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份注定里外不是人的苦差事，真是要了曾国藩的老命。

中国的生肖学，是专门研究人的出生年份、支配生辰的历符、人的月相与日相的对比、生辰的五行同与之相应的属相关系的一门古老学问。它通过研究这些因素的自然组合、阴阳变化，以及彼此之间所产生的利弊影响，来判断人的命运，充满了神秘性。

曾国藩出生的清嘉庆十六年，为农历辛未年，这一年是十二生肖中的羊年。所以曾国藩的动物符为羊，即肖羊。肖羊的人富有温情，且乐善好施。

按照生肖学的说法，对肖羊的人来说，龙年是令人既紧张又兴奋的一年。看看曾国藩在清同治七年（1868年），即农历戊辰龙年的情况，似乎很有些道理。在这一年的上半年，曾国藩的工作的确很紧张，既要为剿捻前线筹饷，又要为江南苦雨祈晴；既要督办洋务，又要忙于赈灾，还真就应了“紧张”一说。而更神奇的地方应该表现在“兴奋”上。曾国藩在同年闰四月，被著授为武英殿大学士。仅过了两个月，即七月二十七日，又被调补为直隶总督，成为疆臣之翘楚，真是喜讯不断，好事连连。清同治七年（1868年）十二月十三日进京陛见。至此，曾国藩无论是声名还是地位，均达到了顶峰。主要表现在三点。第一，曾国藩就任大学士一职，正式登顶相位。同年十二月十八日，曾国藩至内阁就职，成为大清汉官之首。第二，恩遇甚隆。曾国藩进京后，当即受到皇上和两宫皇太后的接见，且一连三天不辍，足见皇上、太后对曾国藩的重视程度。而赐紫禁城骑马，这是皇家的一种极高礼遇，非年高德劭之重臣，是没有资格享受的。对此，曾国藩“抚躬循省，惭悚无涯”。第三，位极尊崇。年关即到，曾国藩除了与内廷王、军机大臣、弘德殿、上书房、南书房、大学士等重臣一起获得春帖子赏以外，还在朝觐皇家的礼仪中担任重要角色。比如，清同治八年（1869年）正月初一早朝，曾国藩奉旨亲捧庆贺皇太后表文；在正月十六日的皇上赐宴中，倭仁为满大学士、尚书之首，曾国藩则为汉大学士、尚书之首。这一刻，对曾国藩来讲具有历史性的意义，因为它表明曾国藩一生的荣耀已经达到了顶点。从二十八岁中进士、点翰林，到今天正是入阁拜相、位极人臣，曾国藩一共用了三十一年的时间。这中间经历了多少坎坷、多少劫难，恐怕就连曾国藩自己也说不清楚。但不管怎么说，曾国藩终于做到了一个读书人、一个士子所能追求的、所能达到的最高目标。应该说，曾国藩已无憾矣。如果就这样一路走下去的话，曾国藩的人生之路应该万事顺遂，不会经历什么波折了。但是时逢乱世，命运又岂是个人能够把握？就像眼下的曾国藩，不仅深陷天津教案而不能自拔，而且还因此声名俱损，刹那间，从天堂跌到了地狱，从功臣变成了魔鬼。

对于这样的结局，曾国藩是有心理准备的。只不过是没想到结果会如此不忍触睹，大大超出了曾国藩的预判。

在处理天津教案的过程中，曾国藩始终坚持不因中外而偏颇，不因舆论而失公的原则，也就是说无论是谁，只要触犯了大清律例，该杀的杀，该遣的遣，一律严惩不贷。至于洋人的损失，该赔偿的赔偿，该道歉的道歉。照理说，曾国藩的这个态度应该是公允的，没有什么问题。但问题是局外人不这么看，就连朝廷也一时转不过来弯儿，认为曾国藩似乎有忌惮洋人之心，他所强调的挖眼剖心之说纯系谣言、虚诬，欲“以雪洋人之冤，以解士民之惑”的观点，是公然替洋人张目、说话；在教案的最终处理结果上，也是偏袒洋人而结怨于同胞。

朝廷一方面对曾国藩的处理意见表现“已均照所请”，“降谕旨宣示矣”。而另一方面仍然要求曾国藩对一些风闻之事“确切查明”，同时认为曾国藩的所作所为乃系“为消弭衅端委曲求全起见”，重申“惟洋人诡谲性成，得步进步，若事事遂其所求，将来何所底止？是欲弭衅，而仍不免起衅也”。意思是说，曾国藩这样做，目的是为了消除洋人挑衅的可能，但如果事事都去满足洋人的要求，将来就没有了底线。想要“弭衅”也不可能。生生地把曾国藩一个人抛了出去，当替死鬼。

事已至此，曾国藩已经没有了退路，只能咬紧牙关挺住。对朝廷的胡言乱语，曾国藩的态度很明确很坚定，那就是该支持的支持，该驳斥的驳斥，该照办的照办。其目的就是“坚持一心曲全邻好，惟万不得已而设备乃取，以善全和局，兵端决不可自我而开，以为保民之道，时时设备，以为立国之本”。意思是说，我们应该坚持和平外交路线，只有到万不得已的时候才能诉诸武力，决不能没事找事，擅起兵端，但也要随时保持戒备，不可偏颇。

曾国藩回复朝廷，再次重申自己的观点，即洋人挖眼剖心之说绝不是事实；迷拐儿童一事不能保证一定没有。对当事人的处理结果是：在刑狱方面，将致死人命的二十余人判处死刑；将涉案较重的二十五人发配充军；对没有犯罪证据的，予以释放。在经济方面，赔偿洋人四十二万两白银，作为死者的抚恤和被毁建筑物的损失。对罗淑亚将天津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与提督陈国瑞斩首的无理要求，予以断然拒绝。

这个结果一经披露，举国哗然，曾国藩顿时被湮没在愤怒的唾沫与声讨之中。“卖国贼”一说，由此而起。曾国藩题的字被刮掉了，住过的地方被砸了，同僚反目，故友相讥，更有好事者给曾国藩作了一副对联讥斥之：杀贼功高，百战余生真福将；和戎罪大，三年早死是完人。

重压毁谤之下，曾国藩没有替自己去辩驳什么，而是为自己“举措失宜”“办理过柔”而“寸心抱疚”“悔憾无及”，甚至“外惭清议，内疚神明”。

常言道，站着说话不腰疼。局外之人怎么能够体会曾国藩当时的难处呢？倒是曾国藩的老幕府，后任江苏、福建等地巡抚的丁日昌颇能体会曾国藩的心思，说了一番公道话。他说：“自古局外议论，不谅局中艰苦，一唱百和，亦足以荧上听，挠大计。卒之事势决裂，国家受无穷之累，而局外不与其祸，反得力持清议之名，臣实痛之！”

天津教案，使曾国藩声名狼藉，一落千丈。于清同治九年（1870年）八月初四日，曾国藩被调补两江总督任，直隶总督一职则由曾国藩的门生李鸿章继任。

曾国藩心灰意冷，加之眼疾加重，已然没有再就督抚之心。他在家书中写道：“趁此尽可隐退，何必再到江南画蛇添足。”[12]

注释：

[1][6][7][11]《曾国藩全集??年谱》。

[2][3][4][5]《曾国藩全集??奏稿》：清同治八年正月十七日之《略陈直隶应办事宜折》。

[8]　《曾国藩全集??日记》：清同治九年五月卅日。

[9]　《曾国藩全集??家书》：清同治九年六月初四日谕曾纪泽、曾纪鸿。

[10]　《曾国藩全集??家书》：清同治九年六月初四日谕曾纪泽、曾纪鸿。

[12]　《曾国藩全集??家书》：清同治九年八月初八日之谕曾纪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