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的惊天大案，是由两具死婴引出的。

四千多年以前，由于华北东北部的海水退去，一块陆地渐渐露出了海面。后来，由于黄河在这里屡次改变入海口，大量泥沙堆积，从而把海岸线逐渐固定了下来。汉武帝时，这里开始有了主管盐业的官方设置。至隋代，随着南北京杭大运河在此交汇，史称三会海口，渐显繁荣。到了南宋金国贞佑二年，也就是公元1214年，这里第一次有了正式的名字——直沽寨，这就是天津最早的称谓。至元朝，这里改称大直沽盐运使司。后来到了明永乐二年（1404年），时为永乐皇帝的朱棣，为了纪念他当年在此经大运河南下，故将这里改称天津，意即天子经过的渡口。由于这里是军事重地，所以又在此地的左右开始筑城设卫，称天津左、右卫。清顺治九年（1652年），三卫合一，统称天津卫。从此，东临渤海、北依燕山、扼华北水陆要津的天津，就成为拱卫京畿的战略要地和门户。清咸丰十年十月，也就是公元1860年10月，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失败的清朝政府，与法国被迫签订了《中法北京条约》。在共计十款的不平等条约中，有一款就是增开天津为商埠，准许列强在此设租界建教堂，进行宗教文化的传播。该年十月，法国天主教在天津望海楼开始设立教堂。

天主教文化与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形态，无论在价值取向、文化内容、表现形式、历史传承以及群众基础等方面，均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在没有适当的交流途径的情况下，两种不同文明爆发冲突是一种必然且难以调和。另外，宗教文化是被列强强加在中国人头上的，在民族感情方面也颇为愤懑。所以，自传入之日起，民间反对基督教、天主教等外来宗教的斗争就始终没有停止过。随着斗争的不断加剧，中外之间的矛盾日益加深，积聚的愤怒与仇恨，就如同一个已经点燃导火索的火药桶，就等着爆炸的那一声巨响了。

天主教除了设立教堂，传播宗教文化以外，还创办了一些诸如仁慈堂、育婴堂等慈善机构，专门用来收留那些因各种原因被遗弃的儿童，其作用就相当于现在的儿童福利院。后来发生的那场震惊中外的“天津教案”，就是由此而引发的。

清同治九年（1870年）的五月初六，本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日子了，但却因为在这一天发生了一起疑案，从而掀起了一场震惊中外的巨大风波，险些酿成“八国联军”提前入京之患，所以得以在历史的长河中留下了浓重而晦暗的一笔。

这一天，在位于天津海河东岸的一块坟地里，饥馑的野狗扒开了一具棺木。在棺木里，出现了两具死婴的遗骸。有人赶紧把此事报告给了该镇的驻军。

天津镇中营游击左宝贵闻听后，马上带人前往事发地点查看，一探究竟。左宝贵到达现场后，发现死婴“由外先腐，胸腹皆烂，肠肚外露”。这与当地死于疫病的症状正好相反。但问题并不在于发现了死婴，而是由于这个发现，被人们自然而然地与当地近来出现的一些特殊事件联系在了一起，不由使人倍感惊悚。这究竟是一些什么样的特殊事件呢？

第一个特殊事件，是天津地区当时正在流行大规模的瘟疫。发生了瘟疫自然要死人，这本不是什么稀奇的事儿，但在法国天主教堂所办的育婴堂，每天都有三四十儿童死亡。这件事儿，引起了人们的普遍关注。因为这与其时民间广为流传的一个说法牵扯在了一起，这也就是第二个特殊事件。当时，在民间屡屡发生歹人用迷药迷拐儿童的事件，而这些恶性的事件，被一些人指认与教堂有关，风传是天主教堂指使教民所为，其目的是把被迷拐的儿童掏心挖眼，用来制药。这种说法一时甚嚣尘上，越传越广，但尚未有明确的证据，仍属怀疑与猜测。

事情的转机，出现在天津当局抓获了两名迷拐贩卖儿童的疑犯之后。

天津知府张广藻对擒获的两名疑犯进行审讯。据疑犯交代，他们迷拐儿童是“受人嘱托”，而委托者似指教堂。天津当局并没有就此事进行详尽的调查取证，而是把疑犯的供词直接录入官方的告示当中示众。这在客观上，起到了把人们对教堂业已存在的怀疑具体化、正式化、公开化作用，使固有的民族矛盾日益激化，对后来事态的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本来中外之间的这种争执、猜忌、仇恨由来已久。在当时，清政府虽然同意外国在中国的通商口岸传教，但均是出于逼不得已，无论是清廷还是民间，对外国宗教采取敌对态度的人不在少数，没有几个人对这种外来文化有好感。在人们的心目中，普遍称黄头发、蓝眼睛的外国人为“异类”，称外国宗教为“异端邪教”。尤其是对那些传教士没有好感，甚至是采取敌视态度。认为他们不是“采割折生”，就是“**妇女”，总之没有什么好人，没干过什么好事儿，特别是“采割折生”、残害生灵一说流传甚广。其实，“采割折生”是纯粹国产化的东西，系中国古代民间的一种骇人听闻的巫术，主要是挖掉活人的耳目、五脏六腑及折割肢体用来制药。据说服用了这种药，既可以治疗疾病，强身健体，延年益寿，又可以开启天目，沟通阴阳，通灵神明。这显然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谎言。而在那个蒙昧的时代，人们对此缺乏足够的分析力和判断力。因“采割折生”之法太过严酷残忍，为历朝历代所严禁，明令违者处以凌迟峻法。然而人们是有丰富想象力的，凡事都爱追根溯源，浮想联翩。面对死婴，难免不让人们产生这样的质疑：如果不是“采割折生”的话，育婴堂里何以一天能死那么多的儿童？何以尸体会出现那样的症状？

也是无巧不成书。就在舆论鼎沸而不知所踪的当口，一名叫武兰珍的迷拐儿童的疑犯被民团捕获并交给了县衙。经刑讯，武兰珍供认，他所用的迷药，系法国天主教堂一个叫王三的杂役提供的。此事一经曝光，顿时群情激愤。民众集会，书院停课，反教会的揭帖遍布全城，老百姓与教民之间更是“屡有争哄之事”发生。五月二十日，天津的民众代表到育婴堂要进行检查，遭到法国驻天津领事丰大业的断然拒绝和粗暴驱逐。次日，天津静海知县刘杰押着疑犯武兰珍前往望海楼天主教堂找王三对质，却发现教堂里根本就没有王三其人。一时间，近万名老百姓自发地包围了教堂，抗议示威，要求教堂交出王三，惩办凶犯。

一方是官方和民众要人，另一方是教堂根本就交不出人，此事一时陷入僵局。丰大业要时任三口通商大臣的崇厚派兵弹压民众，因崇厚仅派来了几名官弁前来而惹得丰大业大怒。

局面渐失控制。崇厚不得不亲自出面约谈丰大业，让他交出王三与武兰珍对质。正在气头上的丰大业想找崇厚发火还找不着呢，一听说崇厚主动找他，二话没说，遂带着秘书西蒙就直奔三口通商大臣衙门。崇厚约谈丰大业这件事又引发了“讹言”，好像当局也认定此事与教堂有关，否则不会有约谈之事。于是，天津民众更加“人情汹汹”。

一向傲慢无礼、不把中国人放在眼里的丰大业，当着崇厚的面，不仅咆哮公堂，而且还开枪恫吓崇厚。崇厚对丰大业的暴戾、乖张比较了解，没说上几句话就被吓得六神无主，“亟起避之”。在交涉未果后，气鼓鼓的丰大业离开三口通商大臣衙门，在返回领事馆的途中恰逢静海知县刘杰，双方遂发生了激辩。没捞到便宜的丰大业不由气急败坏，竟公然向刘杰开枪射击，击中了刘杰的随从高升。西蒙也气焰嚣张地鸣枪示威。

丰大业和西蒙无法无天、肆意开枪伤人的强盗行径，激怒了早已怒不可遏的天津民众。数百名愤怒的民众一拥而上，当即殴毙了丰大业和西蒙，并趁势冲进育婴堂，共杀死法国修女、神父、领事馆人员等13人，俄商3人以及和30多名中国教民。焚毁了法国教堂一处、公馆一处，仁慈堂一处，洋行一处，英国讲书堂四处，美国讲书堂二处。终酿成了震惊中外的“天津教案”。

一石激起千层浪。教案发生后，法国政府联合英、美、俄、德等七国一起向清政府发难，提出强烈抗议，并将军舰集结在天津、威海等海面进行武力威胁，扬言“十数日再无切实办法，定将津郡化为焦土”。

在一触即发的危局面前，朝野上下意见分歧很大，莫衷一是，令清朝当局左右为难。一方面是虎视眈眈的西方列强，凭借着洋枪洋炮所带来的巨大压力。两次鸦片战争的惨败，让清廷充分领略了船坚炮利的恐怖，孱弱的大清国没有胆量更没有实力与西方相抗衡，所以不敢出现什么差池。另一方面，民间对洋人的愤怒已经难以控制，民心所向，民意难违，也是清廷不敢随便拂逆的。比如事发后，崇厚曾发布命令，让聚集的民众解散，深恐民众再度滋事引发事端。因崇厚“驻天津近十年，调停于民教之间，人颇讥之”，在民众中没有什么威信可言。所以，崇厚此举一出，当即就遭到了来自各方的强烈谴责，弄得狼狈不堪，无法收场。此外，朝廷上的一些重臣，对天津民众的行为采取支持的态度，毅然决然地站在民众一边。比如时任陕甘总督的左宗棠，就对天津民众的所作所为表示公开的赞赏。

同治帝知道，再让无能的崇厚干下去是不明智的，必将引发更大的祸端，可一时又找不出合适的人选。就在同治帝焦头烂额、苦无良策之际，猛然想起了那位一向“秉性忠诚，持躬清正”、现居保定的直隶总督曾国藩，不由眼前一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