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挤下压，曾国藩进退两难。

曾国荃困金陵，一度让朝野上下热血沸腾，恨不得弹指间就剿灭洪秀全和他的太平天国。然而，金陵城毕竟是太平天国的首都，无论是兵力、防守程度等均非其他城池能比。就连曾国藩也承认，金陵城池坚固、浩大，加之太平军将士勇猛、彪悍，实在是其他任何地方都无法比拟的。所以，继常州、丹阳等城被克复后，在江苏战场上只剩下金陵一座孤城未克了。久未克复，让“群疑群谤”丛生，流言蜚语漫天飞舞，尤其是曾国荃贪功之说甚嚣尘上，弄得曾氏兄弟好不心焦。但相比较而言，最为烦心的还不是整天“逢人辄怒，遇事辄忧”的曾国荃，而是作为湘军最高统帅的曾国藩。

业经两三年的围剿，金陵城仍然固若金汤，久攻不下，用曾国藩的话说，金陵城“面面布置，据有重险，为洪逆坚不可拔之基”[37]。这令湘军很是丧气。因为打金陵不仅仅就是一座城池的问题，关键在于因久未克复而产生的更大更深更远的负面影响。

同治帝也在为金陵的问题而忧烦伤神，已经失去了耐心，觉得这样无限制地消耗下去绝非良策，肯定是不行的。于是寄谕曾国藩，要他赶紧增兵，“令李鸿章会军攻金陵”，速战速决，以靖东南。话里话外已然充满了不悦。

同治帝的这个想法，其实与曾国藩的想法不谋而合。

早在清同治二年（1863年）末，曾国藩就想到了这一点。

这并非是说曾国藩有什么先见之明，而实在的不得已而为之。

打下安庆后，曾国荃的野心已经膨胀到了极点。为了夺取攻克金陵的头功，曾国荃不顾客观条件，在没有友军的配合下，单兵独进，急功近利地逼札雨花台，妄图一举拿下金陵城，但效果不显，迟迟难以得手，反而进不能进，退不能退，陷入与太平军的纠缠之中。究其原因，并不是曾国荃不卖力气，而实在是有具体困难。面对同治帝的愠怒和朝野上下的诘难，无论是作为统帅，还是作为兄长，曾国藩都必须要为曾国荃争辩、撑腰。

曾国藩通过陈奏，说明金陵城迟迟打不下来的主要原因有五点。一，金陵城防御坚固，难以力克。即便是曾国荃采取了挖地道，然后填满炸药轰城这个对其他城池来说攻无不取、屡试不爽的办法，都对金陵城奈何不得。二，金陵城里粮食储备充足。俗话说，“手里有粮，心里不慌”。虽然经年激战，但金陵城里“并无粮尽确耗”，而且也没有因战事而耽误农业生产，“又新插麦禾甚多”。正是因为“金陵城中积粮未告罄”，所以太平军才有了“仍为负隅死守之谋”的可能。面对这样的局面，别说是曾国荃，换了谁都得无可奈何，望洋兴叹。曾国藩认为，只能：“不求速效，但求稳慎……”[38]三，太平军主动出击。太平军并没有因为金陵城被围而惊慌失措，反而组织经常性的出击，主动向湘军发起进攻，袭扰湘军，弄得湘军自顾不暇，完全打乱了曾国荃的战略部署。四，大批援军陆续赶来。为了解金陵之危，李秀成率领数万人回援。按照曾国藩的设想，李秀成的援军“自必拼死苦战”，而曾国荃部则会“反客为主，专意守营，不必出队与之开仗”。但李秀成的想法却与曾国藩恰恰相反，回援之师开进金陵城后，并没有与湘军直接刀兵相加，而是计划直捣湘军后方老巢，曾国藩惊呼“江西之患弥大，即湖南亦极可虑”。情急之下，曾国藩急忙调兵遣将，“以期节节堵遏，力保上游完区”。五，饷项难济。饷银是军队的血脉。血脉不盈，军队难以坚挺，而血脉一旦断绝，则军队必不战自溃。曾国藩告诉同治帝，“饷项亦断难支至三四月”。意思是说，在这种情况下根本就不能再战，更不用说获胜了。这绝非是危言耸听。

究竟怎样做才能既保全曾国荃的颜面，又要鼓舞湘军的士气？这让曾国藩颇费踌躇。其实曾国藩心里明白得很，只有打下金陵才是硬道理；一日打不下金陵，就一日不能止住别人信口雌黄，也就一日不得安宁。

就是在这样一个极其复杂可能的情况下，为了早日解决金陵问题，曾国藩想到了增兵这个办法。但增兵不是无原则的。因为攻克金陵毕竟指日可待，这样的不世之功是绝对不能与外人分享的，所以即使增兵也要用自己的人。曾国藩首先想到的就是自己的弟子李鸿章。

本来，曾国藩还在劝曾国荃不要着急，还要稳扎稳打，不可急于贪功，须知“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的道理，要“刻刻存一有天下而不与之意，存一盛名难付成功难居之意”。可是现在情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皇上已经急得火上房了，饬令曾国藩“飞催”李鸿章参加会剿。这在清同治帝三年（1864年）五月初八的上谕中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他说：“李鸿章所部兵勇，攻城夺隘，所向有功。炮队尤为得力。现在金陵功在垂成，发捻蓄意东驱，迟恐掣动全局。李鸿章岂能坐视？著即迅调劲旅数千，及得力炮队，前赴金陵，会合曾国荃围办，相机进取，速奏朕功。李鸿章如能亲督各军，与曾国荃会商机宜，剿办更易得手。著该抚酌度情形，一面奏闻，一面迅速办理。”[39]末了，同治帝又道：“曾国藩身为统帅，全局在胸，尤当督同李鸿章，曾国荃，彭玉麟，和衷共济，速竟全功。扫穴擒渠，同膺懋赏！总以大局为重，不可稍存畛域之见……”[40]这无疑是最提醒曾国藩应该知道自己是干什么的，是吃哪碗饭的。面对同治帝给自己上的夹板，曾国藩只能违心地说：“仰见圣谟广运，指示周详，钦悚曷任！”[41]

刚刚过了几天，同治帝的又一道上谕就到了。

在这道上谕中，同治帝的语气更加严厉且不容置疑。

“此时贼势固结不解，必须将金陵迅速攻拔，使该逆无所依附，自成瓦解之势。前经叠谕李鸿章拨兵助攻金陵能否亲往，并令该抚酌办。现当事机紧要之时，李鸿章务当不分畛域，不避嫌怨，迅速遵办，力图共济，不准稍有推诿！”[42]

仅过三天，同治帝的上谕飞驰又至。言道：“现在群贼纷窜，总当速拔金陵。覆其巢穴。曾国藩当严饬曾国荃，督率所部，奋力图功，不得再有稽延。李鸿章恪遵前旨，不分畛域，拨兵助剿，或亲往会攻，毋稍嫌推诿。”[43]

从同治帝的这两道上谕中不难看出，他已经渐失耐心，对曾国藩、曾国荃，以及李鸿章均表示了不同程度的悻怒。首先是对曾国藩不满，主要是因为他磨叽，迟迟没有落实增兵金陵的圣谕。其次是对曾国荃不满，认为他有拖延之嫌。这从“不得再有稽延”一句中可窥一斑。三是对李鸿章不满，认为他对“嫌怨”“畛域”问题想得太多，不排除有“推诿”之嫌。

既然同治帝对迟迟拿不下太平天国的最后堡垒而龙庭震怒，那么调李鸿章前来助阵已经不是可商量或不可商量、可同意或不同意的问题了。

曾国藩欲调李鸿章会剿金陵，除了因为他“秉承圣谟，独据忠悃。每当艰险之际，恒匹马以当先。或遇绝续之交，持孤注以争胜。用能转危而为安，远攻而近守”[44]以外，而寄希望于李鸿章的精良装备。清同治三年（1864年）五月十二日，也就是朝廷命李鸿章驰援金陵的头两天，曾国藩就致信曾国荃“欲奏请少荃亲带开花炮队、洋枪队前来金陵会剿”。

金陵久攻不下，迫使曾国藩不得不从武器装备方面去考虑了。那么，能够在这方面助曾国荃一臂之力的也只有李鸿章一人。那么李鸿章为什么会有精良的武器装备呢？这就不得不承认李鸿章的远见卓识了。所以说李鸿章是晚清“善假于物也”的典型代表一点也不为过。

早在建立淮军伊始，李鸿章就想到了用西方的先进武器装备自己的军队，这也被世人包括曾国藩在内认定淮军屡战屡胜的法宝所在。在曾国藩看来，李鸿章的开花炮和洋枪绝对是制胜的关键，尤其是威力巨大的开花炮，对于轰击“坚而大”的金陵城最为得力，他明确告诉曾国荃，“且炸炮轰倒之城，实可骑马而登，胜于地洞十倍”。

调李鸿章前来助阵，虽然是因为逼不得已而为之，但曾国藩必须要考虑到曾国荃的心情。毕竟围困金陵两年，曾国荃几乎付出了全部的心血，眼看大功即将告成，却来了一伙瓜分胜利果实的，曾国荃无论如何是难以接受的。

果不其然，此事一经提出就冲了曾国荃的肺管子，遭到他的坚决反对。曾国荃向曾国藩直言：“少荃所管之事过多，来此一隅，似不相宜……”[45]不仅不同意李鸿章亲来助阵，就连调李鸿章的部下前来帮忙也断然拒绝。

曾国藩曾在书信中劝说曾国荃：“如奉旨饬少荃中丞前来会攻金陵，弟亦不必多心。”因为“功不必自己出，名不必自己成”。然而，曾国荃想要的就是这个功和名。面对即将到手的巨大功、名，曾国荃几乎丧失了理智，就像一头咬住了肉骨头的猛兽，任何力量都休想让他撒口。所以，任凭曾国藩苦口婆心，曾国荃就是耿耿于怀不点头。

1861年，李鸿章奉曾国藩之命编练淮军，成为淮军的创始人和领袖。既是曾国藩的入室弟子，又是经他一手力推出来的年轻俊才，淮军领袖，绝对是曾国藩亲信中的亲信，嫡系中的嫡系。可即使有这样的渊源，曾国荃仍然拒绝李鸿章赴金陵助战。

我们分析他的理由不外乎有以下三条。首先是虚荣使然。曾国荃比李鸿章小一岁，属于同龄人。尽管李鸿章是两榜进士出身，晋身行伍也比曾国荃早三年，但曾国荃成名却比李鸿章早得多。早在李鸿章还在给曾国藩当幕僚的时候，曾国荃就已经是湘军中“吉”字营的统帅了。尽管在表面上，两个人你干你的，我干我的，井水不犯河水，没有什么利益冲突，甚至还“相亲相卫”，但曾国荃没怎么把李鸿章放在眼里。虽然眼下遇到了困难，但曾国荃的虚荣之心仍在，打心眼里不赞成允许李鸿章前来助阵。说白了，曾国荃倒不是怕别的，只是怕丢不起人。其次是嫉妒作祟。李鸿章虽然出道晚于曾国荃，但进步却比曾国荃快。贡生出身的曾国荃，没有多少资本可以炫耀，只能靠拼命苦干，一级一级往上爬。由知府、道员、以按察使记名、实授浙江按察使、迁为布政使，到1863年擢浙江巡抚，曾国荃一共用了七年多的时间。而比曾国荃出道晚五年的李鸿章却顺风顺水，升授巡抚的时间比曾国荃还早一年。尤其是与太平军决战的后期，曾国荃仍然是拼死拼活玩命苦干，而李鸿章却巧借外国势力和装备，屡战屡胜，创下了赫赫的威名，就连同治帝都夸李鸿章“攻城夺隘，所向有功”。本来打下安庆后的曾国荃不可一世，趁势拿下金陵似乎指日可待，不在话下。不料，由于单兵冒进，深陷太平军的重围之中而进退维谷，不能自拔。而此时，驰骋在江、浙战场上的李鸿章却攻无不取，战无不胜，接连克复宜兴、溧阳、嘉兴、常州等地，取得了“苏州全境毕平”的辉煌战绩。这一战绩，让曾国荃嫉妒得牙根直泛酸水，同时也倍感压力。因为“任事最勇，进兵最速”的李鸿章肃清江苏以后，“人人皆望金陵之速克”，而已是孤城的金陵近在咫尺而久攻不下，惹得朝野上下“群疑群谤”丛生，这让曾国荃既感到很恼怒很心焦，同时也感到很被动很难堪更很受伤。再次是狭隘所致。生怕被分功、抢功，是曾国荃拒绝李鸿章的最主要原因。曾国藩决定饬调李鸿章会剿金陵城，曾国荃把脑袋摇得像一个拨浪鼓，死活就是一个不同意，这让曾国藩很费踌躇。曾国藩在给曾国荃的书信中坦然地说出来自己的犹豫。曾国藩说：“不请少荃来会剿，则恐贼城相持太久，饷绌太甚，弟以郁而病深。请少荃来会剿，则二年之劳苦在弟，一旦之声名在人，又恐弟以激而病深。故展转踌躇，百思不决。”[46]

虽然上有朝廷的寄谕，又有战事的需要，但曾国荃就是不同意，从清同治三年（1864年）五月十四日接到朝廷调李鸿章的寄谕至六月十六日最终攻克金陵城，曾国藩一连就此事给曾国荃写了十几封书信，不厌其烦地开导曾国荃，给他分析利害关系，该想到的都想到了，该说的也都说尽了，真是费尽了心思，不愧为亲兄弟。比如“独克固佳，会克亦妙”[47]；“如苏军齐到成功，则弟受其苦，而少荃享其名。则既可以同膺懋赏，又可以暗培厚福。盖独享大名为折福之道，则与人分名即受福之道矣。如“苏军虽到，而城贼仍坚持不下如故，则谤可稍分，而责亦稍轻”[48]；“少荃会剿金陵，好处甚多，其不好处不过分分占美名而已”[49]；“无论少荃与余会剿与否，于弟威名微减，而弟之才德品望毫无损也”[50]；“一人独成其功，不如与人共享其名之善也”[51]等。但不管曾国藩如何推心置腹，巧舌如簧，说得满嘴丫子起白沫儿，曾国荃就是一个坚决不同意。

深知曾国荃为人的李鸿章看得很明白，他是无论如何不会在曾国荃大功即将告成之际去分一杯羹的。于是，李鸿章以种种借口拖延驰援。洞若观火的曾国藩把李鸿章的心思看得很透，知道他“不欲分此垂成之功者”，不由大赞李鸿章“其意可敬”，气度、识见“过人矣”。

上有同治帝催命，下有曾国荃急功近利，还有一个李鸿章不愿意掺和，生生把身为统帅的曾国藩逼入了绝境。好在曾国荃很争气，未出一个月，硬是在没有援兵的情况下打下了金陵城，终使这场调兵风波到此结束，去了曾国藩的一块心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