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成之际却暗流涌动，曾国藩为局势的难料而心焦。

身逢乱世，个人的命运就犹如逆水行舟，生死系于一线，很难把握，不容萦怀。然而，曾国藩似乎例外，“世之祸变愈大”而“虚誉愈隆”，这不仅让别人艳羡不已，就连曾国藩自己都感到很不可思议。

盛名之下的日子其实并不好过。曾国藩深知“虚誉愈隆”则“责任愈重”，不能不让人“实深忧愧”。果不其然，随着曾国藩声名愈隆，他的“忧愧”很快就来了。

清同治三年（1864年）六月十六日，这本是一个普通的日子，但又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无法抹杀而充满血腥的日子。就是在这一天，曾国荃所部引燃事先填满在地道中的炸药，把金陵城太平门龙膊子一带的城垣炸开二十余丈一个缺口，穷凶极恶的五万湘军自此杀进城去。在耗时两年多、付出“死于疾疫者万余人，死于战阵者八九千人”[52]的惨重代价后，湘军终于攻克了太平军的首都金陵。

就在曾国荃疯也似的在金陵城里烧杀抢掠之际，远在安庆的曾国藩还在不知情，仍在为曾国荃“猛攻金陵，辛苦异常，悬系不已”[53]。在给曾国荃的家书中，曾国藩直言：“……知连日辛苦异常，猛攻数日，并未收队，深为惦念。”[54]曾国荃到底有什么让曾国藩如此不放心呢？因为曾国荃“向来督攻，好往来炮子如雨之中，此次想无二致也”[55]。

曾国藩是两天后方接到曾国荃报捷咨文的，才最后确认湘军果真克复了金陵城，不由“思前想后，喜惧悲欢，万端交集，竟夕不复成寐”[56]。也难怪曾国藩如此激动，自墨绖出山至今，整整十二个年头过去了，这中间到底经历了多少荣辱艰辛，多少是非曲直，恐怕连曾国藩自己都说不清楚。今朝总算功成，多年的心血没有白流，对社稷、皇上、家人、将士、兄弟、属僚，包括对自己终于可以有一个交代了。

绞杀了太平军绝对是一件不世之功。曾国藩细数了一下自清嘉庆以来几次较大的内战，就其规模和所产生的影响作了一番比较。如“嘉庆川楚之役”，“**”了四个省，“沦陷”不过十座城池；“康熙三番之役”，“**”了十二个省，“沦陷”了三百座城池。而太平天国运动，“**竟及十六省，沦陷至六百余城之多”，尤其是太平军从起事至湮灭，长达十六年之久，使其成为大清历史上坚持时间最长，涉及范围最广，产生影响最大的一次农民武装斗争。而太平军将士“坚忍不屈”更是给曾国藩留下深刻印象，每每想起都不免心悸。曾国藩上奏同治帝道：“此次金陵城破，十余万贼，无一降者。至聚众自焚而不悔，实为古今罕见之剧寇。”[57]

在取得“伟大胜利”的同时，曾国藩没忘了往皇上的脸上贴金，他说之所以能取得这样的胜利，“盖由我文宗显皇帝，盛德宏谟，早裕戡乱之本”[58]所致。赞美皇上很“慷慨”，很“民主”——虽然自己的生活很节俭，但却不惜花费“钜饷”招募将士；虽然对于封赏非常慎重，但对有功之人却不惜破格奖掖；虽然“庙算极精”，但往往虚心地尊重前方将帅的意见。正是由于有了这样的品格作风，才充分调动了前方将士的积极性，才取得了“超越古今”“焜耀史编”的辉煌业绩。而实际上，同治帝的所作所为正好与曾国藩说的相反。

攻克了金陵城，剿灭了太平军，总算去了同治帝的一块心病。接到曾国藩的奏报后，同治帝掩饰不住心中的喜悦，“披览之余，曷胜欣慰”。他立刻给曾国藩发出上谕予以奖掖。不无动情地道：“逆首洪秀全等以数十万逆众久踞金陵，负隅死守。曾国荃等督兵围攻，所部不满五万，两载以来，将城外贼垒悉数扫**。兹复于炎风烈日之中，伤亡枕藉之余，并力猛攻，克拔坚城，非曾国藩调度有方，曾国荃及各将士踊跃用命，不能建此奇勋。”[59]

胜利就如同一杯烈性酒，引发了积聚在曾国荃和湘军心里全部贪婪、凶恶和疯狂，把原始的人之性恶暴露无遗，并推至极致。具体表现如下。一是杀人如麻。据曾国藩奏稿上记述，当时坚守金陵的一共有十万太平军。城破之时，太平军或分路突围，或以身殉国，表现得十分英勇。如，十六日晚三更时分，忠王李秀成命令守军同时放火焚烧天王府、其他王府及宫殿，一时间“火药冲霄，烟焰满城”。然后，命千余名将士从宫殿南门突围，被湘军截杀七百多人。而那些没有来得及逃走的宫女则“缢于前苑内”，计有数百人；死在护城河里的不下两千人。是夜四更，约有太平军将士千余人冒充湘军向太平门的缺口发起攻击，被屠杀三四百人，剩下的六七百人乘马冲了出去。曾国荃遂派马队穷追，并着附近守军“会剿”，“全数斩刈未留一人”。攻进城内的湘军“分段搜杀”太平军，在三天的时间里，共屠杀太平军将士十万之众。约有三千余名的太平天国的各个王、主将、天将及大小将官，有一半死于乱军之中；剩下的一半或死于“城河沟渠”，或引火自焚。而忠王李秀成的兄长巨王、幼西王、幼南王、定王、崇王、璋王等，遭到湘军马队追杀，且“将各头目全行杀毙，更无余孽”。在湘军破城后短短三天的时间里，金陵城内“火光不息”，势成燎原，“不可向迩”；秦淮河里尸首如麻，水如血染。原本富丽堂皇的一座金陵古城霎时变成了一座人间地狱。二是大肆劫掠。湘军欠饷日久，都憋着一股劲儿渴望早日杀进金陵城狠狠搜刮一番，发上一笔横财，来个堤内损失堤外补。打进金陵城后，湘军将士首先想到的就是一个“钱”字。所以一俟进城，湘军各个穷凶极恶，贪得无厌，所到之处，横草不过，无论是王府宫殿，还是商铺人家，无不劫掠一空，搜刮殆尽。据后来有人回忆说，进城后的湘军人人都去掠夺搜括，就连那些随营服务的杂役也参与到劫掠之中。曾国藩和曾国荃哥俩对此事均采取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实际上就是纵容了劫掠的土匪行为，而且曾国藩还明令，凡是在俘虏身上发现的金银，官方概不追问，目的是“所以怜其贫，而奖其功”。可就在这时，皇上要钱的上谕到了。连年的战乱与战争赔款，早已把清廷弄得羸弱不堪，财政状况窘迫至极，往往是拆了东墙补西墙，穷于应付。湘军打下金陵城，皇上想到的也是一个“钱”字。上谕说：“金陵陷于贼中十余年，外间传闻金银如海，百货充盈，着曾国藩将金陵城内金银下落迅速查清，报明户部，以备拨用。”对此，曾国藩矢口否认，称根本就没有此事。孰不知，吃进肚子里的东西焉有吐出之理？三是焚城。曾国藩上奏说，湘军攻城之时，太平军自己纵火焚烧王府、宫殿，也就是说把焚城之责全部推到了太平军的身上，以至于连总督府都找不到合适的地方设置，只好“择房屋之稍完者，量加修葺”，作为自己办公的衙门。有人回忆说，提督萧孚泗为了掩盖其在天王府掠夺金银无数的罪行，竟然纵火灭迹。然而，《曾国藩年谱》中的记载却与曾国藩所说不符，尤其是其中的一句话似泄漏了天机，即：“金陵之克，贼所造宫殿行馆，皆为官军所毁。”此说与曾国藩所奏自相矛盾，前后不一。四是谎报军功。曾国藩在给同治帝的《金陵克复全股悍贼尽数歼灭折》中，言辞凿凿地说已将金陵城里的和侥幸逃脱的太平军搜杀殆尽。提督萧孚泗更是立有首功一件，生擒了李秀成和洪仁达。还上奏说由俘虏的口供中得知，临危受命的幼主洪福瑱，在城破后“积薪宫殿举火自焚”。对此说，曾国藩说等宫殿的火灭了以后，再查明洪福瑱自焚的确凿证据。因为毕竟此事干系甚大，所以曾国藩不敢把话说得太死。曾国藩深知军中无戏言，军功更不是可以谎报的。一旦出现与事实不符之处，就是欺君之罪，那可是吃不了要兜着走的。曾国藩对于洪福瑱的下落的确心里没底，他在六月二十一日给曾国荃的信里一再强调说：“其从倒口冲出之骑马贼一股，奏摺只好作活动语气，或云伪幼主、忠王在城内，或云幼、忠皆在天府，死于乱军之中，应俟确切查明，续行奏报云云。”曾国藩还特意叮嘱曾国荃“生擒贼供未必可信”。曾国藩的担心并非庸人自扰，结果恰恰就在洪福瑱生死上出现了问题。同治帝接到的暗报说，洪福瑱逃已经逃出了金陵。同治帝担心的是在浙江、福建和江西等地尚有太平军余党十余万，一旦他们拥立洪福瑱为王，就会继续与朝廷对抗。同治帝质问曾国藩，如果出现了这种情况，“则东南大局，何时可得底定”？面对皇上的质问和诘难，曾国藩必须做出回答。

终究是扑灭了太平天国这团熊熊燃烧了十六年的烈火，同治帝掩饰不住龙心大悦，慷慨封赏自然不在话下。因曾国藩“筹策无遗，谋勇兼备，知人善任，调度得宜”因而“大功告蒇，逆首诛锄”，在曾国藩钦差大臣、协办大学士、两江总督的基础上，赏加太子太保衔，赐封一等侯爵，世袭罔替，并赏戴双眼花翎。因曾国荃“坚忍耐苦，公忠体国”得以“克复全城，殄除首恶”，赏加曾国荃太子少保衔，赐封一等伯爵，并赏戴双眼花翎。同时对其他一百二十名有关人员均论功行赏。并对经年“公忠体国，共济时艰”的僧格林沁、官文、李鸿章、杨岳斌、彭玉麟、骆秉章、鲍超、左宗棠等各路统帅和封疆大吏或锡封或褒奖，总之皆大欢喜。

在受锡封的众人之中，立有首功的曾氏兄弟自然最为引人注目。至此，曾国藩、曾国荃以及湘军登上了辉煌的顶峰。

就在曾氏兄弟和众将士沉浸在功成名就、名利双收的时候，包括同治帝在内的朝野上下纷纷提出各种质疑、毁谤，曾国藩不得不分心一一应对。

关于金陵的金银财宝。朝廷向曾国藩催要金陵的金银财宝，曾国藩旗帜鲜明地用“不”来堵住了皇上和朝野的嘴。

曾国藩说，我曾经跟曾国荃议过城破之日“查封贼库”的事儿，决定所得的财物“多则进户部，少则留军充饷，酌济难民”。等打进金陵城后才发现根本就没有什么“贼库”。后来审问李秀成才得知，过去虽然有“圣库”的传说，但那是洪秀全的“私藏”，并不是公家的财产，金陵也没有“公帑积储一处”。太平军从来就不发粮饷，而洪秀全的兄弟们却“穷刑峻法，搜括各馆银米”。按照李秀成的说法，太平天国当官的“各私其财，而公家贫困”。曾国荃不相信李秀成的供词，他认为那些王府、宫殿之内一定有藏金银财宝的地方，太平军将士的身上也一定藏有金银，所以勒令各个营按在册人员缴出金银，用来冲抵欠饷。曾国藩说，那些兵勇得到的“贼赃”多少不齐。如果按名勒缴，得的少的你就是用刑他也缴不出来，而得的多的就会抗命逃跑。其结果是既抵不了多少饷，又有损于国家的体面，而且还会失去人心。所以，曾国藩下令，所有在俘虏那里得到的金银一律不追究，但“发掘贼馆窖金者，报官充公”，违反者一律治罪。问题是打下金陵城后根本就没有发现什么金银财宝，曾国藩说，这种情况“实出微臣意计之外，亦为从来罕闻之事”。光说没有金银财宝还不能完全交差，也不能让人服气。所以，曾国藩不仅矢口否认没有什么金银财宝，还大吐苦水，向皇上哭穷。曾国藩说，眼下正在处理善后，要裁撤兵勇，安抚灾民，修缮城池，而这一切“需银甚急，为款甚钜”。言外之意，我不管皇上要钱就已经不错了。

关于谎报军情、逃脱了洪福瑱一事，曾国藩曾在同年七月初七的奏折中如是说：“伪幼主洪福瑱绕室积薪，为城破自焚之计，众供皆合。连日在伪宫灰烬之中，反复搜寻，茫无实据。观其金玉二印，皆在巷战时所得，又似业已逃出伪宫者。李秀成之供，则称曾经挟之出城，始行分散。”曾国藩说十六日夜逃出金陵城的太平军一共就几百人，在湖熟已被骑兵“围杀净尽”。十七日以后，曾国荃就将缺口封堵上了，关闭城门，屠城三日。洪福瑱一个十六岁的孩子，“纵未毙于烈火，亦必死于乱军，当无疑义”。

对于曾国藩的臆测，同治帝非常震怒，严词道：“曾国藩奏洪福瑱积薪自焚，茫无实据，似已逃出伪宫……湖熟防军所报斩杀净尽之说，全不可靠。”[60]言外之意是说曾氏兄弟在这个问题上撒谎邀功，饬令曾国藩“查明此外究有逸出若干，并将防范不力之员弁，从重参办！”[61]给曾国藩施加了巨大的压力。

曾国藩不敢怠慢，急忙追查，并于七月二十九日上奏寻查的结果，尽管“尚未访有端倪”，但态度很明确，坚信洪福瑱必死无疑。

此事虽然到此暂告一段落，但曾氏兄弟对同治帝和朝廷却仍旧寸心耿耿。本来就气盛的曾国荃越发“焦愤”，“肝气不能平伏”，忍不住要骂大街。曾国藩尽管不能像曾国荃那样嘴上没有把门的，但心里也很不是滋味。一来是因为同治帝薄情寡义，严词厉色，对曾氏兄弟恩威并施，既扬又抑，明显是已存戒心。二来是人心叵测，难以揣度。据悉，洪福瑱逃走的折子竟然是老友左宗棠奏报给同治帝的。这个左宗棠在这个时候来拆台究竟是想干什么？这让曾国藩百思不得其解，久久陷于深思和愁苦之中而不能自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