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魏六朝时期，佛教东渐，佛法始传，在这个比较漫长的岁月中，佛教以一种完全陌生的异域文化逐渐走入了人们的视野，并与中国本土的传统文化发生了碰撞，在经历了相当时间的碰撞之后，又迎来了佛教与道教互相补充的一个时期。佛教受魏晋玄学思潮的影响而以一种“援道入释”的姿态出现在人们面前，直到出现了慧远等一批中国本土僧人，将佛教中国化、本土化之后，佛教才又以令一种面目出现于世。在佛教的这种中国化的过程中，涌现出的著名僧人为数众多，这些僧人或者以其高洁逸世的面目出现在世人面前，或者以其精深的学识、广博的学问而被士人所敬佩，或者因其不凡的品德、无染的梵行而赢得当时帝王的称许，那么，这些高僧们，他们都有哪些佛学思想与众不同呢？在他们身上，又发生过怎样传奇的故事呢？

安世高：堪破因果随顺业缘

安世高（生活在公元2世纪）本是西域安息国的太子，本名清，字世高，因为他的王族血统，因此被世人也称为“安侯”。史书上说他不仅年少时聪慧博学，而且很有孝行，他曾一度继承了父亲的王位，但一年之后又把王位让给了叔父，自己选择了出家修行，弘传佛法之路。康僧会在《安般守意经序》中如此描述安世高其人其事：“其为人也，博学多识，贯综神摸，七正盈缩，风气吉凶，山崩地动，针脉诸术，睹色知病，鸟兽鸣啼，无音不照。”可见，他所涉猎的知识面很广，不仅精通医理，同时还知晓地理天文，阴阳五行，甚至还能听懂鸟兽之声，是一位不可多得的能人异士。

至于他因何会放弃王位和优裕的王族生活，历来说法不一：安世高受佛教所讲的“一切皆是无常”、“人生是苦”等理论的影响，特别是在父王去世之后，这种感受尤其强烈，便舍弃了宫廷生活而选择出家修行，也有可能是考虑到宫廷内部的政治斗争，觉得自己只有出家，才能远离政治上的互相倾轧和尖锐复杂的内部斗争，才能保全自己。

汉桓帝初年，安世高独自一人来到中土传播佛法，翻译经文，根据《出三藏记集》中所记载，安世高在中土生活了二十年，一共译出佛经34部，40卷。其中最有影响的是《安般守意经》、《阴持入经》、《十二门经》、《人本欲生经》等。关于安世高所翻译的佛经，后人持有极高的评价，僧祐评价道：“义理明析，文字允正，辩而不华，质而不野。”关于安世高的学术思想，僧祐这样说道：“博综经藏，尤精阿毗昙学，其所出经，禅数最悉。”（以上见《祐录?安世高传》）

安世高所译经文多是小乘佛教禅经和阿毗昙学，这些学说属于说一切有部。因此安世高的佛学思想，应是属于部派佛教上座系统的。他重点译传的是定慧两方面的学说，定学即是禅法，慧学即是数法，这实际上是止观的法门，因此说安世高是当时小乘教法禅数学的弘传代表。

而安世高为时人所称道的还远不止这些，最为人们所称奇的，还是安世高对于自己前生所发生事情的记忆。

据说，安世高在翻译佛经之余，经常给身边的弟子讲述自己生前的经历，他将自己前世所经历的遭遇向别人一一道来，看似睡梦人的呓语，但安世高在讲述时却又说得十分详细、具体，仿佛这些事情果真是他自己亲身经历过一般。

安世高经常说他自己的前世就是个出家修行的僧人，为了能顺利完成弘法事业，他每日都勤奋学习，研读各类经典。可是，他的一位同学偏偏就属于那种脾气暴躁，性格乖张的类型。在化缘时，如果施主所施舍的菜饭不符合心意，或者听到别人说了什么自己不能接受的话，马上就翻脸，咬牙切齿，仇恨万状，使在场的人都感觉十分尴尬。安世高的前世，除了自己研读佛教经论和化缘之外，其余的时间几乎全部用来规劝这位师兄。他见这位爱发火的师兄面带怒色，便为他讲如何戒除贪嗔痴三毒的问题；他一见到这位师兄顶撞别人，就对他讲慈颜爱语才是出家人应有的行为。久而久之，安世高苦口婆心的劝导也不起作用了。这位性格暴躁的师兄说：“我自己修得不好，我来世自己受苦报又能如何？你还是修你自己的行去吧！”

安世高听这位师兄如此说话，心下只得作罢。过了多年之后，安世高向这位师兄辞行，说自己要去某地办事情，以了解宿怨。这位性格暴躁的师兄念及多年的同学情分，毕竟舍不得他，便说：“我知道你道行高深，能知道宿业因果，如今我只求你告诉我以后会是怎样，如何才得出离苦海。”

“师兄您博通经典，又刻苦修行，可是你平生嗔心很重，已经造下恶业。你死后转世，虽然可以超脱凡俗之人，但却会因为自己的嗔恨心而使自己堕落成一副丑恶的外型。假如我能得道，必定先度化了你。”说完，安世高的前世就与这位师兄挥手话别了。

安世高来到的地方正值兵荒马乱，某日他正走着，却被一个年轻人拦住了路。这个年轻人手上拿着钢刀，指着安世高说：“今日我可算遇到你了！你必须留下命来！”

“莫恼莫恨！我正是找你来还命的。前世我欠了你一条命，如今我就是来还你的！”安世高微微一笑，说道。

“奇怪真奇怪！我与你素不相识，怎么说道前世今生来了？不管怎样，我都要杀了你，才能化解我心头之恨。”说完，手起刀落，安世高的脖颈上便被划出了一条血迹。

不久之后，在安息国诞生了一位太子，这位太子年幼时便聪明过人，读书过目不忘，而且十分有孝行，被众人认为是天上的神明来到了凡间。因此他的父王便对他寄予了殷切的期望。可是，这位聪慧过人的太子殿下，似乎对治理朝政完全没有兴趣，而且他也不喜欢观赏歌舞，或与宫女共眠温柔乡。他每天只喜欢阅读佛经，而且长期食素，不喜荤腥，更不慕女色，国王驾崩之后，他根据父王生前的心愿登上了王位，但不多久便把王位让给了自己的叔父，他自己却选择了出家修道的苦行僧生活。

在求法修行的过程中，这位昔日的太子开始记起来自己前世所经历的种种遭遇，那位性情暴躁的师兄，送他上了黄泉路的年轻人……这些画面都一一闪现在他面前。而过去、现在、未来这三生三世，早已被他所勘破。安世高于汉桓帝初年来到了中原，出了弘传佛法，度化众生，为的还有前世的一些事情。

安世高翻译完小乘佛教的经典之后，已经到了汉灵帝时期，此时关中一带社会动乱不堪，他便准备去江南先避避乱，临行前他告诉身边的弟子，他前世的某位师兄还等着他的救度。

安世高前世的那位师兄到底干什么去了呢？原来这位坏脾气的师兄由于前世勤学佛法，而成为了一方庙神，庇佑当地的黎民百姓。可是，他天生脾气暴躁，多有嗔恚，因此他并没有获得暇满的人身，而是化成了一头巨蛇。

这头巨蛇知道自己前世的师弟、今世的安世高将要路过自己的辖地，因此便早早等候着，见到安世高，就不断地恳求安世高想办法度脱自己，使他脱去这丑陋的外型。

安世高怜悯这头巨蛇，心底生起无比的慈悲心，便对着他念诵了一段经文。这头巨蛇安静地听着，并且还流出泪水，安世高越念声音越大，渐渐地这声音便也如同洪钟一般，远近居民都能听得到。诵经完毕，这头巨蛇一再拜谢，之后便不见了踪影。

此后，这个地方的庙神再也不见显灵，大家问起安世高怎么回事，安世高说这巨蛇已经脱去恶形，往生去了。安世高继续他的行程，寻找前世杀害自己的那个年轻人，不过此时的年轻人早已到了耄耋之年，安世高对他说：“老伯可还记得我吗？”

这老人望着安世高说：“我与法师未曾谋面，如何又能知道以前的事呢？”

安世高便把以往宿怨经过讲给这位老人，这老人听得入了神，似乎记起自己年轻人确实杀过一个出家人。“唉，当时我也不知是怎么了，见到那个出家人，我心里就充满了怒气，于是就做下了那等糊涂事来。”这老人说着。

“既然老伯知道了宿业因果之事，那么我也该继续去办自己的事情了。”安世高笑着说道。可是这老人拉着安世高的衣袖，说道：“既然大师能够知道宿业因果之事，那么请您指点一二，看看我以往造下的业，会给自己带来怎样的果。”

“老伯，我还有债没有偿还，不过我这欠下的可是命债。这一去会稽，可就不会再回来了。不然老伯随我一同前往如何？”

这老人一听便当即同意。可是谁料想，这两人刚来到会稽没几天，正在集市上行走时，却遇到几个人手持刀棒互相争吵。安世高便对这老人说：“今日便是我还债的时候了。”说完就大步走上前去劝架。其中一个少年指着安世高说：“你算个什么东西？还敢来管我们的事，你先吃我一棒！”

这一棒下去，安世高当即血流满面，倒地不起。而跟随安世高一起前来的那位老伯，见到此情此景，深信安世高所说的每一句话都真实不虚，从此归信佛门，希望能用自己的实际修行来偿还以往的业。

虽说这是个传说故事，但也说明在当时佛教的因果业缘学说已经被人们所知晓，而安世高竟然能勘破三世因果，则更是为当时人所称奇，也正是因为如此，佛教刚一传入中土，大家便认为这是一种和道教相差无几的神仙方术之类，能知道宿世因果，能给人指点三世迷津。

而安世高呢，则用他自己的实例向人们说明我们流转在三世因果的网里，永远不得停息，除非专心修持，方可脱离生死轮回，再不受着轮回之苦。

道安：不依国主佛事难立

道安（314---385），俗姓卫，常山扶柳（即今河北冀县）人。12岁时就剃度出家，可是因为他相貌丑陋，并不被他的剃度师所看重，每天只是在田舍间劳作。待年龄渐长后，开始学习经典，每日学习十分刻苦，能做到过目成诵，于是才开始引来身边人的注意，在受具足戒之后外出游学，来到邺城（今河北临障），师从西域奇僧佛图澄，从此之后，学问有了长足的进步，此后就在河北一代讲经弘法，他弟子众多，为躲避当时的战乱，曾带领弟子五百余人到湖北襄阳，前后居住了15年。在此期间，他每年都会宣讲两次《般若经》，此举推动了南方般若学的兴起。晋孝武帝听说他道行艰深，学识渊博，心下十分敬佩，便派使者前去，传下诏书，云：“安法师器识宽宏通达，为入风神俊朗，身居佛门，训化俗众，业绩显著，不只规范当今，也将陶冶来世，奉给一同王公，资财由所地方出。”晋孝武帝对道安的尊崇由此可见一斑。由于晋孝武帝的大力支持，道安的生活也更加稳定了，他不必因为每日的衣食供给而消耗心神，更能安心钻研和弘传佛学佛法了。

可是，这样安稳的生活并没有维持多久，在东晋太元四年，苻坚带兵攻打襄阳，将道安及其弟子迎接到长安，并尊奉他为国师，经常向他询问政事。道安在这一时期组织西域僧人翻译佛经，并制定了“僧尼轨范”。从建元十五年（公元379年）至建元二十一年（公元385年），道安便一直住在长安的五重寺内讲经弘法，译经注释。他先后主持译经计有10部，达180卷，共100多万字，此外道安还对佛教经典注释作序，仅作序这一项，就有60多种。

在道安之前，佛教刚刚传到中土，所翻译的佛经质量不高，在语法上错误甚多，名辞使用艰深晦涩，使人难以清楚地理解佛经涵义，道安在襄阳讲解《般若经》时决定采取将大、小品般若经进行对比研究的方法，大量收集各种经文版本，在经过“寻文比句”之后，最终达到“钩深致远”。这样就使得大家对于佛教经典的理解变得容易起来，而且更有利于佛法的传播弘扬。

道安对于中国佛教发展所做的贡献还有就是统一了僧人的姓氏，确定僧团的仪规戒律。据《高僧传》卷五的记载：“初，魏晋沙门，依师为姓，故姓各不一。”在佛教刚刚传入中土时，往往这样规定出家僧人的姓氏：来自天竺的，师父姓“竺”，其弟子也姓“竺”，比如道安最初跟从竺法汰出家学法，因此名为“竺道安”；而来自月支的，师父便姓“支”，其弟子也姓“支”；假如是来自安息国的，师父自然就姓“安”，而弟子也姓“安”。弟子随自己师父的姓氏，而师父的姓氏则和自己所来的地方来命名。这样，就造成了“姓各不一”的局面。道安以为，出家人中最为尊贵者，惟有释迦牟尼佛，因此，出家僧众应当以“释”来命姓氏。他将自己的名字“竺道安”改为“释道安”。从此之后，出家僧尼便一律姓“释”，舍弃自己的俗家姓氏。这条规定，在至今的中国汉族僧尼中仍然实行。??由于佛教刚刚传入中国，中国本土的僧人又缺乏严格的戒律规定，还没有建立起严密的僧团组织，因此，为了佛教能够在中土世代发展下去，道安就为他的僧团制定了日常生活中的各项仪轨和规范，这样不仅便于管理，而且也使出家僧人的行为更加趋于统一化，僧团的各种活动也得以有依据保证，这些仪轨，被此后中土的所有寺院所采纳。

在中国佛教史上，道安有一句话对以后佛教的发展走向都起到了极为深远的影响那就是“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

道安法师所处的时代战乱频仍，民不聊生，为了躲避战乱，他准备前往襄阳，临行前对僧众弟子等人说：“今遭凶年，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又教化之体宜令广布”，抵达襄阳之后，又开始了他弘扬佛法的事业。

晋太元四年，苻坚将道安迎请到长安，安住于五重寺内，并对他十分敬重。当时跟随道安学习佛法的僧众有千人之多，由于这段时期比较稳定，因此道安的译经、讲经工作进行的也十分顺利。道安十分重视讲经说法，认为这是为佛教发展培养后续人才的重要环节。他在河北和襄阳时就收纳弟子数百人，这是当时我国最庞大的僧团队伍了。在长安时，其弟子人数达几千人之多，道安不仅招收门徒众多，而且他的高足弟子也有不少，比如慧远、慧永、慧持、法遇、昙翼、道立、昙戒、道愿、僧富等，而慧远更是成为东晋佛教领袖，成为佛教中国化的领军人物。

由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玄学思潮的流行，而佛教的般若智慧理论在当时的士大夫看来又是与玄学、老庄道教有一定相通之处的，这就使得当时的一些出家僧人以玄道的语言来阐释佛教思想，诸如空寂、本无之类。而道安禅法的一大特点就是“执寂以御有，崇本以动末”(《安般注序》)即要以“本无”来统摄“末有”，最后又归于虚无之中，而这个虚无、虚空则又是心的妙用，从中可以见到道安用玄学思想“包装”佛教，以老庄援佛释的思想倾向。

道安认为：“人之所滞，滞在未(末)有，苟宅心本无，则斯累豁矣”。针对人们心身劳顿、难得安宁的心理状态，道安认为人们之所以会有这样的负累感，全是因为内心欲望多，而且心中关注的重点只是物质外境，这些物质外境不过是末端之物，而空寂灵明的般若智慧才更应该是人们关注的重点，人们之所以劳顿困苦就在于本末倒置，假如人们把注意力放在对心灵的体认上，认识到心中空无一物才是最本真的状态，那么就不会被物质外境和一切欲望所负累了。

道安的禅学思想旨在引导人们认识到只有在内心清除了杂念妄想，熄灭分别烦恼，控制自己的一切欲望之后，才能体会到“本无”之心，使自己的心住于无相之境界，体会到现实世界是虚妄的，因此也就不会执着于物质世界了，内心自然会少了很多挂碍。而在通过如此禅观之后，人们的内心才能与宇宙的本体相契合，也就是进入了最高的般若境界。

道安作为魏晋南北朝时期本无宗的代表人物，他用大量的玄学语言和词汇来表述自己的般若空观，旨在说明“一切诸法，本性空寂”，这和他的禅学思想也是互相联系着的。

当时远在西域的心鸠摩罗什称他为“东方圣人”，并表达出自己的倾佩之情，而道安也曾劝苻坚把鸠摩罗什请来，以便共同完成译经弘法的事业。可是很遗憾，还没等鸠摩罗什来到长安，道安就已经于太元十年二月圆寂，示寂当天道安忽然对僧众弟子说道：“时间到了，我将要走了。”当日便无疾而终，时人称其为“印手菩萨”。

慧远：初创净土白莲社主

慧远（334—416），雁门烦楼人（今山西宁武人），俗姓贾，少年时代曾潜心于儒学，精通《三礼》、《毛诗》，后来因为受到魏晋玄学的影响转而研究老庄。在经历了中原频繁的战乱之后，深深地感觉到自己所学的儒学经术对于治国兴邦并无作用，既然报国无门，则跟从道安出家。

说起慧远师从道安的经过，其实还很有些传奇色彩。当时，道安在太行山讲经传法，人们闻知道安的大名纷纷前去听讲皈依，慧远自然也在其中。尽管前来投奔听讲的人很多，但道安却对慧远十分有好感，两人初次见面，竟然像是旧相识一般。慧远自然喜出望外，而道安对眼前的这个年轻人也十分满意，从此之后，慧远就成了道安门下的弟子。

某一日，在听道安讲解《般若经》时恍然有所领悟，连声说道：“儒道九流，皆粃糠尓。”自此之后，专心于般若学的研究，24岁时就可开坛讲解《般若经》，而且为了能够使当时的人们更好地理解经文内容，慧远还引用《庄子》一书中的文义来进行比附，这种做法也得到了道安的赞许。

东晋太元三年，慧远辞别了道安之后来到庐山定居，在东林寺传法，跟随他的弟子很多，庐山遂成为当时与建业齐名的南方两大佛教中心之一。在前往庐山的过程中，发生了很多关于慧远的趣事。据说，有一段时间慧远与弟子们居住于某一处精舍，但这里缺少水源，生活上的饮水问题无法得到解决，大家的修行肯定也会受到影响。于是慧远便用锡杖敲击着地面说：“若此处果真是我们修行的道场，当使我们找到水源，以便在此处继续修行。”说完之后，便带领弟子在这附近寻找水源，说也奇怪，就在慧远锡杖敲击的那个地方，就有地下水。

在这之后，关于慧远有大神通的传闻便也越传越广。有的故事里说，某地久旱无雨，慧远到来之后焚香诵经，不久便感得当地龙王现身，降下大雨，从而缓解了旱情；还有的故事里说，某地因为连年战乱而导致疫病流行，无人照管此事，逃走的百姓甚多，而饿死病死者无数。慧远来到这里之后，对于这些死难者深怀同情，发大慈悲心，于此地诵经以超度亡灵，他的精诚感动了当地的神灵，便降下瑞雪，扑灭疫病，从此该地又日渐有了生气。从这些流传下来的故事中我们不难得见，当时慧远在百姓心目中所处的地方，以及当时社会上仍然有一种把佛教的神通类比与道教法术的想法。

在居住庐山的这段时期，慧远请来当时的名僧僧伽提婆翻译出《阿毗昙心经》、《三法度》等小乘佛学经典，此举为佛教毗昙学的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之后又延请佛陀跋陀罗翻译出《达摩多禅经》，使得小乘禅法在南方也得到一定范围的流传。

晋安帝元兴元年，慧远与弟子刘遗民、周续之等人在龙泉精舍的无量寿佛像前发誓，期望能够往生西方净土世界，摆脱轮回痛苦。慧远带领众弟子在东林寺建立莲社，提倡修持“弥陀净土法门”，只要口诵佛号，死后就能够往生到净土世界，因此慧远又被后世的净土宗尊奉为初祖。

慧远生活的那个年代，佛教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已经成为了一支影响广泛的社会力量，此一时期的出家人队伍中，良莠不齐、鱼龙混杂，既有真心出家求佛学道、以求利益众生的人，也有为了满足一己私欲，勾结权贵，插手政治，妄图谋取官职，当个“缁衣宰相”的人，更有大肆聚敛百姓钱财，大兴土木，修建塔寺，攀比奢侈之徒。一些僧徒的不良行为，不仅给佛教的发展带来了许多负面影响，而且更使得佛门清净不再，威信扫地，引起朝野上下之不满。而当时的统治者担心佛教的势力发展过快，会对自己的统治产生不利影响，晋安帝元兴二年，即403年，桓玄下令清理沙门，并强令出家僧尼在见到帝王时要行必要的礼节，不作礼敬者，一律获罪。而慧远则作了《答桓太尉书》和《沙门不敬王者论》，阐述了佛教能够起到辅助王政、教化民心的作用，并请求统治者对沙门的习俗持宽容之心。慧远本身有着坚定的宗教信仰，而且他的佛学理论极其深厚，其人格品行也崇高无缺，因此而赢得了统治者的敬佩。桓玄由此也收回了成命。

慧远为佛教理论的中国化和本土化，做出了很大贡献，他的代表性佛学思想主要是法性不变、魂神不灭和因果报应。

慧远在《法性论》一文中指出：“至极以不变为性，得性以体极为宗。”法性是佛教的最高实体，是真常不变的。世俗之人终日里受到情欲的牵绊和搅扰，无论如何静心都难脱离世俗的牵累。因此，依照佛法而修行，便成了获得解脱的唯一途径。“是故反本求其宗者，不以生累其神；超落尘封者，不以情累其生。不以情累其生则生可灭，不以生累其神则神可冥。冥神绝境，故谓之泥洹。”惟有反本求宗，洞见无常世事之后的真常不变的法性实体，才能登上泥洹（即涅槃）的大道，在此种境界中不再有任何心灵的牵绊，更没有忧愁烦恼，是一种终极清净自在的境界。

慧远又从法性不变出发，推导出灵魂不灭的结论。学佛修道之人，他们的精神与法性实体已然结合，通过宗教上的修持便转化成为佛之法身，而凡俗之人的的精神只能是随物而化，在生命结束之后，便会转化到另一个形体之中。在《沙门不敬王者论》一文中，慧远如此写道：“神也者，圆应无生，妙尽无名，感物而动，假数而行。感物而非物，故物化而不灭。”

在中国传统宗教观念中就存在灵魂观，认为灵魂是非物质的，而且认为人的肉身是短暂的，而灵魂却是长久存在的，不会随着肉身的死亡而死亡。慧远还提出了“薪尽火传”的说法，一个肉体消亡了，灵魂就会转到另一个肉体上，好比一堆柴烧尽了，火种却不会消失，而是传到另一个火堆上去，“火之传于新，犹神之传于形。火之传异薪，犹神之传异形。”而灵魂的这种传递，就是佛教所说的轮回。

慧远更进一步，把佛教的轮回学说和中国古代早已有之的善恶因果报应思想相结合，“三业体殊，自固有定报。业有三报，一曰现报，二曰生报，三曰后报。”（《三报论》）而这些因果联系，都是从人的主题活动之中建立起来的。人的一言一行，乃至当下的每一个念头，都是具有善恶不同的价值属性的。每个人所造之业不同，所受到的果报自然也是千差万别的。慧远的“三业三报”说不仅更加强调人们要对自我的言行负起责任来，从而对净化人们的行为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而且也比传统的福祸因果说具有更大的灵活性。

慧远把人这个不死而永恒存在的灵魂当做承受轮回业报的载体，其理论根据是灵魂不死论，鸠摩罗什则指出慧远的这种佛学思想与印度传来的大乘佛教教义并不相符合。因为这种对于灵魂的执着，是犯了“我执”的错误，假如仅仅是从迷恋自我灵魂，为了自己不堕恶道，能够脱离轮回苦海、获得福报而做善事、修福田，动机仍旧是功利的，因此仍然算不得是真正的解脱。

但是，根据印度佛教一切皆是无常的说法来讲，既然一切事物和现象都是变动不居的，那么人的灵魂不断轮回，也是可以说通的。而鸠摩罗什所宣讲的教义尽管符合印度佛教的正统，但是他的理论十分深奥难懂，不易为中国人所接受。而慧远把印度佛教的理论和中国由来已久的业报思想相互结合，不仅减少了弘传佛教的阻力，也使得理论更加通俗易懂，同时也便于发挥佛教辅助王政、教化人心的作用，所以，慧远的这一佛学思想一经提出，就受到社会的重视和统治者的欣赏，这也说明，中国宗教有一个很大的特点，那就是重视宗教的社会功用更胜于其哲学理论上的探讨。

支道林：即色本空一代玄僧

支道林（314—366），本名支遁，名字行，俗姓关，陈留(今河南开封市东南)人。东晋时期的佛教学者。梁《高僧传》卷目晋剡沃州山支遁传》中称支道林“幼有神理，聪明秀彻”。他出生在一个信仰佛教的家庭，从小便受到佛教文化的熏陶，表现出异于常人的见解，而他对于佛法教义更是有自己独特的领悟。道林25岁时正式出家为僧，他先在吴建支山寺，后到剡（今浙江嵊县），晚年时候辗转来到石城山建栖光寺。晋哀帝继位之后，诏令其到建康（今江苏南京），住东安寺，登坛讲解《道行般若》，受到了社会名士和僧俗信众的敬重，乃至朝野都十分悦服。三年后，他请求还东山，得到哀帝允许，太和元年（公元366年）圆寂，世寿五十三岁。

支道林喜欢谈论玄理，对《庄子?逍遥游》进行了注释，并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他在白马寺与刘系之等人谈到《庄子?逍遥游》时，有人说“各适性以为逍遥”，认为只要做到“适性”，就能达到逍遥自在的人生境界，而支道林却不同意这种说法，他说：“夫桀、跖以残害为性，若适性以为得者，彼亦道遥矣。”夏朝的暴君夏桀以及大盗盗跖都是以残害他人为自己的性情爱好，假如他们也要随顺着自己的性情来，就能达到真正逍遥的标准，那么他们也真算是逍遥了！

王羲之听别人说起支道林对于《庄子?逍遥游》篇颇有研究，最初并不相信，后来支道林路过会稽，王豢之专程前去拜访，向支道林问：“《逍遥》篇您可曾读过吗？”支道林听后，知道这是在试探自己，便作了近千言的一篇文章，阐述自己对于《道遥》一篇的见解。他的学识和才华，以及不同凡俗的见理，都使王羲之由衷地信服，一连几天都在讨论《庄子》，甚至都舍不得他离开会稽，生怕以后再没机会一起探讨《逍遥》篇了。

支道林在讲解经书时有个特点，就是只标举大义，但是对于词句文章就不免会有遗落的时候。那些拘受经文的人便以此事作为嘲讽他的把柄，说他没有学问，鄙陋无知，但是谢安却十分欣赏支道林的这种讲解方法，他说：“道林讲解佛法，就好比是九方皋相马，九方皋在相马时只要看出马是否神情俊逸即可，哪里还需要管毛色是黄是黑呢？”可见，当时的很多士人还是很欣赏道林的，这与道林广博的学识以及对于老庄经典的深刻理解自然不可分开，但是也说明当时士人所推重的是那种旷达洒、自然豪迈的风姿，无疑地，道林正符合当时士人所推重的标准。

历史上流传的很多故事，都足以说明当时高门士族对道林的尊崇。谢玄在为父亲守丧时，道林前去找他，于是两人就谈起了老庄玄学上的一些问题，从早上一直说到傍晚，他从谢玄家回来后便对旁人说：“今天我算是与谢公畅聊了一回。”看来封建礼教也无法抵挡士人对于探讨玄学的兴味。

支道林之所以在老庄学问上如此下工夫，主要是他主要是研究佛教般若学的，而般若学又与老庄的思想有近似及相通之处，因此，他经常用《老》、《庄》的道家思想来弘扬般若，这也是为了减少弘法时的阻力。而正是由于他的学识、才情超出凡俗，也因为魏晋时代玄学思潮的发展，使得他与众多社会名流交游甚广，如当时的王洽、刘恢、许洵、郄超、孙绰、王敬仁、何次道、王文度、谢长遐、袁彦伯、王羲之等，都曾与他往来探讨学问。孙绰在《道贤论》中，把道林和向秀相提并论，说:“支遁、向秀雅尚《庄》、《老》，二子异时，风好玄同矣”，而在《喻道论》中，他则说道：“支道林者，识清体顺，而不对于物。玄道冲济,与情同任。此远之所以归宗，悠悠者所以未悟也。”郄超在写给一位友人的书信中，称赞支道林“神理所通，玄拔独悟，实数百年来,绍明大法，令真理不绝，一人而巳气”。这样的评价，可谓甚高。而在道林死后，东晋时期的画家戴逵，从道林墓前经过，叹息道：“德音未远，而拱木已繁，冀神理绵绵，不与气运俱尽耳”。

在晋哀帝即位之前就颇闻道安盛名，因此在即位之后便一连两次派遣使者前去道安那里，把他请到京城。道安走出深山寺院，来到了繁华的都市，住进了东安寺，主要讲解《道行般若经》，道安在这之前就已经颇负盛名，而后又潜心研读经书，修学佛法，如今更比以前讲解得要深刻得多，因此道林此一番讲解赢得了满朝士人的叹服。当时的一位名士王濛前来与道林谈论，他事先构思好准备谈论的内容，并用华丽的辞藻来做修饰，希望能驳倒道林。王濛口若悬河地说了好多，谁知道林却并不对答，也不回应，王濛便以为支道林也不是他的对手，因此便越发得意起来，滔滔不绝地继续说自己的观点。道林听完之后，只是淡淡地说：“我与你相别多年，今日听您这些谈论，您说话的技巧和水平果然进步不少。”当即王濛便现出羞愧的神情来，以后逢人便说：“支道林果然是僧人中的王弼、何晏啊。”

在东安寺的这几年，道林日渐感觉不如像以往那样自在随心，每天讲经的时间很少，因为大部分时间都用在了与门宦士人的来往酬答上，也许道林感觉到在这样的环境之中迎来送往，是一种对生命的耗费吧，于是在进住东安寺三年之后，他便上书皇帝，恳请返回以前自己所居住的寺院，皇帝见道林执意要走，便不好多加挽留。支道林要会东山的消息一经传出，便引来社会名士纷纷前来相送，并赠送给道林许多贵重物品，其中有骏马，也有珍稀的白鹤。当然，这些也引来一些人对道林的诟病，认为他一个出家人，居然还如此贪恋世间俗物。道林说他所喜欢的只是马的风姿，白鹤的神情，而并非是它们所值的价钱。

根据《梁高僧传》卷四所记载，支道林的著作主要有：《安般注》、《四禅注》、《即色游玄论》、《圣不辩知论》、《道行旨归》、《学道诫》、《切悟章》等著作。在《即色游玄论》中，道林倡言“即色本空”思想，为魏晋时期般若学六大家之一。

支道林认为，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所眼见目睹的只不过是事物的表象（色），而并不是事物的本质（真如），因此，人们在认识上尽管有所感知，可是在客观上却并不一定就确确实实地存在着这样的事物。因为一切事物现象，都是待缘而后有，都要依赖其他的事物才能生起、存在、发展，自然也会消失、消亡。从这一层面上来说，一切事物自然都是空无自性的，虽然眼睛能够看到它们，但它们不会永远存在，因而也就不是真实存在着的。

支道林是直接用佛教的缘起思想来说明般若空观的，从这一点上来看，似乎是脱离了魏晋玄学的范畴，但是，从他的思维方式上去分析，就可以看出其实他并没有超出玄学思想体系中“本末”的范围，完全割断了本质与现象之间的关系，而且支道林把色（外部事物）与真如（内在本质）完全对立起来，这也不符合般若学的中观思想。

支道林作为东晋时期的著名高僧，他一方面与当时的官僚士大夫保持着广泛而密切地交往，扩大了佛教对社会文化的影响力，他的才华以及人格情操都为当时的士人所倾慕，而且道林还创造性地用玄学语言来阐释佛教的般若义理，创立了即色宗一派。

道林有一位相交颇深的同学名叫法虔，这人修行多年，也颇通玄理，与道林来往很密切。可是忽然一日，这法虔就去世了，道林听到这个消息后感叹道：“法虔去后，我便再无知音了。”之后便一病不起，在写完《切悟章》之后，道林也圆寂了，这一年是太和元年。

鸠摩罗什：忍辱精进弘法东土

鸠摩罗什（344---413），东晋时期后秦高僧，佛经翻译家，与真谛、玄奘并称为中国佛教三大翻译家，为当时的龟兹国人，他幼年时就随母亲出家，20岁受戒，先是学习了小乘佛法，后来学习大乘佛法，尤其把精力放在般若学的钻研上，并且努力学习汉语，最后博通大小乘佛法，又精通汉语，年轻时代曾在天竺诸国游学，遍求名师，由于他的聪颖好学，又博闻强识，于是受到当时许多名师的关注，并被寄予了深厚的期望。公元383年前秦大将吕光攻破龟兹时将他俘获，次年，鸠摩罗什被押往后凉。在东晋后秦弘始三年（即公元401年），姚兴派人将他迎到长安，被尊为国师，进行翻译佛经的工作，他带领弟子翻译了《摩诃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妙法莲华经》、《维摩诘经》、《佛说阿弥陀佛经》、《金刚经》等经典以及《中论》、《百论》、《十二门论》等论著，共计74部，384卷。

最初，鸠摩罗什怀着弘法利生的心愿要到中土来传法，可谁知，他这弘传佛法的过程，也并不顺利，而是受尽了磨难。公元382年，苻坚派吕光攻打龟兹，临行前交待对吕光说：“龟兹那里有个叫鸠摩罗什的人，听说他很有学问，而且也被世人所敬仰，我十分想见到这个人，你一定要把他带回来。”

吕光在俘获了鸠摩罗什之后，并没有看出他有什么奇异的对方，那时鸠摩罗什才30出头，吕光就想戏耍他一番，就强迫鸠摩罗什与其表妹龟兹公主成亲。鸠摩罗什自然是宁死也不肯答应的。吕光就设计将他和龟兹公主用酒灌醉，然后把他们关在一个密室里。鸠摩罗什因此而破戒，为此他后悔不已，但是想到自己还负有传播佛法的责任，也只能暂时隐忍下来。之后，吕光又想出各种手段羞辱鸠摩罗什，但鸠摩罗什没有一句怨言，只将忍辱当做修行。直到公元401年，后秦姚兴为延请鸠摩罗什弘法传教，而发兵后凉，在大败凉军之后，才将鸠摩罗什迎请到长安，并拜为国师。至此，鸠摩罗什东传弘法的艰辛之路才算是终结，而此时的鸠摩罗什已经58岁了。

可是，鸠摩罗什之后的弘法译经事业，进行得并不顺利。国君姚兴认为像鸠摩罗什这样的人才世间极难再找到第二个，所以理应留下后人才好，为了能使他留下“法种”，姚兴就强迫鸠摩罗什接受他赠送的侍女十名，鸠摩罗什坚决不同意，但是姚兴乃一国君主，鸠摩罗什又担心会因为得罪君主而不利于弘法工作，只能听凭姚兴的安排。此后，鸠摩罗什便生得两个儿子。

当时有很多人就此事议论纷纷，有人诋毁鸠摩罗什，身为沙门却做出这样的事来，也有对鸠摩罗什的遭遇抱同情心的，而更多的则是纷纷效仿他的人。为了弘法事业，鸠摩罗什将这些屈辱隐忍下来。

鸠摩罗什本人也知道，他的种种行为已经触犯了大乘戒律，因此在每次说法讲经之前，他都对僧俗众生说：“莲花如此忙碌圣洁，却是在污泥中长成，大家只需要采摘莲花即可，而污泥就不要碰了。”从他的这些话中，我们也着实地可以想到他内心的纠结与无奈。

当时在罗什的弟子中，也有人想效法他，既娶妻生子，也出家修道，鸠摩罗什为了让有如此想法的人老老实实学佛，就当众表演，将一碗银针吞下，而且还能坦然自若，以说明自己道行精深，尽管自己破坏了戒律，污染了梵行，但实属无奈，而那些存心要亲近女色，破坏梵行的人切不能效法。

鸠摩罗什所承袭的是龙树的大乘中观思想，在经过自己的理解和阐述后形成了般若中道论，其中心思想即是缘起性空，根据众生的根器不同而用真俗二谛的义理来教化众生，从而打破对名相的执着，以达到无相涅槃的境界。

鸠摩罗什作为宣扬大乘佛法毕竟空的一员主将，还针对慧远的因果报应理论进行了一番批驳，他破斥“神我”学说，就是为了纠正慧远因果报应论中对小我的迷恋和执着。

罗什在《大乘大义章》中对大小乘佛法做了明确地区分：“有二种论，一者大乘论，说二种空，众生空，法空；二者小乘论，说众生空。”而这也成为中国佛教界对大小乘区别的定论。罗什所宣扬的空观，旨在扫除一切名相上的执着，这种观法就是为了给大家提供一种不着两边，也不舍两边的中道实相境界，而这才是真正的彻底解脱。

鸠摩罗什不仅是出色的佛经翻译家，而且他自己也著有佛学理论著作，主要有《大乘大义章》、《实相论》等。他门下弟子众多，其中最为著名的弟子有道生、僧肇、道融、僧叡，时人称之为“什门四圣”。道桓、昙影、慧观、慧严、僧肇、竺道生、道融、僧叡，被称为“什门八俊”；另外还有道生、僧肇、道融、僧叡、释僧、释昙影、释慧严、释慧观、释道常，以及释道标，这十人被人们称为“什门十哲”。鸠摩罗什的这些弟子中，有许多人后来都成为中国佛教不断向前发展的积极推动者。

东晋安帝义熙五年，鸠摩罗什在长安圆寂，火化之后，鸠摩罗什的舌头尚在而身体的其他部分都已化作舍利。只因罗什生前曾在众僧人面前发下誓愿：如若所传所译的经典没有错误，那么在他身死火化之后，舌头依然完好，不会焦烂。

鸠摩罗什所传译的大乘空宗佛学理论，不仅对当时的中国佛教带来极大的启发，而且关于般若空观这一问题的讨论，也使中国佛教渐渐地挣脱开魏晋玄学理论的旧有框架，开始了独立发展，从此之后，中国佛教才逐渐地形成自己的理论特色。

道生：生公说法顽石点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