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成之际却暗流涌动,曾国藩为局势的难料而心焦。
身逢乱世,个人的命运就犹如逆水行舟,生死系于一线,很难把握,不容萦怀。然而,曾国藩似乎例外,“世之祸变愈大”而“虚誉愈隆”,这不仅让别人艳羡不已,就连曾国藩自己都感到很不可思议。
盛名之下的日子其实并不好过。曾国藩深知“虚誉愈隆”则“责任愈重”,不能不让人“实深忧愧”。果不其然,随着曾国藩声名愈隆,他的“忧愧”很快就来了。
清同治三年(1864年)六月十六日,这本是一个普通的日子,但又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无法抹杀而充满血腥的日子。就是在这一天,曾国荃所部引燃事先填满在地道中的炸药,把金陵城太平门龙膊子一带的城垣炸开二十余丈一个缺口,穷凶极恶的五万湘军自此杀进城去。在耗时两年多、付出“死于疾疫者万余人,死于战阵者八九千人”[52]的惨重代价后,湘军终于攻克了太平军的首都金陵。
就在曾国荃疯也似的在金陵城里烧杀抢掠之际,远在安庆的曾国藩还在不知情,仍在为曾国荃“猛攻金陵,辛苦异常,悬系不已”[53]。在给曾国荃的家书中,曾国藩直言:“……知连日辛苦异常,猛攻数日,并未收队,深为惦念。”[54]曾国荃到底有什么让曾国藩如此不放心呢?因为曾国荃“向来督攻,好往来炮子如雨之中,此次想无二致也”[55]。
曾国藩是两天后方接到曾国荃报捷咨文的,才最后确认湘军果真克复了金陵城,不由“思前想后,喜惧悲欢,万端交集,竟夕不复成寐”[56]。也难怪曾国藩如此激动,自墨绖出山至今,整整十二个年头过去了,这中间到底经历了多少荣辱艰辛,多少是非曲直,恐怕连曾国藩自己都说不清楚。今朝总算功成,多年的心血没有白流,对社稷、皇上、家人、将士、兄弟、属僚,包括对自己终于可以有一个交代了。
绞杀了太平军绝对是一件不世之功。曾国藩细数了一下自清嘉庆以来几次较大的内战,就其规模和所产生的影响作了一番比较。如“嘉庆川楚之役”,“**”了四个省,“沦陷”不过十座城池;“康熙三番之役”,“**”了十二个省,“沦陷”了三百座城池。而太平天国运动,“**竟及十六省,沦陷至六百余城之多”,尤其是太平军从起事至湮灭,长达十六年之久,使其成为大清历史上坚持时间最长,涉及范围最广,产生影响最大的一次农民武装斗争。而太平军将士“坚忍不屈”更是给曾国藩留下深刻印象,每每想起都不免心悸。曾国藩上奏同治帝道:“此次金陵城破,十余万贼,无一降者。至聚众自焚而不悔,实为古今罕见之剧寇。”[57]
在取得“伟大胜利”的同时,曾国藩没忘了往皇上的脸上贴金,他说之所以能取得这样的胜利,“盖由我文宗显皇帝,盛德宏谟,早裕戡乱之本”[58]所致。赞美皇上很“慷慨”,很“民主”——虽然自己的生活很节俭,但却不惜花费“钜饷”招募将士;虽然对于封赏非常慎重,但对有功之人却不惜破格奖掖;虽然“庙算极精”,但往往虚心地尊重前方将帅的意见。正是由于有了这样的品格作风,才充分调动了前方将士的积极性,才取得了“超越古今”“焜耀史编”的辉煌业绩。而实际上,同治帝的所作所为正好与曾国藩说的相反。
攻克了金陵城,剿灭了太平军,总算去了同治帝的一块心病。接到曾国藩的奏报后,同治帝掩饰不住心中的喜悦,“披览之余,曷胜欣慰”。他立刻给曾国藩发出上谕予以奖掖。不无动情地道:“逆首洪秀全等以数十万逆众久踞金陵,负隅死守。曾国荃等督兵围攻,所部不满五万,两载以来,将城外贼垒悉数扫**。兹复于炎风烈日之中,伤亡枕藉之余,并力猛攻,克拔坚城,非曾国藩调度有方,曾国荃及各将士踊跃用命,不能建此奇勋。”[59]
胜利就如同一杯烈性酒,引发了积聚在曾国荃和湘军心里全部贪婪、凶恶和疯狂,把原始的人之性恶暴露无遗,并推至极致。具体表现如下。一是杀人如麻。据曾国藩奏稿上记述,当时坚守金陵的一共有十万太平军。城破之时,太平军或分路突围,或以身殉国,表现得十分英勇。如,十六日晚三更时分,忠王李秀成命令守军同时放火焚烧天王府、其他王府及宫殿,一时间“火药冲霄,烟焰满城”。然后,命千余名将士从宫殿南门突围,被湘军截杀七百多人。而那些没有来得及逃走的宫女则“缢于前苑内”,计有数百人;死在护城河里的不下两千人。是夜四更,约有太平军将士千余人冒充湘军向太平门的缺口发起攻击,被屠杀三四百人,剩下的六七百人乘马冲了出去。曾国荃遂派马队穷追,并着附近守军“会剿”,“全数斩刈未留一人”。攻进城内的湘军“分段搜杀”太平军,在三天的时间里,共屠杀太平军将士十万之众。约有三千余名的太平天国的各个王、主将、天将及大小将官,有一半死于乱军之中;剩下的一半或死于“城河沟渠”,或引火自焚。而忠王李秀成的兄长巨王、幼西王、幼南王、定王、崇王、璋王等,遭到湘军马队追杀,且“将各头目全行杀毙,更无余孽”。在湘军破城后短短三天的时间里,金陵城内“火光不息”,势成燎原,“不可向迩”;秦淮河里尸首如麻,水如血染。原本富丽堂皇的一座金陵古城霎时变成了一座人间地狱。二是大肆劫掠。湘军欠饷日久,都憋着一股劲儿渴望早日杀进金陵城狠狠搜刮一番,发上一笔横财,来个堤内损失堤外补。打进金陵城后,湘军将士首先想到的就是一个“钱”字。所以一俟进城,湘军各个穷凶极恶,贪得无厌,所到之处,横草不过,无论是王府宫殿,还是商铺人家,无不劫掠一空,搜刮殆尽。据后来有人回忆说,进城后的湘军人人都去掠夺搜括,就连那些随营服务的杂役也参与到劫掠之中。曾国藩和曾国荃哥俩对此事均采取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实际上就是纵容了劫掠的土匪行为,而且曾国藩还明令,凡是在俘虏身上发现的金银,官方概不追问,目的是“所以怜其贫,而奖其功”。可就在这时,皇上要钱的上谕到了。连年的战乱与战争赔款,早已把清廷弄得羸弱不堪,财政状况窘迫至极,往往是拆了东墙补西墙,穷于应付。湘军打下金陵城,皇上想到的也是一个“钱”字。上谕说:“金陵陷于贼中十余年,外间传闻金银如海,百货充盈,着曾国藩将金陵城内金银下落迅速查清,报明户部,以备拨用。”对此,曾国藩矢口否认,称根本就没有此事。孰不知,吃进肚子里的东西焉有吐出之理?三是焚城。曾国藩上奏说,湘军攻城之时,太平军自己纵火焚烧王府、宫殿,也就是说把焚城之责全部推到了太平军的身上,以至于连总督府都找不到合适的地方设置,只好“择房屋之稍完者,量加修葺”,作为自己办公的衙门。有人回忆说,提督萧孚泗为了掩盖其在天王府掠夺金银无数的罪行,竟然纵火灭迹。然而,《曾国藩年谱》中的记载却与曾国藩所说不符,尤其是其中的一句话似泄漏了天机,即:“金陵之克,贼所造宫殿行馆,皆为官军所毁。”此说与曾国藩所奏自相矛盾,前后不一。四是谎报军功。曾国藩在给同治帝的《金陵克复全股悍贼尽数歼灭折》中,言辞凿凿地说已将金陵城里的和侥幸逃脱的太平军搜杀殆尽。提督萧孚泗更是立有首功一件,生擒了李秀成和洪仁达。还上奏说由俘虏的口供中得知,临危受命的幼主洪福瑱,在城破后“积薪宫殿举火自焚”。对此说,曾国藩说等宫殿的火灭了以后,再查明洪福瑱自焚的确凿证据。因为毕竟此事干系甚大,所以曾国藩不敢把话说得太死。曾国藩深知军中无戏言,军功更不是可以谎报的。一旦出现与事实不符之处,就是欺君之罪,那可是吃不了要兜着走的。曾国藩对于洪福瑱的下落的确心里没底,他在六月二十一日给曾国荃的信里一再强调说:“其从倒口冲出之骑马贼一股,奏摺只好作活动语气,或云伪幼主、忠王在城内,或云幼、忠皆在天府,死于乱军之中,应俟确切查明,续行奏报云云。”曾国藩还特意叮嘱曾国荃“生擒贼供未必可信”。曾国藩的担心并非庸人自扰,结果恰恰就在洪福瑱生死上出现了问题。同治帝接到的暗报说,洪福瑱逃已经逃出了金陵。同治帝担心的是在浙江、福建和江西等地尚有太平军余党十余万,一旦他们拥立洪福瑱为王,就会继续与朝廷对抗。同治帝质问曾国藩,如果出现了这种情况,“则东南大局,何时可得底定”?面对皇上的质问和诘难,曾国藩必须做出回答。
终究是扑灭了太平天国这团熊熊燃烧了十六年的烈火,同治帝掩饰不住龙心大悦,慷慨封赏自然不在话下。因曾国藩“筹策无遗,谋勇兼备,知人善任,调度得宜”因而“大功告蒇,逆首诛锄”,在曾国藩钦差大臣、协办大学士、两江总督的基础上,赏加太子太保衔,赐封一等侯爵,世袭罔替,并赏戴双眼花翎。因曾国荃“坚忍耐苦,公忠体国”得以“克复全城,殄除首恶”,赏加曾国荃太子少保衔,赐封一等伯爵,并赏戴双眼花翎。同时对其他一百二十名有关人员均论功行赏。并对经年“公忠体国,共济时艰”的僧格林沁、官文、李鸿章、杨岳斌、彭玉麟、骆秉章、鲍超、左宗棠等各路统帅和封疆大吏或锡封或褒奖,总之皆大欢喜。
在受锡封的众人之中,立有首功的曾氏兄弟自然最为引人注目。至此,曾国藩、曾国荃以及湘军登上了辉煌的顶峰。
就在曾氏兄弟和众将士沉浸在功成名就、名利双收的时候,包括同治帝在内的朝野上下纷纷提出各种质疑、毁谤,曾国藩不得不分心一一应对。
关于金陵的金银财宝。朝廷向曾国藩催要金陵的金银财宝,曾国藩旗帜鲜明地用“不”来堵住了皇上和朝野的嘴。
曾国藩说,我曾经跟曾国荃议过城破之日“查封贼库”的事儿,决定所得的财物“多则进户部,少则留军充饷,酌济难民”。等打进金陵城后才发现根本就没有什么“贼库”。后来审问李秀成才得知,过去虽然有“圣库”的传说,但那是洪秀全的“私藏”,并不是公家的财产,金陵也没有“公帑积储一处”。太平军从来就不发粮饷,而洪秀全的兄弟们却“穷刑峻法,搜括各馆银米”。按照李秀成的说法,太平天国当官的“各私其财,而公家贫困”。曾国荃不相信李秀成的供词,他认为那些王府、宫殿之内一定有藏金银财宝的地方,太平军将士的身上也一定藏有金银,所以勒令各个营按在册人员缴出金银,用来冲抵欠饷。曾国藩说,那些兵勇得到的“贼赃”多少不齐。如果按名勒缴,得的少的你就是用刑他也缴不出来,而得的多的就会抗命逃跑。其结果是既抵不了多少饷,又有损于国家的体面,而且还会失去人心。所以,曾国藩下令,所有在俘虏那里得到的金银一律不追究,但“发掘贼馆窖金者,报官充公”,违反者一律治罪。问题是打下金陵城后根本就没有发现什么金银财宝,曾国藩说,这种情况“实出微臣意计之外,亦为从来罕闻之事”。光说没有金银财宝还不能完全交差,也不能让人服气。所以,曾国藩不仅矢口否认没有什么金银财宝,还大吐苦水,向皇上哭穷。曾国藩说,眼下正在处理善后,要裁撤兵勇,安抚灾民,修缮城池,而这一切“需银甚急,为款甚钜”。言外之意,我不管皇上要钱就已经不错了。
关于谎报军情、逃脱了洪福瑱一事,曾国藩曾在同年七月初七的奏折中如是说:“伪幼主洪福瑱绕室积薪,为城破自焚之计,众供皆合。连日在伪宫灰烬之中,反复搜寻,茫无实据。观其金玉二印,皆在巷战时所得,又似业已逃出伪宫者。李秀成之供,则称曾经挟之出城,始行分散。”曾国藩说十六日夜逃出金陵城的太平军一共就几百人,在湖熟已被骑兵“围杀净尽”。十七日以后,曾国荃就将缺口封堵上了,关闭城门,屠城三日。洪福瑱一个十六岁的孩子,“纵未毙于烈火,亦必死于乱军,当无疑义”。
对于曾国藩的臆测,同治帝非常震怒,严词道:“曾国藩奏洪福瑱积薪自焚,茫无实据,似已逃出伪宫……湖熟防军所报斩杀净尽之说,全不可靠。”[60]言外之意是说曾氏兄弟在这个问题上撒谎邀功,饬令曾国藩“查明此外究有逸出若干,并将防范不力之员弁,从重参办!”[61]给曾国藩施加了巨大的压力。
曾国藩不敢怠慢,急忙追查,并于七月二十九日上奏寻查的结果,尽管“尚未访有端倪”,但态度很明确,坚信洪福瑱必死无疑。
此事虽然到此暂告一段落,但曾氏兄弟对同治帝和朝廷却仍旧寸心耿耿。本来就气盛的曾国荃越发“焦愤”,“肝气不能平伏”,忍不住要骂大街。曾国藩尽管不能像曾国荃那样嘴上没有把门的,但心里也很不是滋味。一来是因为同治帝薄情寡义,严词厉色,对曾氏兄弟恩威并施,既扬又抑,明显是已存戒心。二来是人心叵测,难以揣度。据悉,洪福瑱逃走的折子竟然是老友左宗棠奏报给同治帝的。这个左宗棠在这个时候来拆台究竟是想干什么?这让曾国藩百思不得其解,久久陷于深思和愁苦之中而不能自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