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说徐志摩文笔“飘飘然”，当然是很有见地的批评。徐氏有着良好的艺术修养与素质，为诗为文，文笔空灵通脱，一如空中白云舒卷幻化，奇境迭出而又了无痕迹，为人所津津乐道，但他胚胎连接着上层社会，与当时中国社会的广阔生活相脱离，这成了他先天性的缺陷，导致他的作品中缺乏深入反映现实、震撼人心的力作，而只能供人们在茶后酩赏、怡心悦性，启发人们的审美情趣。当然，这也与他过早逝世有关。
因彼此风格观点的大异，徐志摩对鲁迅虽始终心存敬畏，但终不免高山仰止，不能拨开鲁迅冷峻的外貌而目睹庐山之真面目，无法理解鲁迅之思想。是以二位文坛名家，为世所重，却始终形同陌路，不为彼此所重，亦文坛一大憾事也。
鲁迅作为一个时代中的伟大存在，在“风沙扑面”“虎狼成群”的时代，始终以不妥协的战士的面目出现于世，肩扛黑暗的闸门、义无反顾。他厌恶风花雪月的小资情调与一切不相协调的优雅闲适，所以他与偏向于此道的徐志摩始终格格不入，这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是可以理解的。
以我们今天的眼光来看，从某种意义上说，很难去苛求那个年代的每个作家都去当“战士”，也应当允许有些作家去进行静观以及从自我意识出发进行精神创造。我们来看徐志摩《猛虎集序文》中的一段自白：
“你们不能更多的责备。我觉得我已是满头的血水，能不低头已算是好的。你们也不用提醒我这是什么日子；不用告诉我这遍地的灾荒，与现有的以及在隐伏中的更大的变乱，不用向我说今天就有千万人在大水里和身子浸着，或是有千千万人在极度的饥饿中叫救命；也不用劝告我说几行有韵或无韵的诗句是救不活半条人命的；更不用指点我说我的思想是落伍或是我的韵脚是根据不合时宜的意识形态的……，这些，还有别的很多，我知道，我全知道；你们一说到只是叫我难受又难受。我再没有别的话说，我只要你们记得有一种天教歌唱的鸟不到呕血不住口，它的歌里有它独自知道的别一个世界的愉快，也有它独自知道的悲哀与伤痛的鲜明；诗人也是一种痴鸟，他把他的柔软的心窝紧抵着蔷薇的花刺，口里不住的唱着星月的光辉与人类的希望，非到他的心血滴出来把白花染成大红他不住口。他的痛苦与快乐是浑成的一片。”
看了这一段，不禁让人们难以去苛责徐志摩曾在那个黑暗的年代总是那样不合时宜地轻飘飘地歌唱，以及固执地“为艺术而艺术”。固然，他不及鲁迅的伟大深刻，但他那在清明的反省中的呕心沥血的歌唱，也算得上是一种精神的高贵。他的传世诗篇《再别康桥》，曾创造了一种罕见的不食人间烟火般的“逸境”，超越了那个黑暗的年代，在悠远的时空里散发出巨大的艺术魅力，为人们所广泛接受和喜爱。
一个是朝夕晨昏沉浸在诗的灵园中不倦歌唱的新月下的夜莺，一个是随时竖立着利刺准备战斗的冷峻斗士，徐志摩和鲁迅二人从表面上看似乎无法并为一谈，但是，在20世纪初的那场新文化运动中，他们却共同承担着启蒙老师的角色。只不过徐志摩是美的启蒙，而鲁迅是思想的启蒙。
香港学者司马长风曾在其《中国新文学史》上卷中把徐志摩论作“现代诗仙”，认为李白的古典浪漫主义特征在现代徐志摩的新诗中最能得到具体体现。冠以“李白”名者，以志摩英年早陨，似为溢美，稍嫌夸大，但是放眼当时的文坛，除志摩外，“李白”的名号又有谁能当之？以至于有人说，徐志摩与鲁迅正是现代文学史上的“李白”与“杜甫”，代表了浪漫主义创作与现实主义创作的两个高峰。如果说鲁迅傲骨如山，徐志摩则柔情似水。山与水原本也是可以相依并存的，共同构成文学自然界的景观。
徐志摩率直而热情，敢于冲破旧观念的束缚、追求个人幸福，这是鲁迅性格所缺乏的，也是他的价值观所不认同的。正是这些原因导致鲁迅对徐志摩有了起初的反感。徐志摩与鲁迅二人的婚恋观也是世人喜欢比较和讨论的话题。很多人最不能释怀的是徐志摩对待婚姻的态度，离弃结发之妻张幼仪、追求有夫之妇陆小曼、念念不忘林徽因等，让人产生朝三暮四之感。徐志摩在英国时受到罗素婚恋观的影响，加上他总是循着感性的方向行事，在婚恋问题上，做出了招人非议的感情取舍。而鲁迅在婚姻问题上则遵循了传统礼教。
但若要论及二人在婚恋问题上孰是孰非，唯一能断定的就是他们两人对待婚姻与爱情的态度是不同的。
1931年10月19日，因飞机失事，一代诗人徐志摩以34岁的盛年不幸陨落，消息传来，震撼整个文坛。曾有笔墨相讽的鲁迅此时不避前嫌，从《时报》上剪下报道，留作纪念。也许在热爱青年的鲁迅心中，徐志摩虽然诸方面颇有些可议之处，但其才华横溢，英年早逝则不免格外令人痛惜。
注释
1.本篇最初发表于1924年12月8日《语丝》周刊第四期。
2.拟古的新打油诗：拟古，这里是模拟东汉文学家、天文学家张衡的《四愁诗》的格式。《四愁诗》共四首，每首都以“我所思兮在××”开始，而以“何为怀忧心××”作结，故称“四愁”。最早见于南朝梁昭明太子萧统所编的《文选》第二十九卷。打油诗，传说唐代人张打油所作的诗常用俚语，且故作诙谐，有时暗含嘲讽，被称为打油诗。
3.本篇最初发表于1934年11月23日《中华日报·动向》
4.当时刘大杰标点、林语堂校阅的《袁中郎全集》断句错误甚多。这里的引文是该书《广庄·齐物论》中的一段；标点应为：“色借日月，借烛，借青黄，借眼；色无常。声借钟鼓，借枯竹窍，借……”。曹聚仁曾在1934年11月13日《中华日报·动向》上发表《标点三不朽》一文，指出刘大杰标点本的这个错误。
5.林长民（1876—1925），“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林觉民之兄、林徽因之父，曾任任段祺瑞内阁司法总长等。
6.泰戈尔1930年访问苏联，著有《俄罗斯书简》（1931年出版），其中说过自己是“英国的臣民”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