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因为“女师大”风潮事件，鲁迅、周作人等人在《京报》上发表《对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宣言》，公开支持学生正义斗争。不久，《现代评论》上发表了陈西滢的《闲话》一文，文中不无含影射沙地说：“以前我们常常听说女师大的风潮，有在北京教育界占最大势力的某籍某系的人在暗中鼓动，可是我们总不敢相信。这个宣言语气措辞，在我们看来，未免过于偏袒一方，不大平允。”
这种貌似“平允”实则为当局辩护的口吻，激起了鲁迅的强烈不满，他以异常的辛辣写了《我的“籍”和“系”》《并非闲话》等文反击了陈西滢。正当陈西滢与鲁迅交锋正炽的时候，徐志摩也不期然地卷入了进来。
1926年1月13日，《晨报副刊》上发表了徐志摩的《“闲话”引出来的闲话》一文。他的这篇文章本是为陈西滢赞美法国文学家法郎士写的一篇“闲话”文章捧场的，但他赞美陈西滢的一段话在鲁迅看来是客观上站在了陈西滢的一边：“他（陈西滢）学的是法郎士对人生的态度，在讥讽中有容忍，在容忍中有讥讽；学的是法郎士的‘不下海主义’，任凭当前有多少**，多少压迫，多少威胁，他还是他的冷静，搅不混的清澈，推不动的稳固，他唯一的标准是理性，唯一的动机是怜悯。”
鲁迅如此回应道：“有一种所谓‘文士’而又似乎批评家的，则专是一个人的御前侍卫，托尔斯泰呀，托她斯泰呀，指东画西的，就只为做一个屏风。其甚者竟至于一面暗护此人，一面又中伤他人——就是只做侍卫的，也不配评选一言半语，因为这种工作，做的人自以为不偏而其实是偏的也可以，自以为公平而其实不公平的也可以，但总不可‘别有用心’于其间的。”
其中“所谓‘文士’而又似乎批评家的”，实际上是指徐志摩。
他也看不惯徐志摩和陈西滢互相之间的吹捧，在《无花的蔷薇》中不无讽刺地说：“中国现今‘有根’的‘学者’（指徐志摩赞美陈西滢的话）和‘尤其’的思想家及文人（指陈西滢赞美徐志摩的话），总算已经互相选出了。”
但是，徐志摩是无心参与文战的，他在主编的《晨报副刊》上曾附记的一篇《关于下面一束通信告读者们》，文中坦陈自己为要不要登这些骂信而“踌躇了一晌”，他认为，“生性所近，每每妄想着拿理性与幽默来感除意气”，接下来他又在《结束闲话，结束废话》一文如此写道，“带住！让我们对着混斗的双方猛喝一声。带住！让我们对着我们自己不十分上流的根性猛喝一声。”
与此同时，徐志摩还在写给周作人的信中“诉苦”道：“只有令兄鲁迅先生脾气不易捉摸，怕不易调和，我们又不易与他接近，听说我与他虽则素昧平生，并且他似乎嘲弄我几回我并不曾还口，但他对我还像是有什么过不去似的。我真不懂，惶惑极了。我极愿意知道开罪所在，要我怎样改过我都可以，此意有机会时希为转致。”但徐志摩这番“有机会时希为转致”的苦心却是白费了，因为其时周氏兄弟已经失和，两人连见面都不肯。
从中也可以看出徐志摩是对鲁迅心存敬畏之意而想在其中充当“和事佬”的，但鲁迅的孤标耿介，从不轻易与对手调和的态度，却令徐志摩颇为头痛。而且鲁迅依然不依不饶，愈战愈勇，在《我还不能“带住”》一文中，他针对徐志摩的话回敬：
“现在我还没有怎样开口呢，怎么忽然又要‘带住’了？……只是还不能这样的谨听指挥，你要‘带住’了，我也就‘带住’。”针对徐志摩所说的这样闹下去要失了大学教授体面的观点，鲁迅说：“可怜可怜，有臭赶紧遮起来。负有指导青年重责的前辈，有这么多的丑可以丢，有那么多的丑怕丢么？用绅士服将丑层层包裹，装着好面孔，就是教授，就是青年的导师么？”“倘有戴着假面，以导师自居，就得叫他除下来，……只要不再串戏，不再摆臭架子，忘却了你们的教授的头衔，且不做指导青年的前辈，将你们的‘公理’的旗插到‘粪车’上去，将你们的绅士衣装抛到‘臭毛厕’里去，除下假面具，赤条条地站出来说几句真话就够了。”
这种讽刺挖苦的回答口吻，不容回旋商量的强硬态度，徐志摩即使早有“鲁迅先生脾气不易捉摸，怕不易调和”的认识准备，怕也没有预料到的吧？
鲁迅曾说：“我自己也知道，在中国，我的笔要算较为尖刻的，说话有时也不留情面。但我又知道人们怎样地用了公理正义的美名，正人君子的徽号，温良敦厚的假脸，流言公论的武器，吞吐曲折的文字，行私利己，使无刀无笔的弱者不得喘息。倘使我没有这笔，也就是被欺侮到赶诉无门的一个；我觉悟了，所以要常用，尤其是用于使麒麟皮下露出马脚。”
综观鲁迅的一生，都在同各种意识形态作不妥协的斗争。具体针对徐志摩，他的出击手段也不一样，屡屡顺手一击，如：《并非闲话（三）》里对充当托尔斯泰侍卫的“文士”的讽刺；《有趣的消息》里对徐志摩吹捧陈西滢的讥评；《十四年的“读经”》里所谓“被卢币换去了良心”；在《无花的蔷薇（1）》中对徐志摩说新中国应该欢迎帝国主义的评击以及《评心雕龙》里模拟徐志摩的文字等。
这些文字在鲁迅手中，就如同武功绝世的高手手上发出的一道道力度巧妙而又犀利的剑气一样，令饶是轻灵飘逸天下无双的徐志摩，也无从躲闪，而只有默默品尝那切肤之感，“如人饮水，冷暖自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