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保全自己,曾国藩只能出此下策。
“大逆不道”、捅塌了大清半壁江山的洪秀全无疑是同治帝的头号敌人,同样也是曾国藩的头号敌人,更是死伤无数、血流成河的湘军的头号敌人。所以,湘军打进金陵城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要找洪秀全算总账,结果却令曾国藩和湘军将士大失所望。因为洪秀全已经死了。
据俘虏交代,早在湘军猛攻金陵城时,洪秀全就已经服毒自尽了,尸体埋在了天王府内。时间是清同治三年(1864年)四月二十七日。
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将士积愤之余,皆欲得而甘心”。湘军不甘心就这样便宜了洪秀全,他们在天王府里挖地三尺,一定要把洪秀全的尸体找出来。折腾了十天,直到六月二十六日,湘军终于挖出了洪秀全的尸体。六月二十八日,曾国藩等验看了已经死了两个多月的洪秀全的尸体。此时,展现在众人面前的洪秀全“头秃无发,须尚存,已间白矣。左股右膀,肉尤未脱”,早没了天王的威仪,只有周身包裹着的绣龙黄缎尚能显示出一些与众不同。
曾国藩下令“验异戮尸,举烈火而焚之”[62]。
处理完洪秀全的事后,剩下的就是对付于六月十九日因伤被俘的李秀成了。
李秀成是太平天国后期最重要的军事将领之一,被洪秀全封为忠王,是湘军最大的死对头。就是因为这个李秀成的拼死抵抗,险使曾国荃功亏一篑,所以曾国荃对李秀成早就恼羞成怒,恨之入骨。与李秀成前后脚被俘的还有洪秀全的二哥、勇王洪仁达。如何处置这两个人,不是曾国藩所能擅自做主的,必须由朝廷来决定。曾国藩明白这个道理,自然也就不会漏这个空儿。在六月二十三日的奏折中,曾国藩请示朝廷,是将李秀成、洪仁达“槛送京师”还是“在金陵正法”,“咨请定夺”。最后还强调了一下“应否献俘”,等他亲自到金陵以后,视情况再“察酌具奏”。朝廷很快就做出了很具体的回复,让他把李秀成和洪仁达“着即槛送京师,讯明处决”。朝廷的这个决定基本符合湘军大多数人的想法。曾国藩自己也说“日来在事文武,皆请将李秀成槛送京师”,就连前来祝贺的洋人“亦以忠逆解京为快”。但是,曾国藩竟于七月初四、初六两日,分别将洪仁达、李秀成“凌迟处死”。曾国藩何以不等谕旨而擅杀“贼酋”呢?须知,这可是忤逆朝廷的大逆不道啊!
曾国藩在七月初七的上奏中,解释了为什么将洪仁达、李秀成就地正法的理由。
曾国藩说,除了洪秀全以外,其他人都没有“解京献俘”的必要。凭着“圣朝天威”,杀了洪仁达、李秀成之流就如同灭了两个小丑,根本不算什么了不起的事儿。曾国藩还臆测道,按照惯例,“元恶”解京后,一般都“诱以甘言,许以不死”。而李秀成一旦知道自己绝对没有逃跑的可能,在押解的途中来一个绝食而亡,或者“窜夺而逃”,都会遗留“巨患”。
七月二十日,曾国藩再一次就擅杀洪仁达、李秀成一事作出解释。
曾国藩说,经他了解,李秀成颇有手腕,在老百姓当中很有影响很有威望。最能说明问题的有两件事。一是金陵城破后,负伤的李秀成逃到了乡下,那里的老百姓“怜而匿之”。李秀成被俘后,老百姓为了报复,竟然将抓获李秀成的萧孚泗的亲兵王三清抓去杀死,然后投入水中以泄愤怒。太平军的降卒和周围的老百姓没有不认识李秀成的。在李秀成被俘当日,“观者如堵”。二是李秀成被打入囚笼的第二天,太平天国松王陈德风也被抓住了。一见到李秀成的面,陈德风便“长跪请安”。曾国藩说,我听到这两件事后,“恶其民心之未去,党羽之尚坚”,当时就决定要将李秀成就地正法。
其实,曾国藩的杀心早在六月二十五或二十六日,也就是请示朝廷的第三四天就下了。在六月二十六日给曾纪泽的信中,曾国藩就明确地说:“伪忠王曾亲讯一次,拟即在此杀之。”七月初四,曾国藩在写给曾国潢的家书中说:“伪忠王讯供未毕,拟即在此正法,不必解京……”也就是说,曾国藩根本就没有等谕旨下达后再处置李秀成的打算。
曾国藩决意要杀李秀成,营中的其他将士表示了不同的意见。一方面先是要求将李秀成解往京师。另一方面,当听李秀成说他可以帮助湘军收降江西、湖州等地的太平军时,又纷纷请求免除李秀成一死,“留作雉谋,以招余党”。曾国藩在杀李秀成的问题上表现得很决绝,他上奏同治帝道:“臣则力主速杀,免致疏虞,以贻后患。”[63]
那么,擅杀李秀成的原因确如曾国藩所说吗?
据后人的一些回忆和学者的研究表明,曾国藩斗胆擅杀李秀成有着不可告人的难言之隐。
一,李秀成知道得太多,解京后恐其泄密,杀李秀成完全是为了灭口。一是“圣库”问题。金陵城里究竟存有多少金银财宝,李秀成是最知情者之一。湘军大肆掠夺,所获甚多,别人说不清楚,但李秀成却心知肚明。如果把李秀成解往京师,一旦朝廷追寻起“圣库”的事儿,那么湘军把金陵城劫掠一空的事儿就会暴露无遗,这与曾国藩信誓旦旦地说“圣库”仅仅是一个传说,根本就没有什么金银财宝的说法相悖,这样无疑会把曾国藩装进去,把曾氏兄弟和湘军的贪婪曝光于天下。丢人事儿小而欺君罪大,曾国藩绝对是吃罪不起的。二是军功问题。曾国藩在上奏的军情片中往往妙笔生花,洋洋洒洒,极尽渲染之能事,而事实上却与真正的战绩存在较大差异。以李秀成被俘一事为例。曾国藩上奏是萧孚泗搜擒了李秀成,而实际上根本就不是这么一回事。李秀成受伤后躲在方山乡下的民间。那里的老百姓因为争夺李秀成随身所携带的财物而发生争执,李秀成躲藏不过,被几个农民绑缚交给湘军的,而不是萧孚泗的功劳。此事一旦败露,曾国藩是无论如何也解释不清的。
二,李秀成是曾氏兄弟的死对头,尤以曾国荃最甚。前文说过,曾国荃围困金陵两年,攻打金陵城更是苦战三个月,损兵折将,几近崩溃,其主要的对手就是这个李秀成。对曾国荃来说,就是啖其肉寝其皮也难解心头之恨。有人回忆说,被俘后的李秀成被带到曾国荃面前时,曾国荃竟然穷凶极恶地扑上前去,以锥刺之,演出了一场“虐囚”的恶剧。若不是有人阻拦,曾国荃就要一刀一刀活剐了李秀成。这一点,就连曾国荃自己也没有回避,他在致李鸿章的信中直言:“李秀成擒获后,弟遍刺以锥,流血如注。”由此可见,不杀李秀成,连曾国荃这一关都过不去。
三,后世传闻,李秀成有贬清褒曾之意,曾国藩恐引起朝廷对他的无端猜忌。李秀成被俘后,曾国藩于六月二十五日亲临金陵讯问。李秀成也很配合,亲笔写下了数万言的“供词”。对李秀成的“详供”,曾国藩很重视很用心,花了很大的心思来研究、校勘。以七月初六日为例,头一天因“用心太过”而“疲乏殊甚,不甚成寐”的曾国藩,全天除围了一局棋、小睡两次和阅读了一些文件外,把其余的时间全部用来校勘李秀成四五万字的供词全文。曾国藩在当日的日记中记载:“本日仅校二万余字,前八页已于昨日校过,后十页尚未校也。”
曾国藩何以对李秀成的供词如此关注呢?因为他害怕在李氏的供词中,出现有损于曾氏兄弟和湘军的内容。所以,曾国藩不仅仅就是单纯地校勘,而且还要对供词进行删改,从而使李秀成的供词与曾国藩的奏报一致,不能允许出现任何于己不利的纰漏。
总之,不管是因为上述哪一条原因,李秀成都必死无疑而绝无活路。
也就是在七月初六当日下午的五点至七点之间,曾国藩下令将李秀成惨无人道地“凌迟处死”了,从而彻底根除了曾国藩的一个心腹大患。
曾国藩在没有得到朝廷批准的前提下就擅杀了李秀成等,实属犯了大逆不道的欺君之罪,但曾国藩并没有因此而惶恐,他杀李秀成的理由不仅很充分而且堂而皇之。他说:“初十日始奉将二酋解京之旨,扣算日期,臣处应于初六日接到批旨!乃驿站由安庆转递江宁,致迟四日之久。臣查军机处封面,乃兵部火票,皆注明递至江宁字样。不知驿站何处错误,应即文挨站查办!”[64]曾国藩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由于驿站把朝廷的批旨送错了地方而耽误了时间,所以曾国藩自然不需要负什么责任了。由于没有及时接到批旨,所以朝廷关于在“洪秀全尸身觅获后,剉尸枭示,仍传首被害地方,以雪众愤”[65]的要求也无法落实了。曾国藩上奏道:“臣于六月二十八日验明洪逆正身,即行戮尸焚化,未将首级留传各省,是臣识见不到之咎。”[66]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两个问题。一个是究竟哪个驿站把应该送递江宁的兵部火票送到了安庆?另一个是在没有接到朝廷谕旨的情况下,曾国藩仍然没有权力擅杀李秀成。但事已至此,说什么也没有了实际意义,毕竟克复了金陵,剿灭了太平天国,同治帝也不好再追究曾国藩什么了,只能认为曾国藩“所办甚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