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的惊天大案,是由两具死婴引出的。
四千多年以前,由于华北东北部的海水退去,一块陆地渐渐露出了海面。后来,由于黄河在这里屡次改变入海口,大量泥沙堆积,从而把海岸线逐渐固定了下来。汉武帝时,这里开始有了主管盐业的官方设置。至隋代,随着南北京杭大运河在此交汇,史称三会海口,渐显繁荣。到了南宋金国贞佑二年,也就是公元1214年,这里第一次有了正式的名字——直沽寨,这就是天津最早的称谓。至元朝,这里改称大直沽盐运使司。后来到了明永乐二年(1404年),时为永乐皇帝的朱棣,为了纪念他当年在此经大运河南下,故将这里改称天津,意即天子经过的渡口。由于这里是军事重地,所以又在此地的左右开始筑城设卫,称天津左、右卫。清顺治九年(1652年),三卫合一,统称天津卫。从此,东临渤海、北依燕山、扼华北水陆要津的天津,就成为拱卫京畿的战略要地和门户。清咸丰十年十月,也就是公元1860年10月,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失败的清朝政府,与法国被迫签订了《中法北京条约》。在共计十款的不平等条约中,有一款就是增开天津为商埠,准许列强在此设租界建教堂,进行宗教文化的传播。该年十月,法国天主教在天津望海楼开始设立教堂。
天主教文化与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形态,无论在价值取向、文化内容、表现形式、历史传承以及群众基础等方面,均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在没有适当的交流途径的情况下,两种不同文明爆发冲突是一种必然且难以调和。另外,宗教文化是被列强强加在中国人头上的,在民族感情方面也颇为愤懑。所以,自传入之日起,民间反对基督教、天主教等外来宗教的斗争就始终没有停止过。随着斗争的不断加剧,中外之间的矛盾日益加深,积聚的愤怒与仇恨,就如同一个已经点燃导火索的火药桶,就等着爆炸的那一声巨响了。
天主教除了设立教堂,传播宗教文化以外,还创办了一些诸如仁慈堂、育婴堂等慈善机构,专门用来收留那些因各种原因被遗弃的儿童,其作用就相当于现在的儿童福利院。后来发生的那场震惊中外的“天津教案”,就是由此而引发的。
清同治九年(1870年)的五月初六,本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日子了,但却因为在这一天发生了一起疑案,从而掀起了一场震惊中外的巨大风波,险些酿成“八国联军”提前入京之患,所以得以在历史的长河中留下了浓重而晦暗的一笔。
这一天,在位于天津海河东岸的一块坟地里,饥馑的野狗扒开了一具棺木。在棺木里,出现了两具死婴的遗骸。有人赶紧把此事报告给了该镇的驻军。
天津镇中营游击左宝贵闻听后,马上带人前往事发地点查看,一探究竟。左宝贵到达现场后,发现死婴“由外先腐,胸腹皆烂,肠肚外露”。这与当地死于疫病的症状正好相反。但问题并不在于发现了死婴,而是由于这个发现,被人们自然而然地与当地近来出现的一些特殊事件联系在了一起,不由使人倍感惊悚。这究竟是一些什么样的特殊事件呢?
第一个特殊事件,是天津地区当时正在流行大规模的瘟疫。发生了瘟疫自然要死人,这本不是什么稀奇的事儿,但在法国天主教堂所办的育婴堂,每天都有三四十儿童死亡。这件事儿,引起了人们的普遍关注。因为这与其时民间广为流传的一个说法牵扯在了一起,这也就是第二个特殊事件。当时,在民间屡屡发生歹人用迷药迷拐儿童的事件,而这些恶性的事件,被一些人指认与教堂有关,风传是天主教堂指使教民所为,其目的是把被迷拐的儿童掏心挖眼,用来制药。这种说法一时甚嚣尘上,越传越广,但尚未有明确的证据,仍属怀疑与猜测。
事情的转机,出现在天津当局抓获了两名迷拐贩卖儿童的疑犯之后。
天津知府张广藻对擒获的两名疑犯进行审讯。据疑犯交代,他们迷拐儿童是“受人嘱托”,而委托者似指教堂。天津当局并没有就此事进行详尽的调查取证,而是把疑犯的供词直接录入官方的告示当中示众。这在客观上,起到了把人们对教堂业已存在的怀疑具体化、正式化、公开化作用,使固有的民族矛盾日益激化,对后来事态的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本来中外之间的这种争执、猜忌、仇恨由来已久。在当时,清政府虽然同意外国在中国的通商口岸传教,但均是出于逼不得已,无论是清廷还是民间,对外国宗教采取敌对态度的人不在少数,没有几个人对这种外来文化有好感。在人们的心目中,普遍称黄头发、蓝眼睛的外国人为“异类”,称外国宗教为“异端邪教”。尤其是对那些传教士没有好感,甚至是采取敌视态度。认为他们不是“采割折生”,就是“**妇女”,总之没有什么好人,没干过什么好事儿,特别是“采割折生”、残害生灵一说流传甚广。其实,“采割折生”是纯粹国产化的东西,系中国古代民间的一种骇人听闻的巫术,主要是挖掉活人的耳目、五脏六腑及折割肢体用来制药。据说服用了这种药,既可以治疗疾病,强身健体,延年益寿,又可以开启天目,沟通阴阳,通灵神明。这显然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谎言。而在那个蒙昧的时代,人们对此缺乏足够的分析力和判断力。因“采割折生”之法太过严酷残忍,为历朝历代所严禁,明令违者处以凌迟峻法。然而人们是有丰富想象力的,凡事都爱追根溯源,浮想联翩。面对死婴,难免不让人们产生这样的质疑:如果不是“采割折生”的话,育婴堂里何以一天能死那么多的儿童?何以尸体会出现那样的症状?
也是无巧不成书。就在舆论鼎沸而不知所踪的当口,一名叫武兰珍的迷拐儿童的疑犯被民团捕获并交给了县衙。经刑讯,武兰珍供认,他所用的迷药,系法国天主教堂一个叫王三的杂役提供的。此事一经曝光,顿时群情激愤。民众集会,书院停课,反教会的揭帖遍布全城,老百姓与教民之间更是“屡有争哄之事”发生。五月二十日,天津的民众代表到育婴堂要进行检查,遭到法国驻天津领事丰大业的断然拒绝和粗暴驱逐。次日,天津静海知县刘杰押着疑犯武兰珍前往望海楼天主教堂找王三对质,却发现教堂里根本就没有王三其人。一时间,近万名老百姓自发地包围了教堂,抗议示威,要求教堂交出王三,惩办凶犯。
一方是官方和民众要人,另一方是教堂根本就交不出人,此事一时陷入僵局。丰大业要时任三口通商大臣的崇厚派兵弹压民众,因崇厚仅派来了几名官弁前来而惹得丰大业大怒。
局面渐失控制。崇厚不得不亲自出面约谈丰大业,让他交出王三与武兰珍对质。正在气头上的丰大业想找崇厚发火还找不着呢,一听说崇厚主动找他,二话没说,遂带着秘书西蒙就直奔三口通商大臣衙门。崇厚约谈丰大业这件事又引发了“讹言”,好像当局也认定此事与教堂有关,否则不会有约谈之事。于是,天津民众更加“人情汹汹”。
一向傲慢无礼、不把中国人放在眼里的丰大业,当着崇厚的面,不仅咆哮公堂,而且还开枪恫吓崇厚。崇厚对丰大业的暴戾、乖张比较了解,没说上几句话就被吓得六神无主,“亟起避之”。在交涉未果后,气鼓鼓的丰大业离开三口通商大臣衙门,在返回领事馆的途中恰逢静海知县刘杰,双方遂发生了激辩。没捞到便宜的丰大业不由气急败坏,竟公然向刘杰开枪射击,击中了刘杰的随从高升。西蒙也气焰嚣张地鸣枪示威。
丰大业和西蒙无法无天、肆意开枪伤人的强盗行径,激怒了早已怒不可遏的天津民众。数百名愤怒的民众一拥而上,当即殴毙了丰大业和西蒙,并趁势冲进育婴堂,共杀死法国修女、神父、领事馆人员等13人,俄商3人以及和30多名中国教民。焚毁了法国教堂一处、公馆一处,仁慈堂一处,洋行一处,英国讲书堂四处,美国讲书堂二处。终酿成了震惊中外的“天津教案”。
一石激起千层浪。教案发生后,法国政府联合英、美、俄、德等七国一起向清政府发难,提出强烈抗议,并将军舰集结在天津、威海等海面进行武力威胁,扬言“十数日再无切实办法,定将津郡化为焦土”。
在一触即发的危局面前,朝野上下意见分歧很大,莫衷一是,令清朝当局左右为难。一方面是虎视眈眈的西方列强,凭借着洋枪洋炮所带来的巨大压力。两次鸦片战争的惨败,让清廷充分领略了船坚炮利的恐怖,孱弱的大清国没有胆量更没有实力与西方相抗衡,所以不敢出现什么差池。另一方面,民间对洋人的愤怒已经难以控制,民心所向,民意难违,也是清廷不敢随便拂逆的。比如事发后,崇厚曾发布命令,让聚集的民众解散,深恐民众再度滋事引发事端。因崇厚“驻天津近十年,调停于民教之间,人颇讥之”,在民众中没有什么威信可言。所以,崇厚此举一出,当即就遭到了来自各方的强烈谴责,弄得狼狈不堪,无法收场。此外,朝廷上的一些重臣,对天津民众的行为采取支持的态度,毅然决然地站在民众一边。比如时任陕甘总督的左宗棠,就对天津民众的所作所为表示公开的赞赏。
同治帝知道,再让无能的崇厚干下去是不明智的,必将引发更大的祸端,可一时又找不出合适的人选。就在同治帝焦头烂额、苦无良策之际,猛然想起了那位一向“秉性忠诚,持躬清正”、现居保定的直隶总督曾国藩,不由眼前一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