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发生在1934年10月。当时，由于执行中共内部“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方针，使位于上海的中共中央组织机关遭到了国民党当局毁灭性的破坏。在左联方面，原来负责与鲁迅联系的冯雪峰此时调到了苏区，而左联的另几位负责人周扬、夏衍、阳翰笙则认为，在这个特殊的时期，有必要继续与鲁迅加强联系。

1934年10月的一天，凉爽的秋风从黄浦江面阵阵掠过，轻风拂面，给人一种难得的惬意。在上海爱文义路的一个弄堂里，时任左联党团书记的周扬敲开了另一位左联负责人夏衍住所的门。此前，因叛徒出卖，上海中央局经历了第二次大破坏。故而，夏衍、周扬等人均分头隐蔽，联系的频率亦相对降低。当周扬突然出现在夏衍面前时，夏衍还真有些意外。

周扬此行是有一个计划要同夏衍商量。不久前，分别担任左联“文委”及“文总”党团书记的阳翰笙向周扬建议：“自从冯雪峰走后，好久没有向鲁迅报告工作了，是否近期约个时间一同去向鲁迅报告一次工作？”当时，冯雪峰在上海时与鲁迅联系较多，左联的很多活动都是冯雪峰向鲁迅请示以及通报的。自从冯雪峰走后，这样的联系已中断近一年了。

周扬听了阳翰笙的话，也认为很有必要与鲁迅作一次沟通，否则，长时间不联系，除了不利工作外还易产生误会。于是周扬找到了夏衍，希望他先与鲁迅联系一下，约定好双方见面的相关事宜。周扬还特地强调了这次去见鲁迅的仅阳翰笙、周扬、夏衍三人。

次日，夏衍便只身来到上海北四川路的内山书店，希望通过书店老板内山完造约见鲁迅。恰巧的是，这天鲁迅本人也到书店来了。于是夏衍便在内山书店内向鲁迅转达了周扬的意思。鲁迅表示同意。约定双方见面的时间在下一个星期一的下午，地点仍然是内山书店。

到了约定的这天，夏衍便在其住处等待周扬和阳翰笙的到来。结果有一件事出乎夏衍的意料，来的不是两人，而是三人。除了周扬、阳翰笙外，还多了一个田汉。晚年，夏衍在其《懒寻旧梦录》回忆当时的情形：“当时我就有一点为难，一是在这之前，我已觉察到鲁迅对田汉有意见。加上田汉是个直性子人，口没遮拦，也许说出使鲁迅不高兴的话来。而我和鲁迅只说了周、阳二人向他报告工作，没有提到田汉。可是已经来了，又有什么办法叫他不去呢？”

夏衍心有顾虑，但碍于田汉在场不好多说，于是便一同坐车到了内山书店。一行人到达书店时，鲁迅已先于他们在书店里了。当时书店内有几个日本人在看书，夏衍觉得人多谈话不便，便对鲁迅说：“这儿人多，对面有一个咖啡馆，我们到那边去坐坐吧？”

“事先没有约好的地方，我不去。”鲁迅口气有些冷淡。显然，鲁迅看到原计划外多来的一人，并不愉快。

夏衍心里不免嘀咕：事先没约好的地方不去，是否也意味着事先没约好的人不见呢？

这时，书店老板内山完造适时地缓解了气氛。他说：“就到后面会客室去坐吧，今天刚好还有一些刚从日本带来的点心。”这是一间典型的日本式会客式，整个风格设计带有鲜明的日本特色。他们在会客室坐下后，内山随即送来了一些茶点。

关于这次左联方面向鲁迅汇报工作，夏衍后来是这样回忆：“开始，阳翰笙报告了一下‘文总’这一段时期的工作情况，大意是说尽管白色恐怖严重，我们各方面的工作还是有了新的发展，他较详细地讲了戏剧、电影、音乐方面的情况，也谈了沪西、沪东工人通讯员运动的发展；接着周扬作了一些补充，如已有不少年轻作家参加了左联等等。鲁迅抽着烟，静静地听着，有时也点头微笑。”可见，当时的气氛还是较为融洽的。

听到左联的队伍在发展，特别是年轻人的加入，鲁迅的心情显得非常的好。但就在周扬谈年轻作家的时候，田汉的话插了进来，气氛骤然发生了变化。“胡风这个人靠不住，政治上有问题。”田汉很率直地、无所顾忌地脱口而出，“请先生不要太相信这种人。”

“政治上有问题？你是听谁说的？”鲁迅闻言很不高兴，脸色非常严肃。

“听穆木天1说的，”田汉回答。

“穆木天是‘转向者’，‘转向者’的话你们相信，我不相信。”鲁迅显然对田汉的话已很反感了。瞬间，空气仿佛有些凝固。田汉见此亦不再多言。

在这里不得不对胡风的所谓政治问题以及“转向者”穆木天作一个交代。

胡风从日本回国后不久即在中山文化教育馆供职。文化教育馆是个非官方的民间文化教育机构，由孙中山的长子孙科主办。胡风曾将此情况专门向左联党团书记周扬以及茅盾等人汇报过，他们均同意胡风兼那边工作。胡风的这段经历本来并不保密，也没引起什么异议，但却因穆木天的缘故而使问题复杂化了。

穆木天为文学团体“创造社”成员，早年留学日本，1931年加入左联，在早期左联中是十分活跃的左翼诗人。1934年夏，穆木天突然被捕。在狱中，穆木天写了自首书，并与汪汉雯、刘智民一同在《申报》上发表了《左联三盟员脱离关系宣言》，不久获释。由于穆木天此前在左联与胡风有些成见，出狱后曾放话，胡风是南京派来的内奸的谣言。他的根据是，在狱中主审官审问他时，什么人都问了，就是没提到胡风。在当时无法查证的情况下，左联一些领导人对胡风产生了怀疑。

胡风左联身份暴露后，在中山文化教育馆难以为继，于是他不得不辞去此职。胡风对穆木天的谣言非常气愤，他专门找到周扬，要求左联组织澄清穆的谣言。胡风当时任左联行政书记，这样的要求也是正当的，否则他无法工作。但周扬既没有否定穆木天的诬告，也不作任何安抚性的表示，只告诉胡风，因为工作关系，他要搬家了，而且也没有告知新的地址。这无疑意味着对胡风的不信任。周扬的态度刺伤了胡风的自尊心，他很快便宣布辞去左联行政书记，将工作移交给了田汉。

以后胡风专门跑到鲁迅家中报告了事情的经过。鲁迅沉默半响后说：“只好不管它，做自己本份的事，多用用笔……”此后，胡风得到了中共中央特科的信任，成为了中共与鲁迅之间联系的“机要交通员”。鲁迅原来对胡风遭遇即有不平，自此更加信任胡风。

有一次，茅盾对鲁迅说胡风形踪可疑，与国民党有关系，而且告诉鲁迅这消息来自于陈望道、郑振铎，是他们从南京方面的熟人听来的。据茅盾讲：“鲁迅当时听了我的话，脸色一变，就顾左右而言它。从此以后，我就无法与鲁迅深谈了。”

了解了这一背景，则不难理解鲁迅当时听到田汉对胡风的指责后所表现出的态度了。

当然，田汉也非为个人恩怨而怀疑胡风，他只是出于一个地下工作者的警惕性，并且为鲁迅担心。但是，田汉的话事实上是对胡风极不负责任的，而且造成的伤害也是很大的。幸好鲁迅并没有因此受到影响，并且始终保持着对胡风的信任。

这次周扬、夏衍、田汉、阳翰笙与鲁迅见面，虽说中间因田汉的插话而使气氛有些紧张外，但基本上还比较正常，特别是最后的氛围还比较和谐。

临别时，鲁迅从口袋里掏出一张一百元的支票交给周扬说：“前清时候花钱可以捐官、捐差使，现在我身体不好，什么事也帮不了忙，那么捐点钱，当个‘捐班作家’吧。”鲁迅的调侃令在场者不禁失笑。鲁迅甚至在严肃的左派理论家面前，仍以捐钱的方式表示了自身的风趣与幽默。

但一年多后，随着鲁迅与左联领导人周扬、夏衍等人的裂隙加深，特别是在左联解散问题上以及关于“两个口号”的公开论争中，这种矛盾则进一步尖锐化、公开化。又因为左联最后一任行政书记徐懋庸的一封公开信，最终导致鲁迅对左联领导人的不满和失望。这种不满和失望，他在答徐懋庸的公开信中充分地表露出来，其中特别提到了一年多前与周扬、夏衍、田汉、阳翰笙在内山书店的那次见面。鲁迅显然是带着很大的反感来描述的：

“……去年的有一天，一位名人（即夏衍）约我谈话了，到得那里，却见驶来了一辆汽车，从中跳出四条汉子：田汉、周起应（即周扬），还有另外两个，一律洋服，态度轩昂，说是特来通知我：胡风乃是内奸，官方派来的。我问凭据，则说是得自转向以后的穆木天口中。转向者的言谈，到左联就奉为圣旨，这真使我口呆目瞪。再经几度问答以后，我的回答是：证据薄弱之极，我不相信，当时自然不欢而散……”

这便是影响深广特别是文革期间使用频率极高的“四条汉子”的典出所在。这里不难读出鲁迅对四人的不满和嘲讽，而且是把他们作为左联的代表。

鲁迅与“四条汉子”同为左翼文艺阵线的领导者，为什么会有如此深的矛盾呢？原因是多方面的：在当时白色恐怖下，环境恶劣，联系不便，再加种种小道消息的传播和恶意谣言的挑拨，容易产生误会，而一旦产生误会又极不易消除。当时周扬等左联领导人都很年轻，缺乏一定的斗争经验，另外还有脱离实际的“左”的倾向，将左联变成党的组织，对鲁迅不够尊重。鲁迅看问题比他们深刻，他们反而不以为然，因而给鲁迅以“好唱高调、善搞宗派”的印象。另外，在历史转折过程中，左翼文艺阵线从反蒋的阶级斗争转向抗日的联合战线，大家都面临着种种复杂的矛盾，“左”的、“右”的倾向交织存在，宗派主义、门户之见亦在所难免，故不可避免产生分歧。当然还有性格上的一些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