降旨差遣，以病躯临危，皇上难道不管曾国藩的死活吗？

直隶，顾名思义，为直接隶属之意。始称于明代，即将直接隶属京师的地区称为直隶。例如，明代开国的都城为南京，故把当时的江苏、安徽和上海称为直隶，后称南直隶。永乐初年，明朝迁都北京，遂将直接隶属北京的地区称为直隶，是谓北直隶。北直隶最初包括现在的北京、天津、河北省大部和河南、山东两省的一小部。清初，改北直隶为直隶省。清雍正、乾隆年间逐步扩大直隶省的管辖范围，将现在河北承德市、张家口市北部、内蒙古自治区西拉木伦河以南、辽宁省大凌河上中游、希河上游以北和内蒙古自治区奈曼、库伦二旗等蒙旗部分设置的州、县，划归直隶省统辖。成为清代单省设总督的行政区之一，其最高行政长官为直隶总督，总督衙门设在现今的河北省保定市。

直隶总督的全称为总督直隶等处地方提督军务、粮饟、管理河道兼巡抚事，是清朝九位最高级别的封疆大臣之一。由于直隶省地处京畿要地，因此直隶总督被称为疆臣之首。自清同治七年（1868年）七月奉到上谕起，直隶总督就是由两江总督任上补调来的曾国藩。

脱下经年征战的铠甲，离开了浴血奋战的战场，曾国藩终于可以施展自己治国安邦的雄才大略了。

作为直隶省的最高行政长官，履职履责是曾国藩的职分所在，所以他自然会一如既往地不折不扣。早在进京的途中，曾国藩就有意识地做了一些功课。比如在沿途之上，曾国藩就“每日按舆图稽查山川原委，尤详考畿辅水利，随时延访官绅贤否证以舆论而密记之”[1]。但直隶情况特殊，这里是皇上居住的地方，百官云集，自古以来，皇城根下的事儿就难办，处处受到方方面面的掣肘、制约，需要时时小心，处处谨慎。要想干事儿，就势必要与那些位高权重的官绅打交道，彼此发生龌龊也在所难免。所以，深谙官场险恶的曾国藩一方面确定了自己工作的着重点，另一方面也把该说的话对朝廷讲清楚了，做到有言在先，防患于未然。曾国藩首先是明确了三个工作重点，讲了三个“宜预为陈明者”，也就是所谓的有言在先。

第一个重点是练兵，建立拱卫京师的卫戍部队。这是慈禧皇太后交给曾国藩的第一个任务。清同治七年（1868年）十二月十四日，慈禧皇太后在养心殿召见曾国藩时曾直言：“直隶甚是空虚，汝须好好练兵。”第三次召见曾国藩时，慈禧又叮嘱曾国藩：“直隶空虚，地方是要紧的，汝须好好练兵。”并强调，“有好将，尽管往那里调”。上述内容，在曾国藩的年谱、事略中均有具体的记载。

为什么朝廷把练兵作为直隶的第一要务呢？实在是由于大清国面临的内忧外患所致。

先说内忧。直隶位于中国版图的心脏部分，是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交通的中心，战略地位甚重。然而，连年的内乱却使这个京畿重地成了重灾区。按照曾国藩的说法，直隶“北有马贼，南有教匪，东南与齐省接壤。则枭匪出没之区，而降捻游勇亦多散其间。伏莽堪虞一旦窃发。旬日啸聚，动以千计，非有数千劲兵星速剿捕，即恐酿成大变”[2]。曾国藩说的这些都是实情，绝不是耸人听闻。太平军、捻军先后崛起，南北呼应，纵横天下，几乎把大清掀了个底朝天，想起来至今还令人心悸。

除了内忧以外，外患也不容小觑。曾国藩认为：“陕回现尚猖獗，宣化固宜严为严防。洋务虽曰安恬，天津亦暗为设备。”[3]面对这样的局势，仅靠直隶现有的兵力显然是不够用的。因此，曾国藩提出，要想有足够的兵力应付内忧外患，“必须练兵二万有奇”才有可能“以敷调遣”。

一般的部队是不能作为拱卫京师之用的。作为卫戍部队，首先一条就必须是攻无不取战无不胜的劲旅。曾国藩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淮军大将刘铭传所率领的部队。刘铭传的部队现有一万人，“精劲冠时”，是精兵中的精兵，劲旅中的劲旅。曾国藩上奏朝廷，欲调刘铭传的部队“作拱卫京畿之师”。可光有这一支部队还是不够，仍缺一万人。曾国藩考虑了两条途径。一条是“或专就原议之六军，调省城而合练之”，另一条是“或兼用湘淮之营，制募北勇而另练之”。但不管兵力从哪里来，曾国藩向朝廷提出了一个忠告，那就是直隶的部队“敬请皇上不轻调劝”——不要随意调动。因为部队一经调出，遇事时很难马上撤回。如果“仓卒有警，畿辅仍属空虚”，并举出清同治六年底，捻军张总愚部“窜犯”直隶，“扰犯”保定、河间、天津等地，震惊京师，“畿辅戒严”而手里无兵可调的例子证明自己的观点。这是曾国藩第一个要强调的“此不能不预为陈明者也。”

第二个重点是整顿吏治，清明政治。直隶吏治废弛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就连慈禧皇太后也很头痛无奈，她命曾国藩“认真整顿”。曾国藩经过调查，对直隶吏治废弛的情况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主要是“积狱太多，羁累无辜”。曾国藩在给朝廷的奏折中列出了如下具体表现：一是积案不办。曾国藩说，听说有的州县，到任一年有余，却没有升过一次堂，“讯结”一个案子。二是差徭重。连年的征战，所有的支出最后都落到了老百姓的头上。对那些经济条件比较好的大户，则“勒派”扯马，提供柴草；小户人家则摊派银钱，“掳充”徭役。三是“劣绅勾通书役因缘”，向老百姓讹索车辆。凡是征集的车辆，均有去无回。为了躲避这种欺诈，贫穷的老百姓不得不纷纷逃离，致使“十室而九逃”。四是勒派不断。现在，内战虽然基本结束了，但仍然再勒派“修城之赀”，还在追索欠费，“诛求无已”，没完没了。五是官官相护。封疆大吏对待下级“过于宽厚”，却不知怜恤老百姓的艰难。尤其是政出多门，容忍“为国劣员”，一旦败落才“方惧严参”。而那些不干正事只会投机专营的确能得到“优保”。六是欺上虐下。总督“事权不一”，而“属僚之径窦愈多”。这些属僚对上则搬弄是非，对下则欺压百姓，毫无忌惮。曾国藩惊呼：“风气之坏，竟为各省所未闻。”[4]

曾国藩向朝廷阐明了自己的打算，那就是，鉴于这种情况，他到任以后，准备“清理积讼，停止杂派为先，务严立法。禁违者重惩”[5]。因此，可能“不得不大加参劾”。

曾国藩对自己这样做的结果看得很清楚，他说自己一向不属于严厉、“苛刻”的那一类领导者，而现在一下子突然严厉起来，那些劣员一定会通过各种方式，以图救全，甚至包括通过“谤议”来“以冀宽驰”，即便出现这样的结果也没什么了不起的，也属意料之中，他会随时随地采取相应措施来应对，希望通过一段时间的治理，能使直隶的官场有所好转。但下车伊始，“非刚猛不能除此官邪”。这是曾国藩讲的第二个“预为陈明者”。

第三个重点是整治河工，消除水患。直隶境内一共有九条大河。在入海的六条大河中，永定河和滹沱河经常出槽泛滥，“而为民患”。主要原因有两条。一是老百姓擅自盖房子，占据了这两条河道，所以“不能容纳众流，曰就淤塞”。去年永定河决了口子，沿岸很多的县均被洪水所困。二是经费不到位，严重影响河工。以永定河为例，原来朝廷每年都拨给近十万两的银子用于维修堤坝，每隔几年再另外增拨一些经费，“加倍土工”。可是从清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以来，增拨那部分就没有了。从清咸丰三年（1853年）以来，每年的十万经费也只拨给四分之一。经费没有了保证，致使永定河堤“处处受病，常常溃决”。去年所需的经费还没有完全到位，将来三个月的工程，已经没有经费垫付了。曾国藩奏请由朝廷先“借拨”。然而，经费未及时到位还不是最主要的问题，问题的关键在于所制定预算不实事求是，与实际需要相距甚远，用曾国藩的话说“只可敷衍目前，断难坚实经久”。所以，“恐须添筹臣款，乃可一劳永逸”。这是曾国藩讲的第三个“宜预先陈明者”。

任务已经明确了，该说的话也说了。曾国藩便马不停蹄地投入了工作。清同治八年（1869年）正月二十日，曾国藩出京。在返回督府的路上，就去“巡视永定河堤工”。二月初八，曾国藩上奏朝廷，准备开始永定河的治理工程，向户部借银子，“赶修要工”。十三日得到朝廷批准。十六日，曾国藩审阅“直隶选练六军操演阵法”。十八日，“作清讼事宜一编”，“通饬各州县官，刻期清结积案，以为课程”。遇到大案，曾国藩则亲自鞫讯，“每月数次”。

经过一番努力，曾国藩的心血总算是没有白费。至清同治九年（1870年）五月，部队已初具规模，各项规章制度业已健全；吏治整顿初见成效，该奖的奖，该罚的罚，吏治清明，工作效率大为提高，仅处理积案就达到四万多起，“多年尘牍，为之一清”；永定河治理工程按期完工，一些有功人员受到褒奖。在短短的一年多光景中，曾国藩完成了预定的计划，取得了就任直隶总督以后的开门红。然而，就在曾国藩热情高涨的时候，身体却挺不住了。所以，曾国藩在恪尽职守的同时，不得不放慢工作节奏，借以养病保身。

经年鏖战，鞍马劳顿，本来就身体不是很硬朗的曾国藩，状况更是每况愈下，已经到了不得不休整调息的时候了。

从清同治九年（1870年）入春起，曾国藩的右眼睛就“屡患目光昏蒙”。开始时，曾国藩没怎么在意，仍然每日“治公牍览书史”，但眼疾越来越重，最后竟然失明了。清同治九年（1870年）四月二十一日，难以治事的曾国藩不得不向朝廷请假一个月，用来调理身体。但调理的效果不显，眩晕的毛病好了一些，却因服药过量而导致“脾胃受伤，饮食减少，精神固倦，不能自持”，所以又请求续假一个月，继续调理。然而，曾国藩的调理计划却落空了。因为天津教案的爆发，同治帝下旨委任，曾国藩不得不临危受命，再一次被推向了风口浪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