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四条汉子”中，鲁迅与田汉交往最早，这也许是因为田汉是早期创造社成员的缘故。但鲁迅对田汉的印象却特别的不好。

早在1921年8月29日鲁迅致周作人的信中就说过：“我近来大看不起郭沫若田汉之流。”缘何看不起，不得而知，文人意气恐怕多少有点。夏衍也曾提到过：“我曾不止一次地听到过鲁迅对田汉有不好的印象。”鲁迅甚至对田汉的为人方式、性格作风也是有微词的。

田汉性格浪漫多性、狂放粗疏、率性而为，“才子”气颇重，这种性格与深沉、冷峻的思想家鲁迅反差颇大。鲁迅对田汉的放达张扬难以接受。田汉小鲁迅17岁，算是晚辈。鲁迅对年轻人一向是较为宽容的，但田汉是左联成立时的七人常委之一，又是左翼戏剧界的领导人，故而鲁迅对他即不以普通年轻人视之。

一次，内山完造在一家闽菜馆设宴欢迎日本左翼作家、日本无产者艺术联盟委员长藤森成吉，鲁迅、茅盾、田汉、夏衍等应邀作陪。酒过三巡，田汉酒酣耳热、高谈阔论。因为席间客人是日本朋友，便引出了他大谈日本唯美主义和恶魔主义作者谷崎的话题。田汉很带感情地讲起与谷崎的交游以及对谷崎作品的分析，并且介绍自己刚刚译完的谷崎的小说《人与神之间》等。这时的田汉情不自禁，手舞足蹈、口若悬河。藤森成吉对谷崎并没有田汉那样的兴趣，但出于礼貌，只有频频点头。而一旁鲁迅的脸色却早已不好看了。夏衍察言观色，有些为田汉着急。但兴头上的田汉依然谈兴不减。“看来又要唱戏了。”鲁迅低声对夏衍说。鲁迅说完此话即起身告辞而退，在座宾主的难堪可想而知。

当时鲁迅对田汉仅仅是一种不满，而以后发生的“《社会月报》事件”则导致了鲁迅对田汉的愤怒。

1934年8月的《社会月报》开篇刊登了鲁迅给作家曹聚仁的信，此信原为鲁迅给曹的私人信件，曹后来交给陈灵犀在其主编的《社会月报》上发表。凑巧的是，这个刊物在同一期还刊登了被鲁迅称为“革命小贩”杨邨人的《赤区归来记（续）》。杨邨人原为左翼作家、第一任“剧联”党团书记，1932年宣布脱离共产党。他的《赤区归来记》一文中提到了一对革命夫妇，并将他们的名字如实写出。田汉认为这是公开告密，是造成这对夫妇以后被捕的直接原因。田汉为了打击杨邨人、阻止《社会月报》继续刊载杨文，想出了一条自以为得意的“妙计”，即使用“责备贤者”的激将法。

田汉化名“绍伯”在《大晚报》的《火炬》副刊上发表了《调和——读〈社会月报〉八月号》一文，说鲁迅之信与杨邨人之文同登一刊是一种“调和”，并挖苦地说：“鲁迅先生似乎还‘嘘’过杨邨人氏，然而他却可以替杨邨人氏打开场锣鼓，谁说鲁迅先生气量窄小呢？”

田汉此说当然是毫无道理。鲁迅的信被别人拿去发表，同杨邨人的文章放在同一期刊上，他自己是不知情的，这怎么是鲁迅替杨邨人“打开场锣鼓”呢？且鲁迅对杨邨人脱离共产党、并从左联变成“第三种人”是非常鄙视的，他在《答杨邨人先生公开信的公开信》中，对杨邨人进行了淋漓尽致的批驳。田汉以一个十分牵强的理由称鲁迅与杨邨人“调和”，这就难怪鲁迅动怒了。特别是当他知道“绍伯”即田汉后，怒气可想而知。

当时田汉正在编《戏》周刊，于是鲁迅便在给《戏》周刊的信中说：

“……我并无此种权力，可以禁止别人将我的信件在刊物上发表，而且另外还有谁的文章，更无从预先知道，所以对于同一刊物上的任何作者，都没有表示调和与否的意思；但倘有同一营垒中人，化了装从背后给我一刀，则我的对于他的憎恶和鄙视，是在明显的敌人之上的。”

鲁迅视田汉此举为同一营垒中人所给予的“背后一刀”，因此对他则更加“憎恶和鄙视”。

田汉没想到他的文章引出了这么个结果。按照他原来的设计，他有意“冤枉”一下鲁迅，鲁迅即会向《社会月报》主编陈灵犀或擅自要发表此信的曹聚仁抗议，以达到打击杨邨人并停发其文的目的。田汉的这一初衷在其后他写给鲁迅的信中表达得非常清楚。但事与愿违，虽然《社会月报》因此停刊了杨邨人文章，而鲁迅的态度使田汉心殊不安。迫于压力，田汉在《致〈戏〉周刊编者信》中解释“绍伯”是他的一个表弟，是一个“纯洁而憨直的青年”，其文章的用意“绝不在从暗地里杀谁一刀，他没有任何那样的必要，何况是对于鲁迅先生从来是很敬爱的”。田汉又说：“‘文坛消息家们’却颇有拈起这个做挑拨离间的材料。这次是甚至也射到我的身上来，所以我不能不在这儿说几句话：‘凡是在同一阵营中的，我和任何人没有矛盾。我们应该更分明地认清敌友’。”

以后田汉又在写给鲁迅的信中说：

“……我与先生不但是多年文化上的战友，而且无论在什么意义上也没有丝毫矛盾的地方，我有什么中伤同志特别是中伤您的必要？既然无此必要，却会把友人当敌人，那除非发了疯。1935年我们的阵线需要更整齐而坚强，同志间任何意义的误会都于整个工作有害，为着说明那一文章的经过与意义，我写这封信给您，希望您也不要怀疑您的战友。无论什么时候，我是敬爱同志特别是先生的。”

应该说田汉此时的态度是真诚的，只不过，鲁迅在后来对田汉的误会和成见并未因此而释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