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对“四条汉子”中的夏衍其实并没有很深的成见，他们之间也没有发生过不愉快的事情。鲁迅还曾对夏衍所译高尔基的《母亲》给予了很高评价，认为这是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鲁迅后来对夏衍的不满，主要是将他与周扬捆绑在一起的，因为他与周扬当时都是左联的实际领导人。可以说左联部分领导人后来表现出诸多与鲁迅有矛盾和不快的事，夏衍都身在其中，这就难怪鲁迅后来用“一位名人约我谈话”而引出“四条汉子”。

约鲁迅谈话者为夏衍，鲁迅用“一位名人”来指代，不无嘲讽之意。而夏衍对自己不经意间成了“四条汉子”之一，特别是“文革”中“四条汉子”被“四人帮”利用作为整人工具一直耿耿于怀。夏衍耿耿于怀的还有鲁迅谈及“四条汉子”时那段情节的“失实”。

1979年底，夏衍特地撰文对此作了澄清。他在《一些早该忘却而未能忘却的往事》一文中，首先纠正了鲁迅在时间上的错误，将1934年的事情误写为1935年了。其后又对鲁迅“却见驶来了一辆汽车，从中跳出四条汉子……一律洋服，态度轩昂”作了辩解，夏衍称：

“到过旧上海的人都知道，内山书店所在地北四川路底，是所谓‘越界筑路’区域，那里既有工部局巡捕，又有国民党警探。在当时那种政治情况下，我们四个人在内山书店门口下车，会引人注意，所以我们的车子过了横浜桥在日本小学前停下来，然后四人分头步行到内山书店，而此时鲁迅是在书店门市部里间等着我们，不可能‘却见驶来了一辆汽车，从中跳出……’的。‘一律洋服’也不是事实，其他三人穿什么我记不起来了，而我自己却穿着一件深灰色骆驼绒袍子。因为一进内山的日本式会客室，在席子上坐很不方便，就把袍子脱了，所以我还能记得。至于‘态度轩昂’，那时我们都是三十上下的人，年纪最大的田汉36岁，身体也没病，所以‘轩昂’了一点可能是真的。这是干部向领导人汇报工作，是战友间的会见，既不是觐见，也不是拜谒，那么不自觉地‘轩昂’了一点，也不致犯了什么不敬罪吧。”

夏衍在四十五年后，还如此在意当时的细节，可见“四条汉子”之说在他心中留下的痕迹之深，创痛之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