的佛学思想中，尽管强调定会双开，但他也说过：“三乘一切智慧皆从禅生”，可见，慧思还是更注重禅定多些，并认为修学者只有在禅定之中亲身体证到的智慧境界，这才是真正的智慧，而假如离开了禅定，去妄求智慧，那简直是不可能的，禅定才是生发出智慧的根本。

“一心三观”的教法，最初由慧思的老师慧文提出，是说在一心之中同时观悟到空假中这三谛，这才算是真正的圆融。慧文根据《大智度论》、《中论》中的说法而创立了“一心三观”的圆顿观法。在《大智度论》卷二十七中有云：“欲以道种智具足得一切智，当习行般若波罗蜜；欲以一切智具足一切种智，当习行般若波罗蜜。问曰：如佛得佛道时，以道智得具足一切智、一切种智。今何以言以一切智得具足一切种智？答曰：佛得道时，以道智虽具足得一切智、得具足一切种智，而未用一切种智。如大国王得位时，境土宝藏皆已得，但未开用。……问曰：一心中得一切智、一切种智，断一切烦恼习。今云何言以一切智具足得一切种智，以一切种智断烦恼习？答曰：实一切一时得。此中为令人信般若波罗蜜故，次第差品说；欲令众生得清净心，是故如是说。”这便是“三智”的典故来源；而在《中论》卷四的《观四谛品》中这样写道：“众因缘生法，我说即是无，亦为是假名，亦是中道义。”慧文在创立了这种圆顿观法之后，便传给了慧思，而慧思则是在这种圆融观法上十分下功夫弘扬，而这种圆融观法便成为了慧思佛学思想上的一个特色。

在慧思几十年的弘法生涯中，跟随他的弟子数不胜数，而他最为看重的弟子便是智凯，他将自己的教法全部传给了智凯，而且慧思还经常让智凯代替自己给僧众讲经，每每遇到文理不通之处，慧思都会给他一些提示，智凯天性聪敏，只需要一点启发便能领会佛法大义。慧思“因定发慧”而最后达到“定会双开”的禅学思想，以及“一心三观”的教理，悉数传给智凯，而智凯则在慧思的理论基础之上进行了新的创造和发展，从而真正确立起“止观双修”的佛教实践原理，构建起以“三谛圆融”和“一心三观”为核心的天台宗修行观法。

智凯：天台祖师六玄法门

在浙江余姚有一座龙泉寺，它坐落在树木苍翠的龙泉山南麓，对面就是**漾着碧波的姚江。余姚龙泉寺始建于东晋成帝咸康二年，已有千年历史了。自从这余姚龙泉寺建成之后，便有名僧辈出，其中最著名的当属天台宗的实际创始人智凯法师。

相传，这位智凯法师在余姚龙泉寺时，有一个比较特殊的“癖好”，那就是收养流浪狗。这些流浪狗是哪里来的呢？且听我慢慢细说。

智凯法师所处的历史时期，社会剧烈动**，常有战乱发生。老百姓们逃命去了，家中的看门狗就被遗弃了。智凯法师见了，心中非常不忍，就把这些流浪狗们收养在寺院里。他也不嫌弃狗子们身上肮脏，把自己的被子盖在小狗身上，让它们取暖。

智凯法师的慈悲心肠，不仅感动众人，更唤起人们对生命的敬畏。今天我们要讲的高僧故事，就与智凯法师有关。

（1）

智凯法师（538—597），又称智者大师，俗姓陈，荆州华容（今湖南潜江西南）人。他原本是南朝士族子弟，也曾有过安定的生活，可惜的是，父母均在梁末侯景之乱中死去。

智凯法师童年时，就跟其他的孩子不太一样。其他孩子玩的游戏，他表示一个都看不上，就喜欢往寺院里跑。在寺院里听到僧人们诵读、讲解《普门品》，听后即能过耳不忘。《普门品》的全称是《观世音菩萨普门品》，是《妙法莲华经》中的第二十五品。智凯法师小小年纪，就对佛法有如此领悟，可见他与佛门缘分很深。

十八岁那年，智凯法师来到果愿寺，跟随法绪法师出家修学，之后又来到慧思尊者门下，继续修学禅法，他还曾在慧旷法师那里学习律藏。可见，智凯法师在青年时期是非常精进好学的。

跟随慧思尊者学习时，智凯法师诵读《法华经》，忽然在某一天，心中困惑顿时开解，一片澄净。经过自己的努力证悟以及慧思尊者的耐心指导，智凯法师终于领悟到“法华三昧”的境界。

陈光大元年（567年），智凯法师前往金陵，开坛讲解《法华经》。他以不凡的口才和渊博的学识，赢得了广大士人和僧众的敬佩。太建七年，智凯法师率领弟子在天台山建寺庙修道场，共修头陀苦行。此后，随着智凯法师的社会影响力与日俱增，陈宣帝下了敕令，命天台山所在的始丰县全力支持寺庙的一切日常开支。

陈亡后，智凯法师为躲避战乱，隐居庐山，直到隋开皇十一年（公元591年），应晋王杨广的请求为其受菩提戒，日后，杨广赐给智凯法师“天台智者大师”的尊称。由于智凯法师与隋朝统治者走得很近，他在僧俗信众之中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大，他这一生修建寺庙三十余所，度僧四千多人，传业弟子三十有二。

（2）

智凯大师流传下来的故事并不多，但是，他的佛学著作很多。比较著名的有《法华玄义》、《法华文句》、《摩诃止观》，这些被称为“天台三大部”，此外还有《四教义》、《净名义疏》、《金光明文句》、《观音义疏》等等。在智凯大师的这些著作中，大部分是由弟子灌顶一边听讲一边记录，最终整理成书的，只有小部分著作由智凯大师亲笔撰写。

前面我们说过，智凯大师是中国佛教宗派史上第一个宗派——天台宗的实际创始者，现在我们就来说说智凯大师的主要佛学思想。

在智凯大师修行生涯的早些年，他学习律藏（佛陀针对出家人而制定的行为规范），兼通方等（大乘佛经五大部之一），由于长久诵持《法华经》而豁然开悟。所以，在智凯大师的佛学思想体系里，以《法华经》为主要的教义根据，在此基础之上，提出止观双修、一念三千、三谛圆融的修习理论，这些也成为天台宗的核心思想内容。

在《修习止观坐禅法要》中，智凯大师提出：“泥洹之法，入乃多途，论其急要，不出止观二法。所以然者，止乃伏结之初门，观则断惑之正要；止则爱养心识之善资，观是策发神解之妙术。止是禅定之胜因，观是智慧之由藉。”这是说，在佛教的修行实践中，止观二法有如鸟之双翼，车之两轮，不可偏修，而应该在修习中做到止观并重。

“止”即禅定，“观”即智慧，通过禅定而止息颠倒妄念，让心灵保持在平静安定的状态，从而能够集中注意力去思维、去观察，以达到智慧的境地。“止观并重”佛学思想的提出，成为南北方佛教学风交融的标志。

从佛教初步传入中土开始，直到南北朝时期，南北方的佛教流派逐渐形成不同的学风：南方佛学侧重于对佛教义理的探讨，而对具体的修行实践则相对比较忽视；而北方则正好相反，重视禅定修习，却较为忽视对佛学义理的研究。

从慧文、慧思传法开始，这种情况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变。慧文、慧思本是北方禅师，因为诸种原因而来到南方宣讲禅学的修习方法，又兼钻研南方的般若学理论，由此便开启了南北方佛学思想融合的局面。而智凯法师作为慧思尊者的高徒，直接继承了他们的佛学思想，并且以深厚的佛学素养，系统地论证了止观双法不可偏废的修行准则。

一念三千的理论，出自《摩诃止观》卷五上：“夫一心具十法界，一法界又具十法界、百法界。一界具三十种世间，百法界即具三千种世间，此三千在一念心。若无心而已，介尔有心，即具三千。”在起心动念之间，三千诸法便已同时具足。这三千诸法是指十法界（即地狱、饿鬼、畜生、阿修罗、人、天、声闻、缘觉、菩萨及佛为十法界）、百法界，每一种法界具有三十种世间，而百种法界则具有三千种世间了。这三千种世间，即是一切法，它们都具有真如实相，

智凯法师说：“世界无别法，唯是一心作。”（《法华玄义》卷二上），三千世界、世出世间的一切诸法，全由心内生起。而他所说的三谛圆融，即是说空、假、中这三种妙谛，圆融于一心之内，并且同时可以观得。这种境界，就是圣者智慧，也就是佛的境地。智凯法师的佛学思想，主要承继了老师慧思尊者的止观并重、以定生慧的教法，在这个基础之上，又加入了自己的领悟。

（3）

说起智凯法师来到慧思尊者门下求学佛法，那也是一段有趣的故事。

慧思尊者跟从慧文学习禅法，经过多年苦修，终于成为禅定与义理并重的大师，从他开始，南北方佛教的融合初见端倪。后来，他率领弟子们来到南方，在光州暂时住下。

智凯法师早就听说过慧思尊者的大名，便专程赶来，一心想要跟随慧思尊者学习。慧思尊者一见到智凯，就觉得两人非常投缘，很高兴地说：“我等了你这么多年，你怎么到今日才出现呢？既然我们师徒的缘分早已注定，那你就留下来吧，我会把我的教法悉数传授给你。”

听到慧思尊者这样说，智凯法师心里自然是欢喜的，他后来也经常对自己的弟子说：“我当年一见到慧思长老，就感觉曾经在哪里见过他，觉得亲切得很！我跟随他一起学习佛法，内心每天都充满了喜悦。”

在跟随慧思尊者学习之前，智凯法师尽管学习了很多经论，获得了很多佛学知识，但他始终难以让内心平静下来。但是，跟随慧思尊者修学禅法的那几年时间里，智凯法师却感觉自己的内心十分澄净，没有丝毫挂碍。

智凯法师把自己修习禅定的体验，一五一十地讲给慧思尊者，他说，通过修习禅定，能够进入到一种很奇妙的境界之中。此后，慧思尊者对智凯法师更加重视了，经常让智凯法师代替自己给僧众们讲说佛法，阐释佛经大义。

某天，慧思尊者对智凯法师说，他将要到衡山隐居修行，要智凯在修习禅定方面再多下些功夫。智凯法师听从了慧思尊者的吩咐，一边继续弘法，一边修行禅定功夫，而智凯法师弘法的第一个地方便是金陵。

江南一带的佛学特色就是，倡言谈玄说理，而不怎么重视禅定修持，因此，当地的僧人听说智凯法师讲的是禅学修持功夫，便都觉得很是好奇，于是纷纷前来听讲。一时之间，智凯法师的法席十分隆盛。

可是，江南一带也有些僧人看不惯智凯的那套理论，所以，智凯法师的弘法道路上，也遇到了很多阻碍。在这样的情况下，智凯法师就萌生出像慧思尊者那样隐居修行的想法。于是，他对弟子们说，自己想去天台山隐居修行，谁愿意跟随他，他会非常欢迎，但是假如弟子们另有打算，他也不会干涉。

金陵的大部分僧人并不想让智凯法师离开，因此便纷纷出面来劝他留下，甚至连皇帝都传下旨意来挽留他。可是智凯法师心意已决，任是谁来挽留那都是没有用的。不过，在智凯法师来到天台山传法之后，仍然有很多人前来闻听教法。

智凯法师所处的时代，尽管很多当政者信奉佛法，可是由于连年战乱，智凯法师的生活过得极不安定。在经历了朝代更迭之后，智凯法师日益感觉到自己的身体在衰老，早已不能到处奔波了。忽然有一天，他对弟子说他少年时经常梦到自己长住在天台山，便知道自己的最后归处一定是天台这里。在这之后，智凯法师便一病不起，他知道自己已时日无多。隋开皇十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智凯法师圆寂。在示寂之前他口诵佛号不断。杨广即位之后，钦赐智凯法师坐化的寺院为“国清寺”。

智凯大师终其一生，都为了弘传法华教门而精勤辛劳。所以，天台宗的弟子门尊奉北齐的慧文大师为本宗初祖，尊南岳慧思尊者为二祖，尊天台宗的实际创立者智凯大师为三祖。

那座被隋炀帝杨广敕赐的天台宗祖庭国清寺，则成为以后天台宗历代宗师的弘法基地。

本章节参考文献

慧远《法性论》，《沙门不敬王者论》，《三报论》

孙绰《道贤论》、《喻道论》

鸠摩罗什《大乘大义章》

道生《肇论》

《高僧传》

《续高僧传》

《大智度论》

《中论》

智凯《修习止观坐禅法要》

《摩诃止观》

《法华玄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