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挤下压,曾国藩进退两难。
曾国荃困金陵,一度让朝野上下热血沸腾,恨不得弹指间就剿灭洪秀全和他的太平天国。然而,金陵城毕竟是太平天国的首都,无论是兵力、防守程度等均非其他城池能比。就连曾国藩也承认,金陵城池坚固、浩大,加之太平军将士勇猛、彪悍,实在是其他任何地方都无法比拟的。所以,继常州、丹阳等城被克复后,在江苏战场上只剩下金陵一座孤城未克了。久未克复,让“群疑群谤”丛生,流言蜚语漫天飞舞,尤其是曾国荃贪功之说甚嚣尘上,弄得曾氏兄弟好不心焦。但相比较而言,最为烦心的还不是整天“逢人辄怒,遇事辄忧”的曾国荃,而是作为湘军最高统帅的曾国藩。
业经两三年的围剿,金陵城仍然固若金汤,久攻不下,用曾国藩的话说,金陵城“面面布置,据有重险,为洪逆坚不可拔之基”[37]。这令湘军很是丧气。因为打金陵不仅仅就是一座城池的问题,关键在于因久未克复而产生的更大更深更远的负面影响。
同治帝也在为金陵的问题而忧烦伤神,已经失去了耐心,觉得这样无限制地消耗下去绝非良策,肯定是不行的。于是寄谕曾国藩,要他赶紧增兵,“令李鸿章会军攻金陵”,速战速决,以靖东南。话里话外已然充满了不悦。
同治帝的这个想法,其实与曾国藩的想法不谋而合。
早在清同治二年(1863年)末,曾国藩就想到了这一点。
这并非是说曾国藩有什么先见之明,而实在的不得已而为之。
打下安庆后,曾国荃的野心已经膨胀到了极点。为了夺取攻克金陵的头功,曾国荃不顾客观条件,在没有友军的配合下,单兵独进,急功近利地逼札雨花台,妄图一举拿下金陵城,但效果不显,迟迟难以得手,反而进不能进,退不能退,陷入与太平军的纠缠之中。究其原因,并不是曾国荃不卖力气,而实在是有具体困难。面对同治帝的愠怒和朝野上下的诘难,无论是作为统帅,还是作为兄长,曾国藩都必须要为曾国荃争辩、撑腰。
曾国藩通过陈奏,说明金陵城迟迟打不下来的主要原因有五点。一,金陵城防御坚固,难以力克。即便是曾国荃采取了挖地道,然后填满炸药轰城这个对其他城池来说攻无不取、屡试不爽的办法,都对金陵城奈何不得。二,金陵城里粮食储备充足。俗话说,“手里有粮,心里不慌”。虽然经年激战,但金陵城里“并无粮尽确耗”,而且也没有因战事而耽误农业生产,“又新插麦禾甚多”。正是因为“金陵城中积粮未告罄”,所以太平军才有了“仍为负隅死守之谋”的可能。面对这样的局面,别说是曾国荃,换了谁都得无可奈何,望洋兴叹。曾国藩认为,只能:“不求速效,但求稳慎……”[38]三,太平军主动出击。太平军并没有因为金陵城被围而惊慌失措,反而组织经常性的出击,主动向湘军发起进攻,袭扰湘军,弄得湘军自顾不暇,完全打乱了曾国荃的战略部署。四,大批援军陆续赶来。为了解金陵之危,李秀成率领数万人回援。按照曾国藩的设想,李秀成的援军“自必拼死苦战”,而曾国荃部则会“反客为主,专意守营,不必出队与之开仗”。但李秀成的想法却与曾国藩恰恰相反,回援之师开进金陵城后,并没有与湘军直接刀兵相加,而是计划直捣湘军后方老巢,曾国藩惊呼“江西之患弥大,即湖南亦极可虑”。情急之下,曾国藩急忙调兵遣将,“以期节节堵遏,力保上游完区”。五,饷项难济。饷银是军队的血脉。血脉不盈,军队难以坚挺,而血脉一旦断绝,则军队必不战自溃。曾国藩告诉同治帝,“饷项亦断难支至三四月”。意思是说,在这种情况下根本就不能再战,更不用说获胜了。这绝非是危言耸听。
究竟怎样做才能既保全曾国荃的颜面,又要鼓舞湘军的士气?这让曾国藩颇费踌躇。其实曾国藩心里明白得很,只有打下金陵才是硬道理;一日打不下金陵,就一日不能止住别人信口雌黄,也就一日不得安宁。
就是在这样一个极其复杂可能的情况下,为了早日解决金陵问题,曾国藩想到了增兵这个办法。但增兵不是无原则的。因为攻克金陵毕竟指日可待,这样的不世之功是绝对不能与外人分享的,所以即使增兵也要用自己的人。曾国藩首先想到的就是自己的弟子李鸿章。
本来,曾国藩还在劝曾国荃不要着急,还要稳扎稳打,不可急于贪功,须知“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的道理,要“刻刻存一有天下而不与之意,存一盛名难付成功难居之意”。可是现在情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皇上已经急得火上房了,饬令曾国藩“飞催”李鸿章参加会剿。这在清同治帝三年(1864年)五月初八的上谕中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他说:“李鸿章所部兵勇,攻城夺隘,所向有功。炮队尤为得力。现在金陵功在垂成,发捻蓄意东驱,迟恐掣动全局。李鸿章岂能坐视?著即迅调劲旅数千,及得力炮队,前赴金陵,会合曾国荃围办,相机进取,速奏朕功。李鸿章如能亲督各军,与曾国荃会商机宜,剿办更易得手。著该抚酌度情形,一面奏闻,一面迅速办理。”[39]末了,同治帝又道:“曾国藩身为统帅,全局在胸,尤当督同李鸿章,曾国荃,彭玉麟,和衷共济,速竟全功。扫穴擒渠,同膺懋赏!总以大局为重,不可稍存畛域之见……”[40]这无疑是最提醒曾国藩应该知道自己是干什么的,是吃哪碗饭的。面对同治帝给自己上的夹板,曾国藩只能违心地说:“仰见圣谟广运,指示周详,钦悚曷任!”[41]
刚刚过了几天,同治帝的又一道上谕就到了。
在这道上谕中,同治帝的语气更加严厉且不容置疑。
“此时贼势固结不解,必须将金陵迅速攻拔,使该逆无所依附,自成瓦解之势。前经叠谕李鸿章拨兵助攻金陵能否亲往,并令该抚酌办。现当事机紧要之时,李鸿章务当不分畛域,不避嫌怨,迅速遵办,力图共济,不准稍有推诿!”[42]
仅过三天,同治帝的上谕飞驰又至。言道:“现在群贼纷窜,总当速拔金陵。覆其巢穴。曾国藩当严饬曾国荃,督率所部,奋力图功,不得再有稽延。李鸿章恪遵前旨,不分畛域,拨兵助剿,或亲往会攻,毋稍嫌推诿。”[43]
从同治帝的这两道上谕中不难看出,他已经渐失耐心,对曾国藩、曾国荃,以及李鸿章均表示了不同程度的悻怒。首先是对曾国藩不满,主要是因为他磨叽,迟迟没有落实增兵金陵的圣谕。其次是对曾国荃不满,认为他有拖延之嫌。这从“不得再有稽延”一句中可窥一斑。三是对李鸿章不满,认为他对“嫌怨”“畛域”问题想得太多,不排除有“推诿”之嫌。
既然同治帝对迟迟拿不下太平天国的最后堡垒而龙庭震怒,那么调李鸿章前来助阵已经不是可商量或不可商量、可同意或不同意的问题了。
曾国藩欲调李鸿章会剿金陵,除了因为他“秉承圣谟,独据忠悃。每当艰险之际,恒匹马以当先。或遇绝续之交,持孤注以争胜。用能转危而为安,远攻而近守”[44]以外,而寄希望于李鸿章的精良装备。清同治三年(1864年)五月十二日,也就是朝廷命李鸿章驰援金陵的头两天,曾国藩就致信曾国荃“欲奏请少荃亲带开花炮队、洋枪队前来金陵会剿”。
金陵久攻不下,迫使曾国藩不得不从武器装备方面去考虑了。那么,能够在这方面助曾国荃一臂之力的也只有李鸿章一人。那么李鸿章为什么会有精良的武器装备呢?这就不得不承认李鸿章的远见卓识了。所以说李鸿章是晚清“善假于物也”的典型代表一点也不为过。
早在建立淮军伊始,李鸿章就想到了用西方的先进武器装备自己的军队,这也被世人包括曾国藩在内认定淮军屡战屡胜的法宝所在。在曾国藩看来,李鸿章的开花炮和洋枪绝对是制胜的关键,尤其是威力巨大的开花炮,对于轰击“坚而大”的金陵城最为得力,他明确告诉曾国荃,“且炸炮轰倒之城,实可骑马而登,胜于地洞十倍”。
调李鸿章前来助阵,虽然是因为逼不得已而为之,但曾国藩必须要考虑到曾国荃的心情。毕竟围困金陵两年,曾国荃几乎付出了全部的心血,眼看大功即将告成,却来了一伙瓜分胜利果实的,曾国荃无论如何是难以接受的。
果不其然,此事一经提出就冲了曾国荃的肺管子,遭到他的坚决反对。曾国荃向曾国藩直言:“少荃所管之事过多,来此一隅,似不相宜……”[45]不仅不同意李鸿章亲来助阵,就连调李鸿章的部下前来帮忙也断然拒绝。
曾国藩曾在书信中劝说曾国荃:“如奉旨饬少荃中丞前来会攻金陵,弟亦不必多心。”因为“功不必自己出,名不必自己成”。然而,曾国荃想要的就是这个功和名。面对即将到手的巨大功、名,曾国荃几乎丧失了理智,就像一头咬住了肉骨头的猛兽,任何力量都休想让他撒口。所以,任凭曾国藩苦口婆心,曾国荃就是耿耿于怀不点头。
1861年,李鸿章奉曾国藩之命编练淮军,成为淮军的创始人和领袖。既是曾国藩的入室弟子,又是经他一手力推出来的年轻俊才,淮军领袖,绝对是曾国藩亲信中的亲信,嫡系中的嫡系。可即使有这样的渊源,曾国荃仍然拒绝李鸿章赴金陵助战。
我们分析他的理由不外乎有以下三条。首先是虚荣使然。曾国荃比李鸿章小一岁,属于同龄人。尽管李鸿章是两榜进士出身,晋身行伍也比曾国荃早三年,但曾国荃成名却比李鸿章早得多。早在李鸿章还在给曾国藩当幕僚的时候,曾国荃就已经是湘军中“吉”字营的统帅了。尽管在表面上,两个人你干你的,我干我的,井水不犯河水,没有什么利益冲突,甚至还“相亲相卫”,但曾国荃没怎么把李鸿章放在眼里。虽然眼下遇到了困难,但曾国荃的虚荣之心仍在,打心眼里不赞成允许李鸿章前来助阵。说白了,曾国荃倒不是怕别的,只是怕丢不起人。其次是嫉妒作祟。李鸿章虽然出道晚于曾国荃,但进步却比曾国荃快。贡生出身的曾国荃,没有多少资本可以炫耀,只能靠拼命苦干,一级一级往上爬。由知府、道员、以按察使记名、实授浙江按察使、迁为布政使,到1863年擢浙江巡抚,曾国荃一共用了七年多的时间。而比曾国荃出道晚五年的李鸿章却顺风顺水,升授巡抚的时间比曾国荃还早一年。尤其是与太平军决战的后期,曾国荃仍然是拼死拼活玩命苦干,而李鸿章却巧借外国势力和装备,屡战屡胜,创下了赫赫的威名,就连同治帝都夸李鸿章“攻城夺隘,所向有功”。本来打下安庆后的曾国荃不可一世,趁势拿下金陵似乎指日可待,不在话下。不料,由于单兵冒进,深陷太平军的重围之中而进退维谷,不能自拔。而此时,驰骋在江、浙战场上的李鸿章却攻无不取,战无不胜,接连克复宜兴、溧阳、嘉兴、常州等地,取得了“苏州全境毕平”的辉煌战绩。这一战绩,让曾国荃嫉妒得牙根直泛酸水,同时也倍感压力。因为“任事最勇,进兵最速”的李鸿章肃清江苏以后,“人人皆望金陵之速克”,而已是孤城的金陵近在咫尺而久攻不下,惹得朝野上下“群疑群谤”丛生,这让曾国荃既感到很恼怒很心焦,同时也感到很被动很难堪更很受伤。再次是狭隘所致。生怕被分功、抢功,是曾国荃拒绝李鸿章的最主要原因。曾国藩决定饬调李鸿章会剿金陵城,曾国荃把脑袋摇得像一个拨浪鼓,死活就是一个不同意,这让曾国藩很费踌躇。曾国藩在给曾国荃的书信中坦然地说出来自己的犹豫。曾国藩说:“不请少荃来会剿,则恐贼城相持太久,饷绌太甚,弟以郁而病深。请少荃来会剿,则二年之劳苦在弟,一旦之声名在人,又恐弟以激而病深。故展转踌躇,百思不决。”[46]
虽然上有朝廷的寄谕,又有战事的需要,但曾国荃就是不同意,从清同治三年(1864年)五月十四日接到朝廷调李鸿章的寄谕至六月十六日最终攻克金陵城,曾国藩一连就此事给曾国荃写了十几封书信,不厌其烦地开导曾国荃,给他分析利害关系,该想到的都想到了,该说的也都说尽了,真是费尽了心思,不愧为亲兄弟。比如“独克固佳,会克亦妙”[47];“如苏军齐到成功,则弟受其苦,而少荃享其名。则既可以同膺懋赏,又可以暗培厚福。盖独享大名为折福之道,则与人分名即受福之道矣。如“苏军虽到,而城贼仍坚持不下如故,则谤可稍分,而责亦稍轻”[48];“少荃会剿金陵,好处甚多,其不好处不过分分占美名而已”[49];“无论少荃与余会剿与否,于弟威名微减,而弟之才德品望毫无损也”[50];“一人独成其功,不如与人共享其名之善也”[51]等。但不管曾国藩如何推心置腹,巧舌如簧,说得满嘴丫子起白沫儿,曾国荃就是一个坚决不同意。
深知曾国荃为人的李鸿章看得很明白,他是无论如何不会在曾国荃大功即将告成之际去分一杯羹的。于是,李鸿章以种种借口拖延驰援。洞若观火的曾国藩把李鸿章的心思看得很透,知道他“不欲分此垂成之功者”,不由大赞李鸿章“其意可敬”,气度、识见“过人矣”。
上有同治帝催命,下有曾国荃急功近利,还有一个李鸿章不愿意掺和,生生把身为统帅的曾国藩逼入了绝境。好在曾国荃很争气,未出一个月,硬是在没有援兵的情况下打下了金陵城,终使这场调兵风波到此结束,去了曾国藩的一块心病。