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心积虑的曾国藩，总是想得太多。

曾国藩此人，既具有钢铁般的意志，又不乏缜密的心思。这一点，我们完全可以从曾国藩的人生历程中得到验证。换句话说，在那样的年代、那样的环境中，曾国藩如果缺少了钢铁般的意志和缜密的心思，恐怕早就被淹没在波谲云诡、暗流丛生的宦海之中了。

官场充满凶险。人们甚至把官场比喻为战场。所以为官首先就不是一件轻松的事。世人往往只看到达官显贵们表面上的荣耀，却难窥其背后的坎坷与悚惕。

曾国藩一无背景二无靠山三无金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草根。凭着这样的条件要想有所造就，就只能凭着自己的顽强与勤奋去努力去打拼去搏取，其所承担的巨大的心理压力是可想而知的。曾国藩深知“居官不过偶然之事”的道理，所有的事务“凡盛必有衰”，所以他升官后反而“时时战兢惕惧”，“盛时常作衰时想，上场当念下场时”，终日悚惧得很。晚年的曾国藩“位高、名大、权重”，即使是这样，曾国藩仍然“寸心惕惕，恒惧罹于大戾”。如果不这样，“皆危道也”。在这样一种心境下生活，犹如泰山压顶，想放松身心过自由自在的生活只能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奢望。

其次，曾国藩内省太过，几尽苛刻。曾国藩无疑是最具反省精神的古人之一，堪称反躬自省的第一人。其反省的频率、时间跨度、所涉及的内容，均超过了以“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吾日三省吾身”而著称的孔子，真正做到了生命不息，反省不止。这样地玩命儿似的省克是相当耗费心血的。

曾国藩的反躬自省始于清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

这时的曾国藩，早已不是从湖南湘乡走出来的那个两榜不第的毛头小子了。时年三十二岁的曾国藩虽然刚刚过了而立之年，但已跻身京师官场，实现了读书人的最高理想，进入了大清国培养官员的最高学府——翰林院，官拜翰林院检讨。此时的曾国藩拥有令人眼热的年龄，拥有别人无法企及的机遇，尤其是拥有使人艳羡不已的位置。然而，曾国藩并没有陶醉于所谓的成功之中，终日饱尝翰林的“正果”，也没有像其他同僚那样沉湎于整天阿谀逢迎、声色犬马，而是来了一个逆向思维：从这一年开始，他开始全面检讨、否定自己的品德、言行、学识，从此拉开了全方位反躬自省的序幕。

曾国藩的反躬自省主要包括四个方面。

第一，忏修为。诚信是中国人自古以来为人处世的基本规范。曾国藩是读书人出身，从小受的就是这种以纲常伦理为核心理念的传统教育，作为程朱理学的继承者，自然把诚信看得很重。然而官场之上，巧言令色、溜须拍马之举无时不有，无处不在，无所不用，可看作是通病，比较集中的表现就是为人不诚，言不由衷，言语尖刻，待人怠慢。曾国藩身在官场，自然也难免其俗，但所不同的是曾国藩在“言行不一”“随俗”之时，心里头保持着一份清醒，一份理智，尤其是一份羞惭。在曾国藩这一时期的日记中，多有“语不诚”“心有骄气”“言不诚“、“语多不诚”“口过甚多”“有骄气”“有狂妄语”“言多谐谑”“背议人短”之语，自责之意甚矣。如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十月十三日记，“是日，口过甚多，中有一言戏谑，非特过也，直大恶矣！”。廿一日，“说话太多，神疲，心颇有骄气，斗筲之量，真可丑也。”不难看出，曾国藩对自己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的确充满了诚心的省克和强烈的批判精神。

第二，恨无成。曾国藩中进士入翰林，诗词歌赋舞文弄墨之属自然不在话下，加之曾国藩从小用功甚笃，特别是跻身翰林，成为天子门生以后，更是文名在外，自视很高，处处不甘居于人后。然而，京师毕竟不是湖南，翰林院更不是岳麓书院，高手比比皆是，藏龙卧虎，难见首尾，这对曾国藩刺激不小。清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十月十九日，曾国藩在朋友处欣赏昆曲，颇入戏，感到“心甚静且和”，感慨古乐陶情淑性，入人之深，反省自己“吾齿长矣，而诗书六艺一无所识，进而自责“志不立，过不改，欲求无忝所生，难矣！”，为自己缺少文艺细胞很自惭。

交朋会友是曾国藩官场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每每朋友相聚，谈经论道，吟诗作赋，交流心得是经常的节目。如果肚子里没有一些真东西的话，那是难以为继的。曾国藩生性好强，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有求胜心”。然而由于“心浮不能读书”，或“涉猎悠忽”，经常是“无所得”。所以，参加朋友聚会时常有露怯之处。他在时年十月十九日的日记中记述道“午正，易莲舫来久谈。问‘正心’，余不能答”。在同一天的日记中又记载道“日来颇有数友晤，辄讲学中无所得，而以掠影之言欺人，可羞，慎之！”曾国藩深为自己“声气日广，学问不进，过尤不改，真无地自容矣”。在曾国藩辞世前的那一两年里，他仍在反省，为自己一生一无所而感叹不已。清同治十年（1871年）二月，曾国藩在日记中道：“暮年疾病、事变、人人不免。余忝居高位，一无德业，尤为疚负，故此心郁郁不释耳。”

第三，谴谑浪。君子，作为一种理想的人格标准，历来是读书人毕生追求的目标。作为标准，“君子”一词的涵义相当丰富。儒家学派的鼻祖孔子就有着众多的论述。在儒学经典《论语》中，孔子就“君子”一词的阐述就达百次之多。按照孔子的观点，君子的核心是“仁”。那么什么是“仁”？在《论语》第十二篇“颜渊”中颜渊问孔子什么是仁。孔子回答说：“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又问：“请问其目。”孔子回答道：“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在遵守这些传统规范方面，曾国藩认为自己做得很不够，从而自责日甚。曾国藩在清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十二月十一日的日记中记述道：“友人纳姬，欲强之见，狎亵大不敬。”在是月十六日的日记中又记载道，与朋友交谈，“闻色而心艳羡，真禽兽矣”。在是月廿三日日记中记道：“嬉戏游**，适成为无忌惮之小人而已矣。”廿二十四日有“席间多戏言，无论乱德，即取尤招怨，岂可不察？”之语，次日又有“语多不诚，又谑浪无节”的谴言。其实，兽性是人性的底色。一旦所谓人性的斑斓掩盖不住兽性的底色的时候，兽性就会明目张胆地暴露无遗。而一旦如此，所有的仁义道德、纲常伦理统统不堪一击。而曾国藩所表现出来的问题就证明了这一点。曾国藩对自己这种“犯了再改，改了再犯”的毛病深恶痛绝，因为“盖以夙诺久不尝，甚疚于心，又以今年空度，一事无成，一过未改”而“不胜愤恨”。发现错误容易，而改正错误则是困难的。曾国藩为此感到很痛苦，“寝不寐，有游思”，恐怕长此以往将“不圣则狂，不上达则下达，危矣哉”！

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十二月初七日，在曾国藩的人生历程中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日子。为了“新换为人，毋为禽兽”，实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目标，曾国藩给自己设立了为人处世、养气修身、读书为文的十二项功课。这十二项功课具体包括：敬：整齐严肃。无时不惧。无事时心在腔子里，应事时专一不杂。如日之升；静坐：每日不拘何时，静坐半时。体验来复之仁心。正位凝命，如鼎之镇；早起：黎明即起。醒后勿粘恋；读书不二：一书未点完，断不看他书。东翻西阅。徒徇外为人。每日以十页为率；读史：丙申购廿三史。大人曰：“尔借钱买书，吾不惮极力为尔弥缝。尔能圈点一遍，则不负我矣。”嗣后每日点十页，间断不孝；谨言：刻刻留心。是功夫第一；养气：气藏丹田，无不可对人言之事；保身：十月廿二奉大人手谕曰：“节劳、节欲、节饮食。”时时当作养病；日知所亡：每日记《茶余偶谈》二则。有求深意是徇人；月无忘所能：每月作诗文数首，以验积埋之多寡，养气之盛否。不可一味耽着，最易溺心丧志；作字：早饭后字这半时，凡笔墨应酬，作为自己课程。凡事不可待明日，愈积愈难清；夜不出门：旷功疲神，切戒切戒。曾国藩坚信，只要刻苦修为，勤于改过，终究会提升人生的品位，完善功德。曾国藩深知自己的“病根在无恒”，“今日立条例，明日仍散漫”。所以，曾国藩提醒自己“急宜猛省”。

第四，悔俗见。清同治元年（1862年），身为两江总督、协办大学士的曾国藩节制四省军务，名满朝野，权倾东南半壁。可即便如此，曾国藩也没有沾沾自喜，妄自菲薄，仍然不断反思反省自己，给自己定目标提要求。在这一年八月的一篇日记中，曾国藩写道：“近日公事不甚认真，人客颇多，志趣较前散漫。大约吏事、军事、饷事、文事，每日须以精心果力，独造幽奥，直凑单微，以求进境。一日无进境，则日日退矣。以后每日留心吏事，须从勤见僚属、多问外事下手；留心军事，须从教训将领、屡阅操练下手；留心饷事，须从慎择卡员、比较入数下手；留心文事，须从恬吟声调、广徵古训下手。每日午前于吏事、军事加意；午后于饷事加意；灯后于文事加意。以一缕精心，运用于幽微之境，纵不日进，或可免于退乎？”[6]

晚年的曾国藩虽已功成名就，誉满天下了。而此时，他的身体也渐渐不支，衰态毕至。可即便如此，曾国藩仍然不满意自己。反而更多地以批判的态度看待自己的一生，评价自己的一生。

曾国藩在一篇日记中写道：“因思古来圣哲，胸怀极广，而可达天德者约有数端，如笃恭修己而生睿智，程子之说也；至诚感神而致前知，子思之训也；安贫乐道而润身睟面，孔、颜、曾、孟之旨也；观物闲吟而意适神恬，陶、白、苏、陆之趣也。自恨少壮不知努力，老年常多悔惧，于古人心境不能领取一二，反复寻思，叹喟无已。”[7]

在另一篇日记中，曾国藩又写道：“因思近年焦虑过多，无一日游于坦**之天，总于由名心太切、俗见太重二端。名心切，故于学问无成，德行未立，不胜其愧馁。俗见重，故于家人之疾病、子孙及兄弟子孙有无强弱贤否，不胜其萦绕，用是忧惭局促，如茧自缚。今欲去此二病，须在一‘淡’字上着意。不特富贵功名及身家之顺遂、子孙之旺否悉由天定，即学问德行之成立与否，亦大半关乎天事，一概淡而忘之，庶此心稍得自在。”[8]

应该说，作为封建社会的士大夫，曾国藩自然摆脱不了历史的局限性，他的功过是非自有历史去评判。但就个人“知至、正心、诚意、修身”的恒心和毅力而言，在当时的官场上实属罕见，即使对今人也不无裨益。而问题在于，省克过甚就会严重伤及心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