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份注定里外不是人的苦差事,真是要了曾国藩的老命。
中国的生肖学,是专门研究人的出生年份、支配生辰的历符、人的月相与日相的对比、生辰的五行同与之相应的属相关系的一门古老学问。它通过研究这些因素的自然组合、阴阳变化,以及彼此之间所产生的利弊影响,来判断人的命运,充满了神秘性。
曾国藩出生的清嘉庆十六年,为农历辛未年,这一年是十二生肖中的羊年。所以曾国藩的动物符为羊,即肖羊。肖羊的人富有温情,且乐善好施。
按照生肖学的说法,对肖羊的人来说,龙年是令人既紧张又兴奋的一年。看看曾国藩在清同治七年(1868年),即农历戊辰龙年的情况,似乎很有些道理。在这一年的上半年,曾国藩的工作的确很紧张,既要为剿捻前线筹饷,又要为江南苦雨祈晴;既要督办洋务,又要忙于赈灾,还真就应了“紧张”一说。而更神奇的地方应该表现在“兴奋”上。曾国藩在同年闰四月,被著授为武英殿大学士。仅过了两个月,即七月二十七日,又被调补为直隶总督,成为疆臣之翘楚,真是喜讯不断,好事连连。清同治七年(1868年)十二月十三日进京陛见。至此,曾国藩无论是声名还是地位,均达到了顶峰。主要表现在三点。第一,曾国藩就任大学士一职,正式登顶相位。同年十二月十八日,曾国藩至内阁就职,成为大清汉官之首。第二,恩遇甚隆。曾国藩进京后,当即受到皇上和两宫皇太后的接见,且一连三天不辍,足见皇上、太后对曾国藩的重视程度。而赐紫禁城骑马,这是皇家的一种极高礼遇,非年高德劭之重臣,是没有资格享受的。对此,曾国藩“抚躬循省,惭悚无涯”。第三,位极尊崇。年关即到,曾国藩除了与内廷王、军机大臣、弘德殿、上书房、南书房、大学士等重臣一起获得春帖子赏以外,还在朝觐皇家的礼仪中担任重要角色。比如,清同治八年(1869年)正月初一早朝,曾国藩奉旨亲捧庆贺皇太后表文;在正月十六日的皇上赐宴中,倭仁为满大学士、尚书之首,曾国藩则为汉大学士、尚书之首。这一刻,对曾国藩来讲具有历史性的意义,因为它表明曾国藩一生的荣耀已经达到了顶点。从二十八岁中进士、点翰林,到今天正是入阁拜相、位极人臣,曾国藩一共用了三十一年的时间。这中间经历了多少坎坷、多少劫难,恐怕就连曾国藩自己也说不清楚。但不管怎么说,曾国藩终于做到了一个读书人、一个士子所能追求的、所能达到的最高目标。应该说,曾国藩已无憾矣。如果就这样一路走下去的话,曾国藩的人生之路应该万事顺遂,不会经历什么波折了。但是时逢乱世,命运又岂是个人能够把握?就像眼下的曾国藩,不仅深陷天津教案而不能自拔,而且还因此声名俱损,刹那间,从天堂跌到了地狱,从功臣变成了魔鬼。
对于这样的结局,曾国藩是有心理准备的。只不过是没想到结果会如此不忍触睹,大大超出了曾国藩的预判。
在处理天津教案的过程中,曾国藩始终坚持不因中外而偏颇,不因舆论而失公的原则,也就是说无论是谁,只要触犯了大清律例,该杀的杀,该遣的遣,一律严惩不贷。至于洋人的损失,该赔偿的赔偿,该道歉的道歉。照理说,曾国藩的这个态度应该是公允的,没有什么问题。但问题是局外人不这么看,就连朝廷也一时转不过来弯儿,认为曾国藩似乎有忌惮洋人之心,他所强调的挖眼剖心之说纯系谣言、虚诬,欲“以雪洋人之冤,以解士民之惑”的观点,是公然替洋人张目、说话;在教案的最终处理结果上,也是偏袒洋人而结怨于同胞。
朝廷一方面对曾国藩的处理意见表现“已均照所请”,“降谕旨宣示矣”。而另一方面仍然要求曾国藩对一些风闻之事“确切查明”,同时认为曾国藩的所作所为乃系“为消弭衅端委曲求全起见”,重申“惟洋人诡谲性成,得步进步,若事事遂其所求,将来何所底止?是欲弭衅,而仍不免起衅也”。意思是说,曾国藩这样做,目的是为了消除洋人挑衅的可能,但如果事事都去满足洋人的要求,将来就没有了底线。想要“弭衅”也不可能。生生地把曾国藩一个人抛了出去,当替死鬼。
事已至此,曾国藩已经没有了退路,只能咬紧牙关挺住。对朝廷的胡言乱语,曾国藩的态度很明确很坚定,那就是该支持的支持,该驳斥的驳斥,该照办的照办。其目的就是“坚持一心曲全邻好,惟万不得已而设备乃取,以善全和局,兵端决不可自我而开,以为保民之道,时时设备,以为立国之本”。意思是说,我们应该坚持和平外交路线,只有到万不得已的时候才能诉诸武力,决不能没事找事,擅起兵端,但也要随时保持戒备,不可偏颇。
曾国藩回复朝廷,再次重申自己的观点,即洋人挖眼剖心之说绝不是事实;迷拐儿童一事不能保证一定没有。对当事人的处理结果是:在刑狱方面,将致死人命的二十余人判处死刑;将涉案较重的二十五人发配充军;对没有犯罪证据的,予以释放。在经济方面,赔偿洋人四十二万两白银,作为死者的抚恤和被毁建筑物的损失。对罗淑亚将天津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与提督陈国瑞斩首的无理要求,予以断然拒绝。
这个结果一经披露,举国哗然,曾国藩顿时被湮没在愤怒的唾沫与声讨之中。“卖国贼”一说,由此而起。曾国藩题的字被刮掉了,住过的地方被砸了,同僚反目,故友相讥,更有好事者给曾国藩作了一副对联讥斥之:杀贼功高,百战余生真福将;和戎罪大,三年早死是完人。
重压毁谤之下,曾国藩没有替自己去辩驳什么,而是为自己“举措失宜”“办理过柔”而“寸心抱疚”“悔憾无及”,甚至“外惭清议,内疚神明”。
常言道,站着说话不腰疼。局外之人怎么能够体会曾国藩当时的难处呢?倒是曾国藩的老幕府,后任江苏、福建等地巡抚的丁日昌颇能体会曾国藩的心思,说了一番公道话。他说:“自古局外议论,不谅局中艰苦,一唱百和,亦足以荧上听,挠大计。卒之事势决裂,国家受无穷之累,而局外不与其祸,反得力持清议之名,臣实痛之!”
天津教案,使曾国藩声名狼藉,一落千丈。于清同治九年(1870年)八月初四日,曾国藩被调补两江总督任,直隶总督一职则由曾国藩的门生李鸿章继任。
曾国藩心灰意冷,加之眼疾加重,已然没有再就督抚之心。他在家书中写道:“趁此尽可隐退,何必再到江南画蛇添足。”[12]
注释:
[1][6][7][11]《曾国藩全集??年谱》。
[2][3][4][5]《曾国藩全集??奏稿》:清同治八年正月十七日之《略陈直隶应办事宜折》。
[8] 《曾国藩全集??日记》:清同治九年五月卅日。
[9] 《曾国藩全集??家书》:清同治九年六月初四日谕曾纪泽、曾纪鸿。
[10] 《曾国藩全集??家书》:清同治九年六月初四日谕曾纪泽、曾纪鸿。
[12] 《曾国藩全集??家书》:清同治九年八月初八日之谕曾纪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