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西滢一直以来被定性为一个面目可憎的坏人。他大大有名，这名气却让许多人不屑一顾。中国现代文学馆研究员傅光明对此颇为“惋惜”，他说：“坏人的文章也就不值一读了，这实在令人惋惜，倒不是为陈西滢，而是为那些因此不读他文章的人。”

有人认为，得益于深悟英国散文之妙谛，在陈西滢一生的文字生涯中，他唯一的一本《西滢闲话》就足以使他跻身中国现代散文大家之列。他的朋友梁实秋说，西滢笔下如行云流水，有意态从容的趣味；才女苏雪林则赞为文笔晶莹剔透，更无半点尘滓绕其笔端。在傅光明看来，陈西滢的行文非常独特，一件普通人眼中习以为常的事，经他七扭八拐地一说，就显得荒诞和不公平了；一个人人痛恨、力争铲除而多年未果的社会现象，由他轻笔点拨几句便将其深藏不露的根挖了出来，总之，“他的书实在是非常好看！”不过也有另一种声音。学者阎晶明认为，在《西滢闲话》里，有不少观点互相矛盾、难以自圆其说，从文章的角度讲，陈西滢的作文之道还没有完全进入火候。

《西滢闲话》是陈西滢在五四时期的主要作品结集。身为北京大学外文系教授，他的这些随笔本来确为“闲话”，但是，他在“闲话”之中，往往忍不住要对时政发表议论，这又使他的这些文章成为了与大是大非相关的论题，所以又绝非一个“闲”字了得。

他的文集中的部分篇目确为无关“大局”的“闲话”，比如他对西方戏剧的介绍和对中国“文明戏”的评介（《小戏院的试验》《观音与国剧》）；对东西方文化的具体比较（《东西文化及其冲突》《拆了火炉搭凉篷》《中国式的外国医院》）等等。陈西滢文集中的这一类文章，很像当今出国访问归来的文化人写下的观感文章，虽说充满了“布尔乔亚”1式的情调，但并无过于让人生厌的刺眼之处。但是陈西滢的“闲话”内容还远不止这些，他常常忍不住要对中国的时势发言。由于多年来中国文化界所形成的对陈西滢的政治态度的认知，人们意识中总认为他是在政治上与军阀站在一边的。而《西滢闲话》告诉我们，事实上，陈西滢对当时处于军阀混战中的中国充满痛恨，他在文章中对于军阀统治的批判也是锋芒显露。他看出了军阀开战其实是“抢饭碗”，从而反对中国民众参与其中（《吃饭与火拼》）；他对军阀统治者的腐败大加指斥（《捞油水》）；对腐败政府为了“讨好洋人”，在“各国开会委员”到来之前，洗刷“取消不平等条约”等标语的行径，做了毫无保留的批判。这是陈西滢作为新文化运动中的知识分子所体现出来的时代精神。“闲话”不闲，这既是陈西滢的思想观念使然，也是他的社会责任感使然。

不过，陈西滢的“闲话”却并非因这些出名，而是他与新文化运动主将之一鲁迅的争论，才引起了时人及后来者的特别关注。

正如文首所说，有过英留经历的陈西滢看惯了英国文化的有序和理智，对中国的一切都有三分看不入眼。他读中国报纸上的外国消息时，为这些消息的多处谬误所不齿，例如中国翻译者把意大利“作曲家”当成了“文豪”，把发自柏林的关于“英国外相”的消息当成了“德国外相”，把德国的政治家路德（Luther）当成了英国的罗素（Russell）等等。陈西滢认为，“中国报纸的外闻里，没有一天没有笑话或谬误”（《中国报纸的外闻》）。应该说，陈西滢指出的这些错误确实存在，但他文章里那种理智的态度和不以为然的神情，又多少让人觉得少有五四青年的热血。他认为中国的“文艺出版物”少得可怜，只相当于英国的十之一二，可他很少想到当时的中国文化才刚刚走上现代化的路途。他看到了中国诸多问题，这些问题也并非不实，但处于五四运动那样一个特别的时期，陈西滢过于理智的态度以及对新文化运动显示出不高的热情，就难让人接受了。

陈西滢毕竟是一名现代中国的知识分子，无论是“闲话”还是“闲话的闲话”，他都不可能不触及时代的脉搏，他不可能完全成为一个旁观者。当他以自己英国博士的身份和气质谈论国事、时事时，往往就在反帝反封建的同时（他的确也是这样做的），同当时的新文化运动主调形成程度不同的抵牾。他对中国人的劣根性十分不满，不过又同鲁迅“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态度有质的区别，他的态度里少有热爱。他认为“中国的国民实在是‘程度不够’”；“国民的程度这样幼稚，有人还要主张同外国人火拼”；“中国的没出息，还是一般国民的责任”。（《智识阶级》）应当说陈西滢已经看到一些问题的实质，但他不拿出解决的方案、甚至少有同情，而只有不屑的姿态。他也正是看到了国民素质的可悲，所以不主张同外国人去火并，让人家杀到我们的“末一个人”。可他也不愿看到帝国主义的屠刀放在中国人的脖子上。究竟如何是好，陈西滢自己也没有答案。

让陈西滢真正捅出篓子的，还是1925年女师大风潮及“三一八”惨案，这成了他同鲁迅等五四运动主将的思想分水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