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10月，鲁迅偕许广平从广州来到上海。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他已有意与创造社和好，他在致李霁野的信中说：“创造社和我们，现在感情似乎很好。他们在南方颇受压迫了，可叹。看现在文艺方面用力的，似只有创造，未名，沉钟三社，别的没有，这三社若沉默，中国全国真成了沙漠了。”他们终于想到一起，都主张恢复《创造周报》，以“作为共同园地”，共同开展新文化运动。

创造社的领袖是郭沫若，鲁迅知道他参加过北伐，因此对于自己与郭沫若及创造社合作充满信心。到上海不久，鲁迅就与创造社联络。11月7日，郭沫若也很快指派创造社三位成员郑伯奇、蒋广慈、段可情与鲁迅洽谈，并达成合作意向和方式，决定恢复出版《创造周报》，发表联合声明。12月3日，在《时事新报》上刊登了《创造周报》复刊广告，由鲁迅、郭沫若、蒋广慈、冯乃超、张资平等三十余人为特约撰述员。合作的准备工作非常顺利，鲁迅满怀期待。可是事情突然发生了变化。

1928年1月15日，预定复刊的《创造周报》没有出版，却出版了创造社新创办的刊物《文化批判》，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对鲁迅进行猛烈的批判，其中有冯乃超的《艺术与社会生活》、成仿吾的《打发他们去！》、钱杏邨的《死去了的阿Q时代》等。

对于鲁迅的批判，创造社方面的成员没有对鲁迅作任何解释，原来联络的人也都不愿意再与鲁迅见面。鲁迅一下子被搞懵了，他先是保持沉默，静观事态发展。但是接踵而来的批判火力越来越猛，调子也越来越高，鲁迅不得已起而回击，写了《“醉眼”中的朦胧》等一系列文章。

在创造社批判鲁迅的文章中，要算郭沫若以杜荃为笔名在《创造月刊》二卷一期所发表的《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批评鲁迅的〈我的态度气量和年纪〉》一文措辞最为严厉，态度最为激烈，几近于恶毒谩骂和人身攻击。文章骂鲁迅是“资产阶级以前的一个封建余孽”，“像这样尊重籍贯，尊重家族，尊重年纪，甚至于尊重自己的身体发肤，这完全是封建时代的信念！”“资本主义对于社会主义是反革命，封建余孽对于社会主义是二重的反革命”，“鲁迅是二重性的反革命人物”。

创造社责难鲁迅的文章，一篇接着一篇，甚至以鲁迅的籍贯、家族等作为奚落的资料。他们强加于鲁迅的是“代表着有闲的资产阶级，或者睡在鼓里的小资产阶级”，甚至使用漫骂的语言，“惹出了我们文坛的老骑士鲁迅出来献一场乱舞。现在就让我们来看他这老态龙钟的乱舞罢”。

鲁迅和陈西滢、高长虹争论时，郭沫若还多少理解一点鲁迅，可此时的郭沫若反说他们都是非正义的，甚至意气地将鲁迅和陈西滢、高长虹的论战，喻之为“帝国主义者间因利害冲突而战”，是“猩猩和猩猩战，人可以从旁批判它们的曲直，谁个会去帮助哪一个猩猩？”为逞一时之快，他甚至对鲁迅作出这样的结论：“一位不得志的FASCIST(法西斯谛)”。

郁达夫看了都气愤不过，认为创造社和郭沫若等情绪化的行为，太令人失望，便仿杜甫《戏为六绝句》，作了一首诗赠与鲁迅，以示声援：

醉眼朦胧上酒楼，呐喊彷徨两悠悠。

蚍蜉撼树不自量，不废江河万古流。

鲁迅心中虽然也不免凄婉，但还是采取了冷静的态度，所进行的反击也仅仅是只言片语，而不是连篇累牍，终不失为仁者风度、长者胸怀。

关于为什么一夜之间盟友变敌手的问题，郭沫若和其他创造社成员后来都作了解释，说是当时一批创造社的年轻成员如成仿吾等陆续从日本回国，他们在当时受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左”倾思潮影响，认为鲁迅等五四时期的作家都是“旧作家”，必须进行“全面的批判”。郭沫若认同了这一观点，虽然他为了躲避国民党的追捕于1928年2月亡命日本，但仍然遥控指挥这场论战。

这场在中国文学史上有名的所谓“革命文学论争”，持续了近两年。中共中央知道这个情况后，出面干预，周恩来、李富春都明确指出，批评鲁迅从原则上讲是不正确的，应该争取鲁迅、团结鲁迅。后来潘汉年到上海，按照中央领导的指示，平息了这场论争，从此创造社基本上停止对鲁迅的攻击。

至今，鲁迅和郭沫若之间还有一段难以厘清的悬案。20世纪20年代初，法国作家罗曼·罗兰致鲁迅信，因寄创造社而了无着落。1933年12月19日，鲁迅在致姚克的信中谈及此事：“罗兰的评语，我想将永远找不到。据译者敬隐渔说，那是一封信，他便寄给创造社——他久在法国，不知道这就是很讨厌我的——请他们发表，而从此就永无下落。”后来，他还向增田涉谈及此事。增田涉在《台湾文艺》发表《鲁迅传》，披露此事。郭沫若读后极为恼怒，立刻在《台湾文艺》发表《鲁迅传中的误谬》，以自作辨正。鲁迅在未读到此文前，即料到郭沫若的态度，他写信告诉增田涉：“《台湾文艺》我觉得乏味。郭君要说些什么罢？这位先生是尽力保卫自己光荣的旧旗的豪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