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逝世后，郭沫若曾作一挽联：“方悬四月，叠坠双星，东亚西欧同殒泪；钦诵二心，憾于一面，南天北地遍招魂。”鲁迅先生逝世十年后，郭沫若又著文纪念，再一次为自己未能与鲁迅谋面而追悔莫及，“自己实在有点后悔，不该增上傲慢，和这样一位值得请教的大师，在生前竟失掉了见面的机会”，“我与鲁迅的见面，真的可以说是失之交臂”。

他们究竟为什么失之交臂，个中缘由确实耐人寻味。

1920年10月，郭沫若在《学灯》增刊上第一次读到鲁迅的小说，那就是《头发的故事》。读过之后，他认为鲁迅的观察很深刻，笔调很简练，又“觉得他的感触太枯燥，色调暗淡，总有点和自己的趣味相反驳”。郭沫若后来说，他对鲁迅文风的这种感觉“直到他的《呐喊》为止”才改变。正因如此，当时郁达夫劝郭沫若读鲁迅的《故乡》和《阿Q正传》时，他没有再去读了。郭沫若说：“但我终是怠慢了，失掉了读的机会。以后的著作便差不多连书名都不清楚了。”

不过，郭沫若在评价鲁迅小说和周作人译作时，明显地尊重鲁迅的小说，认为小说为“处女”，译文为“媒婆”，“处女应当尊重，媒婆应当稍加遏抑”。

鲁迅曾说，郭沫若的主张，“我是见过的，但意见不能相同，总以为处女并不妨去做媒婆”。“我终于并不藐视翻译”。鲁迅还由此谈到了郭沫若的翻译风格，委婉地批评道，“我对于郭沫若先生的翻译，不大放心，他太聪明，又胆大。”

1921年，郭沫若、成仿吾、郁达夫等成立创造社。成仿吾等青年作家年轻气盛，撰文批评了鲁迅的第一本小说集《呐喊》。而鲁迅看到这些批评文章后则回应说，“他的‘庸俗’的罪名，几斧砍杀了《呐喊》，只推《不周山》为佳作——自然也仍有不好的地方。”在《呐喊》二版出版时，鲁迅故意删去成仿吾所肯定过的《不周山》，以“向这位‘魂灵’回敬了当头一棒”。

1924年，鲁迅在《论照相之类》中谈到：“近来则虽是奋战忿斗，做了这许多作品的如创造社诸君子，也不过印过很小的一张三人的合照。”所谓“三人”便是郭沫若、成仿吾、郁达夫。又说，创造社同人在“还未‘革命’的时候，就已经将‘语丝派’中的几个人看作眼中钉”。这几个人中便有鲁迅。

1926年10月27日，在广州女子师范学校执教的许广平致信鲁迅，盼望他速来广州中山大学任教，鲁迅回信说，“今天看见中大考试委员会名单，文科中人多得很”，“郭沫若、郁达夫也在，那么，我的去不去也似乎没有多大关系，可以不必急急赶到了”。后来，鲁迅又去信向许广平解释：“其实我也还有一点野心，也想到广州后，对于绅士们仍然加以打击……第二是与创造社联合起来，造一条战线，更向旧社会进攻，我再勉力写些文字。”

鲁迅终究没有成行，他告诉许广平，与郭沫若及创造社间的关系，是因为有好事者从中挑拨所致，如狂飙社的高长虹，“捏造许多会话(如说我骂郭沫若之类)”。一直到1927年1月中旬，鲁迅才离开厦门来到广州，而此时郭沫若早已离开广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