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以六十二岁的年龄辞世,让无数人感到痛惜。
曾国藩的身体似乎就没有健壮过。三十刚出头的时候就“不耐久思,思多则头昏”。没过多久,又莫名其妙地添了一个耳鸣的毛病,时时受到困扰。因为身体“不甚壮健”,便开始服药调养。但是效果并不明显。至清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曾国藩就感到自己“精力日差”,“夜坐略久,次日即昏倦”。
这一年,曾国藩又添了一个新病,即经常闹眼疾,这对一个读书人来说是很让人烦心的一个事儿。其后,呕吐、牙痛、腹泻、疝气、尿频等毛病也接踵而至,不离曾国藩左右。但这些毛病都不是什么大事,最要命的是睡眠不好,不是睡不着就是睡不好,到后来演变成“愈眠愈疲”,这几乎困扰了曾国藩的一生。
清同治九年(1870年)四月,曾国藩已身居相位,但身体却每况愈下,不得不向朝廷请假调养。曾国藩这时候的主要病症包括右眼失明和眩晕。如果说癣疾是先天的话,那么眼疾则纯粹系劳累所致。曾国藩在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起日记中就经常有“眼蒙”“眼犹蒙”“眼蒙如老人”“眼蒙特甚”的记述。至清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眼病越发加剧。同年正月初一,按例,曾国藩必须要进宫向皇上朝贺新年,而他却已经没有办法做到了。在当天的日记中,曾国藩记述道:“黎明即起,因眼痛不可风,故不入内朝贺,亦不敢早起。”因眼疾而不能入朝晋贺,这在曾国藩来说是绝无仅有的,但凡能够克服都不会如此。可见他的眼睛达到了多么严重的程度。清咸丰九年,曾国藩的眼疾进一步加重。在同年五月十五日的日记中说自己“右目红痛,不敢多看书”,在接下来的几日中皆有“目红痛,因写字多,又加红焉”“是日因右眼红痛,自未后不复作字看书”“饭后因目痛不敢多作一事,竟日闭目酣睡”“夜困倦殊甚,目光尤蒙”“倦甚,不能作事。目亦极蒙也”等相同内容的记载。到了清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曾国藩的目疾经常化,“常有目疾”,“总为眼蒙,不耐久视,遂至百事废弛”,严重影响了他的生活和工作。而此时,眼疾已经到了无法挽回的地步。
曾国藩上奏皇上说:“窃臣自上年秋冬以后,目力昏眵,看字常如隔雾。治事稍久,则眼蒙益甚。初,犹自谓衰老之常态,迨本年二月二十九日,偶以一手自扪左目,竟不复辨知人物,始知右目已属无先……十六日复得昏晕之病……昏晕欲绝,但觉房屋床帐翻覆旋转,心神不能自主,头若坠冰,足若上举……”[9]
自这一刻,位高责重的曾国藩已经没有能力治事了,为此他“深感愧疚,寸心如焚”。同年底,曾国藩预感自己“衰病如此,殆难久支耳”[10]。
到了清同治十年(1871年),曾国藩再添新病。
这一年二月,曾国藩发现自己的右肾浮肿,“大如鸡卵”,预判“危症见矣”。在同月二十三日的日记中,曾国藩慨叹道:“前以目疾,用心则愈蒙,近以疝气,用心则愈痛,遂全不敢用心”,所以,不能看书,不能见客,不爱吃饭,“竟成一废人矣。”随着时间的推移,曾国藩的眩晕之症越来越严重,已经到了“目一眩晃,辄已跌落在地”的程度。到同年底,曾国藩自觉“日来衰颓殊甚,全无作新气象”。在同年十二月初十的日记中,曾国藩写道:“是日会客时,右脚麻木不仁……近日手掌皴皮粗涩,面尤憔悴,盖血虚已极,全不腴润矣。”十二日记曰:“在坐沉吟,新如枯木,了无生机。”二十日更道:“盖心血全枯,无不可汲……”
我们从曾国藩清同治十一年(1872年)的日记中,可以一窥他辞世前的身体状况。在这段时间里,曾国藩与疾病顽强斗争,仍然坚持办公、会客、读书,但因身体“疲乏殊甚”“疲乏极矣”,严重影响了学习和公干的效率与质量。
清同治十一年(1872年)正月二十三日,曾国藩接见一位属下,刚刚说了几句话,右脚就突然麻木,接着就发颤,“若抽掣动风者,良久乃止”。二十六日,曾国藩出门迎接路过金陵的前河道总督苏廷魁。“在途中已觉痰迷心中,若昏昧不明者,欲与轿旁支戈什哈说话,而久说不出。至水西门官厅,欲与梅小岩方伯说话,又许久说不出,如欲动风者。然等候良久,而苏赓翁不至。又欲说话而久说不出,众人因劝余先归。到署后,与纪泽说话,又许久说不出,似将动风抽掣者”[11]。
曾国藩对自己的病情有些失望了。在二十八日的日记中写道:“昔道光二十六、七年间,每思作诗文,则身上癣疾大作,彻夜不能成寐。近年或欲作文,亦觉心中恍惚不能自主,故眩晕、目疾、肝风等症,皆心肝血虚之所致也。只能溘先朝露,速归于尽,又不能振作精神,稍治应尽之职事,苟活人间,惭悚何极!”
二月初一日,曾国藩记道:“余精神散漫已久,凡遇应了结之件,久不能完成,应收拾之件,久不能检,如败页满山,全无归宿。通籍三十余年,官至极品,而学业一无所成,德行一无可许,老大徒伤,不胜惭赧。”初二日,曾国藩“坐而假寐,疲甚,若不堪治一事者”。中午后“又发病……手执笔而如颤,口欲言而不能出声,因停止不复阅核公事”。初三日,“又有手颤心摇之象”。
清同治十一年(1872年)二月初四日午后,曾国藩在儿子曾纪泽的陪伴下,在总督府西花园里散步。“游毕将返”,曾国藩连声说脚麻,曾纪泽赶紧把曾国藩扶回书房,曾国藩“端坐三刻乃薨”。时年六十二岁。
据《曾国藩年谱》记载,当时“金陵微雨,天色阴惨,忽火光烛城中,江宁、上元两县令惊出救火,率无所见,见有红光圆如镜面,出天西南隅,良久渐微江南士民巷哭”。噩耗传来,皇上大惊,辍朝三日,以示痛悼。据说,就连慈禧皇太后在接到曾国藩的死讯后,也悲痛万分,当即惊掉了手中的奏折,不禁潸然,痛惜擎天柱之崩摧,哀叹大清国之势衰。
曾国藩之死,无疑给苟延残喘的大清国以沉重的打击。但痛惜也好,哀叹也罢,总之是人死而不能复生,人们只能无奈地看着大清国最后一座神明黯然辞世,烟消云散。
不管如何天生异象,也不论朝野如何痛悼;不管是后世怎样演绎,也不论民众如何哀痛,总之,曾国藩对所发生的一切都无法知晓了。大起大落、毁誉参半的曾国藩,在与窘困险恶拼争了一生后撒手人寰。现在,曾国藩终于可以不用再为任何人或事耗费心血了,自然也不会再受癣疾、眼疾、神倦、睡不好觉所累而心烦意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