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心积虑的曾国藩,总是想得太多。
曾国藩此人,既具有钢铁般的意志,又不乏缜密的心思。这一点,我们完全可以从曾国藩的人生历程中得到验证。换句话说,在那样的年代、那样的环境中,曾国藩如果缺少了钢铁般的意志和缜密的心思,恐怕早就被淹没在波谲云诡、暗流丛生的宦海之中了。
官场充满凶险。人们甚至把官场比喻为战场。所以为官首先就不是一件轻松的事。世人往往只看到达官显贵们表面上的荣耀,却难窥其背后的坎坷与悚惕。
曾国藩一无背景二无靠山三无金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草根。凭着这样的条件要想有所造就,就只能凭着自己的顽强与勤奋去努力去打拼去搏取,其所承担的巨大的心理压力是可想而知的。曾国藩深知“居官不过偶然之事”的道理,所有的事务“凡盛必有衰”,所以他升官后反而“时时战兢惕惧”,“盛时常作衰时想,上场当念下场时”,终日悚惧得很。晚年的曾国藩“位高、名大、权重”,即使是这样,曾国藩仍然“寸心惕惕,恒惧罹于大戾”。如果不这样,“皆危道也”。在这样一种心境下生活,犹如泰山压顶,想放松身心过自由自在的生活只能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奢望。
其次,曾国藩内省太过,几尽苛刻。曾国藩无疑是最具反省精神的古人之一,堪称反躬自省的第一人。其反省的频率、时间跨度、所涉及的内容,均超过了以“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吾日三省吾身”而著称的孔子,真正做到了生命不息,反省不止。这样地玩命儿似的省克是相当耗费心血的。
曾国藩的反躬自省始于清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
这时的曾国藩,早已不是从湖南湘乡走出来的那个两榜不第的毛头小子了。时年三十二岁的曾国藩虽然刚刚过了而立之年,但已跻身京师官场,实现了读书人的最高理想,进入了大清国培养官员的最高学府——翰林院,官拜翰林院检讨。此时的曾国藩拥有令人眼热的年龄,拥有别人无法企及的机遇,尤其是拥有使人艳羡不已的位置。然而,曾国藩并没有陶醉于所谓的成功之中,终日饱尝翰林的“正果”,也没有像其他同僚那样沉湎于整天阿谀逢迎、声色犬马,而是来了一个逆向思维:从这一年开始,他开始全面检讨、否定自己的品德、言行、学识,从此拉开了全方位反躬自省的序幕。
曾国藩的反躬自省主要包括四个方面。
第一,忏修为。诚信是中国人自古以来为人处世的基本规范。曾国藩是读书人出身,从小受的就是这种以纲常伦理为核心理念的传统教育,作为程朱理学的继承者,自然把诚信看得很重。然而官场之上,巧言令色、溜须拍马之举无时不有,无处不在,无所不用,可看作是通病,比较集中的表现就是为人不诚,言不由衷,言语尖刻,待人怠慢。曾国藩身在官场,自然也难免其俗,但所不同的是曾国藩在“言行不一”“随俗”之时,心里头保持着一份清醒,一份理智,尤其是一份羞惭。在曾国藩这一时期的日记中,多有“语不诚”“心有骄气”“言不诚“、“语多不诚”“口过甚多”“有骄气”“有狂妄语”“言多谐谑”“背议人短”之语,自责之意甚矣。如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十月十三日记,“是日,口过甚多,中有一言戏谑,非特过也,直大恶矣!”。廿一日,“说话太多,神疲,心颇有骄气,斗筲之量,真可丑也。”不难看出,曾国藩对自己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的确充满了诚心的省克和强烈的批判精神。
第二,恨无成。曾国藩中进士入翰林,诗词歌赋舞文弄墨之属自然不在话下,加之曾国藩从小用功甚笃,特别是跻身翰林,成为天子门生以后,更是文名在外,自视很高,处处不甘居于人后。然而,京师毕竟不是湖南,翰林院更不是岳麓书院,高手比比皆是,藏龙卧虎,难见首尾,这对曾国藩刺激不小。清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十月十九日,曾国藩在朋友处欣赏昆曲,颇入戏,感到“心甚静且和”,感慨古乐陶情淑性,入人之深,反省自己“吾齿长矣,而诗书六艺一无所识,进而自责“志不立,过不改,欲求无忝所生,难矣!”,为自己缺少文艺细胞很自惭。
交朋会友是曾国藩官场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每每朋友相聚,谈经论道,吟诗作赋,交流心得是经常的节目。如果肚子里没有一些真东西的话,那是难以为继的。曾国藩生性好强,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有求胜心”。然而由于“心浮不能读书”,或“涉猎悠忽”,经常是“无所得”。所以,参加朋友聚会时常有露怯之处。他在时年十月十九日的日记中记述道“午正,易莲舫来久谈。问‘正心’,余不能答”。在同一天的日记中又记载道“日来颇有数友晤,辄讲学中无所得,而以掠影之言欺人,可羞,慎之!”曾国藩深为自己“声气日广,学问不进,过尤不改,真无地自容矣”。在曾国藩辞世前的那一两年里,他仍在反省,为自己一生一无所而感叹不已。清同治十年(1871年)二月,曾国藩在日记中道:“暮年疾病、事变、人人不免。余忝居高位,一无德业,尤为疚负,故此心郁郁不释耳。”
第三,谴谑浪。君子,作为一种理想的人格标准,历来是读书人毕生追求的目标。作为标准,“君子”一词的涵义相当丰富。儒家学派的鼻祖孔子就有着众多的论述。在儒学经典《论语》中,孔子就“君子”一词的阐述就达百次之多。按照孔子的观点,君子的核心是“仁”。那么什么是“仁”?在《论语》第十二篇“颜渊”中颜渊问孔子什么是仁。孔子回答说:“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又问:“请问其目。”孔子回答道:“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在遵守这些传统规范方面,曾国藩认为自己做得很不够,从而自责日甚。曾国藩在清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十二月十一日的日记中记述道:“友人纳姬,欲强之见,狎亵大不敬。”在是月十六日的日记中又记载道,与朋友交谈,“闻色而心艳羡,真禽兽矣”。在是月廿三日日记中记道:“嬉戏游**,适成为无忌惮之小人而已矣。”廿二十四日有“席间多戏言,无论乱德,即取尤招怨,岂可不察?”之语,次日又有“语多不诚,又谑浪无节”的谴言。其实,兽性是人性的底色。一旦所谓人性的斑斓掩盖不住兽性的底色的时候,兽性就会明目张胆地暴露无遗。而一旦如此,所有的仁义道德、纲常伦理统统不堪一击。而曾国藩所表现出来的问题就证明了这一点。曾国藩对自己这种“犯了再改,改了再犯”的毛病深恶痛绝,因为“盖以夙诺久不尝,甚疚于心,又以今年空度,一事无成,一过未改”而“不胜愤恨”。发现错误容易,而改正错误则是困难的。曾国藩为此感到很痛苦,“寝不寐,有游思”,恐怕长此以往将“不圣则狂,不上达则下达,危矣哉”!
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十二月初七日,在曾国藩的人生历程中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日子。为了“新换为人,毋为禽兽”,实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目标,曾国藩给自己设立了为人处世、养气修身、读书为文的十二项功课。这十二项功课具体包括:敬:整齐严肃。无时不惧。无事时心在腔子里,应事时专一不杂。如日之升;静坐:每日不拘何时,静坐半时。体验来复之仁心。正位凝命,如鼎之镇;早起:黎明即起。醒后勿粘恋;读书不二:一书未点完,断不看他书。东翻西阅。徒徇外为人。每日以十页为率;读史:丙申购廿三史。大人曰:“尔借钱买书,吾不惮极力为尔弥缝。尔能圈点一遍,则不负我矣。”嗣后每日点十页,间断不孝;谨言:刻刻留心。是功夫第一;养气:气藏丹田,无不可对人言之事;保身:十月廿二奉大人手谕曰:“节劳、节欲、节饮食。”时时当作养病;日知所亡:每日记《茶余偶谈》二则。有求深意是徇人;月无忘所能:每月作诗文数首,以验积埋之多寡,养气之盛否。不可一味耽着,最易溺心丧志;作字:早饭后字这半时,凡笔墨应酬,作为自己课程。凡事不可待明日,愈积愈难清;夜不出门:旷功疲神,切戒切戒。曾国藩坚信,只要刻苦修为,勤于改过,终究会提升人生的品位,完善功德。曾国藩深知自己的“病根在无恒”,“今日立条例,明日仍散漫”。所以,曾国藩提醒自己“急宜猛省”。
第四,悔俗见。清同治元年(1862年),身为两江总督、协办大学士的曾国藩节制四省军务,名满朝野,权倾东南半壁。可即便如此,曾国藩也没有沾沾自喜,妄自菲薄,仍然不断反思反省自己,给自己定目标提要求。在这一年八月的一篇日记中,曾国藩写道:“近日公事不甚认真,人客颇多,志趣较前散漫。大约吏事、军事、饷事、文事,每日须以精心果力,独造幽奥,直凑单微,以求进境。一日无进境,则日日退矣。以后每日留心吏事,须从勤见僚属、多问外事下手;留心军事,须从教训将领、屡阅操练下手;留心饷事,须从慎择卡员、比较入数下手;留心文事,须从恬吟声调、广徵古训下手。每日午前于吏事、军事加意;午后于饷事加意;灯后于文事加意。以一缕精心,运用于幽微之境,纵不日进,或可免于退乎?”[6]
晚年的曾国藩虽已功成名就,誉满天下了。而此时,他的身体也渐渐不支,衰态毕至。可即便如此,曾国藩仍然不满意自己。反而更多地以批判的态度看待自己的一生,评价自己的一生。
曾国藩在一篇日记中写道:“因思古来圣哲,胸怀极广,而可达天德者约有数端,如笃恭修己而生睿智,程子之说也;至诚感神而致前知,子思之训也;安贫乐道而润身睟面,孔、颜、曾、孟之旨也;观物闲吟而意适神恬,陶、白、苏、陆之趣也。自恨少壮不知努力,老年常多悔惧,于古人心境不能领取一二,反复寻思,叹喟无已。”[7]
在另一篇日记中,曾国藩又写道:“因思近年焦虑过多,无一日游于坦**之天,总于由名心太切、俗见太重二端。名心切,故于学问无成,德行未立,不胜其愧馁。俗见重,故于家人之疾病、子孙及兄弟子孙有无强弱贤否,不胜其萦绕,用是忧惭局促,如茧自缚。今欲去此二病,须在一‘淡’字上着意。不特富贵功名及身家之顺遂、子孙之旺否悉由天定,即学问德行之成立与否,亦大半关乎天事,一概淡而忘之,庶此心稍得自在。”[8]
应该说,作为封建社会的士大夫,曾国藩自然摆脱不了历史的局限性,他的功过是非自有历史去评判。但就个人“知至、正心、诚意、修身”的恒心和毅力而言,在当时的官场上实属罕见,即使对今人也不无裨益。而问题在于,省克过甚就会严重伤及心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