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学术界论资排辈的规矩，鲁、顾算是两代人，鲁迅是师辈，顾颉刚为晚辈，本没有什么直接的利害冲突，况且二人平时很少接触，没有多少学术和生活上的来往。很多人对鲁迅如此刻薄顾颉刚有很多解释。

一部分人认为，鲁迅之所以对顾颉刚表现出极度厌恶的态度，应该是恨乌及屋，因为顾一直与胡适、陈西滢相近。有人（比如唐振常先生）轻描淡写，认为这不过是“开玩笑”：“谑而不虐，这个玩笑开得颇有童心，近乎天真。”这显然不对。因为没有人会拿原则开玩笑。而有人（比如陈漱渝先生）则根据鲁迅与许广平和章廷兼的通信内容认为鲁迅不满顾颉刚，主要是因为“顾颉刚自称只佩服胡适、陈西滢两人，而胡适在20年代却多次给封建军阀出谋献策，幻想由他们来‘裁军’、‘制宪’、实行‘联省自治’，甚至反对驱逐废帝溥仪出宫。陈西滢则是众所周知的鲁迅论敌”。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但还不能完全解释鲁迅为什么对顾颉刚这么仇恨。因为即使对胡适和陈西滢，鲁迅在论争时，也没有违背自己为文原则而对他们进行人身攻击，更没有在小说中对他们进行影射。对“阎王”这么“宽大”的主儿会对“佩服”他们的“小鬼”那么严厉？这从道理上讲不过去。

还有一部分人在这诸多的解释中，提到的一种特别让人感兴趣。胡文辉先生在《鸟头与红鼻》一文中说：“鲁迅与顾颉刚交恶是现代文化界上的一大公案，据说起因是顾颉刚曾误信陈西滢之说，以为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抄袭了日本人盐谷温的著作。鲁迅自然耿耿于怀，从此就‘盯’上了顾颉刚。”我之所以对这种说法感兴趣，是因为鲁迅对别人造谣，说他呕心沥血之作《中国小说史略》是抄袭别人著作的人的确深恶痛绝。1926年陈西滢公开在报上说鲁迅：“他常常挖苦人家抄袭。有一个学生抄了沫若几句诗，他老先生骂到刻骨铭心的痛快，可他自己的《中国小说史略》，却是根据日本人盐谷温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里面的‘小说’一部分。拿人家的著述做你自己的蓝本，本可以原谅，只要你在书中有那样的声明，可鲁迅先生就没有那样的声明。在我们看来，你自己做了不正当的事情也就罢了，何苦再去挖苦一个可怜的学生，可是他还尽量把人家刻薄。‘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本来是自古已有的道理。”

为这个缘故，鲁迅不仅当时把陈西滢骂了个狗血淋头，慌得陈西滢的好朋友徐志摩为助朋友一臂之力，而出面要求双方“带住”。而且在10年后的1936年，鲁迅在做《且介亭杂文二集》的“后记”时，还在提及此事：“当1926年时，陈源即西滢教授曾在北京公开对于我的人身攻击，说我的一部著作，是窃取盐谷温教授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里面‘小说’一部分的。《闲话》里的所谓‘整大本的剽窃’，指的也是我。现在盐谷教授的书早有了中译，我的书也有了日译，两国的读者有目共见，有谁指出我的‘剽窃’来呢？呜呼，‘男盗女娼’，是人间大可耻事，我负了十年‘剽窃’的恶名，现在总算可以卸下，并将‘谎狗’的旗子，回敬自称‘正人君子’的陈源教授，倘他无法洗刷，就只好插着生活，一直带进坟墓里去了。”可见鲁迅对此事的怨恨之深。如果顾颉刚的确是在这事上“做了什么孽”，那鲁迅对他怨恨也就容易理解了。可是，此说也有几处难惬人意：首先，说“顾颉刚误信陈西滢之说，以为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抄袭了日本人盐谷温的著作”,这从二人的知识背景上说不过去：陈西滢乃留英博士，他的文化背景以西学为主。换句话说，他对国学或东洋（日本）学问不太在行，这点，我们可以从他的文章中看出。所以，不太可能知道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与日本人盐谷温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有何关系，进而“造谣”说“抄袭”。这情形，正如鲁迅在《不是信》中对陈西滢造谣说自己骂个学生抄袭了郭沫若的几句诗时所言，“但我还要对于‘一个学生抄了沫若的几句诗’这事说几句话：‘骂得刻骨铭心的痛快’的似乎并不是我，因为我于诗向不留心，所以也没有看过‘沫若的诗’，因此更不知道别人的是否抄袭。陈西滢教授的那些话，说得坏一点，就是‘捏造事实’，故意挑拨别人对我的恶感，真可以说发挥着他的真本领”。而在这方面，专弄国学的顾颉刚显然比他在行也更有资格。其次，如果是“顾颉刚误信陈西滢之说”，那鲁迅骂陈西滢当比骂顾颉刚厉害。但实际上，正如上文所言：鲁迅骂陈西滢虽然厉害，可并没有像骂顾颉刚那样进行人身攻击。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其实鲁迅恨顾颉刚比恨陈西滢厉害。为什么？理由只有一个：谣言的制造者比谣言的传播者更可恨！

所以，我们不妨先推出这样一个结论：说鲁迅的名著《中国小说史略》“抄袭”了日本人盐谷温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的传播者虽然是陈西滢，可制造者却是顾颉刚。不是“顾颉刚误信陈西滢之说，以为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抄袭了日本人盐谷温的著作”，而是“陈西滢误信了顾颉刚之说，以为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抄袭了日本人盐谷温的著作”。那么，这个结论除了逻辑上的理由外，有没有直接证据呢？

这证据就出自顾颉刚的女儿顾潮写的回忆录《历劫终叫志不灰——我的父亲顾颉刚》一书。在书中，提到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的所谓“抄袭”一事时，顾潮这么写道：“鲁迅作《中国小说史略》，以日本盐谷温《支那文学概论讲话》为参考书，有的内容就是根据此书大意所作，然而并未加以注明。当时有人认为此种做法有抄袭之嫌，父亲即持此观点，并与陈西滢谈及，1926年初陈氏便在报刊上将此事公布出去。随后鲁迅在《不是信》中说道：‘盐谷氏的书，的确是我的参考书之一，我的《小说史略》二十八篇的第二篇，是根据它的，还有论《红楼梦》的几点和一张‘贾氏系图’，也是根据它的，但不过是大意，次序和意见就很不同。为这一件事，鲁迅自然与父亲亦结了怨。”

也就是说，在污蔑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是抄袭日本人盐谷温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一事上，出面传播谣言的虽然是陈西滢，而谣言的制造者却是顾颉刚。1

这样，我们也就明白为什么鲁迅对顾颉刚如此愤恨，以至于不惜在信件和小说中对其进行“人身攻击”的原因了：其一，对于一个学者来说，被别人判为抄袭几乎就意味着他学术生命的完结。所以，鲁迅对造谣的顾颉刚深恶痛绝而对其酒糟鼻进行没完没了的攻击，对传播这个谣言的陈西滢也谓之“谎狗”；其二，鲁迅所以特别愤恨顾颉刚，还因为他是一个“阴谋家”：自己造谣不公开，却叫陈西滢在报上叽叽喳喳。这特别让人感到愤恨（因为他造谣）而无奈（因为他没公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