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不得不面对满朝的指责,为部下的疯狂承担责任。
攻克了金陵,曾氏兄弟为大清立下了不世之功,个个加官晋爵,封侯拜相,登上了荣誉的巅峰。金陵城内浓烟烈火尚未散尽,曾氏兄弟就已经门庭若市,贺者如潮了,连日大摆宴筵,用狂欢来庆祝胜利了。曾国藩记曰:“……初十、十一、十二等日戏酒宴客,每日百馀席……”弄得曾国藩神疲筋倦,“不甚成寐”。
精神头最足的当属曾国荃。身患湿毒而尚未痊愈的曾国荃,每天沉浸在杯觥交错之中而乐此不疲。曾国荃这种“应酬无倦”“不以为苦”的劲头儿,令曾国藩不得不叹服,“谚称‘人逢喜事精神爽’,其信然欤!”
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就在曾氏兄弟恣意狂欢之际,他们在金陵城的所作所为,已经通过各种渠道遍传朝野上下。于是,各种猜忌、谤议随之铺天盖地而来。曾国藩除了慨叹“祸机之发,莫烈于猜忌,此古今之通病。败国亡家丧身,皆猜忌之所致”[67]以外,别无他途。一时间,曾氏兄弟再一次被推到了风口浪尖,身心均面临着巨大的压力。
“故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行高于人,众必非之。前鉴不远,覆车继轨”[68]。
谁让你立下那么大的功劳呢?——面对太平军,平日里耀武扬威的武将能臣,无不被打得屁滚尿流,狼奔豕突,各个颜面俱失,抬不起头来。而唯唯让一个手无缚鸡之力、对军事一窍不通的曾国藩鳌头独占,出尽了风头。
谁让你享受了那么大的隆遇呢?——仅凭一役,曾国藩就被封侯拜相,独坐东南,成为有清一代最有权势的大员。
谁让你发那么多的财呢?——尽管曾国藩对此矢口否认,但说死也不会有人相信。不用说别的,纵火焚城、擅杀李秀成等行为就已经不言自明。
既然有了上述种种,所以树大招风,出头的椽子先烂也就没有什么可埋怨的了。
皇上和朝廷的猜忌很快就见诸行动了。先是在言辞上多了不少凛冽,斥责曾国荃得意忘形,放跑了洪福瑱,饬令曾国藩要随时“申儆”曾国荃,“勿使骤胜而骄”。接着又让曾国藩上报几年来军中收支账目,并且派专人前往访查,颇有警惕之意,其防范、猜忌之心昭然若揭。那些享有“闻风而奏”的御史也开始向曾氏兄弟发难。一时间,山雨欲来,乌云翻滚,令人窒息。
其实这就是官场,这就是人生。
曾经沧海的曾国藩对此似早有预判,他既没有愤怒也没忧愁,而是仍然保持着一贯的气定神闲。但他心里明白,要挽回局面就必须付出代价,用必要的牺牲来为疯狂埋单。
曾国藩看得很透彻,皇上和朝廷的猜忌、担心主要就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嫌曾国藩统兵过多,二是忌曾国藩权力太重。说白了,皇上和朝廷无非就是担心曾国藩位高权重不好控制,生怕前脚刚刚灭了一个无法无天的洪秀全,后脚又来了一个深不可测的曾国藩。
在看清了是非、找到了症结所在之后,曾国藩的心情是不平静的,对朝廷“卸磨杀驴”的做法不能不感到心寒,甚至很有些“兔死狐悲”的感觉。适逢乱世,身为臣子,曾国藩并不能凭着伶牙俐齿地去和皇上打嘴仗,更不是明火执仗地与皇上对着干,只能是面对现实,做到心里有数就是了。
曾国藩可以做到“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可历来肝火旺盛的曾国荃做不到。尽管曾国藩早就对曾国荃说过:“古来成大功立大名者,……恒有多少风波,多少灾难。愿与吾弟兢兢业业,各怀临渊履薄冰之惧,以冀免于大戾。”[69]但曾国荃仍然抑郁难平。没办法,曾国藩只好不断劝慰曾国荃“释去焦愤”,“建非常之勋,而疑谤交集,虽贤哲处此,亦不免抑郁牢骚。然盖世之功业已成就,寸心究可自怡而**,悠悠疑忌之来,只堪付之一笑”[70],多往开了想。
曾国藩历来强调“打仗不慌不忙,先求稳当,次求变化,办事无声无息,既要精到,又要简洁”。这次化解危机,曾国藩仍然采取了一贯的“以退为进”的战略战术,力求消除朝野上下那些信口雌黄的谤议。
曾国藩采取的第一个举动就是裁军。
刚刚打下金陵城,曾国藩就主动提出裁撤由他一手创建、在绞杀太平军中立下罕世奇功的湘军。其实,裁军的想法,曾国藩早在本年二月就已经在考虑了。现在,无非是必须去做而已。
那么曾国藩为什么首先想到要裁撤湘军呢?
自古以来,由于挟军权以自重,引起天下大乱的例子屡见不鲜,历来为最高统治者之大忌。熟读史书,加之多年宦海沉浮的曾国藩,早就晓得其中的厉害所在,不仅看透了官场倾轧、阅尽了人生百态,更对朝廷的日益猜忌了然于胸。所以,曾国藩从墨绖出山之日起,在他一再“固辞”的内容中,最主要的一项就是军权,比如在清同治元年,他曾固辞节制四省军务,就是因为舆论所迫,极其不愿意给别人留下军权过重的印象,不想假人以口实。当时,外间无不对长江之上没有一艘船挂的不是“曾”字大旗、湘军将士无不对曾国藩一人唯命是从的现状表示不安,归根结底就是由于曾国藩“兵权过重,权力过大”所致,这引起了曾国藩的不安。他在给曾国荃的信中就直言“……恐中外疑我兵权太重,利权太大,不能不缩手以释群疑”[71],更强调一旦打下金陵,哥俩应当一起急流勇退,以避嫌疑。但那时正是与太平军的较量达到白热化的时候,朝廷就指望着曾国藩和湘军出死力保江山,尽管外间各种猜忌、议论盈耳,朝廷始终装聋作哑,仍然力挺曾国藩,表现出对曾国藩和他的湘军的充分信任与依赖,不仅坚决不同意曾国藩三番五次的“力辞”,而且还饬令他“毋许再行固辞”,推托责任。不仅如此,还极尽忽悠安抚之能事,生怕曾国藩在关键时刻撂挑子摔耙子。尽管朝廷对曾国藩和湘军采取了怀柔政策,曾国藩自己也表现得很谦虚很低调,但仍无法阻止外间的疑忌,对曾国藩和湘军的疑虑自始至终沸沸扬扬,不绝如缕,而且随着金陵的克复而甚嚣尘上,达到**。
那么曾国藩到底有多少兵力呢?曾国藩在《近日军情拟裁撤湘勇片此片阙》中说,在金陵的湘军一共有五万,这里不包括李鸿章的淮军和左宗棠的楚军。如果把湘、淮、楚三军加在一起的话,那么曾国藩实际上可以指挥的总兵力就很可观了。
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现在,天下大势已经发生了逆转,太平军被剿灭,朝廷业已没有了主要的敌人,如果再保留湘军这么一支能征惯战的虎狼之师,就是嘴上不说,朝廷也不能不心存芥蒂,高枕无忧。对曾国藩和湘军采取必要的制约和防范,无非就是一个时间早晚的问题。
因为有了这样一些前因,所以曾国藩就必须自剪羽翼,而不能抻着脖子等朝廷下刀子。这就是曾国藩为什么首先想到裁撤湘军的主要原因。
曾国藩提出裁撤湘军的理由很具体很实际,看不出有什么情绪在里面,反而让大家觉得合情合理。
第一,“病者甚多”。一场肆虐的瘟疫,几乎让湘军遭受灭顶之灾,仅曾国荃一部就损失了一半的战斗力。而当时又时值盛夏,与太平军的最后决战自始至终都是在酷暑之中进行的。所以曾国藩上奏朝廷说:“乃诸将盛暑鏖兵,病者甚多,纷纷禀请撤勇回籍。”[72]曾国藩的意思是说,不是我愿意裁军,而是将士们自己挺不住了,不想干了,这是军心民意,是没有办法拂逆的事儿。
第二,靡费太多。一连十几年的征战,只是一再地增兵而从来没有裁过兵,用曾国藩的话说“但见增勇,不见裁撤”。增兵必然增饷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曾国藩认为,不管所耗费的饷银来自哪个省,统统都是“斯民之脂膏”,所耗损的都是国家的元气。但当时正是战争进行到最艰苦最关键的时刻,“屡募屡增,以救一时之急”是为了战争的需要,是必要之举,也实在是出于“万不得已”。但现在已经没有这个必要了。
三,裁军是两全其美的事儿。曾国藩说,现在已经打下了金陵城,剿灭了太平军,东南“大局粗定”。在这样一个情况下,就有了裁军的必要和可能。一来裁军可以消减军费开支,“裁一勇即节一勇之 靡费”,这是很浅显很明白的道理。二来可以消除后患。打仗的时候需要有兵勇卖命,和平时期养兵容易引起祸端,所以保留太多的兵勇没有什么用。曾国藩说得很直白,他说裁军“亦销无穷之后患”。曾国藩说这种话看似完全站在朝廷的立场上,其实也像是正话反说,不无怨气。
那么曾国藩准备裁军多少呢?当然不会是全裁。如果那样做的话,曾国藩也就不是曾国藩了。
曾国藩上奏朝廷说,他准备将金陵的五万人裁去一半,只留下二万五千人。这二万五千人计划分作两部分使用:一部分驻守金陵、芜湖、金柱关等要隘,另一部分“作为游击之师”使用。而曾国藩所留下的一半军力则是湘军的精锐所在。
曾国藩采取的第二个举动,就是曾国荃被“有病”,请求“开缺”回籍调养身体。这是一个既堂而皇之,又狠抽了朝廷一个响亮耳光的举动,一下子把朝廷“卸磨杀驴”的歹毒亮相给了世人。
那么曾国荃真的有病需要回籍调养吗?
要说病,曾国荃还真有,只不过是绝对没有到“开缺”回籍调养的程度而已。所以说“开缺”只是手段不是目的。
曾国荃的病主要是肝不好。
曾国荃的肝病,究其原因是因为经年征战劳苦,加之久围金陵而不下心血久亏、抑郁所致。曾国藩说,这种病不是单纯靠药物就能治好的,而应该靠养,“必须将万事看空,毋恼勿怒,乃可渐渐减轻。”力劝曾国荃“总以保全身体,莫生肝病为要”。然而,曾国荃天生就是个犟种急脾气,任凭曾国藩怎么劝,仍然“忧灼殊甚,肝疾颇深”,让曾国藩百般惦念。曾国藩心里清楚,如果能马上打下金陵,那么曾国荃的病就会“不医而痊愈”。而曾国藩欲调李鸿章前来,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出于对曾国荃的关心。但到了清同治三年的五月份,曾国荃的肝病已经好得差不多了,专程探望曾国荃病情的曾纪泽禀告曾国藩说,叔叔的病“亦愈矣”,“尽可放心”。打下金陵城后,虽然曾国荃又染上了湿毒,但“精神甚好”,特别是连日大摆宴筵,“无一人独坐之位,无一刻清净之时”,但曾国荃皆“应酬周到,不以为苦”,始终“精力沛然”。所以,曾国荃绝对没有养病之说,更没有“开缺”回籍的必要。
然而曾国荃好像退意已定。据称原因有二:一是嫌朝廷的封赠太小、太寡,二是因为朝廷的猜忌惹恼而致。总之,曾国荃就是不想再干下去了。
曾国藩在给同治帝的上奏中,则把曾国荃的病说得很严重,说曾国荃打下金陵城后便“困惫殊甚,彻夜不寐,有似怔忡”[73],而后果是“心血过亏,万难再当大任,恐致偾事”[74],所以曾国荃本人想回家调理,让曾国藩来料理金陵的善后。同治帝的回复很简单,说曾国荃要养病就在江宁养就行了,不用回家,好似看穿了曾氏兄弟的鬼把戏。
见皇上没有批准,曾氏兄弟又矫情一把。由曾国藩继续代弟弟上奏请辞道:“惟一月以来延医诊视,日进汤药,病势有增无减。缘怔忡忡旧患,起于心血先亏,而成于忧劳过甚。从前数月一发,尚可支持;近则一月数发,日增狼狈。每至举发之时,粥饭不能下咽,彻夜不能成眠。始觉气如奔豚,上冲胸襟,渐至心神摇动,头晕目眩,平地有颠仆之虞。医者云:症由内伤,必须静养数月,医药方能见功。国荃自揣年力壮盛,及早医治得法,尚可复元。若此勉力支撑,精神不能周到,措置必至乖方。”[75]所以,“思维再四,惟有吁请天恩,赏准开缺回籍调理,冀得早就痊愈”[76]。
这一次,同治帝痛痛快快地就批准了,还赏了六两人参。
裁撤了军队,曾国荃又开了缺,这回应该能消除朝廷上上下下的胡言乱语了吧?
曾国藩打心眼里希望能够如此。
注释:
[1] 《曾国荃全集??家书》:清咸丰十一年六月初四日巳刻之谕澄侯。
[2] 《曾国藩全集??奏稿》:清咸丰十一年八月初二日之《克复安庆省城片》。
[3][4] 《曾国藩全集??日记》:清咸丰十一年八月初一日。
[5]《曾国荃全集??年谱》。
[6] 《曾国荃全集??家书》:清咸丰十一年九月初四日之谕沅甫。
[7][8] 《曾国藩全集??奏稿》:清咸丰十一年十月十四日之《历陈胡林翼忠勤勋绩折》。
[9] 《曾国藩全集??奏稿》:清咸丰十一年八月初二日之《克复安庆省城片》。
[11][12]《曾国藩全集??家书》:清咸丰十一年五月二十五日之谕沅弟。
[13][17][18][19][20]《曾国藩全集??奏稿》:清同治元年八月十二日之《请简亲信大臣会办事务折》。
[14][15][16] 《曾国藩全集??家书》:清同治元年闰八月初四日之谕沅弟。
[21][22] 《曾国藩全集??奏稿》:清同治元年九月十二日之《汇报军情请调多隆阿军会皖折》。
[23] 《曾国藩全集??家书》:清同治元年闰八月十六日之谕沅弟。
[24] 清同治元年九月初二日,曾国荃致曾国藩。
[25][26] 清同治三年三月正月初九日,曾国荃致曾国藩。
[27][28][29][30]《曾国藩全集??奏稿》:清同治元年九月十二日之《江西厘金疲乏情形折》。
[31][32] 《曾国藩全集??家书》:清同治元年九月十一日之谕沅弟。
[33] 清同治元年九月初三日,曾国荃致曾国藩。
[34] 清同治元年九月二十一日,曾国荃致曾国藩。
[35][36] 《曾国藩全集??日记》:清同治元年九月十四日。
[37]《曾国藩全集??奏稿》:清同治二年十月十二日之《金陵军迭克八隘并复秣陵关折》。
[38][44]《曾国藩全集??奏稿》:清同治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之《恭谢天恩并陈近日军情折》。
[39][40][41]《曾国藩全集??奏稿》:清同治三年五月二十二日之《遵旨会师筹剿金陵折》。
[42][43]《曾国藩全集??奏稿》:清同治三年五月二十七日之《奉旨覆奏并陈近日军情折》。
[45] 清同治三年正月初二日,曾国荃致曾国藩。
[46]《曾国藩全集??家书》:清同治三年五月十五日之谕沅弟。
[47] 《曾国藩全集??家书》:清同治三年四月十六日之谕沅弟。
[48] 《曾国藩全集??家书》:清同治三年五月十二日之谕沅弟。
[49] 《曾国藩全集??家书》:清同治三年五月十六日之谕沅弟。
[50] 《曾国藩全集??家书》:清同治三年五月十七日之谕沅弟。
[51] 《曾国藩全集??家书》:清同治三年五月二十日之谕沅弟。
[52][57][58]《曾国藩全集??奏稿》:清同治三年六月二十三日之《金陵克复全股悍贼尽数歼灭折》。
[53] 《曾国藩全集??日记》:清同治三年六月十六日。
[54][55] 《曾国藩全集??家书》:清同治三年六月十六日之谕沅弟。
[56] 《曾国荃全集??日记》:清同治三年六月十八日。
[59] 《曾国藩全集??年谱》。
[60][61] 《曾国藩全集??奏稿》:清同治三年七月二十五日之《裁撤湘勇查洪福瑱下落折》。
[62] 《曾国藩全集??奏稿》:清同治三年七月初七日之《贼酋分别处治粗筹善后事宜折》。
[63][64][65][66] 《曾国藩全集??奏稿》:清同治三年七月二十日之《复陈逆酋正法折》。
[67] 《曾国藩全集??治兵语录》:第十章和辑。
[68] 《运命论》:三国??魏??李康。
[69] 《曾国藩全集??家书》:清同治元年七月二十八日之谕沅、季弟。
[70] 《曾国藩全集??家书》:清同治四年六月初五日之谕澄、沅弟。
[71] 《曾国藩全集??家书》:清同治三年三月二十六日之谕沅弟。
[72][73][74]《曾国藩全集??奏稿》:清同治三年七月二十日之《近日军情拟裁撤湘勇片》。
[75][76]《曾国藩全集??奏稿》:清同治三年八月二十七日之《曾国荃请开缺调理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