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教案激化了中外矛盾，皇上把这个差事交给了苟延残喘的曾国藩。

被天津教案搅得头晕目眩的同治帝，一连发出三道上谕，把教案这块烫手的山芋，扔给了正在为保定大旱而焦虑的曾国藩。

清同治九年（1870年）五月二十五日，也就是曾国藩请求续假的第三天，奉到一个内容含糊的上谕，曰：“曾国藩着前赴天津，查办事件。”具体查办什么事件并没有说明。同日，第二道上谕到了。这一次，说得比较清楚了。

上谕道：“崇厚奏津郡民与天主教起衅，现在设法弹压，请派大员来津查办一摺。曾国藩病尚未痊，本日已再行赏假一月，惟此案关系紧要，曾国藩精神如可支持，著前赴天津，与崇厚会商办理。匪徒迷拐人口，挖眼剖心，实属罪无可逭。既据供牵连教堂之人，如查有实据，自应与洋人指证明确，将匪犯按律惩办，以除地方之害。至百姓聚众将该领事殴死，并焚毁教堂，拆毁仁慈堂等处，此风亦不可长。著将为首滋事之人查拿惩办，俾昭公允。地方官如有办理未协之处，亦应一并查明，毋稍回护。曾国藩务当体察情形，迅速持平办理，以顺舆情而维大局。”[6]

仅仅隔了一天，朝廷的第三道上谕又到了。上谕曰：“崇厚奏津民教起衅争殴，自请治罪，并请将地方官分别严议革职一摺。崇厚、周家勋、张光藻、刘杰著先行交部分别议处，仍著曾国藩于抵津后，确切查明，严参具奏。至迷拐人口匪徒及为首滋事之人犯，均著严拿惩办，并会同崇厚彻底根究，秉公办理，毋稍偏徇。”[7]

曾国藩虽然染病在身，但脑袋并不糊涂。天津教案捅破了天，已然甚嚣尘上，轰动朝野，两派意见大相径庭。派谁去都很难两全。不去吧，朝廷的三道上谕摆在那儿，作为臣子，是“不敢因病推诿”的；去吧，案子又实在复杂，虽百思而“不得良策”。曾国藩坐卧不安，左右为难，陷入了深深的踌躇之中。曾国藩在日记中写道：“天津洋务十分棘手，不胜胶着。”[8]在给两个儿子的家书中，曾国藩也坦言：“外国性情凶悍，津民习气浮嚣，俱难和叶。将来构怨兴兵，恐致激成大变。余此行，反覆筹思，殊无良策。”[9]圣命难违，曾国藩没有选择的余地，他只能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了。曾国藩断定，天津之行绝难有好结果，遂做好了不测之想，留下了遗嘱：“余自咸丰三年募勇以来，即自誓小明疆场。今老年病躯危难之际，断不肯吝于一死，以自负其初心！恐邂逅及难，而尔等诸事无所禀承。兹略示一二，以备不虞！”[10]

从态度来看，朝廷有两点是明确的。一个是定性问题。朝廷已经认定了“匪徒迷拐人口，挖眼剖心”之说，认为“罪无可逭”。另一个是严办。无论是洋人还是聚众滋事之人，一律不饶。但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态度，而在于事情的真相到底如何。曾国藩经过认真研究案情，发现了很多疑点。他上奏朝廷，提出了这些疑问。

曾国藩道：首先，疑犯武兰珍所供出的王三，“业经弋获，必须讯取确供”；其次，武兰珍到底是不是受王三指使？王三到底是不是教堂的人员？“挖眼剖心之说，是否凭空谣传”？是不是确实有证据？上述问题是案子的“最要之关键”。曾国藩确定，只有“从此两层悉心研鞫，力求平允，乃可服中与外之心”。

仅过了一天，曾国藩就接到了朝廷的答复，认为他所提出的问题，“切中事理，要言不烦”。催促他“日内如可支持，即著赴天津，会同崇厚悉心商办”。

清同治九年（1870年）六月初六，心怀惴惴的曾国藩由保定启程，前往火药桶般的天津。

初十，曾国藩抵达天津。由于崇厚对法国示弱，早已引起津门上下一片怨声载道，遭到强烈反对。但对曾国藩的到来，还是寄予了厚望。

到天津后，曾国藩经过一番实地调查了解后发现，情况之复杂，超出了原来的预想。早在曾国藩奉命出使天津之初，就接到不少意见迥异的条陈。有的建议借助天津义愤的民众，趁机驱逐洋人；有的建议联合俄、英等国，“专攻法国”；有的建议参劾崇厚，为老百姓出气；还有的建议调集军队“以为应敌之师”。总之，立场各异，说法不一。曾国藩的态度则是很明确的，那就是“坚保和局，不与洋人构衅，以致启兵端”[11]。这也成为曾国藩办案的指导思想。

甫到天津，曾国藩发布了《谕天津士民示》。在告示的开头部分，曾国藩大赞天津“民皆好义，各秉刚气”，乃“固属难得之质，有用之才”。然后笔锋一转，强调如果“不善造就，则或好义而不明理；或有刚气而无远虑”，究其原因，“皆足以偾事而治乱”。曾国藩遂举出五月二十三日的事件做例子。

告示中说，大家以前听说有迷拐儿童、挖眼剖心的说法。天津士民因此对洋人表示愤怒是因为义愤所致。然而，必须要有真凭实据来证明。必须要有足够的证据证明那些没有眼睛、心脏的尸体，确实是教堂所埋；证明迷拐儿童的疑犯确实是教堂所指使的。只有这样，才能归咎于洋人，“乃不冤枉”。而且就是确有真凭实据，也需要禀告官署，由地方官员照会洋人领事，并由领事上报公使，然后将迷拐儿童的知情教士，挖眼剖心的洋人，大加惩治，“乃为合理”。现在，并没有找到迷拐儿童的佐证，也没有找到挖眼剖心的证据，仅仅就凭着“纷纷谣言”，就想靠打杀泄愤，“既不禀明中国官长，转告洋官，自行惩办！又不禀明官长，擅杀多命，焚毁多处”，这就是你们这些士民不明理的缘故。我能杀人，洋人也能用杀人来报复；我能焚毁，洋人也能用焚毁来报复。“以忿召忿，以乱召乱，报复无已，则天津之人民、房屋，皆属可危！”这样做的后果，对内，则让皇上操劳忧虑；对外，则让洋人猜疑挑衅。“十年讲和，维持多方而不足；一朝激变荼毒百姓而有余”。这就好比家里的孩子，只为了逞一时之忿，而不顾由此给家里带来的祸患，给父兄带来的忧虑耻辱，这样做可以吗？国家的士民，只为了逞一时之忿，而不顾引起战争，给皇上带来忧虑和危险，这样做可以吗？这就是你们这些士民一向没有远虑的缘故。

天津这个地方，自古就有好义之风，有刚劲之气，本来有很多可用之才。然而，对于这些人，如果使用得好，则足以使之成为捍卫国家的栋梁；如果使用得不好，则很容易滋事获变。听说二十三日焚毁教堂的时候，就有恶棍、游匪混杂在人群之中，趁机抢夺财物，分别带回了家。这种“以义愤始，而以攘利终”的做法，不仅被洋人看不起，就是本地那些有正义感的绅士也羞于与之为伍。

曾国藩最后说，我这次来，一个是宣示皇上对外友好的初衷，息事安民。另一个是劝谕天津的士民，一定要“明理而后好义。必有远虑，而后可行其刚气”。以图“保全前此之美质，挽回后日之令名”。

实事求是地说，曾国藩的这份安民告示有理有据，讲得很客观也很明白，但其“不奖其义愤，且亦有严戒滋事”的思想，却触到了天津民众的肺管子，激起普遍的愤怒。这一下，曾国藩算是捅了马蜂窝，天津民众遂把对崇厚的怨恨与愤怒，统统转嫁到曾国藩的头上，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曾国藩没有闲心管别的，一心要找出真凭实据，以求尽速结案。可是调查的结果令曾国藩非常失望。不仅“挖眼剖心”之事没有查到证据，就连拐匪王三也是个市井无赖，供词反复无常，不能定案。在这种情况下，曾国藩只好命“暂予缓讯”，作为与洋人的“转圜之地”，只饬令缉拿天津滋事的人员。曾国藩的这一做法，在京师上层中又激起轩然大波，一时间“讥议纷然起矣”。

内部“讥议纷然”，外部的压力也接踵而来。

先是法国通过总理衙门提出照会，谴责清政府“未能极力弹压”，要求“立拿凶犯正法”。接着，英国人、美国人也找上门来，喳喳呼呼地兴师问罪。这时，有一个叫宋晋的内阁学士上奏皇上，说和平的局面固然应该保全，但民心也不可“稍失”。请皇上下令布置军队，同时“婉谕各国”，作为解除条约束缚的途径。同治帝也拿不准主意，只能命曾国藩“酌量办理，据实奏闻”。曾国藩回复总理衙门，用事实证明，说洋人挖眼剖心纯属诬告。

法国对清政府的态度和处理结果大为光火，法国公使罗淑亚亲自来到天津问罪，又要求赔偿损失、又要惩办地方官员，气焰十分嚣张。曾国藩也没客气，据理力争，对罗淑亚提出的非分要求，更是“峻词拒之”。

清同治九年（1870年）六月二十三日，曾国藩与崇厚会奏天津教案调查的结果。在奏折中，曾国藩详细地介绍了整个案件由发生、发展到最终酿成巨案的全过程，对各种疑问逐一做出了解答，并提出处理有关当事人的意见。

曾国藩的结论，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此案系因谣而生，因激而演，因怒而变。至此，此案真相已明，本该大白于天下了，可让曾国藩没有想到的是，他对教案的态度、结论和对整个事件的处理意见，竟然在朝野上下引起轩然大波，引来一片诟骂之声，并最终弄得身败名裂，狼狈不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