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鲁迅的肺病日见深重、体质每况愈下，就在这时出现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和“国防文学”的两个口号之争。“国防文学”的口号是周扬、夏衍等人最早提出，并将之作为上海进步文艺界的统一政策。

最初，郭沫若对“国防文学”的口号，也有不甚了了之处，认为“国是蒋介石统治着”，所以，“用‘国防’二字来概括文艺创作，恐怕不妥”。但他最终还是接受了“国防文学”口号，而不同意“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并认为鲁迅等人“标新立异”所提出的口号，“是错误了的理论和举动”。

鲁迅等在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时，本想和郭沫若商量，但是，正如鲁迅所说，由于“郭沫若先生远在日本，被侦探监视着，连去信商问也不方便”。

这年8月上旬，鲁迅写了《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一文，对两个口号之争发表了系统的意见。鲁迅信中的一段话说：“我和郭沫若、茅盾两位，或相识，或未尝一面，或未冲突，或曾用笔墨相讥，但大战斗却都为着同一的目标，决不日夜记着个人的恩怨。然而小报却偏喜欢记些鲁比茅如何，郭对鲁又怎样，好象我们只在争座位，斗法宝。”

郭沫若读后深感愧疚，对鲁迅“态度很鲜明，见解也很正确”的观点，表示“彻底佩服”。8月30日，郭沫若不畏酷暑，打着赤膊，在大汗淋漓中写成《搜苗的检阅》，有意向鲁迅表示歉意，他说：“我自己究竟要比鲁迅先生年轻些，加以素不相识，而又相隔很远，对于先生便每每妄生揣测，就如这次的纠纷吧，我在未读到那篇万言书之前，实在没有摩触到先生的真意。读了之后才明白先生实在是一位宽怀大量的人，是‘决不日夜记着个人的恩怨’的。因此我便感觉着问题解决的曙光。”

相逢一笑泯恩仇。他们间的误解本可以烟消云散，可是，死神却一步步地逼近鲁迅，10月19日凌晨5时25分，鲁迅在上海寓所病逝。郭沫若和鲁迅终未谋面，他们之间的隔阂也没能冰释，这成为郭沫若一生的悔恨。

可以说，鲁迅与郭沫若是居于同一政治立场的，而在思想境界、艺术与学术的水平上各自达到了空前的高度，占有了同时代其他人难以比拟的文化制高点。他们都是伟人，都是巨匠，都是民族的骄傲，且都各有千秋，不能互相替代。

至于他们个人之间的关系，则是有所演变的。所谓曾互以笔墨相讥，大体是从鲁的《上海文艺之一瞥》和郭的《创造十年·发端》开始的，此前的表现不很明显。明显也罢，不明显也罢，总都是同一阵营内部人的互相误会和逞强。看来是各有是非，难决轻重。即便是把杜荃骂鲁迅的话加到郭沫若头上，也是郭骂了鲁的“反革命”，鲁也骂了郭的“流氓”。一个从思想上全盘否定，一个从人格上彻底颠覆，份量都够了。虽然这儿的“反革命”和“流氓”有其不同一般的解释。

然而谁骂得对呢？很难说其中有一个是对的。因为鲁迅不是“反革命”，郭沫若也不是“流氓”。他们都是革命的激进派，也都是人格高尚的人。否则，鲁迅不会说出他与郭“大战斗却都为着同一目标，决不日夜记着个人的恩怨”的话，郭沫若也不会以文以联痛悼鲁的逝世，并接过其旗帜继续战斗到最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